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河文化的形成及其演进
李 泉
[
摘要]
中国运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中的南北地域跨度大、时间积累长、内容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隋唐以前,运河河道里程短,连续通航的时间短,运河流经的地区没有形成区别于周围文化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形态。隋唐至元代,运河河道走向稳定,里程延长,运河开挖、维护、通航、管理技术明显提高。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由运河交通带来的异地文化与本土源文化的融汇碰撞,使运河区域与周边其他区域产生了文化上的差异,运河区域文化由此形成。明清时期,京杭运河走向规划合理,水量相对充足,疏浚培护及时,管理制度完善,四五百年间,河道稳定,持续畅通,在它所流经和辐射的地区,不仅形成了前后传承的与其他区域明显不同的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而且漕运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区域内外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人口的迁移流动等等,更使这个区域逐渐融汇积累了丰厚的精神文化。绚烂多彩的京杭运河文化进入了空前兴盛的阶段。
[关键词]中国运河文化;文化交流;物质文化;制度文化
中国运河文化是运河区域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中的南北地域跨度大、时间积累长、内容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是特定文化区域中产生的独特文化现象,文化区域是她的母体和载体;区域文化又是历史文化的层层积累,文化历程是她的血肉和精髓。就是说,当某一地理区域的文化积累相当丰厚,出现了区域内部物质文化的共性和精神文化的认同,这种共性和认同明显区别于相邻的同属于一个文化大系的其他区域文化,于是新的文化区域出现,新的区域文化也就形成了。在讨论区域文化的时候,我们要注重文化地理学上的文化区域的研究,更要重视文化人类学方面的文化生成的研究。对中国运河文化来说,研究她的孕育、萌生、形成、兴盛的历史进程,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早期运河与运河文化的孕育
自春秋后期至隋以前的千余年时间里,中国境内见于文献记载、具有一定规模的运河不下二三十条。有春秋后期吴王夫差开挖的沟通长江与淮河的邗沟、沟通沂水和济水的菏水①。有楚庄王时孙叔敖开挖的云梦附近的运河,伍子胥开挖的楚都郢附近的子胥渎和位于今江苏高淳县东坝附近的胥溪。有战国时期魏惠王开挖的鸿沟,齐国淄水与济水之间的运河,秦国蜀郡守李冰修筑都江堰时开挖的运河等。另外后代史书中记载的吴水道、百尺渎等也是当时开挖的运河②。秦始皇时,除开挖了举世闻名的灵渠之外,还开挖过镇江一带的江南运河③。汉武帝开挖的从长安沿渭水南岸到达黄河的“漕渠”,是关中地区的重要运河。东汉一代极力修治经营汴渠(即鸿沟水系的汳水,又称获水)。东汉末年,曹操向北方用兵,在黄河以北开挖了利漕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沟通了黄河与海河。曹魏末年又在今豫东皖北一带开广漕渠、淮阳渠和百尺渠。孙吴曾对镇江至丹阳段运河进行了修治。西晋对邗沟进行了改造,使之径直南流入淮。东晋荀羡北征前燕时开洸河引汶水通于泗水,桓温的部将毛穆之在钜野开河百余里。这些运河覆盖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北起河北北部,南到四川、广西,西达关中地区,东至苏鲁沿海的广大地区。
有了运河就有运河文化,这是一个长期为人们普遍认可但却不能成立的命题。运河文化是运河流经地区的区域文化,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区域文化是一个文化时空概念,它的生成,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地理环境,也就是具有凝聚性、开放性且相对稳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这是空间概念;另一个是历史演进,也就是特定地理区域内的历史文化的逐步积淀,这是时间概念。具备了形成区域文化的地理空间,然后又经过较长历史时段的同质文化的积累,取得了区域成员的文化归属和文化认同感,区域文化的生成才有可能。但是,早期运河区域还不具备区域文化生成的基本条件,没有经历文化积累的必要过程。就地理环境看,运河开挖以后,形成了以运河为轴心的向两岸扩展的自然地理区域。但是,早期运河的开挖规格低,功能单一,里程不长,短者数十里,长者数百里,没有形成一个水运系统,运河的幅射力局限于运河两岸狭小的地域内。而且,这些长度有限的运河,大都处在某个诸侯国或某一行政区域中,面积狭小的运河区域,莫不包含在以诸侯国或行政区域为基础而形成的文化区域之中,无法突破源文化对它的影响和控制,无法与其他文化区域的异质文化交汇碰撞而形成独特的文化地理环境,所以无法形成与所在的或周边的其他区域文化形态明显不同的文化特征。
就历史演进看,早期运河大都是为运送军粮和军事物资而开挖,一旦战争结束或战争形势发生变化,运河的使命完成,它便成了无人关注的水沟,淤塞湮阻,无法通航,有的数十百年后又被挖通,有的则永远成为历史陈迹。在较短的历史时段或前后不相衔接的几个时段内,某一条运河流经的区域可以形成特点鲜明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但却难以孕育出区别于其他文化区域的精神文化成果,形成独具一格的观念文化形态。决定区域文化品格的精神文化是区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行为文化升华结晶的产物,是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变异、层层累积被区域民众所认同的文化状态。在隋代以前,这种精神文化形态在运河流经的区域中正在孕育,还没完成规定区域文化性质的升华。
当然,这个时期,也有首尾连接、里程较长的运河,如曹操向北方用兵时开挖的运河,起于今河南省淇县一带的黄河北岸,一直向北延伸进入今河北省东北部的滦河,到达今唐山市以东的地方,全长千余里。但这条运河贯通的时间很短,除白沟之外,曹操北征的战争结束后,其他河段便相继湮塞了,没有历史文化的积淀。这个时期,也有在很长时期内保持通航的运河河道,如吴王夫差开挖的邗沟、秦国开挖的都江堰附近的河道、秦始皇时开挖的灵渠,后代不断维护修治,生生不息,流淌至今。但是这些河道里程都不长,蜗居于以诸侯国或行政区域为基础形成的文化区域之中,时时受着它所归属的本土区域文化的浸润滋养,无法形成有别于周围文化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形态。
① 《国语·吴语》:“吴王夫差既杀申胥(伍子胥),不稔于岁,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商”指宋国的都城商丘一带,“鲁”指鲁国都城曲阜一带,夫差所开挖的这条深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菏水。
② 参见《越绝书·吴地传》。
③ 参见张承宗、李家钊:《秦始皇东巡会稽与江南运河的开凿》,《浙江学刊》1999年第6期。
二、隋唐宋元时期运河文化的初步形成
与前一时期的运河相比,隋代以后运河河道走向趋于稳定,连续通航的河道里程大大延长,持续通航的时间更久,运河开挖、维护、通航、管理技术有了明显提高。隋炀帝所开京杭运河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等首尾相连的4条运河组成,加上隋文帝在关中开挖的广通渠,全长2700多公里,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唐代,汴渠(即通济渠)、邗沟、江南河成为漕运动脉,时时予以培护修治,通航条件较隋代有较大改善。北宋十分重视对汴河的修治管理,两宋对邗沟、江南运河,也多次进行整修治理。金朝在北方兴建了一些新的引水工程,保证了御河的畅通。以上河道流向数代无大变化,连续通航达数百年之久。元代开挖通惠河、南运河、会通河,淮海以北的运河河道流向改变,但邗沟及江南运河仍利用了原来的河道。历朝政府对运河的修治维护、河道的长期畅通、运河流经地区间的长期经济文化交流,由运河交通而带来的异地文化的传入及与本土源文化的融汇碰撞,使运河与周边其他区域产生了文化上的差异,运河文化区域由此形成了。
运河文化区域形成的重要原因是运河的功用发生了显著变化。前一个时期,战争需要是开挖运河的动因,运河的主要功能是运送军粮及军事物资,多属临时性的军事通道,设计较为仓促,开挖时因陋就简,一旦战争结束,某些河段的使命就已完成,因缺乏维护而淤塞。在汉代,运河也承担了漕运的任务,但西汉建都关中,当时的农业区在中原及黄河下游地区,西汉漕运路线为东西走向,最重要的漕运水道是黄河。东汉都城东移至中原地区,京城物资供应的压力较前减小,对漕运的依赖有所减弱。魏晋分裂割据时期,运河漕运的功能明显退化。隋唐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移至东南地区,由东部及东南地区向都城漕运粮食及其他物资,是统治集团生存和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保障,成为一项持久的不能间断的经济活动。“漕运之制,为中国政府无不将其列为重要政务。而漕运河道的开挖、修治、维护也格外受到重视。唐代于工部下置水部郎中、员外郞各一人,“掌津济、船舻、堤堰、沟洫、渔捕、运漕、碾硙之事”,京城附近设有“渠长”“斗门长”,各州县的堤堰,由刺史、县令负责管理②。宋承袭唐制置水部郞中、员外郞,“掌沟洫、津梁、舟楫、漕运之事”,同时在三司下置河渠司,专门管理“黄汴等河堤功料事”③,后改置都水监,下置“提举汴河堤岸司”等官职,专门管理运河河道事务。运河及漕运管理的法规制度逐步建立了起来。运河区域的地理空间大大拓展,长期通航而积累的历史文化也逐步丰厚了起来。
随着运河运输能力的提高,运河所承载的商品流通的功能逐步彰显出来。隋唐时期,除了关中运河最西部的京城长安、京杭运河中部的东都洛阳之外,地处江南的运河城市杭州、苏州、湖州、常州、润州(今江苏镇江),邗沟南端的扬州、北端的楚州(今江苏淮安),汴水流域的开封、宋州(今河南商丘),永济渠流域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都是商业繁华的城市。城市之外,出现了专门进行商品交易的“草市”。唐代诗人王建《汴路即事》诗曰:“千里河烟直,青槐夹岸长。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回看故宫柳,憔悴不成行”。远来的四方客商都经过运河这同一条水道,他们操着各种不同的语言进行商业贸易。河边的草市里商贩争相货买由江南运来的货物,津桥旁边的关卡对泛海而来的商品征税。这是运河区域商业及商业文化的形象描述。北宋时期的运河中心城市东都开封,南宋时期的都城运河南部城市临安,元代运河北端的城市大都,都是商业最繁华的城市。此外,运河沿线的通州、天津、徐州、扬州、镇江、真州、建康、常州、无锡、吴江、湖州、嘉兴、绍兴、明州等城市的商业也十分繁荣。商业繁荣带来的不仅仅是运河区域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变化,人口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商业文化的交流,生活理念及价值观念的变化。所有这些,都为运河区域文化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因运河畅通而引发的南北文化交流,对运河文化区域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隋炀帝巡游扬州,随行人员除后宫、诸王、百官外,尚有僧尼、道士及外国客人,列船数千艘,挽船夫8万余人,船队绵延200多里,旌旗飘扬,华光异彩,一路悠悠行进,历二三个月才到达了江都。如果我们不是仅仅关注隋炀帝恣意享乐、滥用民力的荒唐行为,而是从另外的角度审视这件事,就会发现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次南北之间的规模宏大的政治、文化、礼仪、习俗的大传播、大交流。唐代,全国各地的官员、士人、学者、商人、工匠、艺人、僧侣、道士及国外使节、商贾人等,无不往来于运河上,或从南方的杭州及苏州、扬州等地北赴洛阳至京城,或从京城至洛阳经运河到达南方各地。他们沿途办理公务、驻足游历、访朋会友、说经布道、求师问学、传播技艺、购买商品、娱乐消费,将各地的文化乃至异域的文化———生产技术、生活方式、观念、信仰、风俗、习惯等等带到了并播撒在运河区域。运河区域的本土文化、源文化逐渐发生变异,产生了不同于周边地区的新的文化形态,形成了与区域源文化并列的同属于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的亚文化。
隋唐宋元时期的运河文化还没有达到十分成熟的程度。这个时期,运河的通航常常受到战乱及国家分裂等政治形势的干扰,运河的许多河段处于时通时塞的状况。汴河是京杭运河水系中最重要的一段河道,安史之乱发生后遭到破坏,代宗广德年间,刘晏予以修治,恢复了通航。唐后期,藩镇割据,时常断绝交通,汴渠最终淤塞。五代周世宗复加治理,使之畅通,北宋极力经营,精心培护,但好景不长,北宋中期以后国势贫衰,黄河泛滥,泥沙淤积,至金朝,完全堙塞废弃。元朝另辟水道,汴河遂成历史的陈迹。河道通塞不定,使其流域的文化积淀时断时续,往往是新的文化形态刚刚萌生,就被政治军事风雨摧折,文化积累的连续性受到影响,大大减缓了新文化形态生成的速度。黄河以北的运河河道所受破坏比汴河小些,但自隋唐到北宋,其主要功能在于向北部边地运输军事物资,漕运及商运都不发达,人员往来少,与其他区域的文化交流少,也使得运河区域文化未能达到十分成熟的程度。
元代京杭运河全线贯通,但它的设计存在不少缺陷。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会通河水源分配不合理,汶河水源自济宁输入,使得北段水量不足。“济宁地势,北高而南下,故水之往南也易,而往北也难,北运每虞其浅阻”④。
①《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版,第354页。
②参见《新唐书》卷46《百官一》,北京: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1202页。
③《宋史》卷163《职官三》,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3863页。
④张伯行:《居济一得》卷1《运河总论》。
此外,新开运河河道规格偏低,“河道初并,岸狭水浅,不能重负”①。加上黄河决口,侵淤运河;社会动荡,经济凋敝。通过运河运至大都的漕粮每年最多不过二三十万石,不及漕粮总量的十分之一。元朝国祚不久,运河通航时间短暂,所以京杭运河虽然全线贯通,运河文化还只是在某些河段流经之地不断发展,贯穿南北的京杭运河文化区没有最终定型,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之亚文化的运河文化形态还处在逐步生成的阶段上。
三、明清时期运河文化的兴盛
明清两代以漕运为军国大计,视漕运为国家命脉,对元代运河河道设施等治理改造,使河道走向、规划合理,水量相对充足,疏浚培护及时,管理制度完善,四五百年间,京杭运河河道稳定,持续畅通,它所流经的地区(流经的城镇和州县)及其辐射的区域(距离运河较近且明显受到运河交通、运河经济影响的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纵贯南北,穿越几个行政区域、自然区域的地位特殊、特点显明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不仅有数百年前后传承的与其他区域明显不同的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而且漕运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区域内外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人口的迁移流动等等,更使这个区域逐渐融汇积累了丰厚的精神文化。绚烂多彩的京杭运河文化进入了空前兴盛的阶段。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区域出现了特点显明的物质文化。不仅有穿越数省的人工河道,有运河上独有的用于调节水量的船闸,建筑在河岸上的与湖泊、河流相连的用于泄洪及向运河输水的水闸,用于拦水蓄水的石坝、草坝、土坝,运河两岸的调节运河水量的水柜②,遍布于城市集镇的公私码头,与船闸相结合的桥梁渡口,还有遍布于运河两岸留存至今的颇具特色的宗教建筑(寺庙、佛塔、道观、神庙)、融汇南北各地特点的园林、前店后场的工商作坊。运河沿线的工商业城镇也是运河物质文化的一个亮点。运河像一个环环相扣的经济链条,在它的每个环节上,都有商业繁华的城镇作轴心,将沿途乡村紧紧地连为一体;运河又是一个动力源,持续不断地通过城镇经济发展推动区域经济的兴盛。北京、通州、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淮安、扬州、苏州、杭州等政治经济中心城市且不说,仅船闸、码头、渡口处兴起的小城镇,也足以使运河城镇文化突显出异样的色彩。在济宁至聊城一百余公里的河道上,自南到北便有安居、长沟、南旺、开河、袁口、靳口、安山、戴庙、张秋、七级、阿城、李海务、周店等10余个商业繁华的小城镇,它们大都是夹河而建,商业兴盛,交通便捷,运河泊来的南北各地商品由此转卖至附近村镇,同时也向运河商船输入附近乡村的农产品。运河区域城镇格局及城镇经济特点构成了运河物质文化的显明特色。
明清政府均设有中央派驻地方的从事河道管理的高级官职,地方政府有专职官员从事河道管理,管理河道的差役河夫也逐渐趋于专业化。他们的职责主要是疏浚河道、修筑堤防;启闭船闸、节制水流;管理泉源、输水供水。明清时期有管理漕粮和漕运的专门官职及相应的下属机构,他们的职责主要是监督、催促漕粮征收;管理运河沿岸的粮仓;管理漕船运输。为了保证漕粮运输安全准时,明清政府制定了许多法规条例,内容包括漕粮开仓兑运的时限,各地区漕船的行驶次序,各河段的行驶速度,抵达通州的时限,漕粮短缺的赔偿,漕船夹带土宜的数量及种种漕运禁令。这些法规条例对运河沿线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另外,从事河道、漕运、制作、税收管理的官员常住于运河沿线的大小城镇,十几万漕运兵丁每年往来于运河上,数以万计、十万计的民工几乎年年从事运河堤防修筑、河道疏浚闸坝建设,难以计数的农民离开农村到运河城镇码头船闸从事拉纤、搬运、商业、餐饮、服务等行业,从根本上改变了运河区域的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使运河区域出现迥异于周边其他地区的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
如果说区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只是物化半物化的、浮在社会表层的文化现象的话,那么精神文化则是深层次的、最能代表区域文化本质属性的文化现象。区域精神文化的形成根植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土壤中,而以区域内部文化沟通与区域间的文化交流融汇碰撞为根本动因。明清时期的京杭运河流经直隶、山东、江苏、浙江4省,南北各地的源文化有很大的差异,运河将各种区域文化连结在一起,漕运、商业活动及社会各阶层的南
①《行水金鉴》卷99《山东全河备考》。
②用来调节运河水量的蓄水工程,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水库。此类工程在中国古代出现甚早,宋代始有水柜之称。明清时期的运河水柜主要设在会通河两岸,乾隆《兖州府志》说:“明尚书宋公既疏会通河,乃以昭阳、马场、南旺、安山为四大水柜”。运河水量过大时,可排水入水柜蓄存。运河水量过小时,可开启水柜输水入运河。
北往来,带来了南北文化的交汇融合,使得运河区域人们的心理心态、思想意识、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等方面逐步趋同。以宗教信仰来说,明代以前运河北部京津齐鲁地区的宗教及民间信仰比较单一,除了佛、道信仰及官方提倡的城隍、土地诸神外,较为普遍的神灵崇拜只有东岳大帝及碧霞元君崇拜。而运河南部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的宗教信仰则复杂得多,具有明显的泛神崇拜性质。运河畅通后,商业的繁荣及对水运的倚赖,使得北方运河沿线城镇及乡村中,行业神、自然神和圣贤神的崇拜日益增多,运河南端的神灵也降临到了北方运河地区,同样受到了人们的崇拜。如起源于福建传播于江浙的天妃(又称天后、马祖)信仰沿运河向北传播,至清代,山东京津的运河城镇大都建有天妃宫。同样,北方的神灵也泊去南方,受到当地人的尊崇。如金龙四大王信仰在山东济宁一带兴起后,沿运河迅速向南北传播,不仅“北方河道多祀真武及金龙四大王”①,“江淮一带至潞河,无不有金龙四大王庙”②,从史料记载来看,运河南部的宿迁、山阳、京口、南京、苏州、无锡、杭州等地,都建有金龙四大王庙③。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文化的形成,与运河之外的其他区域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这种影响,主要来自各地商帮在运河区域的活动。明代运河一通,徽商便相机而动,迅速在运河区域开拓市场。明中后期,晋商进入运河区域,入清后更是遍布于运河沿线的城镇乡村。另外,来运河区域经商的势力较大的商帮还有江苏的洞庭商帮、江宁商帮、太仓商帮,有江西商帮、浙江商帮、闽广商帮、辽东商帮等。他们或在运河城镇设立店铺,或从事长途贩运,运河沿岸的政治中心城市且不说,就连东昌府辖的张秋小镇,也是“齐之鱼盐,鲁之枣栗,吴越之织文纂组,闽广之果布珠琲奇珍异巧之物,秦之罽毳,晋之皮革,皆荟萃其间”④。各地商人纷纷在运河城镇建立会馆,将本地的建筑技术、雕刻绘画艺术、民间信仰、生活习俗带到了运河区域,将各地文化渗入到运河区域的本土文化中。另外,上自皇帝高官,下至工匠艺人,南来北往,无不通过运河。外国使节商团人等,也都通过运河北至京城,南抵沿海港口。运河区域的开放性及其大量的人口流动,使运河区域能够吸纳其他区域文化,融会各地的风情民俗,形成异于本土文化的颇具特色的文化景观和社会风貌。
明清时期的京杭运河南北长1700余公里,而它所流经或幅射的区域东西一般不过数十公里,由此形成了一个十分狭长的文化区。它穿越了由古代燕赵文化区演变而来的京津文化区、受齐鲁文化浸润颇深的山东文化区、在古代吴越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江浙文化区,由于京杭运河各河段源文化的差异及各河段自然地理环境、河道设施(闸坝码头等)、管理方式、社会结构等方面不尽相同,所以在运河文化区域中,不同河段所流经的地区又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当时各河段有不同的名称:“漕河(指京杭运河)之别:曰白漕(北京至天津段)、卫漕(天津至临清段)、闸漕(临清至苏北段)、河漕(徐州到淮安段)、湖漕(淮安至扬州段)、江漕(江苏南部段)、浙漕(浙江段),因地为号,流俗所通称也”⑤,人们习惯于将运河自北向南各河段称为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鲁运河、中运河、里运河、江南运河,说明各河段河道有不同的特点。明后期一位朝鲜官员自宁波、杭州沿运河到北京,返国后写下了自己对运河南北地区文化同异的体察,他说:中国南方和北方有许多共同习俗:“尚鬼神、崇道佛、言必摇手,怒必蹙,口唾沫、饮食粗粝,同桌同器,轮著以食,虮虱必咀嚼,砧杵用石,运磨使驴牛,市店建帘标,行者担而不负载,人皆以商贾为业,虽达官巨家或亲袖称锤,分析锱铢之利”⑥,但同时也发现了以长江为界南方和北方在房屋建筑、人心风俗、文化修养、生产方式、上下级关系、装束穿戴、丧葬习俗等方面的明显差异。整个明清时期,在运河不同河段流经的区域,运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有些小的差异,大体说来,越是相距远的地区,文化差异越明显。
运河文化是一种动态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它的内涵不尽相同。在文化演进过程中,新的文化现象不断出现,使得运河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某些旧有的文化现象则逐渐消亡,不再为后人所接受或认同。因此运河文化的研究,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学研究———面对现实之物,阐释与现实有关的文化现象,还应该是历史学的研究———反观往古,探寻历史时期运河文化的内容、特点、作用及发展演变的历程。
①谢肇淛:《五杂俎》卷15《事部三》。
②赵翼:《陔余丛考》卷35《金龙四大王》。
③参见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283页。
④道光《东阿县志》卷20《艺文》,载于慎行《安平镇新城记》。
⑤《明史》卷85《河渠三》运河上。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2078页。
⑥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译注》,线装书局, 2002年版,第194页。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