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运护漕与清代的水利治理(二)

三、借黄济运与引汶济运

清口以北,从中运河起至山东南旺镇,运河的地势呈梯次增高,运河水很难维持,且运河属人工河,河水并无源头,仅靠两岸湖塘河泉接济。在河水充足的情况下运河只能依靠道道水闸关束河水,才能浮送漕粮。一旦运河水量不足,漕船就无法北上。为此,必须从别处引水入运,以济运护漕。有清一代,将他处之水引入运河浮送漕粮最常用的方法便是:借黄济运和引汶济运。

1. 借黄济运

清口以北至南旺镇段运河主要靠外水接济。韩庄以下至骆马湖之泇运河,主要依靠微山湖之水接济,而中运河除了以骆马湖为水柜外,还要借助黄河之水。

进入山东省后,运河“全赖诸湖渟蓄,以资灌注”,[1]所以诸湖被称为“水柜”,“东省运道全在诸湖水柜启闭得宜,为转漕第一关键。”[2]而“东省清黄各水总以微山湖为会聚”,[3]因此微山湖系运河最主要的水源调节水柜,地位至关重要。然而微山湖湖水并无大的来源,“全藉各处坡水递注微湖,以济漕运。”[4]在此情况下还要下灌四百里运道,常苦不足,[5]往往是“他处实无水可导”,必须依靠黄河,“引水裕湖”,[6]然后再将湖水导入运河。黄河与微山湖之间通过“潘家屯、张家庄、苏家山、十字河、顾家庄等五处引渠”通连起来。往往先将黄河北岸之闸坝启放,如经常启放的苏家山闸,然后拆除北岸外的护堤草坝,再通过引河将黄水“由兰家山坝导入微湖”,经由湖口双闸控制,将引入微山湖之黄水导入运河。但黄水中的泥沙会造成微山湖淤垫,为了减少或避免淤垫,在引黄入湖济运的过程中会增加黄水流过的距离和路程,让黄水“纡折归湖,浮沙逐渐澄清”,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淤垫程度,微山湖湖边虽稍有微淤,“而湖心尚无妨碍”。 [7]

中运河挑挖之前,漕船出清口后需借道黄河180里的水程,其间漂溺甚多。康熙年间,总河靳辅从张庄运口至清口对岸挑挖河道,“以避黄河一百八十里波涛之险,因而漕挽安流”[8]。中运河以骆马湖为其水柜和源头。事实上,作为中运河源头的骆马湖,“源头本弱,流及杨庄,绵远力微,势难敌黄”,[9]一旦“山水未发,来源微细”,[10]“其上流山东闸河之水,春月挑浚之后每每封闭蓄水。”因此骆马湖之水往往是“平浅不能引出”,从而导致“中河上无来源”,加上“河身既高”,所以中运河基本上是“河流微细”,[11]不但根本无法浮送漕船,黄水还会倒灌,河身及运口皆会淤塞,危害极大。于是,在引骆马湖济运的同时不得不直引黄河之水入中运河,以浮送漕船,冲刷运口淤沙,所谓“一分黄河之水,由竹络坝灌入。一引骆马湖之水,由董家沟灌入,以济漕运”。[12] 为了节宣黄湖之水,在骆马湖口正对黄河北岸筑竹络坝一座,[13]此坝“原为中河水弱时济运,非为洩黄而设”,[14]“竹络坝原视黄运两河水势之大小相机启闭”。[15]如果骆马湖水过弱,则开竹络坝,引黄水以济漕运,直至骆马湖与黄河水势相平。[16]后因开放竹络坝后黄水湍激,横截运河,“再与上游之清水会合”,漕船至此“提溜颇难”,且引黄入运的倒勾河已经淤塞,于是便“将竹络坝内之东黄坝接堤堵断,由南向东另开河头,接入苏家闸闸河,并于闸南挑越河一道,从此导黄入运。”[17]

此外,还有一种最直接的借黄济运之法。回空漕船渡黄,由清口南归时,若遇到“雨泽甚少,清水不能畅出”的情况,为了确保漕运按期渡过,“不得不以黄济运”,[18]只能开启御黄坝,利用黄水倒灌清口来浮送回空漕船南归。嘉庆年间,为了确保漕船回空,多次采用此法,最后造成严重的后果,河口一带“水去沙留,几成平陆”,[19]“黄水所到之处在在停淤,日久竟成平陆,全河受病,关系非轻。”[20]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采用此法。

2. 引汶济运

运河进入山东省后,其水源主要靠汶水。汶水一发源于莱芜县东北原山之阳,一发源于泰安泰山之北仙嶺,两源至故县镇二水合流,谓之大汶河。[21]明朝时于东平州戴村当汶河顶冲筑坝,并于西南向修小汶河,至南旺镇之分水口,汶水分流南北入运。这便是明人所创之引汶济运。有清一代继续坚守此法,直至漕运废止。在“东省水利以济运为关键”[22]的前提下,汶河之水主要是保证运河水量需求。汶水引至南旺分水口后,一部分从分水口向北,以调剂至临清300里的运河水量;向南则调剂至济宁段运河之水量。为了确保漕运通行会,根据分水口南北运河水量情况,在分水口改变分水比例,“如运艘浅济宁间,则闭南旺北闸,令汶尽南流,以灌茶城。如运艘浅东昌间,则闭南旺南闸,令汶尽北流,以灌临清。”[23]济宁至临清段运河“并无来源,两岸亦无泉水灌注,全赖汶水浮送”,[24]绝不容许汶水浪费点滴。即使是在夏秋丰水期,汶水也绝不能轻易外泄,否则就会出现“无以藉资浮送”的情况,因此必须将“盛大”之汶水收入蜀山、马踏二湖,“暂为瀦蓄”,“以备春夏济运”。[25]冬季,汶水虽然已经很弱,但也要“收入诸湖,为来春助济”。[26]为了避免汶水携带泥沙入运入湖,“于收蓄汶水时,先关拦临湖斗门,俾水收入滩上低洼处所,一俟澄清,再将斗门全启,引水入湖。”[27]但当汶河大汛时,汶水往往“一时奔走无路,全势迸入运河,运河不能容纳,以致东省之汶水、济宁、鱼台、江南之沛县猫儿窝等处大受冲溢之患”,[28]漕运就会受到极大影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建何家坝,过大之汶水由何家坝入支河,北流至刘老口、石头口入运济漕。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微山湖存水有限,除了疏导泉源、借黄济运外,汶河也要承担分水入微山湖,铺水邳宿运河的任务,“将南旺分水口以北十里开河两闸下板坚闭,逼令汶水并力南趋,以期下注邳宿”,[29]以济江南漕运。

引汶济运,点滴不容外泄。除了导入运河的汶水外,其他多余的汶水被潴留于运河旁的低洼之地,最后逐渐形成了山东南四湖和微山湖,作为调节山东运河的水柜。一方面,依靠汶、洸等河而进行耕作的农田严重缺乏水源,导致了农业衰落,很多农田逐渐荒芜。另一方面,为了加大济运的强度,各湖东西两面迅速扩展,大片良田被淹没。如清代微山湖周围已扩展至百余里,“为兖徐间一巨浸”,[30]使周边许多良田变成泽国。汶泗流域原是农业十分发达的地区,到了明清时代,汶泗流域的农业因灌溉缺水,每况愈下。[31]

四、挑挖疏浚

水性就下,疏导可以顺水性,挑挖疏浚自然成为解决河工水利问题的首要选择,清朝统治者指出“挑挖淤沙固为治河不易之法”。[32]尤其对确保漕船在运河上的畅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从护漕济运的角度看,挑挖疏浚在河工治理中当属第一位的手段和方法。

河工中的挑挖疏浚有定期和临时之分。定期挑挖疏浚在某些河段有大修和小修之分,大修一般间隔数年一修,小修则是一年一修。有些运河段除了定期的大修、小修外,每年还有定期挑挖疏浚,其中包括江南省境内的徒阳运河、邳宿运河、山东闸河,以及发源于豫省的卫河等河段。临时性挑浚则多在河道发生梗阻时,没有固定时间限制,属于应急性措施。而在实际治水过程中,往往是定期与临时相结合。下文将分别介绍清政府在运河的几个主要河段所进行的挑挖和疏浚情况。

清口,有“东南咽喉”之称。为了确保漕运通畅,除了上文所论及的办法外,挑挖疏浚当属不可或缺的方法。清口一带最理想的状况是“蓄清敌黄”,但这种方法如果没有挑挖疏浚相配合,其效果将大打折扣。黄水每年所挟带的大量泥沙沉淀下来,仅靠洪泽湖清水冲刷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当漕船通过之际或之前,漕运总督、南河总督或相关官员会经常“传齐各帮水手及兵夫人等用铁篦子、混江龙分投,往来梳爬,以期日见深通。”[33]正如时人总结到,对于清口“在避其害者,必当以疏浚为先”。[34]对清口的疏浚已成为一种日常化的方法。

江南之徒阳运河为“江浙两省漕船经由要道,该处水无来源,全藉江潮浮送,每日潮汐挟沙而行,最易停淤。”[35]尤其每到冬季潮枯之时,“徒阳运河水势微弱”,“一遇潮退之时帮船每形浅涩”。[36]清政府规定:江南徒阳运河必须定期进行挑浚,每年都要进行小挑,每六年大挑一次。挑挖疏浚一般在每年冬季进行,江浙回空漕船全部通过这一河段后,巡视南漕御史与总督或巡抚商量好煞坝兴挑的时间,然后上报皇帝批准。一般定例“于十一月初旬煞坝挑河”,“定限四十日完竣,启坝挽渡重运。”[37]如果遇到冬春时节雨雪过多,影响挑浚,煞坝开坝的时间就会奏报予以相应宽延。大挑之年,回空漕船一经过竣,“随即赶紧钉桩筑坝”,“将各坝合龙排车戽水,一俟车戽净尽”,就开始挑挖河道。而“其余年分于漕运回空之后择浅分别挑捞,择滩估切,以济重运。”[38]除了定期的大小挑外,为了始终确保重空漕船的畅行,遇有淤浅即随时疏浚,此项工程则由地方官及相关官员负责进行。与清口一带密切相关的淮扬运河,每当淤浅时,统治者为了确保其畅通,也同样进行挑挖疏浚。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处理方式,但不可否认挑挖疏浚是最常用的办法。

清口以北之邳宿运河及中运河“首受微山湖出闸之水”,“直至杨家庄河口,承上裕下,为第一紧要关键。”[39]因其势处建瓴,“如以盘盛水,水如故而顿浅”,[40]且“闸少,则水浅沙停”,[41]因此泥沙长年淤积,形成许多古浅之处,如猫儿窝、窑湾等处。乾隆中晚期以降,出现大量不同程度的新淤浅。为此必须严格执行“旧制”:“每年冬底,查明古浅工段,实力估挑”,才能确保这一段运河的畅通。[42]此外,对新出现的各种淤浅全力进行挑挖和疏浚,否则漕船就无法通过。嘉庆时,河东总督陈凤翔曾有过明确的说明:“江境地势既高,兼形淤垫,邳宿一带若不挑浚河槽,即湖水充盈亦难期顺畅。”[43]

山东运河的挑挖疏浚,定例每年一小挑,间年一大挑。每年十月十五日筑坝挑浚,次年二月初一日开坝济运。乾隆二年(1737)改成于每年十一月初一日煞坝,开坝放水行舟之日期则以南漕船只顶台庄为准。[44]乾隆五十三年(1788)之后,山东运河的定期大小修被废除,取而代之以“不必复拘大小挑之例”,规定:责成河东总督、山东巡抚、巡漕御史于每年回空将次过竣时确加履勘,若有停淤,则督率兵夫进行挑挖疏浚。若无停淤,即无庸挑挖。[45]此外,对泉源和水柜的疏浚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清政府设立了挑挖疏浚的专人,“凡有泉眼可开者,令管泉各官随时相度形势,督夫开挖。”每年“二三月间春夏生水之时,有地方佐杂各员令其专司泉务,凡疏浚泉源、栽培荫泉树木俱责成该员等实力办理。”[46]东河总督或巡漕御史“赴泰安、兖州各属履勘泉源,沿途细心察看各处”,[47]并“以诸水之通塞为该管河员州县之考成”。[48]

临清闸外至京通有南运河(卫河)和北运河(白河)。其中卫河“全赖各处泉源旺盛”,[49]为此规定每年春夏漕船北上之际“必须委员前往相度情形,疏导筹济”,[50]“管泉各员随时查察,利导得宜,使之畅旺,俾免阻碍。”[51]由于“卫水长落靡常,淤沙易积”。[52]嘉庆时规定:“每年四五两月水小之时,于额设浅夫之外添雇民夫认真捞瀹”,[53]“饬河员齐集浅夫,随时疏浚”。[54]北运河(也称白河)“此河系属流沙,易于横浅。向虽设有刮板,只系平时推荡活沙,为益不过寸许。”由于北运河这一特点,每次疏浚所取得的效果都不太明显,但又不能不进行疏浚,“若遇运船淤阻,不事挑挖,必致有误。”[55]因此,北运河进行经常性的疏浚成为保持漕运畅通的必要手段,时人指出:“白河性易冲突,非堤防所能御,疏洩之功,可或懈欤。”[56]

总之,无论是作为一种定期的程式规定,还是一种临时性的应急措施,挑挖疏浚其实已成为清代统治者处理漕河淤阻的一种“日常化”方式。

五、修治闸坝和水政管理

运河所经区域地势高低过于悬殊,有些地区水源微弱,因此除了逐段修治闸坝外,还必须整治水源,闸坝之修筑与管理、水政管理便成为清政府济运护漕至关重要的一种手段。

1. 闸坝修建

为了保持漕运所需水量,历代王朝在运河上修建了大量的闸坝。清王朝在前朝的基础上对闸坝进行了大量修补,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添建或改建。如清口一带对漕运至关重要,清朝统治者便于此修建了石闸,这样就可以“关锁水势,以御洪湖之异涨,以减运河之水势,以时启闭,以济漕运。”[57]从康熙朝至道光朝,清王朝完成了大量的闸坝添建、修补和改建工程,其中在运河上以及与漕运有关的闸坝修治占了大部分的工程量,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清朝各朝实录中的粗略统计以及《清史稿·河渠志》中的记载得到佐证。

闸坝虽然可以关束水势,抬高水位。但每当雨水稀少河水微弱之年,用闸坝来抬高水位也起不了多大的效果。为了弥补闸坝的这一缺陷,清朝统治者在运河上筑做了大量的束水草坝。这种束水草坝成本较低,可以随时兴建,水涨有碍则可以随时拆除,因此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并常用于济运护漕。筑做草坝的情况在邳宿运河、闸河、卫河、北运河以及清口一带比较普遍。邳宿运河主要在“宿桃交界河宽水浅之处,筑束水草坝,以资擎束”,[58]或者“筑束水草坝,于各闸下板擎蓄。”[59]山东运河(闸河)以及临清闸外古浅处所常常是“水势微弱,势若建瓴,易于消耗”,[60]“一经启板,水势直泻”,[61]所以“于塘长路远及河势建瓴之处筑做束水草坝,俾资擎托。”[62]卫河水势较弱,一般在“石佛寺等处酌做草坝三道,下河厅属之渡口驿、南草寺、三里口、祝家屯、夏庄等处酌做草坝六道,并于每坝密下挨牌,层层关束,抬高水势。”[63]清口一带筑做草坝更是频繁,不仅是为了蓄清敌黄和抬高本属浅弱的清水,也是为了抵御黄水,保护清口一带的堤坝。另外,北运河和徒阳运河根据当时运河水势的实际情况也要筑做草坝,但相对较少,且情况与其他运河段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除了新建和改建闸坝外,对旧有闸坝的维护和修缮也非常重要。康熙年间的闸坝新建和整修,为雍正、康熙两朝的河工安澜提供了重要保证。乾隆中晚期以降相应的修理和维护越来越少,许多闸座已经破败不堪,尤其是山东运河段。如微山湖湖口新闸“为宣放微山湖水济运关键,最为紧要,因年久未修,闸底桩木朽腐,铺石亦高洼不平,难资启闭。”[64]对闸坝的修护,由工部负责,并有专门的日常管理、监督和修建规定。当闸坝出现大的问题时,会有专门上报,奏请工部动帑修理,统治者几乎都予以批准。嘉庆朝以后,闸坝亟需修理的情况越来越多,且不再仅限于山东运河一线,而是整条运河上的闸座普遍出现问题,极大地影响到漕运的畅通。在闸坝 “尤宜早为修整”理念下,[65]清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运河上有问题的闸座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

为护漕而进行的闸坝修建,一味地确保运河水势,迫使运河日高,运河全线闸坝也被迫越修越高,更容易导致溃堤而形成水灾。为减少运河过量之水而设计的减河因得不到统治者的关注逐渐淤废。因此,清代以来卫河所在的海河流域水灾越来越严重。据学者统计,海河在唐代平均每31.5年闹一次水灾,宋朝为30年一次,至清朝为5.3年一次。[66]高筑堤堰”同样也使山东运河一带地面沥水难以排泄,“曹州、郓城、濮州、范县遂苦水患,而邻邑之受害者,亦无穷焉”。[67]清以来,今黄河以南、淤黄河以北、会通河以西的三角地带,水旱曩常,盐碱、沙荒、涝洼遍地,有的地方寸草不生,生产低下,农民生活极端贫困。[68]

2. 水政管理

为了漕运通畅,济运用水往往与农业用水产生很大的矛盾。每年五月漕船北上之际,正是民间春耕需水之际。鉴于此,清朝统治者在很多运河段制定了水量分配制度。卫河济运与民田用水之矛盾由来已久,康熙二十五年(1686)定“每年至五月初一日起,将闸板封贮,尽启渠口,毋致旁泄,俟漕船过竣,再行分泄,以资民田”。[69]三十年(1691)规定,雨水充足时,每年三月初一至五月十五日用竹络装石塞各渠闸,使大流济运,余水灌田。若雨水较少,则于此段时间内“止令三日放水济漕,一日塞口灌田,以后听民便用”,[70]即“官三民一”之制。之后又定为“官二民一”:“五月以后,民间插秧需水,二日济运,一日灌田,按期互相启闭。六七月间,听民自便。”[71]嘉庆时漕运陷入困境,遂规定:“每年俱于春夏之交,将民间渠闸支河汊港暂行堵闭,使泉水涓滴皆归卫河,俟重运全过山东,再行启放灌溉民田”。[72]道光年间又先后规定“官八民二”、“官七民三”的分水比例。[73]闸河和邳宿运河从临清至运口有1200余里的河程,这两段运河“惟资附近湖河灌输济运,是以建立闸坝水口涵洞,俾其操纵由人,无虞梗阻。”[74]江南运河水源分配则以水深四尺为准,四尺以外,“任凭两岸农民戽水灌田”;若四尺及以下,则“毋致车戽,致碍漕运”。[75]

为了调节河水水量和水位以首先确保漕船通过,闸座的开闭启放也有相关规例。清政府规定运河上关束水势的各个闸座不能随意启闭,必须以启闭闸座之会牌为凭,催漕和司闸各官必须听会牌之令而行。上下闸会牌到后,等闸封水满后,开闸“先放粮艘”通行。河堤两岸之泄水闸坝也有一定的启闭规则,苏家山、天然、十八里屯等处闸坝则以徐州府城北誌桩存水深度为启放标准,嘉庆二十四年(1819)定1丈8尺为启放标准,道光六年(1826)改为2丈7尺,十三年(1833)又改为2丈5尺。淮扬运河上的闸坝启闭规定:运河水长至1丈2尺8寸,开放车逻坝;长至1丈3尺2寸,再开南关大坝;长至1丈3尺6寸,再开五里中坝;长至1丈4尺,再开南关新坝。[76]东省闸河部分和江南邳宿运河皆依赖微山湖济运,为此山东和江南两省经常发生分水争执,“东省以江境挑河草率为言,江境以东境放水不足为言”,清政府规定:东境台庄闸、江境河清闸“放水仍照黄林庄誌桩及台庄、河清两闸红油记定制,铺水常川五尺为度。如不足五尺之数,咨会东省添启湖口闸板,增符定制。”[77]当然,上文所提及的只是水政管理中的一些典型例子。为了确保漕船顺利通过,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复杂规定,包括各水柜潴蓄湖水的最高标准、各闸塘蓄水深度、各闸的开放程序、闸坝泄水标准和原则等,从各个方面规定闸坝启放,而且根据河工状况的不同也有因时因地进行改变。

一般来说,水政管理是为了实现水资源效益最大化。但在以漕为先的清代,水政管理却是首先确保运河用水,以浮送漕粮,清政府“惧分溉病漕”,因此运河全线基本上是“民多苫舍,田多污莱,鱼虾颇贵,岸苗欲枯”,[78]两岸农业受到严重影响。到后来,两岸农田基本荒废,很多地方成为潴水区,这些地方往往是“一望沮洳,寸草不生”。[79]农业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居民被迫流亡迁徙,这种状况在苏北皖北地区较为典型,这也是导致这些地区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总之,有清一代,河工与漕运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由于漕运乃关乎国家经济命脉,赖以安邦定国的“国家大计”,统治者深谙其中利害关系,于是在河工治理必须以确保漕运安全为前提,即统治者所秉持的“国家要务莫先于漕政”[80]之理念。在这一理念下,河工治理中所呈现的诸多方法和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毫无例外地构成了以漕运为中心的同心圆图景。然而,这种以漕为先的水利治理却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为漕运的畅行作出了诸多贡献,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便是其中最明显的后果,社会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清世宗实录》卷155,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乙未。

[2]《清高宗实录》卷809,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庚寅。

[3]《清高宗实录》卷1139,乾隆四十六年八月戊子。

[4] 朱批,东河总督陈凤翔:奏为启放苏家山闸潴蓄湖水事,嘉庆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档号:04-01-01-0515-059。

[5] 姚汉源:《中国水利发展史》,页53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6] 朱批,东河总督陈凤翔:奏为酌筹开放苏家山闸引黄水入微山湖事,嘉庆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档号:04-01-01-0515-055。

[7] 朱批,南河总督吴璥、江南副总河徐端:奏为遵旨筹议启放苏家山闸引黄水入微山湖济漕运事,嘉庆十四年十月十七日,档号:04-01-01-0515-056。

[8]《清圣祖实录》卷229,康熙四十六年三月戊寅。

[9]《清高宗实录》卷568,乾隆二十三年八月乙丑。

[10] 朱批,南河总督白钟山、漕运总督顾琮:奏为杨庄运道淤浅并筹办启放临黄临运两坝事,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初一日,档号:04-01-35-0153-016。

[11]《清高宗实录》卷170,乾隆七年七月乙丑。

[12]《清高宗实录》卷187,乾隆八年三月癸未。

[13]《清圣祖实录》卷199,康熙三十九年五月丙子。

[14]《清高宗实录》卷266,乾隆十一年五月丁酉。

[15]《清高宗实录》卷542,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庚子。

[16] 朱批,南河总督白钟山、漕运总督顾琮:奏为遵旨议奏如何使中河河流深通不致阻滞事,乾隆八年三月二十日,档号:04-01-01-0100-016。

[17]《清高宗实录》卷253,乾隆十年十一月丁酉。

[18] 朱批,两浙盐政三义助:奏为遵旨查明河口淤浅并漕船渡黄情形事,嘉庆十二年七月初一日,档号:04-01-35-0206-016。

[19] 朱批,两江总督铁保:奏报会筹趱办河口漕船淤阻情形事,嘉庆十二年六月十二日,档号:04-01-35-0206-003。

[20]《清仁宗实录》卷152,嘉庆十年十一月丁巳。

[21] 朱批,呈济水汶水等发源流经地域及归流入海情形清单,【雍正朝】,档号:04-01-30-0343-009。

[22]《清史稿》卷129《河渠四》。

[23] 潘季驯:《河防一览》卷3《河防险要》。

[24] 朱批,东河总督陈凤翔:奏为现在汶水微弱畅放蜀山湖利运闸事,嘉庆十五年五月十二日,档号:04-01-35-0212-018。

[25]《清高宗实录》卷1449,乾隆五十九年三月癸丑。

[26]《清高宗实录》卷720,乾隆二十九年十月癸未。

[27]《清高宗实录》卷1051,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庚申。

[28] 朱批,户部左侍郎赵殿最、直隶总督李卫等:奏为遵旨查议副都御史陈世倌所请山东汶河戴村改建石坝及哨马营疏浚支河等三条事,乾隆二年九月初六日,档号:04-01-05-0002-001。

[29] 朱批,寄谕河东河道总督吴璥等筹计汶水南趋铺灌郊宿运河事宜,[嘉庆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档号:04-01-35-0222-060。

[30] 靳辅:《靳文襄公治河方略》卷4《湖考》。

[31] 邹逸麟:《从地理环境角度考察我国运河的历史作用》,《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

[32]《清仁宗实录》卷94,嘉庆七年二月壬子。

[33] 朱批,漕运总督吉纶:奏报江南各帮全数渡江及筹办黄河口淤浅情形事,嘉庆八年闰二月二十七日,档号:04-01-35-0194-046。

[34] 凌鸣喈:《疏河心镜》,《昭代丛书》页626。

[35] 朱批,江苏巡抚张师诚:奏为回空漕船过京口勘估陡阳运河小挑工段银数事,嘉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档号:04-01-35-0224-047。

[36] 朱批,巡视淮安漕务掌福建道监察御史程国仁:奏为催趱回空船及疏通古浅事,嘉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档号:04-01-35-0208-070。

[37] 朱批,两江总督孙玉庭:奏为酌议徒阳运河挑工稍迟情形事,嘉庆朝(阙年月日),档号:04-01-35-0238-044。

[38] 朱批,护理江苏巡抚胡克家:奏报估挑丹徒丹阳二县运河事,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档号:04-01-35-0204-016。

[39] 朱批,东河总督李亨特:奏为江境运河邳宿段挑工亟应勘估兴办事,嘉庆十六年十月初九日,档号:04-01-05-0125-019。

[40] 朱批,漕运总督阮元:奏报运河水绌筹计回空重运事宜事,嘉庆十九年正月三十日,档号:04-01-35-0222-067。

[41] 朱批,两江总督百龄:奏为遵旨查勘邳宿运河碍难添建闸座事,嘉庆十八年七月十三日,档号:04-01-35-0222-013。

[42] 朱批,两江总督百龄:奏为遵旨查勘邳宿运河碍难添建闸座事,嘉庆十八年七月十三日,档号:04-01-35-0222-013。

[43] 朱批,东河总督陈凤翔:奏为筹划速漕循照吴邦庆陈明各情节查办事,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档号:04-01-35-0208-027。

[44]《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卷44《挑浚事例》。

[45]《清高宗实录》卷1311,乾隆五十三年八月戊申。

[46] 载龄等:《清代漕运全书》卷44《挑浚事例》。

[47] 朱批,东河总督李逢亨:奏报运河挑工完竣并查勘新旧泉源通畅等情形事,嘉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档号:04-01-35-0225-012。

[48] 朱批,巡视东漕户科掌印给事中吴邦庆:奏陈疏浚湖河催趱漕船等四项事宜事,嘉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档号:04-01-35-0209-002。

[49] 朱批,奏报遵旨疏治东豫二省各泉缘由事,嘉庆朝(阙具体时间),档号:04-01-35-0238-075。

[50] 朱批,奏为委怀庆府通判会同查勘河南卫河泉源等情形事,嘉庆朝,档号:04-01-35-0238-020。

[51] 朱批,奏报遵旨疏治东豫二省各泉缘由事,嘉庆朝,档号:04-01-35-0238-075。

[52] 朱批,山东巡抚长龄:奏报遵旨查明微山湖启放日期及运河水势并帮船行走事,嘉庆十一年三月初九日,档号:04-01-35-0202-037。

[53] 朱批,署理山东巡抚全保:奏报委员催趱漕船及饬挑挖卫河淤浅并雇备剥船事,嘉庆十年七月初十日,档号:04-01-35-0200-048。

[54] 朱批,山东巡抚长龄:奏报遵旨查明微山湖启放日期及运河水势并帮船行走事,嘉庆十一年三月初九日,档号:04-01-35-0202-037。

[55] 朱批,仓场侍郎荣龄、仓场侍郎蒋予蒲:奏请挑疏通州护城河道及北运河等处横浅情形事,嘉庆十九年五月初一日,档号:03-2097-012。

[56]《清仁宗实录》卷194,嘉庆十三年四月丁亥。

[57] 载龄等:《清代漕运全书》卷42《修建闸坝》。

[58]《清仁宗实录》卷123,嘉庆八年十一月甲午。

[59]《清仁宗实录》卷266,嘉庆十八年二月癸丑。

[60]《宫中档朱批》胶片,东河总督陈凤翔:奏为运河建筑束水草坝核实丈尺工料银数请敕部存核事,嘉庆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档号:04-01-05-0120-013。

[61] 录副,东河总督陈凤翔:奏报拟于运河河闸之间添筑草坝事,嘉庆十五年四月二十日,档号:03-2084-088。

[62] 朱批,东河总督吴璥:奏为东省运河道各厅所筑草坝工料均係实工实用事,嘉庆十二年六月初二日,档号:04-01-05-0113-037。

[63] 录副,兵部尚书兼署东河总督吴璥、巡视东漕给事中卓秉恬:奏报卫河添派雇剥船酌筑草坝及雨后河湖水长帮船行走情形事,嘉庆二十年五月十九日,档号:03-9775-037。

[64] 朱批,东河总督王秉韬:奏为山东泇河厅微山湖口新闸修理完竣事,嘉庆六年正月二十八日,档号:04-01-05-0091-004。

[65] 录副,巡视南漕户科给事中陶澍:奏为敬陈镇江运河事宜事,嘉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档号:03-2099-047。

[66] 乔虹:《明清以来天津水患的发生及其原因》,《天津史研究论文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

[67] 张伯行:《居济一得》卷6《治河议》。

[68] 邹逸麟:《从地理环境角度考察我国运河的历史作用》,《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

[69] (道光)《新修辉县志》之《艺文志·重兴水田碑记》,辉县志编辑委员会1959年翻印。

[70] (乾隆)《新乡县志》卷15《河渠下》。

[71] 李宏:《查办豫省泉源河道疏》,《清经世文编》卷99《工政五·河防四》。

[72] 朱批,奏报遵旨疏治东豫二省各泉缘由事,嘉庆朝,档号:04-01-35-0238-075。

[73] 吴琦、杨露春:《保水济运与民田灌溉——利益冲突下的清代山东漕河水利之争》,《东岳论丛》2009年第2期。

[74] 朱批,巡视东漕户科掌印给事中吴邦庆:奏陈疏浚湖河催趱漕船等四项事宜事,嘉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档号:04-01-35-0209-002。

[75]《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19《工部·河工》。

[7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19《工部·河工》。

[77] 朱批,署理南河总督黎世序:奏为山东省铺水江境挑河照历年定制办理事,嘉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档号:04-01-35-0220-020。

[78] 谈迁:《北游录》之《纪程》,中华书局1997年。

[79] 《河防一览》卷7《河工事宜疏》。

[80] 山东道试监察御史焦荣议陈漕政除弊酌利题本,《历史档案》1984年第3期。

来源:《中州学刊》,2015年第5期。

作者简介:袁飞,1980年生,男,历史学博士,现为蚌埠学院党委宣传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