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来山东沿运地域方志纂修略论

周 广 骞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聊城 252059)

摘要:山东沿运地域方志数量较大,保存了较多与运河有关的文献资料,并呈现出不同的纂修特色。总体来看,山东沿运地域方志的纂修自明代起逐步加速,至清代达到兴盛,至民国则呈现较为鲜明的新旧时代过渡特色,其发展脉络较为清晰。通过梳理山东沿运地域方志纂修情况,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和使用山东沿运地域方志文献,对京杭运河历史与文化研究亦颇有助益。

关键词:山东 方志 纂修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方志是“记载一地区自然、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和文化纵横各方面的情况和资料的一种著述体裁”,[[1]]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资料性。山东是京杭运河流经的重要省份,同时也是方志纂修大省。据中科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山东存世方志541种,占我国存世方志的6.5%,仅少于四川、浙江,而居全国第三位。较为全面深入地了解山东方志特别是沿运地域方志纂修情况,有助于更有针对性地查检和使用方志中的运河文献资料,对京杭运河历史文化研究而言,也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山东运河开凿历史悠久。隋大业四年(608),“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馀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2]]永济渠自河北馆陶进入山东后,经永济(今山东冠县北)、临清(今山东临清西南),然后又折回清河(今河北清河)、清阳(今河北清河县东),再转入山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西北)、长河(今德州市),之后再进入河北吴桥。自山东德州进入河北的永济渠部分河段与元代以来的京杭运河大致重叠。山东开凿和使用运河的历史虽然相当久远,但是山东元代之前方志全部亡佚,今存纂修最早的方志为元代于钦《齐乘》。自明代以来,山东方志的纂修呈现加速发展趋势,并逐步趋于繁荣。下面对山东沿运地域方志纂修情况,以时代为序稍加论述。

 

1 明代山东沿运地域方志的纂修

 

明代山东运河自济南府属德州桑园镇入境,在山东境内主要经过东昌府属聊城、堂邑、博平、茌平、临清州、恩县、武城,兖州府属滕县、峄县、鱼台、济宁州、嘉祥、东平州、东阿、阳谷、寿张。总体来看,山东运河沿线地区方志体现了较为突出的纂修特色。

一是修纂积极,数量较大。据巴兆祥教授统计,明代山东编修方志凡220种。其中上述沿运地域纂修64种,存世17种(通志1种、府州志8种、县志8种),占山东存世明代方志的26.6%。今据《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书经籍志》《续文献通考经籍考》《国史经籍志》《千顷堂书目》《文渊阁书目》等书目及明清方志所载序跋,以明代沿运地域府州志为例,编制“明代山东运河所经府州方志纂修表”,并稍加说明。

 

明代山东运河所经府州方志纂修表

 

书  名

修纂者

著  录  情  况

存佚

《德州志》三卷

郑  瀛

景泰五年(1454)刊,《千顷堂书目》卷六《地理类》上著录。此志卷首残缺,宁波天一阁藏

《德州志》

何  洪

嘉靖七年(1528)修,宁波天一阁藏有残本

《德州志》十二卷

唐文华

万历四年(1576)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四著录、《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一七十《史部》“地理上”著录。存卷一至五,国家图书馆藏

《德州续志》

安受善

天启五年(1625)在唐志原板之上续增,国家图书馆藏有残本

《东昌府志》九卷

李  钰

《明史·艺文志》二、《千顷堂书目》卷六《地理类》上著录

《东昌府志》

侯宜正

侯宜正“洛阳人,正德间知东昌府,严重有风裁”

《东昌府志》二十二卷

王命爵

万历二十八年(1600)刊,《千顷堂书目》卷六《地理类》上著录,《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希见方志丛刊续编》据此影印。此本为现存最早的东昌府志

《东昌府图志》四册

——

《明书·经籍志·拾补》“旧志”类、《文渊阁书目》卷十九“旧志”类著录

《东昌府并属县志》一册 《文渊阁书目》卷二十“新志”类著录

《临清州志》十八卷

周  禧

《明史·艺文志》二、《千顷堂书目》卷六《地理类》上著录

《临清州志》十卷

方元焕

嘉靖四十年(1561)刊,《传是楼书目》《(宣统)山东通志》著录。宁波天一阁原藏两部,均散佚

《高唐州图志》一册

——

《明书·经籍志·拾补》“旧志”类、《文渊阁书目》卷十九“旧志”类著录

《高唐州志》二卷

王大化

《千顷堂书目》卷六《地理类》上著录

《高唐州志》七卷

金  江

嘉靖三十二年(1553)刊,《千顷堂书目》卷六《地理类》上著录。今存台湾省

《兖州府志》

——

明嘉靖中修,今已不存

《兖州府志》五十一卷

朱  泰游季勋

万历元年(1573)刊,缺卷三,存五十卷。宁波天一阁藏,有1991年《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影印本

《兖州府志》五十二卷

于慎行

万历十九年(1591)始修,万历二十四年(1596)刊。《明史·艺文志》二、《国史经籍志》卷三《史类》、《千顷堂书目》卷六《地理类》上著录。是书于上世纪60年代发现于山东巨野,缺“人物志”和“典籍志”,后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复制所缺二志,由齐鲁书社1990年影印出版

《兖州府并属县志》三册

——

《文渊阁书目》卷二十,“新志”类著录

《兖州志》

卢  熊

《千顷堂书目》卷六《地理类》上著录

《济宁府图志》四册

——

《明书·经籍志·拾补》“旧志”类、《文渊阁书目》卷十九“旧志”类

《济宁州志》十三卷

莫 聪

弘治四年(1491)刊,《明史·艺文志》二、《千顷堂书目》卷六《地理类》上著录

《济宁州志》八卷

王国桢

万历三十七年(1609)修,《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一七十《史部》“地理上”著录

《东平州志》一册

——

《明书·经籍志·拾补》“旧志”类、《文渊阁书目》卷十九“旧志”类著录

《东平州志》

凌  云

嘉靖十八年(1539)修,稿本未刻

《东平州志》

邱如松

万历五年(1577)修

《东平纪略》二卷

陈观衡

《千顷堂书目》卷六《地理类》上著录

 

据上表可大致了解明代山东沿运地区府州志纂修情况。其一,不少府州曾多次修志,如德州于景泰五年(1454)、嘉靖七年(1528)、万历四年(1576)、天启五年(1625)四次修志,平均42年即修纂一次。其二,因纂修时代较早,明代沿运方志佚失较多。济宁州明代方志3种、东平州明代方志4种均亡佚不存。上述26种方志中,存世仅8种,仅占30.8%。

二是注重体例,编修规范。明永乐十年(1412)、十六年(1418)先后两次颁布修志凡例,对志书的体例、内容作了较为详细和明确的规定,大大促进了明代方志的定型化。如永乐十年(1412)《纂修志书凡例》“山川”条称:“古志所载诸处山川,有与图册所载名号差异者,或前代所载小山、小水之有名,而所收未尽者,当据见今名目补收之。或古今名人有所题咏,并宜附见。”[[3]]永乐十六年(1418)《纂修志书凡例》“山川”条称:“叙境内山岭、江河、溪涧之类所从来者。旧有事迹及名山大川有碑文者皆录,其馀虽小山小水,有名者亦录。”[[4]]对记述运河等河流及相关诗文,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明天顺二年(1458)《大明一统志》修成后,方志编修多效仿其体例,并稍加变通。修志凡例的颁布和《一统志》的编修,对明代方志起到了很大的规范作用,这在山东沿运方志中也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如《(嘉靖)夏津县志》为纲目体志书,共分十三纲,将土产、贡赋、户口并入食货志,除新增官师志及惠政志,未列寺观、祠庙、桥梁、古迹等条目外,其基本条目的设立与《纂修志书凡例》大致对应。《(正德)莘县志》为纲目体及平目体混杂类型,其卷一至卷五为平目体,卷六至卷十为纲目体,设宦迹类、人物类及艺文三纲,之下再列细目。其前五卷条目除养济院、关津、牌坊外,大致与《凡例》所设条目一致。其宦迹类、人物类、艺文三纲所设条目较为细致,显示出县志记述内容较为具体,在《凡例》基础上结合纂修实际,并加以细化的特点。

三是名志较多,质量较高。明代山东编修的不少方志质量较高。如陆釴等纂修《(嘉靖)山东通志》,王世贞称其“精审不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在地志中号为佳本,体例不务新奇,而详核有体”。[[5]]再如于慎行纂《(万历)兖州府志》参核前志,增易门类,采录广博,卷前绘府州县及漕渠、黄河、湖泊等近四十幅地图,精审准确,对于了解山川走向、湖泊分布很有价值。此志收录各类艺文也很丰富,占全志篇幅的近三分之一,颇有保存乡邦文献之功。另外,此志开本宽大,纸张莹白,刊刻精美,山东省图书馆收藏国内孤帙,品相极佳,在版本及内容上都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王汝训纂《(万历)东昌府志》分地理志、建制志等二十门,凡二十二卷,保存了大量明代地理及经济资料,堪称明代山东志书之佳作。其《纪变篇》对万历二十七年(1599)临清民众反对税使马堂的斗争记述颇为详悉,对于了解明末临清段运河商业运输及税收情况,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再如李棆纂《(万历)德州志》分舆地志、建置志、官秩志等十一门、五十九目,凡十二卷。此书纲目分明,记人载事明晰详备,保存了较多明代故实,在后代亦颇受推崇。

2 清代山东沿运地域方志的纂修

 

清代山东运河自德州罗家口进入山东,至临清半壁店均属卫河,流经山东、直隶两省交界处,因此往往出现运河交错归属直隶、山东的情况,其中在山东境内河段共354里。自临清大闸至济宁鱼台县为会通河,因汶上县分水口地势最高,补给运河的汶河水自分水口注入会通河后南北分流。分水口以北河水北流,分水口以南河水南流。会通河全在山东境内,共528里。新河又称南阳新河、夏镇新河,明末开凿,清代继续使用,在山东境内共68里。泇河亦为明末开凿,自兖州府峄县黄林庄流入江南徐州府邳州境内。泇河清代屡有整修,在山东境内共159里。通同计算,京杭运河山东段北起济南府德州罗家口,南至兖州府峄县黄林庄,在山东境内全长1109里。清代是我国方志编修的兴盛阶段,这在山东运河所经地域方志纂修中也有较为清晰的体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色。

一是数量快速增加。据上文所述,明代编修各类通志虽数量较多,但较为规范完善的通志仅有陆釴《(嘉靖)山东通志》1种,而清代仅通志就先后于康熙、雍正、宣统朝三次编修,且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均远远超过明修《通志》。此外尚存张昭潜纂《(同治)山东通志》(不分卷)未刊稿本1种。据此,则清代存世通志凡4种。在府州县志方面,明代存世府州志世8种、县志8种,合计16种。而清代存世府志20种、县志64种,合计84种。由上可知,今存与山东运河有关的明代方志仅17种(其中通志1种、府州志16种),和清代的88种(其中通志4种、府州县志84种)相比,数量可谓悬殊。其中除明代纂修志书距今年代较早,因遭受战乱及自然灾害而亡佚较多的因素外,明代纂修方志与清代相比总体数量较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篇幅大大扩展。总体来看,清初编修志书大致继承了明代修志传统,篇幅普遍较短,如房万达修《(顺治)武城县志》4卷、何一杰修《(康熙)聊城县志》4卷。自清代乾嘉之后,方志篇幅呈显著加长趋势。如将明代及清乾隆中所修方志进行对比,此种差别更加明显。如郑瀛修《(嘉靖)德州志》仅3卷,王道亨修《(乾隆)德州志》为12卷首1卷,约30万字。易时中修《(嘉靖)夏津县志》仅2卷,方学成修《(乾隆)夏津县志》为10卷首1卷,约20万字。这一方面固然有各类事实不断累加,需要记述内容不断增多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还是时代风气特别是学风影响使然。清乾嘉时代,考据学风盛行。这种学风注重文献资料的搜集、排比和考证,主张言必有据,据必可信,在方志编修中也有较为明显的体现。

三是佳作名志大增。清代山东运河沿线方志不少为名家所修。这与清代文网甚密,学者不敢私自修史,有不少转而积极参与了修志活动有关。特别是有的地方官热衷修志,往往延请名家,对山东运河沿线方志质量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乾隆)济宁直隶州志》采择周详,收载丰富,对研究清代城市经济及漕运制度颇有价值。《(乾隆)东昌府志》“山水”一门详记漕渠川泽,对于有关东昌故实的诗文,均附录于各门,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原始文献。再如刘淇主纂《(康熙)堂邑县志》征引详悉,内容丰富,且长于运用材料,对记述所及详加论述,驳前人之错误观点,廓相关记述之迷雾,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清代公推为志书上品。如其卷三《山川》论马颊河,征引《尚书》《汉书》《宋书》之记述,详列马颊河之变迁,驳府志之谬误,而讥通志之骑墙,论述缜密,令人信服。

四是类型不断丰富。清代是我国方志纂修的鼎盛时期,方志类型更加丰富多样,这在山东运河沿线方志编纂上也有较为直接的体现。第一,纲目分类更加多样。清代方志篇幅加长,内容更加丰富,因此在纲目分类上多有创新和探索。这在乾隆之后的志书中体现更为明显。如《(道光)东平州志》以考、征、传、略四体分统各门,共分山川考、漕渠考等八考,职官征、藩封征等四征,宦迹传、人物传等三传,艺文略、金石略等八略,略下再细分为目,形成了四体、二十三门、四十九目的严整体系。第二,里镇志开始出现。清代镇、村发展较快,镇村志也随之编修较多。其中《张秋志》记述运河名镇张秋,在山东运河沿线方志研究中居于特殊地位。张秋地处寿张、阳谷、东阿三县之交,跨运河而建,素有“南北转运锁钥”之称,是漕运重要枢纽和南北商品集散中心。此志对市镇商业经济和运河漕运内容记述尤为详细,其《河渠志》与《艺文志》中记述了不少有关运河建置等方面的文献,是考见元明清运河变迁及治理的丰富资料,亦为山东方志中少有的镇志佳作。第三,乡土志大量出现。乡土志是清末光绪中出现的新方志类型,其中山东运河沿线共编修乡土志12部。这些志书编排体例不尽相同,但篇幅均普遍较短,如《(光绪)东阿县乡土志》分为八卷,每卷少者仅四、五页,而《(光绪)莘县乡土志》则不分卷,两志篇幅均约二万字左右。这些乡土志亦对运河有所记述,如清末黄河横截会通河,夺大清河入海,《(光绪)东阿县乡土志》卷七“大清河”条记述汶水“历东平州戴村坝,分泻汶河之水”,此段运河变化不大。而记述其“北行三十里,至城西南十二里庞家口入黄河,商舶渔艇往来不绝”[[6]],则为当时河道变迁的真实记录,体现了较强的时代特色。

3 民国山东沿运地域方志的纂修

 

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多次要求编修方志。民国三年(1914)教育部咨令各地编修乡土志,五年(1916)教育部会同内务部咨令各地修纂方志,十七年(1928)行政院令各省、县编修志书,并颁《修志事例概要》二十二条,民国志书大多据此编纂。山东运河沿线民国期间编修志书15种,详见下表。

 

民国期间山东运河所经府州县志一览表

 

书  名

卷  数

纂修者

出版时间

《德县志》 16卷 李树德修,董瑶琳纂 民国二十四年(1935)
《重修恩县志》 14卷首1卷 张遵孟修,曹明祥纂 民国三十一年(1942)
《清平县志》 不分卷 梁钟亭、路大遵修,张树梅纂 民国二十五年(1936)
《东平县志》 17卷 张志熙修,刘靖宇纂 民国二十五年(1936)
《续修东阿县志》 16卷首1卷 周竹生修,靳维熙纂 民国二十三年(1934)
《东阿县志》 18卷首1卷 周竹生修,靳维熙纂 民国二十三年(1934)
《增订武城县志续编》 15卷 王延纶修,王鬴铭纂 民国元年(1912)
《夏津县志续编》 10卷首1卷 谢锡文修,许宗海纂 民国二十三年(1934)
《阳谷县志》 8卷 朱兰修,劳乃宣纂 民国十五年(1926)
《增修阳谷县志》 44卷(缺1-3卷) 佚名纂 抄本
《济宁直隶州续志》 24卷首1卷末1卷 潘守廉修,袁绍昂、唐烜纂 民国十六年(1927)
《济宁县志》 4卷首1卷 潘守廉修,袁绍昂纂 民国十六年(1927)
《续滕县志》 5卷 崔功甫等修,高熙喆等纂,生克中、高延柳等续纂 民国三十年(1941)
《续修巨野县志》 8卷首1卷 郁濬生修,毕鸿宾纂 民国十年(1921)
《临清县志》 16卷首1卷 张自清修,张树梅、王贵笙纂 民国二十三年(1934)

 

总体来看,山东运河沿线民国时期编修方志数量不大,修志主要集中在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前期。一方面民国前期修志较少,与地方不靖、土匪窃发有关。韩复榘称:“当兵燹之后,盗贼充斥,民物凋弊,日以剿匪清乡为务,征文考献,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7]]另一方面,山东运河沿线区域修志也受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较大影响,期间编修方志仅有2部。从内容方面看,山东运河沿线方志具有较为明显的新旧时代过渡的特色。对于如何通过修志表现清代和民国两个不同的时代,纂修者主要采用了两种办法。

一是分别修志,不相杂糅。如周竹生、靳维熙修纂《续修东阿县志》及《东阿县志》,虽均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出版,但分别记述了清代及民国的内容,其体例内容均相对独立。高绍和《续修东阿县志民国东阿县志总序》称:“前修后继,革故鼎新。百年来水剩山残,旁搜匪易;两纪中风驰电掣,未艾方兴。甫值专制运终,人念高曾规矩;适逢大同义起,世开自治轨涂。以后律前,辕南殊乖夫辙北;生今泥古,凿圆讵合乎枘方?政教既殊,体裁斯别,殆陆士衡所云合则两伤、离则双美者欤?”正因如此,在编修志书时并未将清末与民国内容按照同一体例进行编排,“其续前志也,仍弹古调,恐《广陵散》自此销沉;其修民志也,别具新裁,俾《一行传》于今再广。其间有损有益,亦创亦厘,然悉当乎人心,卓尔无愧于大雅”。[[8]]其中《(民国)续修东阿县志》分天文志、山水志、兵事志等十四门,内分六十七目,保持了传统的纲目类别。《(民国)东阿县志》以舆地、政教、人物、艺文为纲,下分十七大目、七十小目,如政教类分财赋、民治、实业、交通等,均为民国之后的新内容。

二是按照新例,兼收并蓄。此类民国编纂志书占多数。如《(民国)德县志》卷四《舆地志》分“局所”“法团”“工厂”等目,《政治志》分“行政”“财政”“建设”“公安”“法院”“政党”等目,其所记述均为民国建立后新设的实业及政治组织,具有较为鲜明的民国特色。而于清志中常见的将帝王事迹放在卷首以示尊崇的做法,民国志书也往往加以调整。如《(民国)德县志》称:“前清康、乾两帝乘舆南巡,屡莅此邦,豁赋免役,赏赉迭加,旧志列于卷首。今非其时,特摘列于纪事之中,以备参考。”[[9]]显示了民国时代推翻帝制对于志书编纂的影响。山东运河自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铜瓦厢决口北流,横截运河,夺大清河入海后,即南北不通,直接影响到山东运河沿线城市经济。这一点在民国编修的方之中也有较为鲜明的表述。《(民国)临清县志》称:“按城内街市,当全盛时代,人烟辐辏,有毂击肩摩之势。自经兵燹,元气不复,劫烬之馀……若西门内三两人家,已不成其为街市,北门之内则白骨如莽,瓦砾苍凉,过其地者,不胜今昔之感焉”,[[10]]为了解运河断航对临清的影响提供了第一手文献。

三是技术创新,注重统计。西方科学技术在民国方志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应用,民国志书往往采用比例尺、图例、经纬度等,使地图更加精确科学。明清运河沿线府县编修的方志虽然也往往绘有“漕渠图”,但多为写意式地图,

 

 

《(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首《州城图》

 

《(民国)临清县志》卷首《临清县城区图》

 

不够规范准确,民国所绘地图对运河的标注则准确得多。如《(民国)清平县志》第三区图、第四区图、第五区图均准确标注了运河长短及走向。再比如运河漕运的兴盛带来了沿运城市的发展。乾隆十四年(1749)修《临清州志》、乾隆五十年(1785)修《临清直隶州志》所绘临清砖城为较为规则的正方形,较为准确,而绘制的临清土城则均接近270°扇形。与《(民国)临清县志》所绘临清土城地图相比较,可见土城西南及东南均大大向内凹陷,远非圆滑的扇形形状,足见新式绘图对了解临清土城实际情况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综上,山东方志在编修中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元代及元代之前山东方志虽屡有编修,但存世元代之前方志仅有1种。明代以来,山东方志数量较大,仅次于四川和浙江,位居全国第三位,堪称方志编修大省。京杭大运河在山东西部穿过,明代经东昌府、兖州府及所属16州县,存世17种;清代经东昌府、临清直隶州等7府(直隶州)及所属18县,存世方志88种;民国山东运河所经地域存世方志15种,合计存世方志121种。这些方志内容丰富,地域性强,收录了大量有价值的运河文献,值得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来新夏.略论地方志的研究状况与趋势[M].北京:中华书局,1984:357.

[[2]] 魏征.隋书[M],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3:70.

[[3]] 赵庚奇.修志文献选辑[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1.

[[4]] 吴宗器:(正德)莘县志[M],卷首.正德十年(1515)刻嘉靖间增刻本.

[[5]]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卷七十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1944.

[[6]] 姜汉章:(光绪)东阿县乡土志[M],卷七.光绪三十二年(1906)铅印本.

[[7]] 梁钟亭、路大遵:(民国)清平县志[M],卷首.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

[[8]] 周竹生:(民国)续修东阿县志[M],卷首.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

[[9]] 李树德:(民国)德县志》[M],卷首.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

[[10]] 张自清:(民国)临清县志[M],卷二.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

来源:《淮阴工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作者简介:周广骞,男,1977年11月生,山东聊城人,讲师,上海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文献整理与研究,先后在《文献》《文史知识》《山东图书馆学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参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科研项目各一项,参编著作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