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运河历史 传承千年文脉
——记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团队
本报记者 王 原 本报通讯员 乔丙武 方 婧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而早在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十几年前,地处京杭大运河中段、有着丰富运河文化底蕴的运河古都聊城,就有一批学者长期从事运河学研究,他们为大运河“申遗”以及“后运河时代”运河文化的遗产保护都提供了智力支持。他们就是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 目前,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学术成果,在运河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拥有全国高校中唯一的省级运河文化研究基地；申请到全国最多的运河主题国家级课题；对大运河历史文献进行了史上首次集中整理,创建了“中国运河文献数据库”,编纂出版了《中国运河文献书目提要》和81册大型丛书——《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编辑印制了2期《运河学研究通讯》；建成国内首家高校运河文献文物展览馆…… 作为该校第一个研究运河的学者,自上世纪90年代起,现任运河学研究院首席专家王云开始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明清时期运河对山东区域的影响,并于2001年与历史系同事李泉、江心力两位教授合作申请到了该校第一个运河主题的国家级课题——“明清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王云、李泉先后撰写了《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山东运河文化研究》等著作,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2007年,王云等人又申请到了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京杭运河文献整理与研究”,将现存运河相关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建成“中国运河文献数据库”,为运河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平台和目录索引。 以项目带动学科发展的模式,促进了科研团队的日渐成型和科研水平的不断提升,成果逐步丰硕。2013年5月,学校整合全校各学科的优势资源,正式成立了全国首家以运河学为研究对象的院级独立科研实体单位——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从此,研究运河学的这些专家学者们开始了多学科集体攻关的科研合作模式。 从书斋走向田野 “运河学属交叉或边缘性学科,因此,运河学研究要经常运用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中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到民间去,到乡村中,寻找古代人们生产生活过程中的遗物和遗存。”聊城大学运河研究院院长李泉介绍说。 田野调查是一项艰苦的研究方法,他们通常几个人一组,带着测量仪器、摄影摄像设备、录音笔、拓片工具、卫星定位仪等全套设备,每天徒步走3—4个村庄,搜集村庄中遗留的家谱、契约、碑刻等资料,调查运河遗迹和历史建筑,了解人们曾经的信仰和经济生活方式,访谈80岁以上的老人,录制相关的影像资料。“我们一般都自带简单食品,中午休息时就坐在地上啃火腿肠,喝矿泉水,调查生活很苦,但是很有成就感。”已参加过多次田野调查的郑民德老师介绍说。 研究院采用集体田野和个人田野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集体田野每年分两批进行,每批基本考察一周左右；个人田野着重于细致化的研究,根据各研究项目进展及需要进行,次数不定,每年约10余次。 田野调查所获取的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还有相当的文物收藏价值。2014年8月,在学校支持下,研究院利用多年搜集到的资源,建成了国内首家高校“运河文献文物展览馆”,并先后接待专家访问20余批次。 从学术研究到服务社会 按照团队的发展需要,研究院先后引进了国内著名高校的历史学、地理学博士毕业生数名,并整合了校内各学科有志于运河研究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到研究院,形成了知识结构全面、年龄结构合理,职称结构优化的老中青学术梯队,研究领域涵盖文学、历史、环境规划、建筑工程、美术、音乐、体育等多个学科门类。 研究院下设“运河史”“运河区域经济与社会”“运河区域生态与环境变迁”“运河文化遗产”“运河藏书与文献整理”5个研究中心,现有专职科研人员14人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其中教授4人(包括山东省人文社科基地首席专家1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人),同时,聘请了全国各地著名运河研究专家担任兼职研究员。 以运河研究成果的应用为突破口,研究院特别注重学术研究的区域对接,服务社会能力不断显现。他们参与了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江北水城》脚本起草及枣庄台儿庄古城、德州武城四女寺景区、济宁南旺分水龙王庙、聊城中国运河博物馆等多个项目规划、论证和咨询,充分发挥了研究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 聊城大学校长马春林表示,研究院的发展真正践行了学校提出的“运河学研究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特色谋发展,力求突出地方特色和区域特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建院思路。
文字来源：《大众日报》 2015年4月23日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