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与区域社会变迁研究——基于江苏省窑湾镇为对象的考察

郑民德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 

内容提要:窑湾镇是京杭大运河沿岸的著名城镇,属重要的河工枢纽、漕运码头、商业中心,其区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充分体现了运河的影响,在江苏省运河城镇中非常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窑湾镇的河工建设、水道整治主要集中于明代与清代,而商业发展则集中于清代中后期与民国中前期,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与泇运河、中运河的开辟有很大关系外,同时也是国家治河政策调整、漕运变迁、区域社会现实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  京杭大运河  窑湾镇  社会

引言

窑湾镇现属江苏省新沂市,位于京杭大运河、骆马湖交汇处,在明清与民国时期属著名的漕运码头、商业中心,有“苏北小上海”之称。窑湾在历史上又称姚湾、確湾、窑湾口,或属邳州管辖,或属宿迁县管辖,这里河湖相连,水运交通发达,上通齐鲁,下接淮扬,在京杭运河中地位异常重要。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前来经营贸易,加上漕船、民船的聚集,从而使城镇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为苏北著名商埠。为保障运道畅通,明清政府在这里兴修了大量的水道工程,通过新运道开辟及闸坝工程建设,使江南漕粮顺利抵达京师,维持专制王朝的统治。清末传统漕运衰落后,山东、河北很多沿运城镇因运河断流而陷入低谷,而窑湾运河受到的影响较小,依旧畅通无阻,加上近代交通工具的兴起及江苏、浙江诸多沿海城市的开埠通商,窑湾成为了苏南、苏北商贸转输枢纽,在民国中前期依然相当繁荣,后来随着抗战的爆发,窑湾城镇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才逐渐走向衰落。

在国家大力发展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今天,沿运省市采取了诸多的措施以加强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运河旅游业发展、运河城镇规划、运河产业创新等工作。作为运河遗产最丰富、运河河道使用最悠久、运河文化最繁盛的江苏省理应走在全国的前列,起到带头与示范作用。从目前来看,江苏省的运河文化宣传工作做的相当不错,形成了固定化的国际性会议召开制度、建立了完善的运河遗产保护体制、规划了中长期运河发展举措,但是在学术层面上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因此,通过对窑湾等运河城镇历史发展背景、脉络的梳理,有助于总结运河对江苏省沿线城镇影响的一般性规律,对于我们了解运河与区域社会关系、运河辐射性、运河文化传承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对于现代社会的运河文化带建设、运河遗产廊道建设、运河古镇规划与开发也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真正把运河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一、窑湾段运河的历史变迁

窑湾历史悠久,秦汉时这里有大量烧制军需用品的窑户,至唐代烧制种类、数量有了更大的提高,故称窑湾,属隅头镇管辖。窑湾镇虽与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其地位的真正提升是在明代以后,当时这里是重要的河工枢纽,国家兴修了大量的工程以保障运道畅通,另外因窑湾位于骆马湖、京杭运河交汇处,所以交通位置十分重要,专制王朝在这里设置了大量管河机构,征发了大量的民役负责运河的维护、修缮工作。明代与清代中前期,窑湾主要作为河工枢纽、漕运码头,停留在这里的人群主要为漕运军丁、水手,商业发展程度不高。清代中后期,随着河道的畅通与大量商人的聚集,窑湾的经济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并且一直延续至民国中期,成为了苏北重要的商业中心。

窑湾所属的邳州在明清两代属运河重镇,“北控齐鲁,南蔽江淮,东俯朐海,西走梁宋,水陆之要冲,南北之喉襟也”[1],“运河自峄县台庄南三里黄林庄入境,一名会通河,一名漕河,窑湾以上谓之泇河,其下流为皂河,又为中河,实一河也”[2],为水运交通枢纽。窑湾运河沿岸另有骆马湖,为运河水柜,蓄泄水源,“湖周百五十里,在宿城之北,西北接隅头湖,以泄徐塘入运之沂流,北受卢口直注之水,邳邑之艾山、燕子、武、皂,郯之白马与东西泇河均纳焉,为运东一大水汇”[3],对于保障运河畅通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使江南漕粮、商货顺利抵达京师,加强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明清两代对于窑湾段运河的整治不遗余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开辟河道、调蓄水源、修缮闸坝,力图达到河道安澜的目的。

运河河道工程简称河工,包括国家工程、民间工程两种,其中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征发民役,国家财政拨款的工程规模较大,涉及河道开挖,大型水工设施建设等,这些工程项目耗资大、时间长、影响深远,属国家层面上的河工建设。而由民间自行筹资建设的工程,相对时间短、规模小,在作用发挥上不如国家工程。窑湾段运河工程在明清、民国时期以国家工程为主,民间工程为辅,其中早期国家工程占主导,中后期民间工程地位上升,共同构筑了地方完整的水利社会秩序。明代前期,因此时尚未开凿泇运河、中运河,所以徐州至宿迁运道多依赖黄河,实行“借黄行运”策略,但同时黄河流急、多沙,经常淤塞、冲决运河,特别是徐州段有吕梁洪、百步洪、秦梁洪三处河道,乱石峥嵘、波浪滔天,“三洪之险闻于天下”,漕船至此经常倾覆,淹没国家漕粮,溺毙运军,对漕运产生了巨大危害,因此开辟新航道,避黄河之险,成为了明清政府迫在眉睫之事。隆庆、万历初年,黄河屡决于桃源县崔镇,“清口淤塞,黄运交病”[1],特别是隆庆三年(1569)黄河决口,“茶城淤塞,粮艘二千余皆阻邳州”[2],严重阻碍了漕船北上与回空,为国家漕运大患。时任总理河道都御史的翁大立通过实地考察,提出开泇河运道,但不久因“黄落漕通”[3]而未能成行。其后,黄河又屡决于邳州等地,“自双沟而下,南北决口十余,损漕船运军千计,没粮四十万余石,而匙头湾以下八十里皆淤”[4],不少大臣建议于山东半岛开胶莱运河,行海运以避黄河冲决之害,甚至连新任总理河道潘季驯、总理漕运陈炌也因耽误国家漕运而被罢职。万历三年(1577)总河傅希挚重提开泇河之议,结果未得到朝廷同意,直到万历中期才付诸实施,期间历经二十余年时间,总理河道曹时聘在介绍泇河开凿之功时曾言:“舒应龙创开韩家庄以泄湖水而路始通,刘东星大开良城、侯家庄以试行运而路渐广。李化龙上开李家港,凿都水石,下开直河口,挑田家庄,殚力经营,行运过半而路始开”[5]。泇运河南起邳州直河口,北至夏镇,长二百六十余里,每年三月开泇河坝,由直河口入运河,九月开召公坝入黄河,所有漕船、商船、民船按照时间与次序依次进入黄运两河之中,运道环境较以前完全“借黄行运”大为改善。

泇运河开通二十年后,天启初年“议开落(骆)马湖口至邳州直河东岸马颊口,凡五十里,以避刘口、直口及磨儿庄一带险溜,直接泇河”[6],希望开辟新运道与泇运河贯通,缩短利用黄河行漕的距离。至崇祯六年(1633)黄河从徐州吕梁洪西决口,汇成巨流,导致运道中断,漕运不通。崇祯八年(1635)黄河洪水入骆马湖,泇运河阻漕,总理河道刘荣嗣创挽黄之议,“起宿迁至徐州,别凿新河,分黄水注其中,以通漕运,计工二百余里,费金钱五十万”[7],但该河为黄河故道,淤沙很深,挑浚后沙落河平,引黄河水入新河后,“波浪迅急,冲沙随水而下,往往为浅为淤,不可以舟”[8],新河以失败而告终,第二年骆马湖溃决平复,漕船复从泇运河通行。入清后,运河依然为国家命脉,对宿迁以下“以黄为运”的治理尤为必要。骆马湖为泇运河咽喉,初漕船行骆马湖,湖面广阔,漕船无法牵挽,宿迁百姓负担严重,河道总督靳辅开皂河四十里,上接泇运河,下通黄河,漕运大便。康熙二十五年(1686)靳辅又“以运道经黄河,风涛险恶,自骆马湖凿渠,历宿迁、桃源至清河仲家庄出口,名曰中河。粮船北上,出清口后,行黄河数里即入中河,直达张庄运口,以避黄河百八十里之险”[1],《癸巳存稿》亦载“就黄河之北岸开中河,渐移而东南,曰仲家庄口,入对岸清口,行黄河止七里”[2],后又因仲家口挟骆马湖诸水逼黄河南岸,威胁清口枢纽,于是将运口向东南移至杨家庄,与清口平行。中运河的开凿,使徐州、邳州、宿迁河道彻底摆脱了黄河的威胁,不但漕运畅通无阻,而且对于排泄黄河洪水起到了重要作用。清末黄河北徙后,河道总督裁撤,国家河务管理陷入停顿,但苏北运河依然“风帆往来络绎不绝,且有小轮船行其间,由淮阴杨家庄直达宿迁之窑湾,每年由三四月起行至九十月间即停止,盖冬令水浅不利行舟”[3],可见该段河道在清末、民国年间依然是民间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

明清两朝对于流经窑湾的泇运河、中运河非常重视,设置了大量的河政官员进行管理,同时为保障河道畅通施行了相当规模的河道工程。邳州、宿迁两地运河“自张庄运口四十七里至邳州交界窑湾口,邳州自窑湾口一百二十里至山东峄县黄林庄”[4],其中“宿迁县运河东西两堤,上自邳州窑湾界起,下至张庄运口止,共一万七千五百十七丈三尺”[5],期间河湖纵横,河道状况复杂,管理难度很大。据《两河清汇》载“中河分司,部差三年一代,驻扎吕梁,本司所辖除黄河外运河,即泇河自江南邳州黄林庄起至骆马湖口止,长一百九十里,江南淮徐道兼辖”[6],中河分司由工部派出,受河道总督管辖,主要负责本区域河防工程、物料购买、夫役征派等事务,与驻守夏镇戚城的泇河通判为苏北专业管河机构。除中央管河官员外,地方政府也有管河之责,“宿迁县知县、管河主簿河道,泇河上自確湾(窑湾)起,下至骆马湖止,长七十里。黄河上自骆马湖口起,下至桃源县古城止,长六十二里”[7],其中管河主簿有三“一为南岸主簿,管理宿迁南岸洋河汛河务,所属如宿迁粮河县丞,康熙二十年设,咸丰十年裁,署初在县署西,后圮,驻工。一为北岸主簿,管理宿迁北岸古城汛河务,初属宿虹同知,嘉庆八年改属宿北同知,康熙二十年设,咸丰十年裁,驻工无署。一为运河主簿,管理宿运汛两岸堤工,属运河通判,咸丰十年裁,驻工无署”[8],知县、主簿主要协助中河分司、管河通判处理境内的日常河务,属河道的直接管理者。

明清两朝邳州、宿迁段河道管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河道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如康熙朝时,邳州运河上起山东黄林庄,下至窑湾,属邳睢河务同知管辖;宿迁运河上自邳州窑湾,下至张庄运口中河头,属宿虹河务同知管辖。乾隆二十三年(1758)经河道总督白钟山奏请,将邳睢厅所管运河改归运河厅管理,乾隆三十二年(1767)江南河道总督高晋又奏请“邳州营黄河北岸守备止管一岸,似可兼管运河,当日未经一并改隶。查运河守备专管宿迁境内运河,工段无多,其邳州运河毗连紧接,策应近便,与运河通判同驻宿迁,实可相资为理,应将邳睢黄河营所管运河自黄林庄至窑湾口一百二十里,一并改归运河守备就近会同该厅管理”[1],管河守备属武职管河官,与管河同知、通判等文职官员为平行系统。顺治初置中军守备一员驻宿迁,其属下千总一员管理邳州河务,“驻扎董家塘,把总三员分驻董家塘、五工头、运河之窑湾,共兵五百三十一名,专资防守河工”[2],另有“分防隅汛左哨头司外委把总一员,分防邳、宿两境巡防弹压,驻窑湾镇”[3],负责所辖区域的治安秩序。为保障河防安澜,明清及地方政府对于窑湾段黄、运两河工程非常重视。工程分岁修、抢修,岁修为每年常规修理,抢修为紧急情况时的处置,如康熙十八年(1679)自邳州窑湾至皂河口创建石工,东西两堤长一万余丈,后数年又创建宿迁拦马河、归仁堤,邳州东岸马家集三减水坝,建窑湾竹络坝以泄运河之水[4],这些工程为岁修。康熙三十七年(1698)抢修窑湾段险工一百四十二丈,两年后又抢修一百五十五丈,“四十年河身渐深,水势稍平,止抢修挑水坝二丈七尺。四十一年异涨之水,抢修一百五十七丈八尺”[5],这些工程均为抢修。清末漕运停止后,国家工程减少,而民间商民筹资兴修的工程数量增多,这充分说明了运河的政治功能逐渐减弱,而商业流通的功能有所增强,同时对区域社会生态、水利的影响也日益扩大。

总之,明清两代窑湾段运河经历了“以黄行运”、“借黄济运”向泇运河、中运河等人工运河转变的过程,这充分说明了在漕运为国家策略的前提下,国家工程的目的是保障运道畅通,减少黄河对运河的冲击,使江南漕粮顺利抵达京师。同时大量河政官员的设置与河道工程的建设,也都是以服务漕运为基础的,这些衙署或人员自上而下有不同的结构、层级,有文武两套平行的体制,共同维持河防的稳定与漕运秩序。而清末漕运没落后,运河的管理、维护由国家层面向地方政府、民间社会转变,工程资金来源、项目建设都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而运河的政治功能也逐渐向商业流通、文化交流等方面转化。

二、窑湾镇经济与商业发展

清代中期至民国中前期是窑湾商业发展的鼎盛阶段,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发展轨迹,是由多重因素导致的。首先,明代中前期窑湾段运河主要“借黄行运”、“借湖行运”,水道环境险恶,国家漕船尚且视若危途,一般的商船、民船更是难以顺利通行,加上徐州吕梁等洪的阻隔,无异于天堑之险。明万历后尽管泇运河已经开凿,但船只仍须在黄河航行较远距离,商货转输艰难,直到清康熙年间中运河开凿后,窑湾商路才日趋通达,商人数量日多,城镇发展速度加快。其次,窑湾初期的定位为河工重地,只是运河沿岸的村落,人口数量不多,没有商业发展的基础与条件,运道全线贯通后,南北商货以该地为转运枢纽,经济得到了快速提升。最后,清末传统漕运衰落后,窑湾运河的政治功能减弱,但商业功能增强,加上火轮等现代交通工具的使用及上海、南京等地的开埠通商,窑湾成为了苏浙重要商业枢纽,号称“黄金水道金三角”,俨然运河巨镇。

明代与清代前期窑湾运河虽上通京津,下连江淮,为南北水道要冲,但因航道环境较差,所以主要作用为运输漕粮,仅有的商业形式也多为运军、水手携带的土宜交易,不但规模较小,而且主要以粮食、杂货为主,难以形成专业性的商业市场与网络体系。关于窑湾商业情况的最早记载出现于清乾隆时,据乾隆二十六年(1761) 窑湾合镇商民所立《为再行禁革以杜滋浸事照碑》载“窑湾向有落地税银,已经前任傅援例厘剔在案,不意税役王陛凝希朦混,禀已加惩责尔,商民各安尔业”[1],该碑内容为重申雍正年间禁收落地税通告,由当时宿迁县令发布,目的是降低商人压力,提高他们经营的热情与积极性,可见该时窑湾商人数量已经不少。乾隆后,窑湾成为了“艚艘停泊重地”[2],形成了商业集市,大量商船、民船将商货在此销售、转输,城镇经济迅速发展,“繁富甲两邑”,为宿迁、邳州两地的首镇。当时窑湾镇因人口众多、店铺林立、商业发达,分为东宁、西宁、迎熏、西临四个区域,它们以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为经纬,东宁、西宁、迎熏属宿迁县管辖,西临为邳州管辖,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与窑湾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外,还是商业发达、人口密集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

清中后期窑湾商业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据史料记载,窑湾“旧有汛,市廛栉比,商贾鳞萃”[3],“邳宿错壤,绾毂津要,一巨镇也。昔者漕艘停泊,帆樯林立,通阛带阓,百货殷赈,奉使过客之往来,或舟或车,胥宿顿焉。繁富甲两邑,大腹贾辇,金而腰玉,倚市之女弹筝跕屐,有扬镇余风。窑湾西南为旧城,黄河未徙时河官骈居于斯……然烟火万家犹屹然,为南垂要害焉。其西则土山、碾庄、八义集皆聚落”[1]。甚至以窑湾为中心,在宿迁、邳州形成了一个运河经济圈,知名者有官湖镇、土山镇、八义镇,其中官湖镇“昔入都孔道也,其中具五民,多晋冀齐鲁徽歙之贾,而太原为之魁,以当、以洋庄,岁运洋纱数千万,他货物亦镪”[2],可见当时汇聚窑湾等镇的商人主要来自于山西、河北、山东、安徽诸地,这些外地商帮在沿河城镇商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据《民国宿迁县志》载,宿迁县有闽中、浙江、泾县、京江等等九座商帮会馆,其中窑湾有三座,分别为“江西会馆,即万寿宫,在窑湾镇南大街……苏扬镇公所,在窑湾镇南大街,福建会馆在窑湾镇前河天后宫”[3],其中江西会馆为江西客籍商人所建,供奉江西乡土神许真君,主要从事纸张、药材、绸布、金银首饰等行业;苏扬镇会馆为江苏本省苏州、扬州、镇江商人所建,主要从事煤油、茶叶、粮食、红白糖、绸缎、洋布的运销;福建会馆又名天后宫或妈祖庙,为福建商人所建,在窑湾主要经营烟草行业。而史料没有记载的晋商其实在窑湾也建有山西会馆,会馆位于镇中西大街,又名关帝庙,主要从事铁货、典当生意。诸多外省会馆的建立,加强了商人之间的交流,促进了商货的流通。

关于窑湾城市与商业的规模,见诸于诸史料。道光十九年(1839) 宣宗谕内阁:“据称山东台庄、窑湾等处,奸商囤积私货,于各帮经过之时,用价雇载,至直隶故城县郑家口卸卖,每船装载至七八百石之多”[4],可见当时窑湾等处商人利用漕船夹带私货的规模非常庞大,即便这样的行为被国家明令禁止,但在利润的诱惑下,依然毫不退却。光绪十一年(1885)湖南长沙人粟奉之路经窑湾,“窑湾,邳州属境,街衢亘里许,右纳一水,询之土人,每岁涨发,可溯此水经骆马湖北达沂州府也。既泊,观土人赛会,旗盖翻飞,金鼓动地,从窑湾渡河而西,欢声发于水上”[5],可见当时窑湾人口众多,市镇发达,是一处繁华之地。清末传统漕运废止后,窑湾商业发展并没有停顿,而是继续进步。光绪三十四年(1908)窑湾镇设立商会事务所,并在滩上、土山二镇设置分所,加入商会者有附近新城、官湖、碾庄、八义集、猫儿窝等十二处商业市镇,商会开支由会员承担,每年达1500余两白银。同年,窑湾设电报局,开辟至新安镇、泗阳县人工电报线,加强了与附近地区的交流。

民国中前期,窑湾在延续清末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受西方近代商业思想与“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有了一些新的特点。民国窑湾全盛时,全镇有商铺近400家,从商者6000余名,占全镇3万人口的近五分之一。镇内商业类型主要包括酿酒业,有万茂、公盛涌两大酒坊,生产绿豆烧、玫瑰露、木瓜烧等酒;煤油公司有英美纸烟煤油公司、亚细亚煤油公司;有东西两大典当行。另外还有山狮火柴公司、席泰兴百货布匹店、同道成布匹洋纱店、信昌茶食店、和泰茶食店、赵信隆酱园店、李义盛酱园店、小蓬莱饭店、朝阳楼饭店、大通旅社、太平旅社,还有数量众多的烟店、油坊、粮行、鞋帽店、鸡蛋厂等[1],这些店铺、商货既有在本地生产、销售者,也有沿运河销往其他省份者,甚至有通过上海从西洋海运而来的洋布、煤油、火柴等,窑湾市场辐射范围已不仅仅局限于运河区域,而是与国际市场有了密切的联系,体现了新的发展特征。民国年间服务于窑湾商货运输的有镇江商船分会,“镇江商船公会近议设立分会,南河如常州、苏州、上海、杭州,北河如扬州、兴化、清江、窑湾、济宁、亳州、六安,共十一处”[2],以一镇之地竟与诸多大城市相齐并论,可知窑湾商业发展程度。不过相较于江南大的市镇,窑湾还是稍逊一筹,据《东方杂志》载“商业经济之阻滞,江苏实是三个时代造成的三个巨域合并而成的,在江南是可见工业资本的展开。淮扬一带因运河交通之便在中古时代即有盛大之商业资本之发达。在徐州一带就完全停留在农业经济之一阶段,徐州为陇海铁路及津浦铁路之交点,海州为陇海路之终点,又为江北一海口,于是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几个小规模的工厂以及好的市镇,如双沟、窑湾、官湖等商业之繁盛超过那些县城,然而繁盛的程度总仍然不过是江南乡村间的一中上市镇而已”[3],可见苏北经济与江南仍有一定差距。抗战爆发后,随着窑湾沦陷,兵燹严重冲击了城镇商业,使人口锐减、店铺倒闭、商人离散,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之中。

清中后期、民国中前期窑湾经济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清代,运河作为唯一的南北水上交通要道,对于商货的流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窑湾商业往来依赖运河进行,商品销售以运河为主线辐射四方,商业经营也主要以传统典当、杂货、布匹、药材、粮食业为主。清末及民国年间,随着沿海大量城市开埠通商,窑湾在延续运河交通的同时,还加强了与上海、宁波、南京等城市的交流,甚至通过海路与美国、欧洲各国产生了商业往来,近代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刺激了窑湾新式企业的产生,使城镇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色。

三、阻碍城镇发展的因素

运河城镇的发展并非坦途与一帆风顺,而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与阻隔。窑湾在明至民国的数百年间,城镇的变迁与京杭大运河密不可分,运河的贯通使窑湾从偏僻村落变成了漕运码头、商业中心,使城镇发展迈上了新台阶,达到了新高度。但同时窑湾附近复杂的水域环境,也导致了严重的水患,对城镇产生了巨大危害。特别是清末、民国年间的战乱,对商业、经济的破坏更是雪上加霜,使窑湾的发展受到了种种挫折。

水旱灾害是窑湾最主要的自然灾害,其中尤以水灾为主。窑湾附近有黄河、皂河、泇运河、骆马湖,其他小型河流更是不计其数,在国家“恃漕为命”的局势下,政府更多关注于运道的畅通,对危害民田庐舍的洪水投入精力较少,而清末漕运衰落后,随着国家工程的减少,水患较前危害更大。如明天启六年(1626)秋,“河决匙头湾,倒入骆马湖,自新安镇抵邳、宿,民居尽没”[1],万历三年(1575)八月黄河从桃源县崔镇决口,淮河从高家堰东决,“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没千里”[2]。康熙三十五年(1696)“淫雨坏田庐,皂河、窑湾民居堤上漂没,遗骸盈野”[3],均给民众造成了严重灾难。光绪三年(1877)、四年(1878)山东、山西、河南、江苏等省又发生严重旱灾,号称“丁戊奇荒”,尽管窑湾“故巨镇,商贾辐辏”[4],有大量商贾捐赈米谷以救济灾民,但随着外地灾民的大量涌入,“赈不暇给,道殣相望”[5],后窑湾商会总事藏乐亭“倡粜豆饼,按日计口,验而售之,始行于镇,既推之远近村砦,遂无饿死者”[6]。进入民国后,窑湾又发生了两次严重的水灾,民国三年(1914)沂沭河爆发洪水,窑湾北门沂河决口,骆马湖地区全部被淹,房屋倒塌,人畜伤亡十分严重[7]。民国二十四年(1935)沂河再次决口,“窑湾全镇陆沉”[8],人口、财产损失严重,城镇经济大受破坏。明清及民国年间的严重水灾,与窑湾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国家漕运策略有很大关系,运河在带来便利交通的同时,又吸纳众流,产生了水灾隐患,而明清政府专注漕事,又忽视了地方水利建设。到了民国年间,运河政治地位的下降,又使国家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数量减少,导致河防稳定性减弱,水患灾害更趋猛烈。

除自然灾害外,兵燹之害是影响窑湾经济顺利发展的最大阻力。窑湾界通南北,为水陆总汇之区,优越的交通位置促进了商货的流通,带动了城镇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往往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尤其是战乱时期的军事冲突,更直接扰乱了窑湾地方社会秩序,使经济发展失去了稳定的环境。早在明正德七年(1512)河北文安人刘六、刘七发动起义,他们沿运河南下,杀害运军,烧毁漕船,围攻邳州,使这一地区受害严重,后在邳州知州周尚化反击下,农民军才败退。清末由于时局动荡,战乱更为频繁。咸丰九年(1859)年夏,“皖匪渡运河,北窜台庄、官河、窑湾,诸镇皆失守”[1],咸丰十一年(1861)捻军进攻宿迁归仁集,“十月皖匪由窑湾渡河,都司陈振邦、文生王理疆率练半渡击之,大获”[2],同治元年(1862)二月,“皖匪李成自睢宁扰掠宿迁城西,又窜皂河、窑湾……十一月皖匪任弗得等窜掠窑湾东,复西扰邳州距山”[3],长期的战乱使窑湾经济受到了严重冲击,导致商民正常的商贸、生产秩序遭到破坏。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海州辫军二次续变,肆意抢劫窑湾镇,焚掠极惨”[4]。抗战爆发后,窑湾经济毁于一旦。1939年2月,日军与伪军刘福龙部占领窑湾,居民逃避一空,日伪军乘机大肆抢劫商店货物与居民财产,窑湾经济遭到大劫难,精华损失殆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盘踞窑湾,苛捐杂税,横征暴敛,镇上寥寥几十家店铺,奄奄一息,难以维持[5],至此窑湾彻底走向衰落。

明清、民国年间的灾荒、战乱对窑湾的历史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说灾荒尚具有自然属性,其预防、赈济往往存在着难以求全局的现实,那么持续不断的战乱对窑湾的破坏则是毁灭性的。清末、民国年间的战乱不但延续时间长、规模大、破坏严重,而且在当时国家关注运河日少的局势下,窑湾大量商铺倒闭,外省商人纷纷离散,甚至本土百姓或死亡,或逃难,经济发展环境急剧恶劣,从而导致了窑湾这一运河名镇的没落与衰败。

四、结语

窑湾镇的历史变迁与京杭大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河道的开辟、商业的发展、影响城镇发展的因素都是在运河存在、贯通、延续的前提与基础上进行的,而城镇的变化也打上了深刻的运河烙印。明清王朝在窑湾设置河工衙署,派遣河政官员最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漕运,但客观上也促进了商业的兴盛与繁荣,正是由于优越的交通位置才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前来经营,促进了商业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不过窑湾城镇经济的变迁在清中前期与清末、民国年间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变化既有区域自然、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了国内外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冲击,正是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才使窑湾镇在不同时期凸显了不同的发展特点。而窑湾镇在自然灾害、战乱打击下的变化,一方面体现了城镇有着一定的自我调节、修复能力,也存在着面对较大破坏时的没落与衰败,这也充分体现了运河城市演变的两面性,既运河带来交通便利、商贸兴盛、文化进步的同时,也会吸引各种破坏力量的集聚,产生诸多的负面作用。

 

 


 

[1] 窦鸿年:《邳志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28页。

[2]《邳志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73页。

[3]索增仓:《窑湾往事》,[香港]环球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引自《淮北水利纲要.骆马湖》。

[1]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九《川渎六.漕运.海道》,清稿本。

[2]张廷玉:《明史》卷八十五《运河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4页。

[3]《明史》卷八十五《运河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4页。

[4]《明史》卷八十五《运河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4-1335页。

[5]《明史》卷八十五《运河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0页。

[6]《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九《川渎六.漕运.海道》,清稿本。

[7]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版,第219页。

[8]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六,[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84页。

[1]赵尔巽:《清史稿》卷一二七《河渠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4页。

[2]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五《会通河水道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3]李佩恩:《民国泗阳县志》卷二十《交通》,民国十五年铅印本。

[4]傅泽洪:《行水金鉴》卷一百四十九《运河水》,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行水金鉴》卷一百七十四《堤河汇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薛凤祚:《两河清汇》卷二《运河》,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两河清汇》卷三《运河》,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刘庠:《同治徐州府志》卷六下《职官表》,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1]《清高宗实录》卷七百五十九,乾隆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丙辰条。

[2]董用威:《咸丰邳州志》卷八《军政》,清咸丰元年刻本光绪二十一年重刻本。

[3]吴世雄:《同治徐州府志》卷十七《兵防考》,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4]张鹏翮:《治河全书》卷五《邳州宿迁运河事宜》,清抄本。

[5]《治河全书》卷十一《桃源黄河事宜》,清抄本。

[1]《窑湾往事》,[香港]环球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2]《咸丰邳州志》卷三《建置》,清咸丰元年刻本光绪二十一年重刻本。

[3]《邳志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61页。

[1]《邳志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62页。

[2]《邳志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61页。

[3]严型:《民国宿迁县志》卷四《营建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4]《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六,道光十九年九月十九日辛亥条。

[5]粟奉之:《粟赓笹日记》卷九《山左日记》,清钞本。

[1]《窑湾往事》,[香港]环球出版社2011年版,第32、33页。

[2]胡愈之:《东方杂志》第四卷第一号《各省航路汇志》,第36页。

[3]《东方杂志》第二十七卷第六号《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第94页。

[1]《明史》卷二十八《志第四.五行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

[2]高延第:《光绪盱眙县志稿》卷十四《祥祲》,清光绪十七年刻本。

[3]《民国宿迁县志》卷七《民赋志下》,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4]《民国宿迁县志》卷十六《人物志下》,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5]《民国宿迁县志》卷十六《人物志下》,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6]《民国宿迁县志》卷十六《人物志下》,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7] 《窑湾往事》,[香港]环球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8]《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第二十一号,第94页。

[1]方浚颐:《二知轩文存》卷三十一,清光绪四年刻本。

[2]《民国宿迁县志》卷十一《兵防志下》,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3]《民国宿迁县志》卷十一《兵防志下》,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4]李剑农等:《太平洋》第一卷第六号《国内大事日志》,第4页。

[5]《窑湾往事》,[香港]环球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页。

作者简介:郑民德,男,(1982—),山东五莲人,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运河文化史、社会史。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山东运河河政、河工与区域社会研究”(16CZS017)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江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