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漕运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

胡梦飞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  山东聊城  252059)

内容摘要

金龙四大王是明清时期国家正祀河神,也是黄、运沿岸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水神之一,具有护佑漕运、防洪护堤等职能。明代以前并无专门的运河水神和漕运保护神,漕粮运输过程中存在诸多艰难险阻,再加上黄河水患对漕运的严重威胁,使得信仰的出现成为一种必需。明代儒家原理主义思想盛行,极为重视人格神生前的德行或义举,经过文人改造后的金龙四大王谢绪,完全成为忠义的化身,这也是导致其传播和盛行的重要原因。金龙四大王庙宇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与漕运及河患密切相关。金龙四大王信仰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信仰群体主要为河漕官员和漕军、运丁,漕粮运输和河漕治理的现实需要是其形成和传播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

明代;漕运;河患;金龙四大王信仰

作者简介:

胡梦飞,(1985年—),男,山东临沂人,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和运河文化史。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民间信仰研究”(16DLSJ07);聊城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金龙四大王信仰研究”(项目编号:321051519)阶段性成果。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水神信仰极为盛行,祭祀各种水神的庙宇遍布运河沿岸的城镇和乡村。在众多的水神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对黄河河神和漕运保护神金龙四大王的祭祀和崇拜。[1]通过对金龙四大王信仰这一运河区域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对于我们深化运河文化史、区域社会史研究,探讨明代国家的祭祀体系及社会群体心理,促进运河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依据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在分析明代金龙四大王信仰形成背景的同时,探讨其在运河沿线区域的庙宇分布及对明代国家漕粮运输和河漕治理活动的影响。

一、因漕而兴:漕运与信仰的兴起和传播

明清两代定都北京,漕运成为封建王朝重要的经济命脉。黄仁宇在其《明代的漕运》中说:“明代宫廷对它(运河)的依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历代王朝”。[2]“漕为国家命脉所关,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需漕固不重欤?”[3]大学士徐阶在其《漕运新渠记》中称:“国家建都燕蓟,百官六军之食,咸仰于东南漕运者,盖国之大计也。自海运罢,而舟之转漕独滋一线之渠,其通与塞,又国之所谓大利大害也”。[4]

明代大运河自北向南分为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明史•河渠志》记载:“自昌平神山泉诸水,汇贯都城,过大通桥,东至通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通州而南至直沽,会卫河入海者,白河也。自临清而北至直沽,会白河入海者,卫水也。自汶上南旺分流,北经张秋至临清,会卫河,南至济宁天井闸,会泗、沂、洸三水者,汶水也。自济宁出天井闸,与汶合流,至南阳新河,旧出茶城,会黄、沁后出夏镇,循泇河达直口,入黄济运者,泗、洸、小沂河及山东泉水也。自茶城秦沟,南历徐、吕,浮邳,会大沂河,至清河县入淮后,从直河口抵清口者,黄河水也。自清口而南,至于瓜、仪者,淮、扬诸湖水也。过此则长江矣。长江以南,则松、苏、浙江运道也。”[5]运道全长三千余里,地跨南北,所经区域地形地貌千差万别、河流水系错综复杂,漕船航行其上,遭遇险阻在所难免,其中主要有江面风险(江险)、湖泊风险(湖险)、黄河之险(河险)、徐州洪和吕梁洪之险(洪险)、山东段运河过闸之险(闸险)等。

镇江枕山临水,素有“黄金水道”之称。自魏晋时期开始,江淮地区的各种物资就经由西津渡转运至全国各地。至隋唐,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镇江随之成为南北漕运的咽喉要道。位于长江、运河交汇处的西津渡水运极为繁忙,同时也极为艰险。至顺《镇江志》记载西津渡:“乃南北冲要之地,江浙闽海悉由此以达京师,使命客旅,络绎往回,日不暇给。其渡北对瓜洲,东连海口,江面广阔,金山屹立中流,盘涡旋激,………险恶尤甚”。[6]每遇疾风卷水,黑浪如山,樯倾楫摧,呼号之声惊天动地。“无辜之民横罹风涛之厄,身命货财顷刻俱丧,较之遇盗为虐尤惨”。[7]

淮安清口至扬州仪征(明代称仪真)、瓜洲之运道,称为“湖漕”,总长三百余里。《明史•河渠志》记载:“湖漕者,由淮安抵扬州三百七十里,地卑积水,汇为泽国。山阳则有管家、射阳,宝应则有白马、汜光,高邮则有石臼、甓社、武安、邵伯诸湖。仰受上流之水,傍接诸山之源,巨浸连亘,由五塘以达于江”。[8]除南北两端之仪真河、瓜洲河及清江浦河为人工开凿以外,其余运道在明代前期均为沿线湖泊。被当做运道的湖泊,由北到南有宝应湖、白马湖、清水湖、氾光湖、界首湖,高邮之高邮湖、张良湖、七里湖、新开湖、甓社湖,江都县之邵伯湖。

诸湖之水于春、夏、秋之季节,系风平浪静时期,船只航行于湖面颇为顺利;但到冬季以后(九月至次年三月),每逢西北风起,湖水常被刮起滔天巨浪,船只若不幸至此,常被风浪覆没。成化八年(1472年)三月,总理河道、刑部左侍郎王恕描述高邮湖之险状:“每遇西风大作,波涛汹涌,损坏船只、钱粮、人命不可胜计”。[9]成化十四年(1478年)三月,太监汪直言:“高宝、邵伯、宝应、白马四湖,每遇西北风作,则粮运官民等船,多被堤石、樁木等冲破漂没”。[10]刘健《高邮州新开康济河记》云:“其西北则兴七里、张良、珍珠、甓社诸湖,潆洄数百里,每西北风大作,波涛汹涌,舟与沿堤、故椿遇辄坏,皆沉溺”。[11]隆庆六年(1572年),总理河道都御史万恭统计,隆庆五年(1571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宝应湖遭灭顶之灾的人数达一千余人,本年三月二十日,亦有八百余人;致漂没之粮船则无法计算。[12]明人李廷机《宝应新开运河成记》载:“宝应故氾光湖,延长三十五里,弥漫衍溢,不见涯矣,而槐角楼处湖中,如箕焉,风之所激,为洪涛巨浪,飘摇冲击,即败之覆没,无完艘者”。[13]万历三十年(1602年)九月,高邮人李直《总河尚书晋川刘公祠记》云:“诸湖积水,汪洋绵亘三百余里,东西湖面,动阔百余里而遥,中仅一线土石堤障之用济,牵挽舳舻往来,幸而风恬浪静,则湖光如镜,水天一色。……若舟行半渡,西风大作,则雪浪翻空,鲸波撼地,前无汀港可就,旁无岸湾可趋,帆樯不及转,而风涛浪起之祸至矣。且一线薄堤,最易崩决,每一崩决,洪水滔天,民田庐舍,尽为陆海,此方之民得免鱼鳖者,数岁中无二三”。[14]

由上可知,湖险较之江河之险危害更为严重,此因淮南之地势是西边高而东边低,所以高邮、宝应等湖泊之地势较泰州、兴化高出约一丈至八尺不等。逢西北风大作,船只遇此巨涛,极易翻覆,且湖堤一旦被冲垮,临湖各州县亦极易受灾。嘉庆《扬州府志》记载万历十九年(1591年)冬十月,“扬州湖、淮涨溢,决邵伯堤五十余丈,高邮南北俱冲”。[15]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高、宝湖水涨漫,邵伯河堤决,坏民庐舍”。[16]湖泊密布的地理环境,风涛巨浪产生的严重危害、漕粮运输的现实需要是导致沿湖各州县水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

明代徐州至淮安段运道因借用黄河河道,被称为“河漕”。明代中后期黄河的泛滥溃决对漕运的正常运行构成了严重威胁。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九月,“河决徐州房村集至邳州新安,运道淤阻五十里”。[17]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七月,“黄河大决于沛县,漫昭阳湖,由沙河之二洪,浩渺无际,运道于塞百余里”。[18]隆庆三年(1569年)七月,黄河再决沛县,“茶城淤阻,粮艘两千余皆阻邳州”。[19]隆庆四年(1570年)九月,“河复决邳州,自睢宁白浪浅至宿迁小河口,淤百八十里,粮艘阻不进”。[20]隆庆五年(1571年)四月,“河复决邳州王家口,自双沟而下,南北决口十馀,损漕船运军千计,没粮四十万馀石,而匙头湾以下八十里皆淤”。[21]这种状况直到万历年间泇运河开凿之后才有所改观。

元明时期徐州有徐州洪和吕梁洪两处险段。“洪”是方言,“石阻河流曰洪,盖河、 泗诸水疾下而南,为石所束,崩腾呼号,势如奔马;舟从上下,稍触两涯石齿,辄摧覆不可复救”。[22] 二洪即泗水之上的徐州、 吕梁二处激流。泗水流经徐州时,因受两侧山地所限,河道狭窄,水中怪石受到冲击,形成了秦梁洪、 徐州洪、 吕梁洪三处急流。黄河夺汴泗入淮经徐州,必过徐、吕二洪。正统《彭城志》有“三洪之险闻于天下”之说,三洪之中以吕梁洪最为险恶。元人赵孟頫在其《吕梁洪关尉庙碑记》中描述了吕梁洪的险恶,而每当过洪,船主、 纤夫、 艄公人等无不“舣舟躬楫,股慄睥睨而不敢发”。于是“莫不宰牲釃酒,恭谒庙貌,睢盱傎伺,以听神命,吉凶逆从,昭答如响”。[23]元人袁桷《徐州吕梁神庙碑》记载吕梁洪:“余宦京师,过近吕梁者焉,春水盛壮,湍石弥漫,不复辨左回右激。舟樯林立,击鼓集壮稚,循崖侧足,负绠相进挽。又募习水者,专刺棹水。涸则岩崿毕露,流沫悬水,转为回渊,束为飞泉,顷刻不谨,败露立见,故凡舟至是必祷于神”。[24]明人李东阳《重修吕梁洪记》记载:“吕梁之为洪有二,上下相距可十里,盖河之下流于济水,会于徐以达于淮。……洪石狞恶廉利,虎距剑擢,阳搤阴龃,中仅可下上,水势为所束不得肆,则激为飞流,怒为奔湍,哮吼喧哄,见者皆骇愕失度。巨缆弦引,进不得尺寸。乘流而放,瞥掠瞬送,迅不复措手,其艰如此”。[25]

徐州洪在宋元时又称“百步洪”,位于徐州城东南二里处,因巨石盘踞地中,长百余步而得名,“汴泗流经其上, 冲激怒号,惊涛奔浪,迅疾而下,舟行艰险,少不戒即破坏覆溺”。[26]明人彭文宪在其《徐州洪兴造记》中描述徐州洪:“洪石巉岩峭厉,星列棋布。当水势之所冲激,其声崩腾喧豗,雷霆轰而虎兕阚,舟人至此,莫不心骇目眩,相与祷神戒力,而后敢过,倘一失平,则舟触隐石,应声破损,其险且不测如此”。[27]明代弘治年间,朝鲜人崔溥在经过徐州时曾亲眼看到过徐州洪,后来在其著作《漂海录》中对徐州洪之险状亦做了记载:“过至百步洪,泗、洙、济、汶、沛水合流自东北,汴、睢二水合流自西北,至徐州城北,泗清汴浊会流,南注于是洪。洪之湍急处虽不及吕梁之远,其险峻尤甚。乱石错杂,磊坷如虎头鹿角,人呼为翻船石,水势奔突,转折壅遏,激为惊湍,涌为急溜,轰震霆,喷霰雹,冲决倾泻,舟行甚难”。[28]

徐州至临清六百八十里运道被称为“闸漕”。《明史•河渠志》记载:“闸漕者,即会通河。北至临清,与卫河会,南出茶城口,与黄河会,资汶、洸、泗水及山东泉源。……自南旺分水北至临清三百里,地降九十尺,为闸二十有一;南至镇口三百九十里,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七。其外又有积水、进水、减水、平水之闸五十有四。……其后开泇河二百六十里,为闸十一,为坝四。运舟不出镇口,与黄河会於董沟”。[29] 由于闸坝众多,因而导致漕船过闸极为艰难。这在明人文集中多有描述。李流芳《檀园集》载:“济河五十闸,闸水不濡轨。十里置一闸,蓄水如蓄髓。一闸走一日,守闸如守鬼。下水顾其前,上水还顾尾。帆樯委若弃,篙橹静如死。京路三千余,日行十余里。迢迢春明门,何时能到彼”。[30]顾璘《息园存稿》云:“三日不下一闸门,几时端可到清源。老夫白饱尚可饱,漕卒赤拳谁可论”。[31]姚之駰《元明事类钞》云:“新河十里分三闸,闸束水奔河势狭。万艘昂昂拥不前,我愁渡闸如渡峡”。[32]

漕运官员的主要职责保障漕粮运输的畅通无阻,漕运官员若未能按时完成漕粮运输任务,则要面临严重的处罚。《明史•食货志》载:“宪宗立运船至京期限,北直隶、河南、山东五月初一日,南直隶七月初一日,其过江支兑者,展一月,浙江、江西、湖广九月初一日。通计三年考成,违限者,运官降罚。”[33]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定漕运程限,每岁十月开仓,十一月兑完,十二月开帮,二月过淮,三月过(徐州)洪入闸,四月到(张家)湾,永为定例”。[34]漕粮运输的艰辛及其自身肩负的职责,使得漕运官员无不企望漕运顺畅,当人力无所施,则祈求神灵的保佑。

漕运官军负责国家漕粮的运输,常年往返于运河之上,涉江过河,艰险无比。景泰年间,总督漕运王恕奏疏云:“况涉历江湖、过闸、过坝、盘滩、剥浅,辛苦万状,或不幸又有遭风覆没之虞,四五个月不得到京”。[35]明人陈时明奏疏云:“况漕运之粟,近亦千数百里,远者往返万余里,计其程途,非周岁不能至。有江湖风涛之险,有洪坝搬运之劳,有开渠闸浅之患。当夫秋冬之交,河水流澌,犹裸身入水牵舟,不幸舟败米漂,则货家易产以偿官,犹不足,则逃窜四方”。[36]险恶的航行条件使得漕粮运输过程中漂溺、沉没之患在所难免,一旦漕粮漂没,漕船翻覆,漕军、运丁生命财产往往得不到保障。即使有幸保住性命,也要面临偿付漕粮之责,其中艰辛不言而喻,故所经之处,往往建庙祀神,祈求保佑。

金龙四大王的人物原型为谢绪,最早记载其生平事迹的是南宋遗民吴县徐大焯的《烬余录》。[37]此时的谢绪还只是一个有气节的文人形象,并非宋室外戚、重臣之后。有关金龙四大王最早的记载出现于正统年间大学士陈文(1405—1468)的《重建会通河天井闸龙王庙碑记》。碑文记载济宁天井闸旧有金龙四大王庙,建时不详,“凡舟楫往来之人皆祈祷之,以求利益,岁久颓毁”,漕运参将汤节率僚属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捐资重修。[38]官方记载最早的一座祭祀金龙四大王的专祠建于景泰七年(1456年)的沙湾,但在前一年(1455年)所建的沙湾感应祠中已供奉有金龙四大王神像。[39]这说明最晚在景泰七年(1456年)之前,金龙四大王信仰就已出现并存在,但这一时期的金龙四大王究竟是谁,其神迹如何,仍有待考证。[40]

有关金龙四大王为南宋文人谢绪的说法直到明代中期以后才广泛出现。嘉靖年间的文人徐渭(1521-1593)在其所撰《金龙四大王庙碑记》云:“王,姓谢,名绪,宋会稽诸生,晋太傅安之裔也。祖达,某有兄三人,曰纪、曰纲、曰统。王最少,行第四,居钱塘之安溪,后隐金龙山白云亭。……元末,我太祖与元将蛮子海牙战于吕梁,元师顺流而下,我师将溃,太祖忽见空中有神披甲执鞭、驱涛涌浪,河忽北流,遏截敌舟,震动颠撼,旌旗闪烁,阴相协助,元师大败。……太祖嘉其忠义,诏封为金龙四大王。金龙者,因其所葬地也;四大王者,从其生时行列也。自洪武迄今,江淮、河汉、四渎之间屡著灵异。”[41]万历年间,内阁大学士朱国桢(1558-1632)在其《涌幢小品》中亦记载:“金龙大王,姓谢名绪,晋太傅安(谢安)裔,金兵方炽,神以戚畹,愤不乐仕,隐居金龙山椒,筑望云亭自娱。咸淳中,浙大饥,捐家赀饭馁人,所全活甚众,元兵入临安,掳太后少主去,义不臣,赴江死,尸僵不坏,乡人义之,大明兵起,神示梦,当佑圣主。时傅友德与元左丞李二战于徐州吕梁洪,士卒见空中有披甲者来助战,虏大溃,遂著灵应。永乐间,凿会通渠,舟楫过洪,于是建祠洪上”。[42]笔者推测,这可能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河患日益严重、治河活动频繁有关,其首次“显灵”地点为黄运交汇、河患严重、漕运艰难的徐州吕梁洪即是例证。频发黄河水患构成了对漕运的严重威胁,漕粮运输和河漕治理的现实需要推动了神灵信仰的完善和发展。从景泰七年(1456年)在沙湾创建金龙四大王专祠,至嘉靖年间(1522-1566)金龙四大王神迹的产生,金龙四大王信仰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期间文人不断对其形象进行改造,其神迹亦逐渐变得充实而丰富,并最终为官民所普遍接受。

明代以前并无专门的运河水神和漕运保护神,漕粮运输过程中艰难险阻不断,使得运河水神的出现成为一种必需。基于漕运的重要性,有关运河水神的崇祀自然引起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这亦是造成金龙四大王等运河水神信仰在明代逐渐形成并日益盛行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具有护佑漕运、保障水上航运安全的神灵除金龙四大王外,还有晏公、萧公等水神。金龙四大王之所以能成为官方正祀的河神,为明朝官方所认可,还得益于金龙四大王谢绪的忠义形象。“明朝奉行儒教原理主义的祭祀政策,重视人格神生前的义行,明初被列入王朝祀典的人格神几乎都是先帝、明王、忠臣、烈士之类。明中期,儒教原理主义祭祀观念更为盛行,原本属于忠臣、烈士的人格神迅速走强。”[43]经过文人改造后的金龙四大王谢绪,完全成为忠义的化身,其在徐州吕梁洪之战中“显灵”助战大败元军的传说更是突出了其忠义形象,迎合了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因而得到明代官方的肯定和认可,这是晏公、萧公等民间水神所无法比拟的。谢绪的忠义形象和正统色彩是导致其传播和盛行的重要原因。

二、南北皆祀:神灵庙宇的地域分布

明代是金龙四大王信仰的产生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金龙四大王庙宇主要分布于运河沿岸地区。至正统年间,金龙四大王信仰在南至吕梁洪、北到临清一线已极为盛行。“自吕梁、徐州以达临清,凡两岸有祠皆祀金龙四大王之神”。[44]“军民输京师之赋者,凡四百余万石,舟楫之行计万五千余艘,皆赖神之护佑”。[45]依据相关史料,将明代运河沿线区域金龙四大王庙宇数量及分布情况统计如下:

明代运河区域金龙四大王庙宇分布情况表(略)

据上表统计,明代运河沿线区域共有金龙四大王庙宇34处。除沧州、德州、临清等部分庙宇外,大多数庙宇分布在山东的兖州府以及南直隶的徐州(直隶州)、淮安府境内,形成中心祭祀区,这三地的庙宇共有24座,占到了庙宇总数的71%,这与三地黄河水患严重、治河活动频繁以及漕船航行艰难有密切关系。此外,金龙四大王庙宇分布的南北差异明显,若以淮安为运河南北分界,则北方庙宇共计27座,而南方仅7座,且建成时间普遍较晚。由此可见,虽然金龙四大王信仰有着显著的江南背景,但其在运河北段的传播要远盛于南方。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明朝初年是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形成时期,而到嘉靖、万历年间,其信仰已在运河沿岸地区广泛传播,有明一代的金龙四大王的庙宇亦多建于这一时期。从信仰群体看,修建庙宇的主要是河漕官员、地方官员、漕军、商人等群体,鲜有士绅、船户、僧人等群体的参与,尚未真正在民间普及。

三、护漕济运:神灵信仰的功能及影响

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官方信仰同样如此。运河是明清两代的政治和经济命脉,漕运更是关系封建王朝的生死存亡。明清国家“祭祀金龙四大王旨在捍御河患、通济漕运。当官方的此种诉求得到满足时,便会祀神报功”。[46]景泰初年,张秋、沙湾一带水患严重。景泰七年(1456年),“建金龙四大王祠于沙湾,命有司春秋致祭,从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奏请也”。[47]弘治八年(1495年)正月,刘大夏筑塞黄陵冈及荆隆口等处决口,“帝以黄陵冈河口功成,敕建黄河神祠以镇之,赐额曰昭应。”[48]正德十一年(1516年),总理河道左侍郎赵璜言:“黄陵岗旧有昭应河神之祠,自河决梁靖口以来,遂至荡覆无余,祀礼久缺,今治河工成,宜答神贶,乞重造祠宇,令有司以祀致祭。”[49]嘉靖六年(1527年)六月,“诏建河神祠于沛县,时漕河复通,议者以为神助,请复其故宇,春秋致祀,工部为请,从之”。[50]隆庆三年(1569年),河决沛县,茶城运道淤塞,漕船受阻于邳州,不能正常通行。[51]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遣总理河道万恭致祭金龙四大王和分水龙王之神:“兹者漕河横溢,运道阻艰,特命大臣总司开濬。惟神职主灵源,功存默相,式用遣官,备申祭告。伏望鉴兹重计,纾予至怀,急竭洪澜,佑成群役,俾运储以通济,永康阜于无疆。”[52]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黄河在沛县决口,以致上下二百余里运道俱淤,工部尚书、总理河道朱衡抵达济宁议开新河。次年九月,南阳新河开通,“漕舟悉达京师”,奉敕建金龙四大王庙于鱼台县新河堤上,以答神庥。[53]

天启六年(1626年)五六月间,因黄水倒灌,以致清口泥沙淤积,漕运受阻,时任总督漕运的苏茂相束手无措,于是求助于河神,率文武官员赴清口,祷于大王及张将军神祠。祀神之后,恰好天降大雨,漕运得以恢复畅通,于是认为这一切都是神灵显佑的结果,对河神的“神力”愈发深信不疑,故在事后奏请敕加封号以酬神。[54]天启六年(1626年)九月,“以清口发水,粮船速济,加封河神护国济运龙王通济元帅,从总漕苏茂相请也”。[55]崇祯十三年(1640)大旱,睢宁黄河水量锐减,临清运道也颇为浅涩,以致漕船无法通行。于是,敕封河神金龙四大王,加号“宏佑感应”。[56]明朝官方对金龙四大王的祭祀和黄运河道的治理密切相关,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祈求神佑,以求黄河安澜、漕运畅通。

金龙四大王信仰带有很强的流动性和迁移性,漕军、商人成为传播信仰的重要媒介。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杭州右卫指挥使蔡同春参与邳州直河口金龙四大王庙的重建,其《金龙四大王庙记》云:“直河一口,乃襟喉之要区,官旌至此,必割羊酹酒,击鼓扬旌惴惴焉。……旧有金龙四大王祠,往为洪涛所啮,沧桑屡变,迁徙不常,神无依焉。同春承祖爵,岁乙卯,部浙杭右卫之运,历睹险危,即密祷而默祈。丙辰,谬转上江,有夏镇之役,信宿而过,未逞展敬。丁巳,适奉漕台唐公简委直河催督,驻扎其地,六月觅祠虔告。里人毛氏偕道流已新其址于故祠之左,鸠材经始,神之庙像尚需法身未就,遂捐傣值若干金,命工装像,刻期落成,以酬夙绩”。[57]光绪《丹徒县志》记载丹徒县金龙四大王庙在城西西津坊关帝庙左,“万历末,运军及商贾建庙江口”。[58]除河漕官员、漕军运丁外,从事水路运输和长途贸易的商人商帮亦是信仰传播的重要群体。由于本文主要探讨漕运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笔者将另作专章进行论述。

四、结语

金龙四大王是明清时期运河沿线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水神,其兴起和传播都与运河有着紧密的联系。明代以前并无专门的运河水神和漕运保护神,漕粮运输过程中艰难险阻不断,使得运河水神的出现成为一种必需。金龙四大王庙宇的分布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与漕运、黄河水患关系密切。越是漕运艰难、河患严重的地区,金龙四大王信仰就越为盛行。金龙四大王信仰作为黄河河神和漕运保护神,对明代漕粮运输和河漕治理活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河工告竣或漕运恢复畅通后,明代国家往往通过敕加封号、修建庙宇、隆重祭祀等方式以酬神报功。在漕粮运输过程中,漕运官员和漕军、运丁则通过祈祷和祭祀神灵获得心理慰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金龙四大王信仰还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信仰群体主要为河漕官员和漕军、运丁,间有商人和商帮的崇祀,尚未真正在民间社会广泛传播和盛行。清朝建立后,继承明朝的传统,不断对金龙四大王进行敕封,才将官方和民间对金龙四大王的崇祀推至顶峰。

 

 

[1] 有关金龙四大王信仰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王云《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崇拜》(《民俗研究》2005年第2期)论述了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内金龙四大王信仰的起源、发展及演变情况。向福贞《济宁商帮与金龙四大王崇拜》(《聊城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分析在济宁商帮在金龙四大王信仰传播中的作用。申浩《近世金龙四大王考——官民互动中民间信仰现象》(《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详细考证金龙四大王信仰的起源及其演变情况,并分析了金龙四大王信仰中的官民互动现象。王元林、褚福楼《国家祭祀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暨南学报》2009年第2期)从明清国家祭祀的角度分析祭祀的方式、官方心态、行为方式及其影响。张晓虹、程佳伟《明清时期黄河流域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地域差异》(《历史地理》2011年第25辑)分析了黄河流域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地域差异及其成因。吴欣《明清山东运河区域“水神”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9期)一文对山东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信仰亦有所涉及。

[2] 黄仁宇:《明代的漕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3] (清)傅維鱗:《明书》卷六十九《河漕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3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97页。

[4] 张纪成等:《京杭运河<江苏>史料选编》,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年,第170页。

[5]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五《河渠三•运河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77-2078页。

[6] (元)脱因修,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二《津渡》,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71号,据元至顺三年刻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12页。

[7] (元)脱因修,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二《津渡》,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71号,据元至顺三年刻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12-113页。

[8]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五《河渠三•运河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79页。

[9] (明)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五十一《议开河修塘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50页。

[10] 《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七十六,成化十四年三月辛卯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1962年,第11页。

[11] (明)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五十一《高邮州新开康济河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48页。

[12] (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五十一《创设宝应月河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册,第3783页。

[13] (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六十《宝应新开运河成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册,第5041页。

[14] (清)杨宜仑、沈之本等修纂:嘉庆《高邮州志》卷十一《艺文志•记》,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46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511-512页。

[15] (清)阿克当阿等修纂: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七十《事略志六•附祥异》,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4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576页。

[16] (清)阿克当阿等修纂: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七十《事略志六•附祥异》,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4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577页。

[17]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三《河渠一•黄河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36页。

[18]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五《河渠三•运河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87页。

[19]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五《河渠三•运河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89页。

[20]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三《河渠一•黄河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40页。

[21]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五《河渠三•运河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90页。

[22] (清)吴世熊、朱忻等修纂:同治《徐州府志》卷十四《祠祀考》,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6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47页。

[23] (清)吴世熊、朱忻等修纂: 同治《徐州府志》卷十四《祠祀考》,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6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47页。

[24]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五《徐州吕梁洪神庙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40页

[25] (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五十四《李西涯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册,第427页。

[26] (清)吴世熊、朱忻等修纂:同治《徐州府志》卷十四《祠祀考》,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6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47页。

[27] (明)杨宏、谢纯撰,荀德麟、何振华点校:《漕运通志》卷十《漕文略》,淮安文献丛刻(一),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年,第286页。

[28] (朝鲜)崔溥:《漂海录-中国行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23页。

[29]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五《河渠三•运河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90页。

[30] (明)李流芳:《檀园集》卷一《闸河舟中戏效长庆体》,《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01页。

[31] (明)顾璘:《西园存稿诗》卷十四《阻浅拨闷十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46页。

[32] (清)姚之駰:《元明事类钞》卷二《地理门•渡闸》,《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页。

[33]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九《食货三•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21页。

[34] 《明神宗实录》卷二,隆庆六年六月庚申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1962年,第60页。

[35] (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九《议事奏状》,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册,第302页。

[36] (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二十九《严武备以壮国威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册,第2403页。

[37]  (元)徐大悼:《烬余录•甲编》,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265页。

[38] (明)谢肇淛:《北河纪》卷八《河灵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6册,第716页。

[39] (明)谢肇淛:《北河纪》卷八《河灵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6册,第711页;《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七十三,景泰七年十二月戊申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1962年,第5765页。

[40] 有关金龙四大王起源地的考证详见褚福楼:《明清时期金龙四大王信仰地理研究》,暨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13页。

[41] (明)徐渭撰:《徐渭集》补编《金龙四大王庙》,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98页。

[42]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十九《河神》,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38页。

[43] 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7-188页。

[44] (明)谢肇淛:《北河纪》卷八《河灵纪》,《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16页。

[45] (明)王琼:《漕河图志》卷六《碑记》,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第266页。

 

[46] 王元林、褚福楼:《国家祭祀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211页。

[47]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七十三,景泰七年十二月戊申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1962年,第5765页。

[48]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三《河渠一•黄河》,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24页。

[49] 《明武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一,正德十一年九月巳亥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1962年,第2780页。

[50] 《明世宗实录》卷七十七,嘉靖六年六月癸亥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1962年,第1721-1722页。

[51]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五《河渠三•运河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89页。

[52] (明)谢肇淛:《北河纪》卷八《河灵纪》,《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13页。

[53] (清)仲学辂编:《金龙四大王祠墓录》卷四《外录》,《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59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692页。

[54] (明)宋祖舜、方尚祖等:天启《淮安府志》,荀德麟、刘功昭、刘怀玉点校,淮安文献丛刻(六),北京:方志出版社,2009年,第823页。

[55] 《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六,天启六年九月乙酉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1962年,第3681页。

[56] (清)康基田:《河渠纪闻》卷十二,《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第2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54页。

[57] (清)仲学辂编:《金龙四大王祠墓录》卷四《外录》,《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59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693页。

[58] (清)何绍章、冯寿镜等修纂:光绪《丹徒县志》卷五《庙祠》,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

来源: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