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以来，运河研究已经开始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大运河申遗成功前后，各界又对中国大运河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涉及多个领域和学科，运河学的学科框架初步形成。以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为首的运河研究单位和研究者，多次召开会议，就运河学的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展开热烈讨论。中国社会科学报特刊发八位专家学者的见解，并期翼以此为契机，引发学界对运河学的关注和讨论，进一步推动运河学的发展。
邹逸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20世纪3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运河研究已经开始。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为了申遗的准备，各研究机构开始对中国大运河作了全面调查，逐渐形成了运河学。运河申遗成功后，关于运河学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今后需要做好以下事情：一、从学术层面讲。1.大运河沿线城镇规制问题。以往多介绍运河对城市或城镇商业的发展或促进作用，而实际上运河与所经过城市的规划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运河穿城而过、绕城而过、从侧面经过等关系的不同，导致城市的规制也差异很大。2.做好大运河沿线的区域研究。以往研究多关注“点”，但同时应该做好点与区域社会相结合方面的探讨，如人口的移动对城市的影响，城镇与周围农村的关系等。3.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研究。隋唐大运河及元明清三朝的京杭大运河，在南北物资交流方面的作用很大。京杭运河的贯通到底对文化的交流影响有多大，或者有什么样的限制性，都值得研究。4.水利工程管理上的研究。过去学界对技术研究较多，管理研究较少。相比黄河工程而言，运河的治理技术则复杂得多，如各种闸坝的设置完全由人控制，汛情、过船都通过人力传递消息。运河的管理是一整套完整的系统，值得研究。二、从当今大运河管理、保护与开发层面讲。申遗成功后，要保护好运河遗址，还要科学开发，因此需要规范与监督。运河旅游开发需要民众的参与，要做专门系统的规划与研究。同时，运河文化要通俗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但不能是戏说，不能歪曲，因此运河研究者要重视通俗性读物的书写，让更多的人了解运河。
李孝聪（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运河，自春秋吴、楚开凿之始，迄至今日，始终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运河与长城，都是中华民族伟力的象征，孕育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中国有些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由于海内外研究者众多，而被赋予了“某某学”的称谓，如：汉学、敦煌学、徽学、藏学等。那么对运河的研究，是否也可以赋予“运河学”之称呢？
运河，非中国所独有，世界各国都有开凿，有些古运河还在使用，而且国外也有专门研究运河的学问。西文构词对某一门学科的认定往往加logy后缀，譬如：Geology 地质学、Sinology 汉学；宽泛一些则不用“××学”，而是“××研究”。能否成为一门学科，需要完善5个层面：（1）概念（2）内涵（3）理论（4）方法（5）学科史。若能够建立“运河学”，需要上述知识体系的储备。
我与运河研究结缘，始于1984年参加中国唐史学会组织的“唐宋古运河考察”，用44天从宁波考察至河南洛河入黄河口。此后，曾结合运河考察写过数篇与运河研究相关的论文。建立“运河学”，以我对运河研究的认识，以下内容更值得关注：（一）中外运河比较研究；（二）运河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多元一体性；（三）运河对中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的影响；（四）域外人士对中国运河的印象与意象；（五）运河学的数字化建设。
作为一门学科，应当能够与国外相关学科有密切的联系，就像“敦煌学”，由于中外学者的广泛参与，关注共同的问题、探讨同一文献，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运河学”今后也必然要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陈力（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运河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非常重要。要明确运河学的本体和外延。运河涉及的领域非常宽，开展研究应该循序渐进，围绕中心，逐步扩展。如漕运是运河学延伸出来的内容。明代为何维持成本很高的漕运，而不用成本更低的海运，首先明代海盗盛行，有很多外部因素制约；其次，关键在于漕运只是政府成本的一部分，实际上关乎着国家能否正常运行的问题。运河除了漕运，还可以跑民船、灌溉、疏解河患等。因此应该以运河为主体，同时重视外延的研究。运河学要与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运河是非常受关注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政府比学术界更加重视，如带动沿线经济的发展、恢复通航、文化旅游等。运河学作为一个整体，做运河纯学术研究固然重要，但不能与现实脱节。应当通过研究、数据分析等给政府提供咨询性意见，予以完善与论证。
运河学资料建设与研究队伍建设。研究最基础的是文献，尤其要搜集档案资料、日记、信札、碑刻、考古资料等，并建立数据库进行管理、服务。同时，还要重视对元数据的整理与编纂，采用国际数据标准，能够被百度等检索到，使其更具开放性与规范性。要重视免费资料的使用，如国家图书馆将全部馆藏地方志、家谱文献等数据化，网上提供免费服务，其中涉及运河的很多。运河学研究院应设有一两名专业的、对学科熟悉、对技术信息比较熟的资料专家，负责资料的搜集、整理。
常建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开凿运河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与地区都有发生，不仅历史上有过，现在仍在继续。运河是人类征服自然、服务自身的行为，涉及国家与社会、自然与人文、交通流动与聚落生活，构成复杂的系统，可以形成专门的学问，不妨称之为“运河学”。概括说来，运河学是研究运河开凿、利用、管理、影响以及保护的学问，包括水利、交通、工程、区域、财经、政治、民俗以及生态诸方面，研究方法涉及多种学科。就中国运河学研究而言，由于开挖运河的历史久远，且是国家行为，研究运河首先是历史学的内容，应包括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历史地理等领域，运河对于自然生态、交通与物流的影响甚大，运河研究也包括了区域史、市镇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内容。
以我研究明清史涉及运河的有限知识，感到运河学的历史价值与社会意义尤其在于紧系国计民生，影响地方社会。明清两朝首都主要在北京，为了居住于京师宫廷、百官的食用，每年需从产粮的南方地区运粮三四百万石到北京，漕粮事关赋税财政，因其重要，谓之漕政。漕运也带来商品的流通，反映出南北物流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联。漕运形成了运军水手群体，特殊的生活以及广泛的社会网络，他们的信仰、救济问题使得教门、会党扩大信众并传播。小说、戏曲等文艺活动也借助运河得以流传。特别是漕运加上卫所等因素，运河沿线城市得以产生与发展，如北京、天津、苏州、杭州等城市的繁荣与漕运不无关系，兴起的市镇就更多了。运河沿线还有着自己的民俗文化，珍珠般闪耀在我国东部地区。
李泉（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运河学是以运河及其区域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这里的“学”不应理解为通常所说的“学科”，而是指一个学科方向、一门学问。一门学问能否成立，关键要看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研究范畴、基本概念是否具有丰厚的内涵和清晰的外延。就其内涵而言，运河学研究约略包括如下方面：运河河道变迁与区域水文、生态环境变化关系；运河工程如水闸（船闸、斗门）、堰坝、堤防、纤道、桥梁、渡口、码头、引河、减河、月河等等；运河工程及航运管理机构、管理制度及措施、方法；漕运及其对运河交通及沿线城镇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社会风气的影响；运河城镇的规制、兴衰、功能、空间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城乡关系等等；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商人商帮、商品流通、商业会馆、手工业部门、服务业发展等；运河引起的区域农业水环境、生产结构、土壤性质变化及区域性水旱蝗灾害； 运河在中国交通史上的地位及历代交通状况；区域社会结构、社会组织、风俗、民间信仰、社会流动等；运河文化遗产及保护。运河学的外延也十分清楚，不会与其他学问混同。二是看相关资料能否支撑这门学问。运河学的研究资料极其丰富，仅明清两代就有专门著作上百种，各种史书方志中的材料汗牛充栋，历史档案、政书类书、文集笔记、民间文献（碑刻、族谱、契约文书、民谣传说、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作品）、图画影像中都有相关材料。这些材料，中国有，外国也有。种类繁多，数量宏大，为运河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琦（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运河学的指向应该是清晰而明确的，即围绕运河的历史与现实,形成一整套研究、保护、开发的理论与方法。但就运河学的学科体系而言，应该包括知识系统、理论及方法。知识系统主要指建立在史实基础之上的关于运河的各方面知识：诸如运河演变历史，运河的地理特征，各历史时期围绕运河的重大事件等；运河的理论体系包括：运河的历史地位，运河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社会意义，运河与中国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关系，运河的区域性差异与辐射意义，运河所反映出来的国家治理与发展观念，运河引发或关联的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运河学史等；至于运河学所涉及的研究、保护、开发的方法问题，应该是多学科交叉共研的格局，可以根据研究的领域和解决的问题，具体酌定。
运河学在开展学科体系建设的同时，须关注一系列以运河为基点的重大学术问题、理论问题，诸如运河与中国古代经济格局变动的关系；运河与南、北社会的关联问题；由运河联接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运河为中心形成的运河经济体的内涵及外延；河运与海运的关系及其所蕴含的中国古代对于内陆与海洋认识等。作为实物税征运形式的漕运长时期在运河上运行且朝廷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说明了什么？意义何在？运河区域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社会流动与运河的关系、运河的兴衰与中国城镇的兴衰乃至于近代化的关系等。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了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才能够对运河及运河学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定位，并不断丰富运河学的内涵。
张士闪（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运河漕运曾在近代中国社会独领风骚，孕育出一条东部经济繁荣带，形成了一个南北纵向的强劲辐射域。如今虽早已风光不再，但对沿运区域社会与文化的深刻塑造却绵延至今。千年运河所留下的，既是历经沧桑、承载丰富历史记忆的一份文化遗产，也是活生生展现于我们眼前的一种文化现实。所谓“运河学”的真正魅力，应该是将二者贯通起来，将学术本位与学以致用密切结合。
当今运河研究的主流取向，大致是以历史学为本位展开的，与经济学、政治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结合比较密切，与地理学、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交叉的研究也正呈现出勃勃生机。更加微观的田野研究，和以小见大的“在运河中研究”，或许将成为新的知识增长点。如东昌府年画，“灶君”样张竟然有30多种，据说历史上甚至有72种之说。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仅以“南北运河交汇”一言蔽之，恐怕难求心安。与年画相关的老字号与分店、刻版与印画、卖与买、行业组织、外销区域、货运方式、圣俗观念及其变迁，都是应该关注并深描的。我们还应注意到，对于年画这类民间工艺品来说，虽然其存在价值来自地方社会之需，但其文化创造却必然要通过芸芸众生的生活交流来实现，这是其传承之本、变化之因。循此脉络，再看运河沿岸的东昌府年画，其与潍坊杨家埠、平度宗家庄等山东其他地区年画大异其趣。俗话说，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繁华逝去的运河两岸，水湖山田格局犹在，古村名镇、庙宇神诞、节庆风情依稀留存，又有多少梦想在延续，多少秘密尚未探解。
吴欣（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中国大运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包括了三个层次：一是作为大运河“本体”的河道、闸、坝、仓窖、衙署，以及相关建筑、文化街区等；二是作为制度与历史现象的“运河”在历史时空中价值与意义的变迁；三是运河区域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传承、社会心理等人文情态的沿承与渐变。此三者或可分别概括为“（水利）建筑—物质”层面、“国家—社会”层面、“精神—行为”层面的大运河。对运河水利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对运河整合与调控功能的借鉴与评价，都应着眼于此三者，同时也应在整体性发展的框架下讨论运河的复杂性、传承性及可借鉴性，或者说这三个方面即是运河学知识体系建立的基础。
从理论与方法角度而言，运河学虽是一门以运河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但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科，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史学、文学、地理学、艺术学、政治学等都能在运河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中寻找到研究内容。因此，分属自然与人文类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都可为其所用。在这个意义上，运河学理论与方法本身即是方法交叉、理论借鉴、问题拉动三个方面的融合。在可操作的层面或具体的研究中，应以较大问题为中心和目标，以“问题拉动”不同学科本位意识之下的研究形成整体，将纯粹客观现象的解释、历史意义的解读、艺术价值的体现、客观规律的总结等内容进行多元综合，最终获得有关运河的整体性研究成果。
文字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年6月8日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