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史料的发现与利用所产生的“新学问”常常给学术界带来惊喜。这些刻在石头上的“档案”保存着大量历史信息，社会史、经济史、民俗学、人类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总能在其中发掘出新的资料，但也因碑刻文献的特殊性，其研究和利用受到了很大限制。
提供第一手具体史料
“碑刻或碑铭，因在石头上铭刻文字、图像，也被称作石刻，形成特有的专门资料，人称碑刻文献。”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常建华告诉记者。据《碑刻文献学通论》，碑刻文献按形制可分为碑碣、石阙、摩崖、墓志、经幢与石柱铭刻、造像题记、画像题字等。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吴欣向记者介绍，“碑刻文献的历史信息与其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有关，根据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所著《语石》一书，碑刻具有四个方面的作用，即述德、铭功、纪事、纂言。”因此，碑刻蕴含着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紧密相关的信息，反映了社会民众的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等。
对碑刻的重视在我国由来已久。吴欣告诉记者，对碑刻的著录始于《史记》，利用则始于《说文解字》。传统的碑刻研究侧重于碑刻的搜访、拓片收藏、碑目编制、碑铭录读、书法艺术鉴赏、碑刻文例总结等方面。随着近代以来现代学术与学科的规范形成，碑刻研究逐渐走向科学化、系统化，学者们更加重视对碑刻内容的研读。
正是因为具有记事功能，包含人、事、时、地、物等多种信息的碑刻资料，对于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卞利看来，宏观的历史问题研究需要以微观史料作为依据，而碑刻为学者们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具体细微的第一手史料。吴欣认为，碑刻等民间文献是正史文献的补充，碑刻保留的新鲜可信的资料，为全面整体地解读历史提供了更完整的证据链。“尤其在传世文献不是很丰富的历史阶段，碑刻文献就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依据。”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晓春说。此外，碑刻文献的附属部分，比如题名等，也往往是其他文献所不具备的。
填补传世文献缺漏
碑刻的保护、搜集和整理工作向来受历史学界重视，近年来学界相继出版了不少历代碑刻集。据介绍，陕西、山西、福建、广东等地不少断代性、地方性、专题性碑刻集陆续出版，如《山晋石刻大全》《山东省道教碑刻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等；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不少学者立足地方对碑刻文献进行系统性收集和整理，如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教授郑振满专注于福建地区的碑刻文献整理，常建华利用碑刻对明清时期福建、山西的乡约制度进行考察。此外，不少机构还建立了碑刻资料数据库，将不同时代、地区的不同文献类型和来源的碑刻等民间文献资料进行系统化整理，为使用者提供最基本的资料分析和检索功能。
基于长期的徽学研究工作，卞利表示，“有些徽商人物在传世文献中并没有记载，即使有个别记录，也多语焉不详。但在墓志铭等碑刻中，我们却能够发现这些人物如生卒时间等非常细致的信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讲，某些碑刻具有填补空白的史料价值。”
在吴欣等受访学者看来，碑刻的意义不仅在于丰富了研究内容，更在于引发了方法论意义上的革命，使更多历史学者从书斋走向田野，推动了历史学与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的交叉研究。以重视田野调查的历史人类学为例，利用碑刻研究基层社会卓有成效。“有人归纳这种研究路数为‘进村找庙，进庙找碑’。虽然有简单化之嫌，但抓住了主要特征，足以显现碑刻资料的重要性。”常建华说。
注重碑刻研究的原生性
受访学者提出，由于碑刻分散各地，数量庞大，相关工作的开展还有待加强，如对碑刻文献的保护、收集、整理，以及对现有研究视角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据吴欣观察，虽然部分重要碑刻已被收集和保存起来，但多数记录民众生活的碑刻仍散落野外，现状堪忧。对此，卞利建议，一方面希望文物界能将碑刻列为文物普查的重点，进行有效保护；另一方面需要史学界尽快通过拓片等方式将其记录的信息留存下来。对于各地已经搜集整理的碑刻，吴欣建议使用数字化技术管理共享碑刻资料，实现不同文献、不同学科之间的查询，最终促进对碑刻的利用和深化研究。
碑刻文献的运用首先建立在准确识读的基础上。卞利发现，由于时间久远，饱受风雨剥蚀，一些野外碑刻模糊不清，识读困难，导致目前学界整理的碑刻资料集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讹误。对此，杨晓春建议，研究者在使用已整理的碑刻文献时要注意辨析，注意运用同一碑刻的不同整理成果，并结合其他文献史料进行对比识读，对于仍无法厘清的问题，还有必要进行实地考察。吴欣也表示，碑刻资料在书写格式、书写目的和书写内容上具有一定局限性，因此研究过程中，不应该将其作为单独或者唯一史料，而应该与其他史料相配合，形成证据链，注重碑刻资料与其他资料的“互证”运用。
“值得注意的是，碑刻不仅是一种历史文献和历史文本，更是一种历史文物和历史行为，但学术研究中对碑刻作为‘行为’方面的研究尚存不足。”吴欣强调，碑刻的原生性对于其研究非常重要，但目前很多碑刻被请进博物馆或者碑林之后，脱离原有的场域，就会造成研究不接地气。
受访学者表示，碑刻文献研究价值的挖掘仍有很大空间。常建华认为，研究方法需要多样化，不仅要继承传统金石学，还要积极吸收艺术史、历史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利用好碑刻资料。
记者 张清俐 吴楠
文字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7年3月20日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