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史料为史学研究提供更完整的“证据链”——访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欣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张清俐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曾有名言，“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即便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碑刻史料的发现与利用所产生的“新学问”也常常给学术界带来惊喜。这些刻在石头上的档案历经岁月的洗礼依然保存着大量历史信息，社会史、经济史、地域史、民俗学、人类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从自己的研究视角总能发掘出新的资料。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近年来利用碑刻资料拓展了运河学研究视野，就如何利用好碑刻史料开展学术研究，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欣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
记者：请您谈一谈，历史上的碑刻文献分为哪些类型，在历史上发挥什么作用？学者从这些保存下来碑刻文献中可以发现了哪些方面的历史文化信息？
吴欣：碑刻文献的类型：碑刻文献属于民间文献中的一种，目前学界对其的划分并不一致，但基本认为其主要包括刻石、摩崖、碑碣、墓志铭、石经、造像记、刻帖等几种。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语石》中曾谈到碑刻具有四个方面的作用，即述德、铭功、纪事、纂言。因为碑刻文献一般出现在公共场所，所以其在实际生活中又可具体化为宣教、约束、传承等作用。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碑刻文献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化信息,二是艺术文化信息。前者包括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相关联的各类信息，其中大量的碑刻反映了下层社会民众的生活方式、组织方式、信仰等等。艺术文化信息包括书法、文学、民间艺术等等内容。
记者：据您了解，现代学术研究是从何时开始关注起碑刻文献的？针对碑刻文献，当前学界主要从哪些方面开展学术研究？以您本人的研究来说，碑刻文献对于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有着怎样的重要性？
吴欣：碑刻文献的学术研究由来已久。对碑刻对早的著录始于《史记》，利用则始于许慎的《说文解字》，但其被大量研究则是在宋代，至清代金石学进入到鼎盛时期，清后期金与石二者渐为分离，二十世纪碑刻研究逐渐独立。传统的碑刻研究侧重于碑刻的搜访、拓片收藏、碑目编制、碑铭录读、书法艺术鉴赏、碑刻文例总结等方面。民国以后，尤其是现代学术研究中，由于学科建设的需要，学者对碑刻的研究日益科学化和系统化，也更加注重对碑刻内容的研究与解读，比如著名史学家傅衣凌先生生前就特别注重利用碑刻等民间材料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20世纪50年代我国史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讨论时，一些学者也着意利用了江苏及北京会馆的碑刻资料，研究当时的工商业发展等情况。
碑刻文献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因此当前学界比较注重从碑刻文献中发掘新的资料，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都对碑刻文献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利用。历史学界，尤其是社会史学界在碑刻的利用上最为用力。首先，碑刻等民间文献是正史文献的补充，碑刻保留了许多新鲜可信的资料，为全面整体的解读历史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其次，从碑刻中发掘新史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历史研究必从材料出发，因此利用碑刻的其意义不仅在于提供更多的研究内容，而且也可以引发方法论意义上的革命。最后，在“眼光向下”及近年来中国关注传统文化传承的背景下，普通百姓成为研究的主体之一，碑刻等记录百姓生活的民间历史文献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碑刻的民俗学特点也十分明显，在内容上，它包括了民俗事象中的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社会民俗等；结构上，它既包括碑文记载的民俗，也包括碑文文本之外与碑刻有关的民俗；在形式上，它涵盖民俗关系、民俗空间和民俗心理等。因此，民俗学对于碑刻的研究和利用，不仅重视从碑刻中提取其文化属性，注重与其他资料共同恢复原生态的民俗环境，而且重视分析碑刻在文本之外与民俗学的关系，以期获得更为深厚和多样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
我主要从事社会史研究，尤其是运河区域社会史的研究。经过多年积累，目前我们通过田野调查及购买等方式获得大批有关运河工程、区域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碑刻及拓片资料。运河研究以往着重于对漕运、运河工程、商业等方面的研究，而对运河区域社会包括区域人群、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秩序的研究较弱，其原因很大程度在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对于碑刻等民间文献资料的使用，则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憾，它可以让我们触角下沉，对运河及其区域社会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同时其也帮助我们脱离以往运河研究的“利弊论”二元模式，以市场、交通、社会、人群、生活方式等内容为核心，重新认识运河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以及“运河社会”形成的脉络和模式。
记者：据您了解，现存碑刻的保存状况如何？学界对碑刻是否开展了系统的收集、整理工作？在研究层面上来说，学界对碑刻文献的研究存在哪些不足和局限性？碑刻文献研究价值的挖掘未来是否仍有空间？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吴欣：目前现存碑刻的保存状况情况不一，那些重要的尤其是名人书写或者官方刻立的碑刻相对较好的被收集和保存起来，很多地方还建立了碑林。但大多数记录民众生活的碑刻则仍散落在旷野中，栉风沐雨日渐风化，或沦为民居中的垫脚石，现状堪忧。
学界早已认识碑刻的重要价值，因此也花费了较大力量进行碑刻的搜集与整理。这种搜集与整理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出版碑刻集。碑刻集的种类很多，有区域性碑刻集，如《广东碑刻集》、《宁夏历代碑刻集》等；按照类型分，如《山东省道教碑刻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等。另 一种是建立碑刻资料数据库，通用平台、基本数据库和专题数据库的相互连接，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文献类型、不同资料来源进行整合，对碑刻等民间文献资料进行系统化的整理，为使用者提供最基本的资料分析、检索功能。目前厦门大学建立的“民间历史文献数据库”，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建立的“运河区域民间文献数据库”等都有相关的碑刻内容。
不足和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些碑刻文献的研究集中于书法和诗文方面，发表出来的拓片也往往不收碑阴的题名和边款。应该说，这样的研究对艺术史有帮助，对于社会生活史而言则显不足。二是碑刻不仅是一种历史文献和历史文本，而且也一种历史文物和历史行为，学术研究中对碑刻作为“行为”方面的研究尚不足。三碑刻的原生性对于碑刻研究非常重要，因为碑通常是一组，对碑刻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与考古一样，需要保持其生状态，目前很多碑刻被请进博物馆或者碑林之后，脱离原有的场域，就会造成研究不接地气。四是，碑刻资料在书写格式、书写目的和书写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应该将其作为单独或者唯一史料，而应该使其与其他史料相配合，形成证据链。
碑刻文献研究价值的挖掘未来仍有很大空间。一方面，碑刻尤其是民间未发掘碑刻的数量庞大，如若投入足够的资金和精力，就会发现更多的资料；就各地已经搜集整理的碑刻而言，尚有部分未能出版或者通过数据库平台进行共享，因此，使用数字化技术管理共享碑刻资料，并实现不同文献、不同学科之间的打通查询，将会进一步促进对碑刻的利用，并就此深化碑刻研究。二是，在研究意识上，对民间碑刻的关注和利用，是学术资料的拓展，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学术价值观的体现。因此，在认识碑刻资料重要性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碑刻资料在利用上所反映的民众主体的意识。三碑刻资料具有时间、空间、文本、文物、文化等多种属性，因此对其的研究要克服“重要碑刻”或者“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相法，从发现、叙说“事实”的角度，还原碑刻资料的本真。四是，注重碑刻资料与其他资料的“互证”运用。
文字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7年3月26日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