明代河南漕粮交兑地研究—基于直隶元城小滩镇为对象的历史考察

明代河南漕粮交兑地研究

—基于直隶元城小滩镇为对象的历史考察

郑民德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有明一代,河南漕粮交兑地经历了多次变化,最后方确定在直隶小滩镇交兑,这其中既受到了自然环境变迁、国家漕运策略调整、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纳漕民众与运军的诉求,而兑漕弊端、漕粮交兑与区域商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则充分体现了漕运在明代社会各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明代;小滩镇;交兑地;漕粮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基金项目:教育部青年基金“明清运河漕运仓储与区域社会研究”(15YJC770051)

河南为明代有漕省份之一,承担着缴纳国家税粮的重任。尽管相对于江南各省,河南漕粮数额较少,但因其并不位于京杭大运河直接流经地区,所以河南漕粮的交兑、运输异常的艰难,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与选择后,方确定于直隶小滩镇交兑。这种变化既与河道变迁、国家政策选择、漕弊整顿等因素密切相关,同时也反映了河南、直隶、山东三省之间在漕粮交兑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目前,关于明代漕运史的研究多关注于漕运制度、漕运与商业发展等方面,而对漕运与区域社会的研究较少涉及,对明代河南漕粮交兑地的探讨更无专门性的成果予以叙述。本文选取这一主题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明代河南漕粮交兑地变化的分析,揭示漕运对区域社会政治、经济、不同群体利益的影响。文章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明前期小滩交兑地的初步确立

明前期因国家漕运制度处于初创阶段,各项规章与律法尚不健全,所以没有形成完善的漕运系统,河南漕粮交兑地在该时期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中央漕运政策的制定、颁布、执行,会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民众的生活与地方政府的财税举措,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家、地方社会、百姓之间在漕运利益上既存在一致性,同时也有大量的矛盾与冲突,交兑地的确立是各方利益权衡与博弈的结果。

在河南漕粮交兑直隶元城县小滩镇之前,交兑地共有两处。其一为回隆镇,回隆镇位于卫河沿岸,水陆交通便利,在明清两朝分归直隶大名府的魏县(魏县清中期因水患被并入大名县与元城县,民国年间复置)或大名县,河南彰德府的安阳、内黄、临漳等县管辖,之所以分属两省、两府、四县,是因为回隆位于水陆要冲、商业发达、人口众多,是国家漕粮交兑枢纽与重要的漕运码头,所以不同行政区域都希望从中获取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大名府志》载,回隆“临卫滨,通四邑。”[1](P130) 《魏县志》亦记“回隆镇,去城西南六十里,魏县、安阳、临漳、内黄四县杂处,有巡检司,属内黄。明初河南及大名府属兑运在此,后改于元城小滩镇。”[2](卷一《疆域》)诸县杂处,地理位置优越,方便了河南有漕州县通过水路前往回隆纳漕,并进而刺激了回隆粮食业、货栈业、服务业的兴起。回隆交兑数年后,“以水涉不利而改小滩。”[3](卷七《休集》)卫河水环境的变化导致其兑粮优势丧失。另一处交兑地为卫辉,卫辉为河南有漕府县,加之卫河流经其境,所以非常便利于漕粮交纳,但永乐十三年(1415年)“黄、沁河溢,漂流民居,淹没禾稼,坏卫辉兑军仓粮,遂移于大名府小滩镇。”[4](卷一《舆地志上》)明初河南漕粮交兑于回隆、卫辉两地,这种本省之民纳漕于本省之地的做法,无论是漕粮管理、还是百姓输漕负担,都较为体恤民众的利益,但河道形势的恶化与自然灾害,导致这种局面发生了彻底改变,使河南纳漕于本省转向了直隶的小滩,并进而对区域社会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代河南省漕粮最终于小滩镇交兑,受到了历史、交通、商业基础、漕运政策等因素的影响。首先,小滩交兑有着悠久的历史,元朝就曾收兑河南漕粮。“小滩镇,府东北三十五里卫河滨。自元以来为转输要道,又东北三十里而达山东冠县。今河南漕运以此为转兑之所,有小滩巡司。”[5](p702)“河南兑粮水次,自元明以至本朝俱在直隶大名府元城县之小滩镇。”[6](卷十下《朱批李维钧奏折》)可见小滩交兑河南漕粮存在着继承性与延续性,自古就为卫河沿岸的重要漕储基地。其次,小滩镇有着优越的交通位置。“御河……淇、卫诸水之下流,自河南卫辉府境,流经浚县、滑县、内黄、魏县之境,又东北流,经此过小滩镇。”[7](p459)《大名县志》也记曰:“小滩南襟河洛,北通燕赵,东接齐鲁,西拱嵩行,舟车辐辏,民物阜殷,俨然一都会也。”[8](p458)优越的交通位置使小滩成为了水陆要冲,吸引了南北商人,使大量粮食与商货汇聚于此,有利于百姓买粮纳漕。最后,小滩位于直隶境内,有国家漕运、河工机构驻此,且靠近运河,运军兑粮便利,可以直输京师。“小滩镇,离东关三十里,地濒大河,军民生息之一都会也。豫省漕糈皆在市籴,有粮宪驻节衙署,每岁冬初,按临督运出河,始达京师。且地与齐鲁接壤,三省冲繁,防兵最为扼要。”[9](卷二《署廨》)

小滩镇主要收兑河南省彰德、河南、归德、开封、卫辉等府及山东东昌府部分州县漕粮,主要因这些区域的漕粮可以通过卫河及其支流输粮至小滩,可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负担。明初“漕之兑运,各有水次。凡水次:江南于瓜、淮,已又于九江,已又令瓜、淮运军过江就兑;湖广于长沙、汉口,已又于蕲州、汉口、城陵矶三处;江西于吴城,已又于进贤;河南于小滩;山东于济宁。”[10](p649)宣德八年(1443年)参将胡亮建言:“江西、浙江、湖广、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领兑,南京、江北船于瓜、淮领兑,其淮、徐、临、德诸仓,仍支运十之四。浙江、苏、松等船,各就本司府领兑,不尽者仍于瓜、淮交兑。其北边一带,如河南、彰德于小滩,山东济南州县于济宁,其余水此仿此。”[11](p131)关于明初小滩交兑,《大名县志》亦载天顺间“乃设三厂以积河南北郡邑粮米,而斯地交兑始专矣。”[8](p1811)从以上史料可知,无论是明初支运法,还是兑运法,小滩镇一直收兑河南漕粮,是江北地区重要的漕粮交兑基地。除河南外,小滩还收兑山东沿卫河部分州县漕粮,“京储自山东、河南而来者,悉至小滩镇兑运。”[12](卷二《山川志》)具体为“山东东昌府属观城、朝城、莘县、冠县在小滩交兑者,每石加耗米三升,折银给军,与河南同。”[13](卷三十五《漕运额数》)甚至因冠县距小滩较近,纳漕粮厂在此,百姓经常在此交纳漕粮与居住,形成了名为冠县厂的村庄。

明前期,中央政府对于小滩兑粮与小滩段河道管理非常重视,其中兑粮由户部监兑分司掌管,河道由管河都御史、北河郎中、管河主簿统筹挑挖、疏浚、物料购买等事务。户部监兑分司是户部下属机构,一般设于沿河重要的漕粮交兑地,主官为户部郎中或主事,为正五品或正六品,负责漕粮交兑事宜。小滩户部分司设置于弘治初年,“因言者建议,始差部属以莅之。复立户部分司于二司(河南左右布政使司)北畔。”[8](p1811)并建立了规模庞大的监兑衙署以供官员办公、休憩之用。明人张萱对此亦有记载“查得临、德、小滩各仓事例,差主事一员监收,其余地方俱听抚按官并守巡管粮等官督理,务使粮道疏通,军储充实。”[13](卷三十八《漕运后》)明初小滩与临清、德州等水次仓一样,属国家官方大型漕仓,往往收兑数省漕粮,是运河区域重要的粮储基地,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为保障运道畅通,中央与地方政府对于小滩段河道的管理、治理、修缮、维护也是非常的重视。成化十六年(1480年),“大名府元城县小滩官军兑粮,河道淤浅,宜于元城、馆陶二县增置主簿一员,职专疏浚。”[14](卷二百零七,成化十六年九月戊戌条)正德七年(1512年)又因“河南改兑粮小滩,河道剥浅其费不赀。”[15](卷九十五,正德七年十二月辛亥条)于是命每石漕粮加耗三升以给运军,并命管河都御史疏浚河道。但管河主簿级别较低,政令难以通达,管河都御史又非专职管理小滩河务,于是又“以内黄、南乐二县正河淤塞及小滩上下胶浅,黄芦河、乙字河,属大名兵备会同北河郎中管理。”[16](卷六十一,隆庆三年十二月乙丑条)这样小滩河道管理形成了专管、兼管平行的体系,从中央到地方州县都有具体负责的官员处理漕粮监兑、河道疏浚等事务,形成了完善的河政、漕政体系。

小滩镇虽建有兑漕粮仓,但只为暂贮,很快即被运军输往北京、通州以供皇室、官员食用,其中还有很大比例被运往边镇,以给军需。永乐十三年(1415年)疏浚会通河后,罢黜海运,“乃造遮洋船,每岁于河南、山东、小滩等水次兑运粮三十万石,内六万石于天津等卫仓收,二十四万内十四万石连耗折银六钱,俱从直沽入海,转运蓟州仓收,所谓支运也。”[17](卷十五《漕运》)《明史》亦载“每岁于河南、山东、小滩等水次,兑粮三十万石,十二输天津,十八由直沽入海输蓟州而已。”[18](p1916)宣德七年(1432年)令“官军运粮,各于附近府州县水次交兑……河南府州县民粮运至大名府小滩,兑与遮洋船官军领运。”[19](p112)总之,明代前期河南漕粮经历了回隆、卫辉等地的交兑,但时间较短,寻即移至直隶小滩镇,这既与河道变迁、国家漕运政策、交通等因素密切相关,还因为直隶靠近京师,便于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对于运军兑粮也是十分的便利。而漕粮交兑与河政管理等机构的设立,也说明了国家对漕粮、运道的重视,体现了明代“恃漕为命”的政治策略。

二 、明中后期小滩交兑地的反复与最终确立

明中后期,随着兑运法与长运法的实行,加之运道淤塞、漕粮改折、战乱兵燹等因素的影响,河南漕粮交兑地又经历了多次反复,在小滩、临清、馆陶、汤阴等地反复选择,这其中既有自然因素的影响,更夹杂了不同省份之间、河南省内、朝臣与地方官府、运军与纳漕百姓之间的利益博弈,深刻反映了明朝中后期国家漕运面临困境,亟须改革的现实。

正德元年(1506年),河南漕粮改兑临清。该年山东都司把总运粮指挥同知李正称往年收兑小滩河南兑粮,“去年以来,漳河河上,北岸自广平县,南岸大名府魏县至地名重村,被沙淤断,约有五十余里,船粮重载难行,军士今岁日夜涉水疏挑抗拽,不能前进,只得盘剥,所费比昔加倍。”[19](p143)于是建言暂改河南漕粮兑地于临清,并在原临清卫河船厂旧址建小滩粮厂,以纾运军之苦重国储,得到了朝廷同意。但临清交兑只为暂渡难关,很快又复小滩,正德三年(1508年)在漕臣建议下,又复临清,正德九年(1520年)户部议准“大名小滩水次,不许移易”[20](卷三十五《水次》),又复小滩。正德十五年(1520年)漳河决口,“过永和符恩东入于卫,出回隆之南五里,馆陶故道塞矣。”[3](卷七《休集》)导致小滩兑粮十分不便。嘉靖元年(1522年)河南抚按等官为减轻本省运粮负担,要求改小滩兑粮于内黄县之回隆镇,“及查清、隆二处俱非适中,照旧于小滩镇交兑。”[20](卷三十五《水次》)后河南官员又屡次请求交兑回隆,但均未被允许,当时“河南军饷旧兑于大名府小滩,有奏改他镇者,公(户部尚书许赞)曰利不百不变法,乃今增役创署劳费且十倍,勿改便。”[21](p743)于是“遮洋、山东二总岁运河南粮仍旧在小滩镇水次交兑。”[22](p2563)

万历十四年(1586年),河南漕粮又改兑于山东东昌府馆陶县。初,山东冠县知县张维新输冠县漕粮于小滩,“止饮歇家清茶一杯,赏银五钱,犹尔嗔索。维新怒责之,比征入清琐,遂疏论小滩奸弊,移兑馆陶。”[23](卷二十一《艺文》)由于小滩奸弊,压榨纳漕百姓,所以冠县知县张维新升任给事中后,希望将小滩贪腐之薮一扫而光,于是建言改兑馆陶,以减轻山东纳粮百姓负担。但十余年后,“不知馆陶久冷乍热,贪恶尤甚,且道路辽远,故今复移之。”[23](卷二十一《艺文》)不便于河南百姓纳漕,又回小滩。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河南巡抚钟化民为体恤本省纳漕民众,要求改小滩镇兑运于河南汤阴县五陵镇,中央“命下遣官勘验,未几,化民卒于官,议竟寝。”[24](p1217)此后,直到明朝灭亡,河南漕粮终兑于小滩,再无变革。河南漕粮交兑在明中后期历经多地,其中有因水道变迁、地方官体恤民情等因素所导致,但最终仍于小滩交兑,这是因为明朝统治者不思变革,总是力求漕运秩序的稳定性,而对纳漕现状与百姓困苦较少关注,正如万历内阁首辅申时行所说:“水次兑运,从小滩改馆陶,未久又复改之汤阴,屡更数易,似非事体” [25](卷六《答王巡按》),高层从心理上是反对变革的。

明中后期除数次改易漕粮交兑地外,小滩漕粮监兑机构级别也不断降低。万历之前,小滩兑运由户部派遣主事管理,属中央直辖,但其后发生变化。天启五年(1625年),“旧时小滩兑运设有监兑分司,自裁革后督以粮道,顾河南粮道与东省卫弁原无统辖,往往跋扈咆哮,不受约束” [26](卷六十一,天启五年七月庚午条),因河南漕粮兑于直隶,又由山东运军兑运,所以河南粮道管辖不便,巡按御史杨方盛请将小滩兑运归临清道兼管,以便弹压,“其小滩旧有大名道公署一所,乞稍加修葺,以为临清道驻节之地,从之。”[26](卷六十一,天启五年七月庚午条)崇祯元年(1628年),大臣宋师襄请复户部主事监兑旧制,朝廷议复“昔年原设监兑官五员……期间山东漕米兑于德州,河南漕米兑于小滩,查德州、临清俱原设有管仓主事,可以就便管理,合无将山东监兑并入德州仓兼管,河南监兑并入临清仓兼管,各加敕书一道,查照议单,协同粮道料理。”[27](《云南司》卷一)崇祯三年(1630年),河南官员会奏“议将督粮道移驻小滩,请加专敕兼辖元城、魏县等处,以便责成” [27](《云南司》卷四),并且指出临清仓户部主事虽兼小滩事“云虽监兑,业遣分司而事系兼摄,故去住不时,当无如该粮道移驻兼辖,则事权重而时久。”[27](《云南司》卷四)这样小滩监兑从最初的户部主事专官专事,到后期的河南督粮道兼管,标志着小滩政治地位的不断下降,这种局面的出现也充分体现了明代漕运由盛而衰的过程。

三、漕粮交兑弊端

明代小滩漕粮交兑弊端重重,其中既有监兑官员的徇私舞弊,也有仓储胥吏、地方土棍、无良商人的相互勾结,这些人员完全以漕运为利薮,搜刮、压榨纳粮百姓,不但混乱了国家漕政,败坏了吏治风气,而且引起了广大纳漕民众的怨言与反抗,使漕运秩序陷入混乱。面对危机,尽管中央政府与部分廉洁官员采取种种措施予以整顿,但随着国家吏治的整体腐化,整顿不能起到丝毫实效,弊端也逐渐病入膏肓,将明王朝带入了灭亡的深渊。

正德元年(1506年),“河南兑军粮米,惟彰德、卫辉二府虽收本色,临期亦有不敷,其余府分俱收轻赍银两,尽被小滩镇积年歇家、光棍贪图营利,前去邀接兜揽,专往临清、东昌等处籴买粗秕不堪粮米,展转迁延,致使军民递年争讼不已。”[19](p143)可见歇家、土棍等食利阶层已把持小滩镇的粮米买卖,导致兑粮质量低劣,军民矛盾激化。万历九年(1581年)巡仓御史顾尔行上奏水次兑粮三事,其一即为“小滩水次,向因河南粮户赍银至彼买米,致奸棍营求包揽,搀和不堪,宜行禁戢” [28](卷一百一十三,万历九年六月丙辰条),要求中央政府予以整顿,以肃漕政而重国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河南巡抚曾如春指出要清小滩积弊,须做三事,“一革斗歇以清弊源;一专责成以便兑运;一建仓廒以便贮积” [28](卷三百四十九,万里二十八年七月乙丑条),力图通过清弊、专责、建廒等措施恢复国家正常的兑漕秩序。崇祯年间,因边患日亟、内战不止,加之吏治腐败,小滩奸弊更日趋严重。崇祯二年(1629年)为筹集辽东边镇军饷,不断征发漕粮,“查东昌武城县解役亦运七年米至中途被该县赶回改折,河南祥符等县解官买完七年米,运至小滩,延挨旬月,私卖奔回,更余棍役有久已领批乘机沉匿,两处闪脱,银米俱无归着。”[27](《云南司》卷二)在当时军需用粮异常紧急的时刻,州县官员、仓储胥吏、地方土棍或将粮米改折,或勒索运粮百姓,或乘机盗窃漕粮与贪污银两,导致国家漕粮不敷所用,军事危机日趋严重。

崇祯三年(1630年)右佥都御使范景文上奏,对河南漕粮交兑于直隶,导致国困民乏的现实提出了改革建议,“河南固以直隶元城县小滩镇为水次者也,而额运漕粮实分征于舟楫不通之地。就小滩而籴买完官者,势也。以两河之民而赴籴三辅,其情俗既不相洽,以中州之官而遥制河朔,其威令又不相属,即极力振饬,终穷于臂指之不能互运……如豪贩高价,车脚增值,是害之在市侩者也;减价而买粗湿之米,袭舛而甘猫鼠之眠,是害之在委官与总部者也;借口常例而索不一端,以致耗费多而加派之苦贻累地方,任情搀和折乾而弊不一途,以致米色恶而挂欠之数亏损仓储,又害之在奸弁与滑旗者也。”([27](《云南司》卷四)同年有大臣再奏“中州免运,例在小滩,大河南北相去有千余里,既无舟楫可通,自不得不于小滩、道口等处就籴,而印官鞭长莫及,又不得不委粮官代买,然一经转委,而印官之能事起矣,粮官之垂涎起矣,闻中州州县有另征粮官盘费者,此亦小民苦累之一端也” [27](《云南司》卷一),提议将河南督粮道驻于小滩,以严肃漕政,清除积弊。关于河南漕粮交兑小滩之弊,甚至连崇祯年间的河南巡抚吴甡都无能为力,“小滩为奸蠹窟穴而辖于大名之元城,臣不得而禁也。监兑衙门往日常例使费尤难枚举,打点需索不饱其欲则勒掯刁难,以致委官解户视临、德为刀山戟林,不倾其身家性命不已者。”[29](卷五《按豫》)除监兑衙门的勒索外,更常见的为收粮胥役、奸商巨贾的胡作非为,“买米大弊在于以斛斗作市斗定价,夫市斗大而斛斗小,买之于市所用者市斗,交纳仓庾所用者斛斗,大约市斗六斗可纳斛斗一石,此小滩不易之规也。买役奸弊,谬称米价腾贵,此就市斗言之也。米或偶贵,然于市上买的六百石即可交纳一千石,则此四百石之价银独不可为腾贵之增添乎,乃以市斗之价谬作斛斗,恣意吞肥,上欺官府,下诓里民,间或遣人往查,通同作奸,此宿弊所以难清也。”[30](卷四《书牍》)正是由于不法胥役与商人的相互勾结,任意操纵市场,压榨纳漕百姓,才使小滩漕弊日甚一日,成无法治愈的痼疾。

针对小滩兑粮之弊,很多忧国忧民的正直官员也进行了清理与整顿。如嘉靖间户部郎中宋豸“监兑小滩,汰蠹清弊,贡余百万。”[31](卷六《人物志》)同时期河南参政乔世宁“督饷小滩,小滩商贾闭粜,转饷无由输官,因即其值以为利,世宁令转饷者分籴旁邑,奸商失利,民甚便之。”[32](卷五十七《人物三》)另一户部员外郎刘凤朝“督饷大通桥,监兑小滩,俱能革弊,以苏商民之困。”[33](卷十九《人物中》)隆庆进士李尚宾在任户部主事,监兑小滩时,“尽铲宿弊。”[34](卷八《北直隶顺德府》)贤能官员对于整顿小滩积弊起到了一定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打击了不良胥吏与奸商的嚣张气焰,当在当时漕政、仓政日益腐败的局势下,单靠一两个清廉官员的作为是不可能扭转积弊的,所以小滩之弊直到明末都没有得到消除。

四、结语

明代河南漕粮交兑之地经历了多次变化,但国家为照顾运军的利益,总体趋向于卫河较下游的小滩,即便因河道状况变化会有所调整,但很快即复。尽管河南、山东官员为体恤本省百姓长途交兑的辛苦,曾多次要求中央政府将交兑地改于河南或山东,但或被否定,或不能长久坚持,可见国家坚持漕运稳定性的目的大于地方利益。另外小滩漕粮监兑管理在明代的地位是不断下降的,这既与明中后期运河淤塞、漕粮改折有很大关系,同时还受到了当时战乱、灾荒等因素的影响,漕运秩序的失衡使其行政管理的属性日益削弱。再次,小滩交兑之弊在明中后期不断恶化,其中夹杂着监兑官员、仓储胥吏、无良商人、地方土棍之间的勾结,这种情况的产生除了隔省交兑、呼应不灵的原因外,还由于大环境下漕政、仓政日益腐朽而导致的,尽管中央与某些官员进行了整顿,但积弊已深,根本无法做到标本兼治。最后,漕运交兑与所在区域的商业发展密切相关。交兑于小滩时“镇濒卫河,民居稠密,舟车辐辏” [12](卷一《疆域志》),离开小滩时“市税顿减,官民大不便。”[35](卷三)粮交兑于馆陶与离开馆陶的区别尤为明显,“先年河南粮厂驻北门卫河之侧,商贾云集,运军、大户共食于斯也。不意明末粮厂移至直隶小滩镇,军户已去,商贾不来,又迭经战火,册上人丁半属虚数。”[36](卷六《赋役考》)可见漕粮交兑地的得与失,直接关系到城镇与商业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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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