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评《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

京杭运河：影响明清山东区域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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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

来源：新华网山东频道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受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前工业化社会中，地理环境与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有复杂的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所以，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对于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其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首先以大量的篇幅探讨了自然地理状况，包括半岛、岛屿、山脉、高原、平原、近海、远洋、季节、气候等，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该书的第一部分“论述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 对此，有学者指出，该书“让读者意识到空间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此前几乎没有哪本著作做到这一点。” 而运河则是地理环境中影响人类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传统社会的某一区域的影响更甚。具体到中国历史上的京杭大运河，其在国家和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扮演的角色，可谓是举足轻重。首先，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江河多东流入海的特点凸显了南北运河的重要作用。在近代之前的中国社会，由于缺乏现代交通运输条件和通讯设备，陆路交通多有不便，相对而言要更依赖水路交通和运输。而江河多东西流向，故南北交通运输殊为不易。有了南北流向的大运河，南北交流遂迎刃而解，方便了许多。其次，京杭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唐代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皆在北方，南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尚缺乏动力。但唐代中叶以降，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而政治中心却仍在北方，南北之间急需加强经济文化的交流，大运河遂在其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由于中国历代政府征收赋税多以粮食等实物为主，这就凸显了漕运的重要，漕粮不仅满足了首都官僚集团、军队等的需要，也是粮食储备的重要来源，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持有重要作用。冀朝鼎先生对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有很精彩的论述，指出在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中，大运河成为连接北方政治权力所在地与南方新基本经济区之间的生命线。再次，自唐宋以来，大运河与封建帝国命运的兴衰变迁密切相关。根据全汉昇先生的研究，唐宋时期，大运河对唐宋帝国的贡献，在于联系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以便因凝结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而发生伟大的力量，它与唐宋帝国势运的盛衰消长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当运河能够充分发挥它的联系南北的作用的时候，帝国就势力雄厚，国运兴隆；反之，如果运河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或完全不能发挥作用，则帝国就势力薄弱，国运衰微。由此可见，布罗代尔“一直提醒距离与交通的重要性” 确为卓见。大运河对唐宋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作用，学界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但对于运河区域社会历史变迁所起的作用，则尚有待深入研究。无疑，运河对其流经区域的影响也会更直接、更深刻，更值得做深入探究。王云教授的著作《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便是探讨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地区社会变迁的一部佳作。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以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理论为指导，运用综合研究、个案研究、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山东运河区域在明清500多年间的兴衰轨迹和社会变迁做了深入的考察，以探讨京杭运河对鲁西地理环境、交通条件、商品经济、城镇发展以及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全书分为五部分：以绪论开篇，主要研究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篇，最后以结语收尾，前后连贯，逻辑性强。

该书绪论部分对上个世纪以来山东运河区域的研究作学术史的回顾，总结中外学者关于山东运河开挖管理、漕运与漕政、经济发展与商业城镇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分析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作者在肯定学界在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认为对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有待深入，对运河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因探讨不够；对山东运河区域文化的研究有待加强，不仅要探讨运河文化的内容，而且要揭示其形成、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运河文化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并通过运河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说明运河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质；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对山东运河沿岸城镇的研究也需要从新的视角加以审视，等等。针对明清山东运河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作者分三部分做了深入研究。该书上篇论述运河贯通和鲁西区位优势的形成，指出京杭运河在山东境内的开挖与管理对当地的地理环境带来了根本变化，形成了以运河为轴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由于明清时期山东运河漕运的兴盛，运河沿岸设置了众多的水次仓和国家的税务机关，极大地提高了该区域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地位，促成了大规模的南北物资交流，这对鲁西区位优势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的交流也促进了城镇的发育。山东运河的城镇分布密集，并且城市的空间结构出现了新特点，主要表现在城镇社区种类多样化，商业社区大为拓展，政治社区不断缩小。作者将以上问题置于大的历史社会环境中进行综合分析考察，从而就深刻揭示了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动因。这就为该书的中篇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者指出，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最根本的表现是经济结构的变化。故该书中篇将重点研究转向了该区域商业的繁荣和产业结构的新变化上。作者指出，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以其开放的流通格局，形成了以运河城镇为中心的市场网络体系，临清、济宁成为全国性的商品流通枢纽城市，山东运河区域市场成为全国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各地的商人商帮纷至沓来，到此大显身手，展开商业经营活动，遂使鲁西平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而商业发展反过来带动了该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种植业和城镇手工业发生了明显变化，表现出依赖运河、服务于流通的新特点。作者在考察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业时，注意将静态研究和动态变化相结合，在考察市场网络体系的基础上，注重探讨商人商帮在鲁西地区的分布和经营活动；着重从商品流通的角度考察运河沿岸手工业的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分析其与运河兴衰休戚相关的发展态势，探讨运河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与影响。运河不仅促进了鲁西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对该区域文化和社会风俗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社会最深层的变迁。故作者在该书的下篇中专门探讨了运河对南北文化交流和社会风俗变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作者从上层精英文化与下层平民文化两个角度入手，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文化变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先从科举、书院及人文的兴盛等方面探讨了京杭运河对鲁西地区文化的促进作用；然后选取了海源阁和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墨记做了个案研究。这样既有宏观考察，又有微观分析，从而让读者更加全面与详细地了解了南北文化在运河区域的交流、融合和碰撞。作者还从民间信仰和世情民风等两个方面探讨了漕运文化、市井文化及南北各地不同的风情文化对鲁西地区民众心态和社会风俗的深刻影响。该书的最后结语部分是对全书的总结，作者重点论述了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变迁的历史趋势及特点。作者指出，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经历了从荒僻到繁荣、又渐趋沉寂的类似马鞍型的社会变迁过程。该区域社会变迁的主要特点是，社会变迁的动力主要来自交通环境改善与漕运政策等外部因素；以开放的态势吸纳融汇各区域物质文化精华；濒临运河城镇与运河腹地社会发展不平衡等。作者最后指出，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及其特点，对后人有深刻的历史启迪。

该书作为一部专门探讨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学术著作，有几个明显的特色。首先，将京杭运河与鲁西区域及社会变迁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探讨，突出了运河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从而使得我们对明清历史的认识更加丰富、更加具体、更加精细、更加全面。众所周知，中国自秦汉以来逐渐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史家多从宏观视角探究中国历史，对区域社会历史的研究注意不够。这不仅导致了人们对某个区域缺乏深入地了解与认识，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宏观研究缺乏坚实的基础。其实，优秀的史学家十分注意中国历史上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怀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志向，撰写了《史记》，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敏锐地意识到了不同地区因为自然条件、社会习俗等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区域，将全国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以北等四大区域（每个大区中又有若干小区），并对这些区域作了生动形象的深刻论述，描述其社会经济特征和风俗习惯之异同，的确是匠心独运、眼光独特。后世学者继承了司马迁注重研究区域史的优良传统，对历史上的区域研究赋予了重要意义。例如，提出了“基本经济区“概念的冀朝鼎先生就指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基本问题，“这一概念着重强调中国经济的局部性和地区性。” 在中国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的区域（基本经济区）的存在，在诸多方面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和丰富多彩。对此，冀朝鼎先生有比较详细地论述，他说：“基本经济区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制度与赋税方法的地理上的差异，同时，还加强了不同地区走向不平衡发展的自然趋势。基本经济区的存在，还影响到了商业资本的分布，并为其发展创造了不同的调节。土地制度、赋税与商业及高利贷资本发展程度的差异，意味着社会特性与各种地方统治集团的权力的差异，与劳动状况的差异，意味着剥削程度的差异，还意味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与劳动状况的差异。” 无疑，认识不同区域存在的这些差异，对于从总体上全面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故美国学者施坚雅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上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极高评价，他在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文版前言》中指出：“对于有着层级结构和地域特点的历史学来说，基本的时间单位是那些内在于一个特定区域体系的、周期性的、富于动态的事件。这种方法与通常的分期法不同，它强调中国历史中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而不是使之模糊。无论是笼统的概括，还是仅着眼于各不同区域体系的发展的平均水准，都会减弱或模糊地域间的差异，从而不利于研究整合为一的中国历史。相反，如果要获得对一个文明的历史的整体认识，我们必须全面理解它的各组成部分的独特而互相作用的历史。” 那么，应该如何选择研究的区域才更有学术价值呢？吴承明先生从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角度指出：“经济的发展不仅决定于自然条件，政治、社会、文化习俗都有作用，而在历史上，各区域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行政区划的制约。因而，我以为从事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者不必胶柱于划区标准，可以从习惯，或大或小，以资料方便为准。大如江南、西北、南北满，小如皖南、苏北、辽东西，皆以习用。从资料利用说，分省立史亦有便处。” 这是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方法的角度谈研究区域的选择，研究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取舍。除此之外，从事区域史研究的学者在研究区域社会发展的时候，更多的则是从区域体系理论模式的角度加以探讨，认为根据行政区域来认知空间存在不足之处。冀朝鼎在研究我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发展的时候，主要是通过对灌溉与防洪工程以及运渠建设的历史研究来展开的。可见，运河在基本经济区中占有重要一席。而施坚雅则从新的空间层次结构即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来看区域社会发展，指出在明清时期，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现象更主要地受制于它在本地以及所属区域经济层级中的位置。他认为区域体系理论的基本模式大体上适用于所有的农业社会，亦即以农民为基础的文明。它有这样一些主要特征：国家、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城市体系、基层的定期集市已被整合于一更大的贸易体系中。施坚雅进而指出，农业社会具有一些结构上的规律性。首先，大区域经济形成于与流域盆地联系的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之中；其次，关键性的资源如可耕地、人口和资本投资等集中于一经济体系的位于近河低地的中心，愈近边缘，此类资源愈稀；第三，交通运输的便利性由经济区域的中心地到远离中心的边缘地而急剧下降；第四，农业生产的强度在城市化程度高的核心区最高，在最边缘区最低；第五，随着一经济区域的空间由核心向边缘推移，农业的商品化和家庭对市场的依附呈现由强而弱的变化；最后，在一特点的经济区域中，镇和市形成层级制度，其最高点是此区域的一个（有时是两个）大都市，城市化程度则由核心至边缘而递减。可以说，明清时期的中国农业社会大体上是符合这些结构上的规律性的。而农业社会中的河流分布与交通运输条件则对于某个区域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施坚雅在研究划分农业中国的地区体系时，采用的第四个途径就是首先处理地（文）特质，指出：“在农业中国的情况下，把江河流域当作地区的基本决定因素是特别合适的，因为在中国，粮仓和生产技术特别适宜在平原–山谷的生态环境，而且水运是最重要的问题。在多数中国地文区里，水系提供了运输网的支架，运输网又是地区功能一体化的基础。” 而交通运输在现代化之前的农业社会中，对于某个区域的发展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布罗代尔就对运输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在任何社会里，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交换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运输的制约；速度缓慢、数量微薄，意外事故和成本很高是当时无法克服的障碍。” 根据经济地理学中的中心地理论，交通运输在中心地的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交通的纽带作用影响着劳动分工的水平。如果交通条件得到较大发展，则劳动分工就可能有较高水平；而劳动分工越先进，中心商品的生产就越多（不仅是数量，还有类别），交流的中心地越是必需，其发展则愈发强劲。一般而言，在靠近河流的中心地出售的商品的范围要比其他中心地要大些；相应地，靠近河流的中心地的补充区要大些，该中心地也可以得到更有利的发展。这也就是布罗代尔所说的：“陆地的中心只要有了河流，一切也就有了生机。” 所以，即使机械化交通工业已扩展到整个地区，交通运输的有效性以及由路程之长短和难易决定的运输费用仍然极大地制约着一个地区的工业和贸易。而和铁路、公路运输相比，利用自然河流和运河的水上运输的费用要低廉得多。明清时期，京杭运河南北交通动脉地位的确立，带动了鲁西地区交通的发达，形成了以运河为轴心、向两侧辐射的水陆交通网络，推动了运河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王云教授生于京杭运河和黄河交汇之处的历史文化名城–聊城，后在运河边的聊城大学教书育人，熟悉山东运河区域的历史古迹和风土人情，对山东运河怀有深厚的感情。自1997年开始，她被运河研究的魅力所折服，将学术研究的视野投向了京杭运河，选择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作为研究对象，可谓独具慧眼，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毋庸置疑。

其次，该书借鉴和吸收了西方比较先进的史学思想，对法国年鉴学派史学理论、经济地理学中的中心地理论等有创造性的灵活运用，这就突破了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作者之所以选择运河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京杭运河是明清时期我国东部的交通大动脉，对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风民俗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运河在社会变迁中有过重要作用；而之所以研究范围定为山东运河区域，则是由于明清时期的山东运河位于京杭大运河的中段，是国家漕粮转运的必经之路，同时山东省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有漕省份之一，漕粮的征收与运输促使该地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另外，山东作为南北内陆交通的通道省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虽逊于江南，却也远胜于远离运河的西北地区。学界对山东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尚较为薄弱。深入研究明清时期山东的发展状况，有助于全面正确评价明清中国社会。从该书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的研究思路十分清晰：首先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社会背景、地理环境以及导致该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动因进行总体的考察和把握；其次从经济结构的变化入手，考察该区域社会变迁最基础最本质的表现，探讨变迁的深度和过程；再次从精神文化层面解析各地不同文化的教会融合使山东运河区域文化传统和民众心态发生了改变；最后则分析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趋势及特点。从空间上看，该书所研究的山东运河区域，是指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在山东境内流经的州县及辐射州县，大体包括今天的枣庄、聊城、济宁三市及德州市的德成、陵县、武城、夏津、平原，菏泽东部的单县、巨野、郓城，泰安市的东平，济南的平阴等近40个县市，涵盖了鲁西平原的绝大部分。从时间上看，作者研究的明清时期，包括明初到清末，即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大约有500多年，属于历史长河中的中长时段。从该书的主要内容、研究思路以及时间跨度来看，作者的研究与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颇有契合之处。年鉴学派提出两大主张：一是提倡“全面的历史“，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一是打通史学与社会科学，利用社会科学的成就，给予历史以科学的说明。布罗代尔的史学著作就从内容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包括了地理、生态、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在内的人类“全部“活动的历史；他的著作还体现了沟通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思想，他综合利用了各种社会科学，如人文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等，阐明变化中的历史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学者指出，对历史学家而言，更有意义的是布罗代尔对时间的创造性处理，是他试图将历史时间区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与个人时间，以及对人们耳熟能详的长时段的强调。他对地理时间的特别强调“让许多历史学家开了眼界“。后来，布罗代尔更明确地把这三种历史时间，称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并提出与这三种时段相适应的概念，分别是结构、局势、事件。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但在历史上起经常、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局势是指在较短时期（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二百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如人口增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资变化等等；事件指的是一些突发的事件，如革命、条约、地震等，这些事件对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在这三种时段中，起长期、决定性作用的是自然、经济、社会的结构。其次，“局势“的变化（周期性的经济消长）对历史进程起直接的重要作用，但这是人力无法控制的，人们无从改变这些客观趋势。而“事件“对历史不起重大作用。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三分法“是一项独特的创造。他用长时段–地理时间–结构，中时段–社会时间–局势，段时段–个体时间–事件，作为解释工具来确定各种物质与非物质的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不同程度的作用，用层次分解法，把影响历史进程的深层因素（各种结构）放在首位，其次是中层因素（经济局势），最后是昙花一现的“尘埃“（政治事件）。从重视历史连续性的角度来看，布罗代尔强调“结构“的长期影响无疑是正确的。布罗代尔在他的史学研究中贯穿了他的指导思想，例如，他认为法国的特性只能从长时段的深层历史中去寻找，诸如地理、人口、经济生活、国家、文化、社会等变化缓慢的结构，对这个特性的逐步形成起根本性的作用。而王云教授的这部著作也是要力图从长时段的深层历史中去寻找山东运河区域的特性，是要揭示包括京杭运河在内的地理、经济、文化等变化缓慢的结构对该区域特性的形成中所起到的根本作用。另外，作者在论述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业繁荣和产业结构的新变化时，熟练而灵活地运用了中心地理论，指出该区域形成了以运河城镇为中心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这个市场网络体系可以分为四个相互衔接的层次，即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市–中心集镇–村集和庙会，并对每个层次都做了详细和深入地探讨，在此基础上还探讨了各地商人、商帮的地域分布和经营活动以及因运河而兴起的手工业。得益于中心地理论的应用，看似杂乱的经济现象得到了深入阐释，让读者得以了解运河区域社会经济现象的庐山真面目，给人以深刻启迪。

再次，该书史料丰富，论证严密，立论客观。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研究，是时间跨度长、地域范围较广、涉及问题多、新资料多且来源庞杂的课题，研究的难度是很大的。而且，从事这项课题的研究，对研究者本人的学识素养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研究者除了自身的勤奋和努力、耐得住寂寞之外，还要有一定的学术积累、开阔的学术视野、对相关的社会科学有比较深入地了解、有力的分析工具等等。在当今社会学术越来越专门化、学历越高学术视野和领域越窄的情况下，要从事这样的需要大量其他学科知识作为基础的学术研究的确殊为不易。故美国学者理查德派普斯对此颇有感慨，他说：“如果历史的目的在于理解，历史学家有时候必须大胆地走出自己的专业领域，涉足于只能从他人处间接获取知识的学术领域。” 他还引用了雅克布o布尔克哈特的话对此观点辩护：“（半瓶子醋）在艺术领域一直声名狼藉。当然，在艺术领域，一个人不是浅薄无知，就是一个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艺术的专家，因为艺术要求精益求精。在学问方面，恰恰相反，一个人在有限的领域内达到精通的程度，亦即成为一个专家。他也确实应该达到精通这种程度。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希望丧失获得全部认识的能力–那么，他应当在尽可能多的领域内成为半瓶子醋–不公开的讲，无论是在何种程度–由此来增长自己的知识，了解各种历史观点。否则，对于所有超出他专业之外的东西他只能是个门外汉，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总体而言，是个没有文化的人。” 从事某个区域长时段的社会变迁的研究，如果没有很多的其他社会科学知识方面的“半瓶子醋“，是难以很好的进行研究的。这是因为社会变迁是从个人到全球性人类生活里各种层次上各种社会现象的改变，社会学对社会变迁已有各种理论如进化理论、冲突理论、结构-功能理论、社会心理学理论等，对变迁模式、变迁领域、变迁的持续时间、对变迁的反应、变迁的影响、变迁的代价和策略以及变迁的评价都进行了全方面的研究。可以说，社会变迁也是社会学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个研究课题。研究的难处既在于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世界让人们去认识，更在于对世界的认识本身就存在着不稳定性和多变性。而对历史上的社会变迁进行研究，则难度就更大了。因为历史已经过去，而且进行历史研究，离不开大量的史料。只有将论点建立在丰富、翔实而又准确的史料上面，历史学研究的著作才能史论统一，有说服力。王云教授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大量史料基础之上：古代文献除了历代正史、类书中的史料之外，还引用了大量的地方志、碑刻及资料集，对明清文人的文集、笔记和小说也多方引用。对今人相关的研究文献，如学术著作、学术论文亦消化吸收，择善而从，从而使得该书的研究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起点之上。笔者在阅读王云教授的这部著作的时候，深为作者对史料的掌握之数量程度而折服。作者仿佛在不经意间就信手拈来的一则民谣、一副对联、一则谜语、一首诗词，既给了读者文学上美的享受，也更生动的说明了作者要阐述的问题。例如，作者在论述临清的手工业竹木加工时，引用了当地民谣：“一把篾刀一弓锯，两把竹篾做生意“，生动形象的描述了从事竹器的小手工业者的生产经营情况；（该书第208页）这样的例子在该书中俯拾皆是，笔者就不一一列举了。在该书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对明代著名小说《金瓶梅》的引用不仅给该书增添了文学色彩，而且更形象更具体地反映了社会变迁的方方面面。其实，文史互证在学界已成功的先例。西方学者在学术研究中，也引用小说的内容。例如，布罗代尔在其成名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就引用了作家薄伽丘、班德罗等人的小说。不仅不影响作品的质量，反而使作品充满了情趣，增强了可读性。而事实上，文学艺术是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和经济基础发生联系的。这些中介环节中和文学艺术关系最为直接的则是社会心理，它之所以成为经济与文艺之间的中介环节，是因为社会心理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并积累起来的对于物质经济关系和人们生存社会条件的一种直接的、自发的、经验性的反映形式，常常以情感、意向、风尚、习俗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是自然形态的反映形式。由于它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日常生活的一种直接的反映形式，所以对于现实的反映又是最敏锐、最生动的。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和生动性远远超过了任何抽象的科学理论。文学把生活的整体提供给我们，它就像是复活了一个时代，使得世世代代读者都可以凭着自己的眼光和见解不断地去对它进行再认识和再开掘。具体到该书在研究中多处引用《金瓶梅》中的内容，我想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因为《金瓶梅》这部小说的性质及其在文学上取得的伟大成就。旷世奇书《金瓶梅》是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自产生之日起，人们便对其毁誉参半，或赞它是“天下第一奇书“、“写尽世情“，说它是一部《史记》；或骂它是“天下第一淫书“、是一盘“狗肉“等。后世学者多能从学术角度肯定其重要价值。鲁迅先生认为《金瓶梅》属于“世情书“，指出“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 郑振铎先生说：“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它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 国外学者则更多的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金瓶梅》的价值，如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认为《金瓶梅》是一部社会小说；《法国大百科全书》“金瓶梅“条说：“全书将西门庆的好色行为与整个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它在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新。“《美国大百科全书》“金瓶梅“条说：“《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对中国十六世纪社会生活和民俗作了生动而逼真的描绘。”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则站在世界文学史的角度高度评价了《金瓶梅》：“在十六世纪的世界文学里，没有哪一部小说像《金瓶梅》。它的质量可以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或者紫式部的《源氏物语》相比，但那些小说没有一部像《金瓶梅》这样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人情味。” 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金瓶梅》首次将创作的题材投向了现实生活和家庭生活，用细腻的笔墨描述了商人家庭的日常生活，通过家庭这个基本的社会细胞生动而逼真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风俗。所以，有学者指出，小说也是历史，是生动细腻的百姓生活史，记录着老百姓的吃饭穿衣、婚丧嫁娶、喜怒哀乐等种种活动和情态。尤其像《金瓶梅》这类的“世情小说“，镜头对准市井底层，写读者身边的普通人、寻常事，关注他们的衣食住行、生活琐事。因此，作为涉及经济金融信息最多的作品，《金瓶梅》也便成为人们了解封建社会底层百姓生存状态的生动读本。这的确是《金瓶梅》这部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它除了大胆而真实地描绘人们的性活动之外，对经济生活的关注也是其特色之一。所以，侯会先生指出，《金瓶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主题–”金钱“：小说的男主角西门庆是个商人，小说家所处的时代，又是商品经济迅速崛起的明代后期，所以金钱成为小说中的重要话题。侯会先生进而指出，我们今天能读到的所有中国传统小说中，没有哪一部像《金瓶梅》这样，以全副精力关注着市井百姓的经济生活。书中经济信息之多，堪称中国小说之最，在世界小说苑中，恐怕也是首屈一指。作者在书中千百次提到物价、工价，不但西门庆做一笔买卖、置一所宅院、收一笔贿赂、送一份厚礼等“大事“记述得价值详明，就是书中的人物沽酒、裁衣、剃头、磨镜、买汗巾、称瓜子，乃至赏赐厨役、打发轿夫等细事，也都笔笔叙及，言必称价，银两的计算甚至到几钱几分。这就弥补了历代正史中《食货志》等经济资料仅仅关注某个时代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及政府政策之不足，为我们了解普通百姓的经济活动、生活细节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其次，根据金学学者的研究，《金瓶梅》成书年代大约是明朝万历九年至万历二十年之间。《金瓶梅》反映的是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和经济信息。而这正是包含在王云教授所要研究的明清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长时段中的重要时段。再次，《金瓶梅》的故事主要以京杭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临清为地理背景，并将北京、开封以及作者熟悉的其他地方融入其中。综上所述，王云教授在研究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时利用了《金瓶梅》中的相关经济、风俗等资料，是恰当的，也是必要的。笔者仅以此为例，说明该书在使用文献资料上的胆识与严谨。可贵的是，作者在进行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研究的时候，并没有仅仅埋首于故纸堆，而是对田野调查给予了高度重视。她用了三年的时间，几乎走遍了山东运河沿线的大小城镇，采集到一批湮没无闻的碑刻、家谱、实物和口碑资料及相关的地方文献。这对于常年在高校任教、还要承担家庭重担的女同志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啊，没有对学术事业的热爱是难以做到的。其实，真正优秀的研究成果绝不是闭门造车就能做出的。司马迁为撰写《史记》而游历名山大川，王云教授亦秉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古训，奔波于于运河沿线之城镇，亦颇有古风矣。正是因为对社会生活有着深切地了解和体验，作者在研究中的真知灼见不仅具体，而且真切。例如，作者在论述临清贡砖的烧造给山东运河区域带来沉重社会负担时，指出官府敛办烧窑柴草给当地农民造成了极大损失：玉米、高粱的秸秆，一般农家有多种用途，一则要铡碎做耕牛饲料，二可编制成箔用于屯粮、盖房、铺床等，三可烧饭、取暖。这些柴草一旦被官府征收，给农民带来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该书第193页）没有对农民生活的深刻了解和体验，没有对农民悲惨命运深切地同情，是写不出这样言之有物的内容的。但作为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作者在研究时又是客观冷静的。作者在论述临清贡砖烧造时，既肯定了其正面作用，也指出了负面影响。（该书第188~199页）这种客观公正地分析事物的态度，在该书中多有体现。一般而言，从事区域社会研究者，如果所研究对象是作者自幼生长、生活的家乡，处于对家乡的热爱，往往爱屋及乌，歌颂家乡的美好与成就不遗余力；对于家乡的不足与局限往往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看自己家乡一朵花，看其他地方则是豆腐渣，这也是人之常情。但作为学者来说，则必须秉承学术的良心，即使是对自己的家乡也要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王云教授的研究，正是这样做的。例如，作者在论述明代嘉靖、万里年间运河的通达带动了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山东运河区域书院遂迅猛发展。但作者到此并未止笔，而是进一步指出，这些书院绝大多数是各级地方官吏所创建的，说明私学教育发达的山东到明朝时已逐渐向官学转化，官方已控制了山东的教育格局，这与该时期高度强化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是一致的。（该书第229页）笔者在读到此处之时，颇多感慨。虽然是一个侧面，也足以让我们惊醒，原来中国社会的畸形与病态，在这寥寥数语中已暴露无遗。运河区域的所谓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在书院官学化和日趋强化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的笼罩之下，只能是前途黯淡，顶多是昙花一现。这不仅是运河区域的悲剧，也是整个明清帝国的悲剧。也是在明清时期，1859年，英国人约翰密尔出版了他的著作《论自由》，对官办教育的危害保持了高度警惕，他说：“若说把人民的教育全部或大部交在国家手里，我反对绝不后于任何人。……要由国家主持一种一般的教育，这无非是要用一个模子把人民都铸成一样；而这个模子又必定是政府中有势者–无论是君主、是牧师、是贵族、或者是现代的多数人民–所乐取的一种，于是就不免随其有效和成功的程度而相应地形成对于人心并自热而然跟着也形成对于人心的某种专制。” 可惜的是，类似约翰密尔这样的政治、教育思想，即使是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晚明，也难以觅其踪影。也就是在明清时期，中西社会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古老的明清帝国一直在中世纪的门槛里徘徊，而欧美国家则在先进的政治制度下迅猛发展。

研究历史上的区域社会变迁，是一个难度颇大的学术领域。尤其是在近代以前，迅速的社会变迁并不多见。社会代际之间的生活都很少改变，甚至是几个世纪之间的生活改变也很小。加之历史已经过去，只能凭借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加以探究，要揭示其社会变迁原因及表现，很不容易。王云教授迎难而上，甘坐冷板凳，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孜孜矻矻，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阅读该书之后，笔者颇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之感，加深了对鲁西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认识。但掩卷而思，有些问题仍萦绕心头，挥之不去，产生了新的困惑和思索。所以，也借此机会向王云教授求教。

首先，作者在《绪论》中指出，“山东运河区域在明清两代经历了非常剧烈的社会变迁，其变迁的深度和广度在这个区域乃至在整个华北地区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该书第23页）笔者认为这个论断值得我们商榷。一般而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由于在较短的历史时期社会各个方面发生很大变化，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剧烈的社会变迁“。而笔者认为在明清五百年的时间里，这样的剧烈变化是否存在仍然值得我们探讨。即使是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后，中国开始进入近代社会，但最先发生变化的还是通商口岸地区，广大内陆地区依然变化十分缓慢。鸦片战争发生之后四十年，社会经济结构才发生较大变化。

其次，作者在论述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特点的时候，指出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期，其过渡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的冲突和新的社会因素的增长。作者认为江南区域内部经济迅速发展，带来了该区域社会的全面变革。而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则来自外力，动力来自地理条件的改善和国家政策的调控。（该书第349~351页）其实，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途径，是现代化理论中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笔者不想在此深论。概括而言，英美国家是比较典型的内源型现代化，是在基督教文明的历史背景和宪政民主条件下，随着经济发展而自然过渡到了现代化社会的。而中国则属于外源型的现代化，必须依靠外力的推动才能实现现代化。因此，认为中国传统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自发进入一个现代社会的观点值得推敲。这多少有点经济决定论的影子。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尽管经济有了发展，依然跋涉在现代化的路途上，距离真正的现代社会尚远。另外，作者认为山东运河区域经济发展因为是有运河等地理条件的改变和国家的政策的调控，其社会变迁的动力来自外力，亦颇值得推敲。诚然，是因为有了运河的畅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运河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之一，能否看做是外力呢？

作为一部系统研究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著作，该书并非完美无瑕，对有些问题的探讨尚需深入。冀朝鼎先生曾说：“中国今天的根本问题，不能只靠研究当代的情况来了解，还必须历史地去进行探索，也就是还要试图解决那些由于我们时代所需要而提出的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发现那些左右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 王云教授这部书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明清时期的鲁西社会，对于今天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总之，该书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我们期盼着王云教授再接再厉，在山东运河区域的历史研究中取得新的成就。

（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孙洪升作者简介：孙洪升，男，山东省高密市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