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卫河与沿岸中小城镇的变迁——以道口镇为例

孟祥晓

摘要:卫河系在自然河道基础上经过人工开挖逐渐形成的一条重要河流,隋唐后一直为沟通南北的重要漕运通道。明清时期,道口镇等沿岸中小城镇的发展演变与卫河畅流息息相关。明中期以前,作为由豫北向京津地区运输的重要水道,往来航运带动了道口镇的兴起。明末至清初,为保证漕运逐渐形成“官二民一”的严格用水制度,制约了道口镇的发展。清道光五年(1825年)后,国家部分漕粮开始改为海运,放松了对卫河的管束,道口镇反而快速发展并达到顶峰。清末至民初,自然环境的恶化,影响了卫河上游来水量,而水量的持续减少使得卫河通航里程渐次缩减,能够通航的码头不断向下游退缩,道口镇赖以发展的水运条件尽失,而铁路等因素的叠加冲击,使其陆路优势亦不复存在,此为道口镇衰落的关键因素。可见,因河流而兴盛的中小城镇,其与河流之密切关联性。

关键词:卫河航运;城镇兴衰;道口镇;明清时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明清时期卫河流域环境变动与社会变迁研究”(14BZS072)阶段性成果。

 

卫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安阳殷墟即在这里。卫河流经古卫国之地,《诗经·卫风·氓》云:“淇水汤汤,渐车帷裳。”早期卫河(今新乡至淇县段)因“历涧飞流,清泠洞观”而称“清水”[1]卷九,799,隋唐称永济渠,宋元称“御河”,对相关王朝的兴衰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清时期,卫河航运的畅通带动了沿岸许多中小城镇的发展与繁荣,但进入20世纪以来,逐渐趋于无闻。本文以道口镇为例,探求明清时期卫河畅流及其在国家漕运体系中的地位变化对沿岸中小城镇发展产生的影响,分析河流与城镇发展的关联性以及影响中小城镇发展的关键因素,以期对今天中小城镇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卫河及道口镇的概况

卫河属海河水系,全长900余公里,跨河南、山东、河北、天津四省市。通常称的卫河指“西起新乡县西合河村,东至山东馆陶县”的秤钩湾一段,长约347公里。合河村以西的上段称运粮河(亦名小丹河,今称大沙河)[2]55。据《明史》载:卫河源出河南辉县苏门山百门泉。经新乡、汲县而东,至畿南浚县境,淇水入焉,谓之白沟,亦曰宿胥渎。宋、元时名曰御河。由内黄东出,至山东馆陶(今属河北)西,漳水合焉。东北至临清,与会通河合[3]卷八七《河渠五》,2128本文讨论的卫河指从其发源到临清与会通河交汇处止。

隋朝之前,今新乡市境内至淇县段的卫河称清水,之后隋炀帝杨广于605—610年修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通琢郡南到余杭,全长2000多公里,包括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清水在汲县(今卫辉市)城西被连入其中,遂成永济渠的一部分。据记载:当时引沁河水在武陟东岗头村分水,一股入黄河一股入沁水泛道,沿东孟姜女河旧道东北去……在卫辉城西流入新乡方向来的清水,再向东北到淇县出境[4]。后来沁水断流,永济渠源头只有清水。又因清水和永济渠海河以南段流域大多在春秋古卫国所在地,故此段又称卫河,清水之名逐渐被人遗忘。现在卫河已断流,然而在明清时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是沿岸一批中小城镇兴衰的关键因素。

道口镇位于今滑县西北部的卫河之滨,东临城关镇,北与浚县县城相望。道口又名李家道口,古时黄河流经此地。道口镇为黄河左金堤之上的一个渡口,因最早系一李姓人家在此摆渡为生,故史称李家道口,渐渐简化为道口[5]。明清时为浚县所辖,1949年后为滑县和道口镇政府驻地。

二、明清时期卫河航运的演变

明清时期,卫河因关系国家漕运的安全与畅通,故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6],为明清政府及沿河各地方政府重视,其在国家漕运体系中的地位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演变。

(一)明代卫河的航运地位及限水措施

明代的卫河航运地位经历了从运河漕运的补充,到南粮北运的重要通道,再到补充运河水量,担任河南漕粮北运任务的多次变迁[7]。明朝廷为保障卫河畅通,进而保证运河漕运的顺利进行,对卫河用水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

1.明代卫河航运地位的演变

明朝在南京建立之时,并不存在南粮北运京师的问题。元代施行漕粮海运,但出于军事需要仍有较多粮食需要用舟或车通过淮、颍、黄、卫运到北方。洪武元年(1368年)北征,命浙江、江西两省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于汴梁[3],应当就是由黄入卫支援北征的。徐达北征中的一支“分道徇河北地,连下卫辉、彰德、广平。师次临清,使傅友德开陆道通步骑,顾时浚河通舟师,遂引而北”[3]。此路线是卫河之流经地,故此次北征由卫河北上应当无疑。既然当时卫河能通舟师,当然也能通漕运。不过此时会通河尚通畅,通过此道北运仍为主要路线,故卫河只是发挥补充作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至永乐十三年(1415年),转漕东南,水陆兼挽,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3]。此时及以后景泰年间,当运河淤塞,卫河便成为漕粮北运的重要水道,这与当时政治、经济及运河的淤阻情况息息相关。自明成祖改北平为北京,进行营建并为迁都做准备后,北方粮食需求大增,但“国家财赋,仰给东南”,而明朝视漕运为国之大计,“国计之有漕运犹人身之有血脉,血脉通则人身康,漕运通则国计足”[8]卷三四三王宗沐《乞广饷道以备不虞疏》,3681。漕运能否顺利实施关系到王朝的安危,成为明王朝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国策,卫河漕运变得日渐重要。

自宋礼重开会通河,漕运独依运河之后,卫河的主要功能变成补充运河的水源,同时输运河南各地漕粮。如宣德四年(1429年),令南阳、怀庆、汝宁等府粮运临清仓,开封、彰德、卫辉等府粮运德州仓,其后山东、河南两省皆运德州仓[3]。临清和德州皆在卫河下游,漕粮运往两地,利用卫河当为不错的选择。英宗初,永平县丞李祐请开漳河以防患,疏卫河以通舟,说明明代统治者对卫河治理的重视,既有保证运河畅通亦有运送河南漕粮之目的,可见当时卫河的重要地位。弘治以后,黄河南徙,决口多在徐、沛以下,明政府在“保漕护陵”原则下进行精心治理,从而得以保证南粮北运,对漕运的影响相对减小。自此之后,卫河基本成为临清以下运河河道的水源补充。或因此故,目之所及,尚未发现有通过卫河南粮北运的史料,卫河完全成为补充运河水源和地方(尤其是河南)航运之河。

2.明代保障卫河航运畅通的措施

为保证卫河水量,维持漕运的正常畅通,明政府还限制卫河用水。如隆庆元年(1567年)题准:河南辉县苏门山百门等泉,乃卫河发源,及小滩一带运河,赖以接济。如有豪横,阻绝泉源、引灌私田,照依山东阻绝泉源事例问罪[9]。“明万历戊寅,知县聂良杞复虑五闸修理无法,反与漕政有妨,乃建立条格,刻石闸上。”[10]在严格限制沿岸各地用水的基础上,采取引漳、引黄、引沁以补充卫河水量等方案,但均未能很好实行,只好挖掘卫河本身潜力。然而,政治的腐败、社会的动乱使这些措施均未能实行。如泰昌元年(1620年),总河侍郎王佐言:卫河流塞,惟挽漳、引沁、辟丹三策。挽漳难,而引沁多患。丹水则虽势与沁同,而丹口既辟,自修武而下皆成安流,建闸筑堰,可垂永利。制可,亦未能行。崇祯十三年(1640年),总河侍郎张国维言:卫河合漳、沁、淇、洹诸水,北流抵临清,会闸河以济运。自漳河他徙,卫流遂弱,挽漳引沁之议,建而未行。宜导辉县泉源,且酌引漳、沁,开丹水,疏通滏、洹、淇三水之利害得失,命河南抚、按勘议以闻。然而,由于时值明末,社会动乱,政府危机,明廷已无力付诸实施。

(二)清至民初卫河以保漕为主兼顾灌溉制度的演变

明清易代之后,运河漕运依然为政府头等大事,为保证卫河的水源,清朝仍然推行明朝限制用水的措施。为调节官民之间的用水矛盾,逐渐形成卫河“官二民一”的用水制度。

1.清前期卫河用水制度的演变

清朝初年,官府对于卫河上游五闸的控制一直处于变动之中。顺治五年(1648年),“每年二三月间听民用水,四月以后即将闸板尽启封住渠口堵塞,俟运务完日听民自便”[11]。到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辉县久旱,卫河水量锐减,沿岸百姓私下泄水以灌溉,漕运愈发艰难,河臣靳辅上奏朝廷,“每年五六七月之间,万金之渠封闭而水不许入,搠刀之闸启板而水不许蓄,其利全归之漕”[10]保证了漕运却对豫北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沉重打击,以至百姓流亡,人丁锐减,社会动荡。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辉县知县滑彬不辞劳苦,“遍历五闸,多方筹画初议以四日济漕一日灌田,又虑用水不敷,复定以竹篓载石永堵闸口……”[12]随后又呈奏,“五日之内得邀一日放水救田”,以求实现灌溉与漕运两相兼顾。康熙三十年(1691年)又提出在运漕期间,“令各闸三日放水济运,一日下板灌田”[13]。在保证漕运用水的前提下,适当照顾沿岸各地的灌溉用水要求。

随着卫河水量的减少,用水矛盾愈发突出,乾隆十五年(1750年),朝廷又规定粮船未运往北京之前,不许开启闸门,直到粮船过山东临清,才许开闸。乾隆三十年(1765年),在南河总督李宏的建议下,“二日济运,一日灌田”的制度逐渐固定下来。“向例重抵临清日,封闭民渠,使泉流尽有官渠入卫。五月以后,民间插秧需水,二日济运,一日灌田,按期互相启闭。六七月间,听民自便。”[14]该制度一直沿用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提出完全实行海运:“近世治河兼言利运,遂致两难,卒无长策……今沿海数千里洋舶骈集,为千古以来创局,正不妨借海道转输,由沪解津,较为便速。”[15]从此以后,漕运便由内河航运改为了海运,卫河的漕运作用逐渐减弱。

2.清嘉道年间至民国前期的卫河航运

清中前期,“卫漕之导引卫水,与明代无异。”[15]此前河南漕粮多由此道运往京津地区,故沿河各地官府对卫河的疏浚和治理十分重视,保证了卫河航道的畅通,使其成为南北各地货物运输的重要通道。“卫河……经本省可行舟者,约三百里,水量平畅,泥沙最少,有舟楫之利而少泛滥之患,为河南最良之水道。又道口镇下经汤阴五陵镇,内黄之楚旺镇,通山东临清以达天津,计一千六百里。水盛时,小舟可流经汲县达新乡县之杨树湾。昔芦盐漕运及粮米输出,多由此道。”[16]可见,明清时卫河河道的情况颇有利航运,为商船进行贸易及转运物资提供了安全保障。道光五年(1825年),清廷诏筹海运,但时有断续。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开封铜瓦厢决口,影响到漕运安全,故朝廷实行部分漕粮海运。直到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提议大规模实行海运,原来严格控制卫河沿岸农业用水,进行精心管理的政策才有所松懈,这也促进了卫河航运事业更加繁荣,从而带动卫河沿岸道口镇等中小城镇的快速发展。

(三)20世纪30年代后的卫河航运

进入20世纪后,卫河上游太行山生态环境加速恶化,卫河上游来水越来越少,加上明清时期小冰川期的气候大背景,卫河的航运能力快速下降,道清铁路的修建即是很好说明。原来焦作一带的货物通过小丹河运抵新乡,再由新乡柳树湾及饮马口通过卫河下运的情况已无法维持,故只有通过道清铁路运至道口北的三里湾,然后从道口装船顺卫河运往京津地区。1933年出版的《道清铁路旅行指南》卷首《道清铁路略史》中明确说:“本路发轫于道口,终止于清化……接连平汉干线,迳达三里湾卫河水口,期与水运联络以为福公司运煤专线……”[17]

20世纪30年代,因卫河道口以下航运不畅,又修建了道楚铁路,从浚县道口镇到内黄县楚旺镇,把入卫河的转运码头从道口镇移到楚旺镇,楚旺上距道口镇约65公里,说明30年间卫河水位降低使通航里程向下游退缩了65公里,道口已不能保证较大船只航行。1938年,日军占领道清铁路,为解决修筑新(乡)开(封)线铁轨急需,将道清铁路道口段拆除,所拆路料大部用于新开线。从此,道清铁路东段全部废除[18],道口镇赖以发展的水陆交通优势已然全失,故其迅速衰落也就成为必然。

三、明清时期道口镇的兴衰

明清时期,道口镇因卫河而居于转运枢纽,肩负着南粮北运及沟通东西的职能,在政府漕运政策的影响及水运成本低廉等因素的作用下,卫河这条漕运线路带动沿岸以道口镇为代表的中小城镇的发展[19],而道口镇最终又因卫河航运地位消失而衰落。

(一)明代道口镇的兴起与缓慢发展

1.道口镇的兴起

道口镇原为古黄河边一渡口,元朝时南方漕运自淮入黄,再自中滦陆运至淇口入卫河,转运至大都。自淇口向下第一站即为道口,时称李家道口。虽然如此,明代卫河航运却并不十分通畅,从宋至明清,山西境内的森林遭到大规模砍伐,通航受到影响[20]132。“自明季以来,漳水上流时虞泛滥,而御河亦不便递运。如是行旅之往来,多取道于山西平定州。”[21]10御河不便递运,概因此时沁水泥沙较多,水流湍急,行于山间,加以丹河河道较窄,故由沁入丹,由丹入卫航途困难,故此时缺少山西一线商旅的客流,囿于这些因素,道口镇发展缓慢。

2.道口镇的逐渐发展

随着卫河航运的繁荣,位居卫河东岸的道口镇也日渐繁荣起来,为适应商业和城镇的需要,明代在道口镇设立了递运所,以管理卫河上的航运事务。“递运所……在李家道口。”[22]反映其在卫河航运中地位上升。道口镇的发展还可以从枋头至道口段船只往来情况以窥端倪,据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孟思《浚县新建道口浮桥碑记》载:“……至枋头入浚之境,淇卫二水流不北也,曹操下枋木障之北以漕,而浚遂为南北之要地……自枋头而下至于道口,东通齐鲁,西抵晋赵,轮蹄徒旅,西人东人走集旁午,轻舠小艓以渡以济,往往沉溺,民病涉焉……适有舟以济者,楫败舟覆溺而死者十有六人。”[22]可见枋头至道口段卫河上的繁忙景象,一舟覆沉造成16人死亡的事件亦说明卫河上航行的船只已达一定规模。随着道口镇商业贸易的兴起与城镇规模的扩大,在明万历年间已建有义学、义仓及东岳庙等设施,“(义学)……一在道口集,万历二十二年县丞南极元建”[22]。“义仓,即明时平川驿……一在李家道口。”[22] “东岳庙……一在道口大东门内。”[22]这些记载,一方面说明此时道口镇的名称有“道口”与“李家道口”并称的特点;另一方面,亦说明由于前述元朝漕粮在此转运以及明代卫河在漕运中的重要地位之影响,此时道口镇商业已有起色,“李家道口,日日集”[22]卷五《方域》,18,每天都有集市贸易正说明其经济发展情况。正德年间李家道口镇已是“居民数百家,商贾所聚”的小镇模样了[23],但此时期城镇规模并不算大。

(二)清咸丰五年(1855年)后道口镇的繁荣

清代乾隆年间道口镇因其所处地理位置,“地濒卫河,北达京津,南通汴洛,为中原咽喉,洵称胜地”[24],已经发展成为沟通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随着道口商业的发展,设立了道口所。到了晚清至民国前期,道口镇的发展达到顶峰,成为河南地区与朱仙镇、周家口镇、社旗镇齐名的中原四大名镇之一。卫河因其“上通百泉,下达天津”,“北下船只,船桅如林,经此复行至开封、洛阳、周家口、唐河、社旗等地,为南北九省商品集散地”,“东连齐鲁大地,西接山陕商路,东西商货多汇于此,堪称东西交通之要道”[25]。这一时期,其商业繁荣,商贾众多,故有“小天津”之称。道口镇此时面积达7平方公里,中心城区2平方公里,附属区域5平方公里多。城中心设四面城垣,有城门7个,水门2个。城内纵横12条街道,72条胡同,一街两厢店铺林立,全国十几个省的商贾聚集于此,人口达十几万之众,全盛时多达20万[5],已是盛极一时的重要城镇了。清末道清铁路的兴修为道口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道清铁路和卫河航运把道口镇与西南部的焦作地区和东北部的天津等商业重镇紧密联系起来,在这个通道中,焦作地区的煤炭、竹木、四大怀药等产品通过道口镇的三里湾码头,源源不断地运往天津等地。天津等地的工业产品、各类时尚用品和“洋货”亦通过此道输往道口后中转到内陆,形成以道口镇为中转站的运输线路,极大地促进了道口镇的商业繁荣。

(三)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后道口镇的逐渐衰落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加上后来日寇的轰炸,地方武装的敲诈勒索,使得镇内许多店铺被毁,广大商户举步维艰,纷纷逃往西安、开封等地,人口也由繁盛时的20万迅速下降到万余人左右。道口镇在民族大难中风雨飘摇[5]103,逐渐衰落。清末时新乡城东的饮马口码头和城西的柳树湾码头,尚有大小船只近千艘,大船可载重130吨,小船亦可载70吨。但到了民国以后卫河河道逐渐淤塞,河水亦浅,吨位较大的船只已无法通行[5]434。往日帆樯林立、车水马龙的码头亦变得冷冷清清,往来客商减少,大量店铺关闭,镇内饭店、酒馆、旅社等纷纷停业,道口镇昔日繁华不再。

四、明清时期道口镇兴衰的原因

明清时期,道口镇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及朝廷和地方政府的重视,保证了卫河水运的畅通,这是以道口镇为代表的卫河沿岸一大批中小城镇兴盛的重要原因。晚清以后,在明清小冰川期的气候大背景下,由于自然生态破坏日趋严重,沿岸农业用水增加,卫河水量逐渐减少,通航能力快速下降。在其他因素的叠加下,道口镇趋于没落。

(一)明清时期道口镇繁荣的原因

1.特殊的地理位置

道口镇地处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的交接地带,西依太行山,东部为平坦的华北大平原,紧邻卫河东岸,所处位置自古以来一直是沿太行山东麓由京师通往南部的交通大道。据明人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所载,华北地区较重要的官马大道中,就有两条经过道口镇:其一,由京师至西安官路,经由顺天府良乡县、彰德府、汤阴县、卫辉府、清化镇……至西安府。其二,由京师至开封府官路,经由顺天府良乡县……彰德府、汤阴县、卫辉府(由此西去陕西、四川;西南由郑州去云、贵),南……抵开封府[26]。驿路方面,河南位于黄河中下游,“东连齐楚,西阻函潼,南据淮,北逾卫彰”[27]卷一八五《河南通部》。明清时期,“邮传四至,东、东北、西、西南、南、北、西北”等七条驿路抵开封大梁驿[28],其中通往北方的驿路即为经道口镇一线,即自直隶磁州40里入彰德府安阳县,45里至汤阴县治,25里宜沟驿,60里卫辉府淇县淇门驿,50里汲县卫源驿……90里至省城祥符县大梁驿,全程380里。水路方面,道口镇位于卫河东岸,“黄、卫通鲁、冀,白、丹达秦、楚,汝、颍、澧、淇、贾鲁诸水,若网在纲,汇注淮河,直趋江南”[24]。这些河流及其众多的支流,共同构筑了中原地区纵横交错的水运交通网。道口镇即利用这些水运网络,沟通南北东西,转运物资,发展商贸,成为全国商贸重镇。

2.优越的自然条件

卫河自道口镇西北部的三家村附近流至东北部的柴湾村流出,在西侧形成长达3里长的两个港湾。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西、北两个码头,西部的码头以停靠转运生活日用品为主的商船,而北部的码头则以停靠煤、铁等大宗商品的船只为主。沿卫河依势而建的顺河街上店铺林立、鳞次栉比,并由此形成数条向卫河东部辐射的道路,能快速疏散来自卫河的人流和物流,便于商品的传输与集散。

3.卫河航运的促进

在交通工具尚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出行方式有两种,一为陆路,一为水路。相比陆路而言,水路交通因其四通八达的水运网络而具有方便且成本低廉的特点,故更受百姓商贾的青睐。“水运交通对于古代市镇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生活饮用之外,便利的交通也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一苇之航远较翻山越岭容易。在原始居民点上发展起来的早期城市,亦多在交通孔道上。”[29]26道口镇紧依卫河,处在通往京师水路的重要节点上。明清时期,因其直接关系到京杭大运河的水量补给,维系运河的正常通畅,故政府非常重视对卫河的疏浚、治理,从而亦保证卫河航运的通畅,这是以道口镇为代表的一些沿河市镇兴盛的重要原因。通过卫河转运,山西的煤、铁等产品通过沁河入丹河,再转入卫河转运至京津地区。而山西因为“太行片石,带土无多,麦菽瓜壶,半仰给河内”[30],“陵邑土瘠食艰,河南田肥地阔,往来贸易,时通有无”[31]、。山西南部的泽潞各县“其输中州者,惟铁与煤,日不绝于途”[30],而河南地区的粮食亦由此路输入山西,形成互通有无的交换格局,处于卫河航运线路上的道口镇因其往来繁忙而得以迅速发展。

4.漕运政策的影响

明清时期,因两朝均建都北京,不仅需要把兴建皇宫等工程的大批人员、建材以及所需粮食等转运至京城,而且要将南方四五百万石漕粮和二十一万四千余石白粮及其他物资顺利运达北京,主要依靠从江南到北京的京杭运河以及其他诸如卫河等河道,这些河道的畅通,亦成为商人南北贩运商品的首选,故明清以来保持相关河道畅通的“保漕”政策一直影响着运河、卫河及其相关地区的发展。作为当时运河的重要支脉,在“保漕”政策的影响下,卫河的畅通自然是头等大事,沿岸各地每年对卫河均有岁修、疏浚等。同时卫河的畅通也促进了沿岸中小城镇的快速发展。这是因为明代以来,政府允许漕船北上之时搭载一定数额的“土宜”(即当地土货)沿途自行贩卖,并“免其抽税”,以补其生计和运粮脚价之不足。同时,还允许其在“回空”时沿途招揽货源,代客运输酒、布、竹、木等大宗货物,从事往返贸易。因此,商人们通过商船往来运货、漕船带货以及回空漕船揽商货等途径实现了南北货物的流通。此时,漕船实际上起到了商船的作用,从而便利了南北物资的交流,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漕运的发达,又使得沿线所经的济宁、临清、天津等地成为“客商船辐辏之处”,出现“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舳舻衔尾,日月无淹”[32]卷一九《借著篇·永利第六》的繁荣景象。运河的繁荣带动了卫河航运的繁荣,故明清时期卫河上的商船亦是舳舻相望,一片繁忙,道口镇亦有“小天津”之谓。

(二)民国以后道口镇衰落的原因

如果说道口镇的繁荣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影响的结果,那么其衰落则主要由一个因素主导,并由此叠加其他因素所造成。根据学界相关研究成果,道口镇的衰落固然有民国时期军阀混战、道清铁路的拆毁以及京汉铁路的异地修建、帝国主义入侵对经济的破坏等因素影响[33]。但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应与卫河的通航能力下降直接关联。

1.卫河水量减少通航能力下降是道口镇衰落的直接原因

道口镇的兴起与卫河的畅通息息相关,正因为其重要地位,故从地方至朝廷均给予高度重视,才使得卫河航运畅通有了保障,从而带动道口镇的兴起、发展和繁荣。如若没有卫河的畅通,无论是优越的自然条件,还是周边丰富的物产资源,均无法输出交易,其他地方的商品亦无法销往河南周边,道口镇的发展也就失去了赖以发展的支撑,故道口镇的兴起与衰落主要原因均在于此。

卫河水量的减少在清中期已见端倪,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此时期卫河流域各地的水灾情况有明显的阶段性[34]。学者陈隆文认为,卫河水运条件发展演变经历了几个阶段,其中在明末至清嘉庆元年系水量不均,嘉庆元年以后至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为水运条件彻底丧失阶段,并指出卫河水量变化的阶段特征,是解读卫河水运兴衰的关键[35],可谓一针见血。但严格来讲,此说稍显绝对。众所周知,卫河水量的减少并非一朝一夕而成,是在大的气候背景下,有一个不断积累演变的过程。故此,与之相关的通航能力下降亦并非一蹴而就而在某个时间节点上突然出现。事实也说明,在清末民初,卫河依然具有一定的通航能力,如在新乡城东的饮马口码头和城西的柳树湾码头,尚有船只近千艘,大的载重130吨,小的载重70吨[5]。但卫河水量减少是个不争的事实,原来道口镇因卫河畅通而得以接入全国水运网络,这是其快速崛起的重要条件。当卫河航运水量下降,通航里程不断向下游退缩,甚至出现断航的情况下,转运码头也不得不向下游转移,如前文所引,转运码头由道口而移至内黄楚旺之材料即为明显证据。道清铁路运行20多年后,以卫河为出口的道口镇到了30年代即无法满足水运的条件,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向下游继续延伸铁路线至内黄县之楚旺镇,而内黄县之楚旺上距道口镇已有65公里之遥。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卫河的通航能力已退缩了65公里之多,不能不让人感慨卫河水量减少之快。

2.京汉等铁路的兴修客观上助推道口镇快速衰落

全长1200余公里的京汉铁路成为连接北京至汉口的重要交通大动脉,于1906年4月全线贯通,其经行线路自今安阳、汤阴,沿西南走向,至新乡卫辉,过新乡后南下绕过了卫河岸边的道口镇。京汉铁路的通车改变了以往的物资流通方式,较之前以陆路受道路条件、水运受河流通航能力制约有了极大改善,大大便利了南北方之间的物资流通,对沿线地区乃至铁路经行的河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进程都产生了深远影响[36]。但对于道口镇而言,失去了卫河航运的先天优势,又失去了陆路交通中的网络接点地位,对其发展无疑是釜底抽薪。不利的社会大环境下,道口镇的衰落也是必然的了。

五、结语

明清时期,卫河沿岸以道口镇为代表的一批中小城镇逐渐兴盛,其发展变迁与卫河的畅流、国家漕运政策、对卫河在漕运体系中的定位变化等因素相关。在卫河水量充沛的情况下,作为由豫北向京津地区运输的重要水道,不仅承担着本地区漕运的重任,在运河受阻时,更是江南漕粮南粮北运的关键孔道,其繁忙程度带动了沿岸中小城镇的兴起。但在水量不足时,由于政府以保运河漕运为主,加强对卫河用水等方面的管控,影响到卫河航运的发展。清代中后期改漕运为海运后,以道口镇为代表的沿河中小城镇得以迅速崛起。与此同时,自然环境的恶化影响到卫河上游来水量,而水量的持续减少制约着卫河的正常航运,载重较大船只的通航里程在逐渐缩短,以致到了民国初期,在卫河通航里程渐次缩减的情况下,能够通航的码头不断向下游推移,从道口迁至内黄县的楚旺镇,这是造成道口镇衰落的主要原因。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道清铁路的拆毁,加上其他远离道口镇的铁路兴修等因素影响,以道口镇为代表的沿卫河中小城镇发展所赖以维持的水陆条件均不复存在,道口镇的衰落亦成为必然。可见,因河流而兴盛的中小城镇,其与河流之密切关联性,因其兴而兴,因其失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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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作者简介:孟祥晓,男,历史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明清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