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运护漕与清代的水利治理(一)

袁 飞

摘要:有清一代,统治者秉持以漕运为先的理念进行治河,在运河全线及相关水系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实践。本文从与漕运有关的所有“治水活动”这一整体性角度来探讨清代为确保漕运而进行的水利治理,分析和梳理有清一代在运河全线及与运河相关的水系所采取的各种“济运”措施和方法,以阐明清代济运护漕的整体性治水原貌,避免造成清代水利史研究的“碎片化”认识。同时,清代以漕为先的水利治理是一把双刃剑,各种济运护漕的治理措施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周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恶化,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关键词:漕运,运河,济运,河工,生态环境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淮河流域皖北寿县水利治理的口述史研究”(SK2014A3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嘉庆朝国家政治与漕运治理研究”(14FZS025)。

从神话时代起,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便一直与治水过程相始终。然而任何王朝的治水“最初都不是出于人道的考量,而是出于自然和历史的条件,以及出于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1]有清一代亦是如此。清代统治者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治水,不仅因为河工系国家之大政,更重要的是河工关系着漕运能否畅通,正所谓“治河所以利漕,东南数省漕粮,上供天庾,是必运道通畅,方能源源转输”。[2]河道若不能畅通,漕粮便不能运抵,最终将会危及京师甚至整个王朝的安定。职是之故,清朝历代皇帝一直秉持“漕运之事莫先于运道”,“理漕与治河尝相表里” [3]的理念进行治水活动,主要目的在于“为运输,特别是为漕运创造便利条件”。[4]基于这一现实,清政府便以是否“利漕”为标准来设计、实施和评价其治水工程。

学界在水利史研究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不少水利通史类专著先后公开出版,以及大量专题论文公开发表。其中,涉及本文主题的代表性专著有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述要》、姚汉源《中国水利发展史》、周魁一《中国水利史》等,这些著作都有部分内容论及为护漕而采取的河工治理之法,由于不是其主题和核心,讨论并没有深入,尤其是对清代为济运护漕而付出的努力论及实少。在公开发表的诸多“水利史”专题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则属于区域水利社会史的研究,与本文主题相关涉的专业论文则相对少一些,虽然近年来有明显增长,但在整个水利史领域中仍显薄弱,研究力度仍需加大。而这些数量并不是太多的成果大多关注某一区域或某一方法的探讨,就笔者目力所及,从水利治理的整体考察以“护漕济运”为中心的清代治水活动的研究还未曾发现。鉴于此,本文从与漕运有关的所有“治水活动”这一整体来探讨清代为确保漕运而进行的水利治理活动,分析和梳理有清一代在运河全线及与运河相关的水系所采取的各种“济运”之措施和方法,以阐明清代济运护漕的整体性治水原貌,避免造成清代水利史研究的“碎片化”。此外,由于“保漕”使命,清代治水活动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这在以往的水利史专题研究中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在探讨济运护漕的治河措施时也分析了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破坏。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束水攻沙,蓄清敌黄

黄河夺淮入海后,黄、淮、运于苏北之清口交汇,清口便成了治河工程中的关键点,黄水入海、淮水畅出、运河维系等治水重任皆聚集于此,因而清口一带的治河活动艰难繁剧,形势异常错综复杂。黄河经数省东流归海,黄水含泥沙量特别高,“黄水一石,含泥六斗”,有时甚至是“黄河斗水,泥居其七”。[5]至中下游时水势大降,黄水中的大量泥沙便沉积下来,淤塞河道,清口一带尤其严重。清口一旦淤塞,就会导致黄河、淮河泛滥成灾,运河便不能畅通,漕运更是无从谈起。明潘季驯经长期治水实践后总结出“束水攻沙,蓄清敌黄”的治河方略,作为治理清口一带的圭臬而遵行不怠。

清朝定都北京后,整个国家的治水格局并没有改变,“夫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因此仍以“治黄”、“导淮”、“济运”为河工治理核心,最后“治河、导淮、济运之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6]清口一带的治理不仅仅是为了解决黄、淮、运三河的水害,最重要的是能够保证漕运的通畅,康熙皇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的关键和难点,他说:“古者治黄河者,惟在去其害而止,今则不特去其害,并欲资其力,以輓运漕粮,较古更难。”[7]

康熙十六年(1677),靳辅被任命为河道总督,负责解决日益严峻的河工问题以及受其影响而导致漕运无法正常进行的难题。康熙帝告诫靳辅:治河关系漕运大计,一定要计划周详。[8]靳辅通过实地勘测并参酌前人治河经验,指出“黄河之水从来裹沙而行,水大则流急,而沙随水去,水小则流缓而沙停水漫。沙随水去,则河身日深,而百川皆有所归;沙停水漫,则河底日高,而旁溢无所底止。”因此“黄河之沙全赖各处清水并力助刷,始能奔趋归海而无滞也。”[9]鉴于此,他认为只有“束水攻沙,蓄清敌黄”之法才能使黄水、淮水东归,更能确保漕运的正常进行。一方面,在黄河两岸修筑堤防,缩小河床断面,增大主槽河水流速,使泥沙无法沉淀,同时冲刷河底淤垫;另一面,坚筑高家堰大坝,使淮水不能东泄,确保洪泽湖可以蓄积超过黄河水位的水量,以顶托黄水,冲刷清口口门处的淤垫。但黄水流速的增加并不能彻底解决清口淤垫和黄水倒灌的难题。因此相比之下,加大清水与黄水的水位差,蓄清敌黄才是主要办法,束水攻沙也只能是辅助手段。此外,为了使洪泽湖瀦水不至于泛滥成灾,修建减水坝,使过量湖水由减水坝东泄。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保固高家堰堤工,使清水力能敌黄,且以助其畅流之势,则河工永远无虑。”[10]只有这样,黄水不至倒灌,清口淤垫可以得到冲刷,漕粮才能通过。雍乾两朝一直在强调“多蓄清水,敌黄刷淤”,“厚蓄清水,以刷淤泥,方为拏要[11]的治水方略。

乾隆中晚期政治开始颓败,漕运与河工中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疏导和解决,反而在粉饰太平中被积累起来,越来越严重。[12]嘉庆即位后,“关系漕运甚为紧要”的河工已经是问题百出,“南河敝坏已久,河湖受病日深,而究其受病之源,皆由底高淤垫所致。盖黄水挟沙而行,非清水不能刷涤。”[13]面对严峻的河工问题,嘉庆帝指出治水保漕“总以蓄清敌黄为第一要义”,此“系前人一定之法”。在嘉庆帝看来,这是个一劳永逸的办法,正如他在谕旨中所说:“故治河之道,全在蓄清刷黄,此全河紧要机宜。钦承列圣垂训,千古不易之理,必应谨守成宪。”[14]

事实上,漕运把黄、淮、运三水系紧紧地联在一起,也因为漕运的重要性极大地困扰和限制了治水思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明代以来的治河实践证明,以漕运为中心的清口治理,只有“束水攻沙、蓄清敌黄”才是保持黄、淮、运三水系平衡的最好方法,这也是清政府奉为治水圭臬的原因所在,并在治水实践中不断被重复和遵循。正因为统治者们对此法的坚信不悖,使其对生态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泗州城的淹没。由于洪泽湖需要不断增加水量敌黄,原在洪泽湖之旁的泗州城于康熙十九年(1680)沉入湖中,康熙三十五年(1696),全城彻底被洪泽湖泥沙所埋没。[15]此外,淮河中下游逐渐变成地上河,为此又不得不取土筑堤,造成了沿河两侧严重的涝渍和盐碱化。苏北原来肥沃的土地很多被大量泥沙所覆盖,变成了潮土土壤,无法保持水分,也就无法进行耕种,正如当地民谚所说“有雨则涝,无雨则旱”。[16]

二、减黄助清

“蓄清敌黄”之法存在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即黄河水量,因为黄河水量无法掌控,一旦黄水过大清水无法顶托,黄水便会倒灌。为了确保漕运的安全,必须减泄黄水,直至黄水水位低于清口处的清水,此为确保漕运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减黄助清,或称分黄助淮。

为了减泄黄河水量,清政府在黄河大堤修建了多处闸坝,其中经常用来分流和泄洪的有(1)砀山县境内黄河南岸之毛城铺减水坝,黄河北岸之苏家山闸,(2)睢宁之峰山四闸,铜山之天然闸,桃源县境内的祥符、五瑞两闸。其中天然闸“乃每年泄黄之处”,祥符、五瑞两闸也“系减黄助清之所”。[17](3)清河王家营之王营三减水坝[18],在黄河北岸。在一般情况下,黄河沿线的闸坝开启非常谨慎,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启放。若只是黄河水量过大而影响漕运或出现黄水倒灌等问题,一般来说首先是启放王营减水坝,“令黄水洩入盐河,由东芫、武漳等河归潮河入海。”[19]效果若不明显,则再开启上游铜山县境内的天然闸和桃源县境内的祥符、五瑞两闸。如果连续启放多个闸坝后仍不能明显减少黄河水势,在这种情况下会“将毛城铺、苏家山、及峰山各闸并上游之天然闸俱全行启放”,以希望达到“水落工平”的效果。[20]

嘉庆十六年(1811)由于李家楼漫口,“河身益形淤垫”,[21]加上当年洪泽湖礼坝启放,宣泄清水过多,黄水高于清水9尺有余,漕船回空受阻。于是启放王营减水坝,打开李工口门来分流黄水,但效果却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嘉庆君臣决定“赶紧堵闭礼坝,设法挑逼,亦未必能使清水畅出敌黄。”[22]这才不得不开放天然、祥符、五瑞等闸,以期减黄济运。然而启放祥符、五瑞等闸“减黄助清原系一时权宜,并非正办,不得已而用之,终有流弊。”[23]当统治者面对黄水有倒灌清口之险时,即使开放天然等三闸只是权宜之计也得如此办理,因为他们相信“虽不能保其必能减黄若干,而上游来水少一分,则下游之水亦少一分,论理自当有益。”[24]最后,宣泄黄水达到了一定的效果,“祥符五瑞闸减泄实为得力”,由于“祥符等闸既得减其来源,而李工口门亦分掣其去路,是以兼旬以来不但消水较多,而顺黄坝以下一带河身颇见掣刷之益。”[25] 这种情况早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就已出现,当时的情况更加严重,仅靠开几个闸坝已无法取得分泄黄水的效果,于是乾隆君臣将毛城铺以下所有减水闸坝全部启放,以达到减黄助清的效果。

减黄助清之法虽然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带来的弊端和后果却很严重。无论启放黄河南岸还是北岸的闸坝,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黄水中的泥沙淤垫了闸坝所对应的河道,使这些河道在下次启用时无法再继续容蓄黄水,直接导致水灾。另外,启放黄河南岸的减水闸坝还会造成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即黄水携带泥沙冲入洪泽湖,淤垫湖底,抬高河床。特别是减黄助清的常用办法是启放祥符、五瑞等闸,而祥符、五瑞二闸离洪泽湖仅四十余里,距离较近,黄水所挟杂泥沙冲入洪泽湖,不仅淤垫湖底,还“渐将引渠淤浅,填为平陆,则水仍无处消纳”。而“祥符、五瑞二闸若长时开放,不行堵闭,设水势建瓴而下,黄河大溜或为所夺”,[26]洪泽湖将无法容纳,最终不但造成洪泽湖和运河淤浅,而且淮扬下游地区也会被淹没,后果更加严重。引黄助清的危害性并不是不为人所知,“引黄助清无异延贼入屋,引之甚易,去之维艰,黄河受病较前更甚”。[27]但为了确保漕运的按期抵通,统治者不得不如此。

由于“减黄助清”及下文中“借黄济运”之法的危害性,统治者虽然明白是在“饮鸩止渴”,迫于漕运需求又不得不用此二法,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的恶果,不仅在水利治理上造成了恶性循环,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原来的生态体系,改变了当地的地理环境。开黄河南岸减水闸坝减黄助清,黄水通过皖北各个引河或瀦留黄淮之间,或导入洪泽湖助清,黄水所过之处,泥沙沉积,淤塞河道,覆盖良田,改变水系,从而导致江淮之间,尤其是皖北苏北一带生态恶化,由原来“鱼盐粳稻之利丰阜安饶”这一良好的生态状况,突变成“浊沙所凝结,陵谷互易,沧桑改观”。[28]睢河岸边原有三村集、陵子集、孟山集、潼郡集,在“元明间号称繁华”, 生态遭到破坏后,至乾隆年间,“今所存者,颓垣破屋,居民逃亡殆尽,即生聚亦复难言也”。[29]若从黄河北岸开闸坝泄黄,则黄水从苏北一带入海,导致苏北很多土壤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次生盐碱化或逐渐沙化,如原为鱼米之乡的涟水最后变成了“有田皆斥卤,无处不蓬蒿”的状况。[30]



[1]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页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下略)。

[2]《清仁宗实录》卷226,嘉庆十五年二月壬子。

[3] 任源祥:《漕运议》,《清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

[4]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页7。

[5] 胡渭:《禹贡锥指》卷13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6] 赵尔巽:《清史稿》之《河渠志》,页3770,中华书局1977年。

[7]《康熙起居注》,页843,中华书局1984年。

[8] 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探讨》,页122,水利出版社1982年。

[9] 靳辅:《河防事宜疏》,《皇朝经世文编》卷98《工政·河防三》。

[10]《清世宗实录》卷88,雍正七年十一月甲戌。

[11]《清高宗实录》卷820,乾隆三十三年十月甲申;卷696,乾隆乾隆二十八年十月辛卯。

[12] 袁飞:《略论嘉庆朝漕运治理的困境》,《淮阴工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13]《清仁宗实录》卷237,嘉庆十五年十二月己亥。

[14]《清仁宗实录》卷262,嘉庆十七年十月辛酉。

[15]参见《江苏盱眙泗州城遗址考古调查勘探报告》,转引自马俊亚《泗州之沉:官僚意志与淮北社会生态的衰变(1580—1949)》,《淮河文化纵论》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

[16] 蒋慕东:《黄河“夺泗入淮”对苏北的影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胶片(以下简称“录副”),刑部尚书姜晟,南河总督吴璥:奏报季工启放后漕船仍难通行现拟启放天然闸事,嘉庆九年十月十六日,档号:03-1745-076。

[18] 张震南:《王家营志》卷1《河渠》。

[19]《清高宗实录》卷820,乾隆三十三年十月辛未。

[20]《清高宗实录》卷1110,乾隆四十五年七月戊子。

[21]《清仁宗实录》卷257,嘉庆十七年五月辛巳。

[22]《清仁宗实录》卷260,嘉庆十七年八月丁巳。

[23]《清仁宗实录》卷147,嘉庆十年十月庚辰。

[24] 录副,刑部尚书姜晟,南河总督吴璥:奏报季工启放后漕船仍难通行现拟启放天然闸事,嘉庆九年十月十六日,档号:03-1745-076。

[25] 录副,两江总督陈大文、南河总督吴璥:奏为复奏季工口门堵闭情形并下游委员查勘抚恤事,嘉庆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档号:03-1746-030。

[26]《清仁宗实录》卷137,嘉庆九年十一月乙巳。

[2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胶片(以下简称“朱批”),南河总督徐端:奏为体察运道运口等河道工程情形事,嘉庆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档号:04-01-05-0097-034。

[28] (光绪)《阜宁县志》卷1《疆域》。

[29] (乾隆)《灵璧县志》卷1《方舆志》。

[30] 蒋慕东:《黄河“夺泗入淮”对苏北的影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