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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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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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大运河”或“大运河”,统称我国运河是准确的的。但“大运河”、“中国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三个概念所包含的历史、地理、河道走向、文化研究范围,又是不同的。根据各个时期开挖的规模、航运、繁荣的程度,可以把中国大运河修建设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隋前为中国大运河体系的初步形成阶段;隋唐至北宋为中国大运河进一步完善和稳定发展阶段,也可称为中国大运河繁荣的一个阶段;元、明、清为中国大运河南北直航和再次繁荣的阶段。尽管我们今天更加注重元、明、清大运河的历史及文化研究,但它毕竟是中国大运河的一部分,而对中国大运河的全面研究更应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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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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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 中国大运河
“大运河”是一个既熟悉又神秘的话题。因为,我国大多数人至少从小学起都知道大运河,以及一些关于运河的故事。而在沿运各地的宣传中,又着重介绍本段运河、传说和掌故,人们又从这里似乎全面掌握了运河。但认真探究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熟悉”或多或少都在运河的形成、运河概念的使用、本段运河与全流域等方面存在误解,甚至张冠李戴,与运河文化研究的严肃性与科学性相距甚远。为此,本文就中国大运河的形成、发展与繁荣、以及与运河文化研究相关的基本概念等基础性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与中国大运河
如果把邗沟的开挖作为中国运河起点的话,那么它至今已有近2500年的历史了,但把它称为“运河”却至少晚了千余年。在二十四史中,“运河”这一概念的使用最早出现于北宋欧阳修编撰《新唐书》中,即“开成二年夏旱扬州运河竭”。[1]在此前,它没有统一的“运河”之称,运河的各段,都是用“沟”、“渠”、“水”等来命名的。用“大运河”统称运河各段,最早也出现于北宋年间,《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五》有“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2]此后,虽然各段的名称,如通济渠、永济渠、通惠渠、会通河等概念仍广泛使用,但宋史、明史、清史中对“运河”某段或统称,已经常使用“运河”和“大运河”的概念了。如清张伯行《河渠之属·居济一得·卷一》“大运河水小而马场湖水亦小”。[3]清齐召南《河渠之属·水运提纲·卷七》“大运河西岸即宝应高邮二湖东岸”。[4]正如《辞海》所释“宋代始有运河之称,元明以来渐成通称”。[1](P718)
究竟何时把“大运河”冠以“京杭大运河”,现尚未考据清楚。白寿彝先生1937年所著的《中国交通史》,
郭沫若
先生的《中国史稿》,范文澜
白寿彝
今天看来,由于概念使用上的不同,人们往往对中国大运河的历史和河道走向,本区运河意义等方面都产生了许多误解,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把京杭大运河等同于中国大运河。而实际上,元代后被称为京杭大运河的阶段,仅是中国大运河2500多年历史的一个部分。其实早在它之前,已经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或以洛阳、或以开封为中心,南到湖广和南海;东南到宁波和东海;北至北京、甚至辽东;东以淮河下游为东端,西到长安和咸阳的中国大运河体系。如果从我国东、西、南、北的地理概念出发,还可以理解为近乎于以中原为中心的“大十字形”。所以京杭大运河不等于中国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的概念,无法包容中国大运河的内涵。
今天,在许多人心目中和表述中,还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又把京杭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等同起来,甚至同隋炀帝联系起来,这就又造成了一系列认识上的混乱。应承认隋代,特别是隋炀帝时期,是中国运河体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是大规模开挖、修缮、疏浚大运河的时期,也是大运河航运繁荣的一个时期。但当时的“京”是长安,洛阳只是被称为“东都”,运河在黄河以北到今天北京的河段,也和“京”毫无关系。所以把京杭大运河和隋代运河联系起来也是不合适的。
用“中国大运河”或“大运河”,统称我国运河是准确的。而实际上,当宋代使用“大运河”这一概念时,它指的就是隋唐至北宋的运河及河道流域。元、明、清使用“大运河”主要指元代后形成的运河及河道流域。显然“大运河”这一概念本身,已经被史籍和我国现代历史著作所界定,所以,用“大运河”简称或统称“中国大运河”是有依据的。可见,“大运河”、“中国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三个概念所包含的历史、地理、河道走向、文化研究范围,又是不同的。在开展运河文化研究时,应对此有足够的重视。
二、大运河体系的初步形成
中国大运河的形成,无论是持续的开挖、修筑、完善、疏浚和通航的历史过程,还是运河的长度和流域的广阔性,在世界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纵观两千余年的中国大运河修建设史,根据各个时期开挖的规模、航运、繁荣的程度,我们又可以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隋前为中国大运河体系的初步形成阶段;隋唐至北宋为中国大运河进一步完善和稳定发展阶段,也可称为中国大运河繁荣的一个阶段；元、明、清为中国大运河南北直航和再次繁荣的阶段。
据记载,中国大运河最早开掘于春秋战国时代,而其中最著名的是吴国开挖的邗沟。吴王夫差时期,为解决因北上与齐、晋争锋,称霸中原,军事物资与给养及时补给等问题,于公元前486年,从今扬州附近开挖运河,引长江水向东北入射阳湖,然后折向西北,直到今淮安市附近进入淮水。夫差在运河入长江口处修筑了城池,名叫邗,河因城得名,称为邗沟。邗沟是我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的运河,也是后来经多次整修而成为大运河中最早,并基本保留至今的重要河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邗沟的挖掘,应为中国大运河的起点。
据《国语·吴语》载,吴王夫差战胜齐国后,又在今河南商丘、鲁(今山东曲阜)之间“阙为深沟”,沟通了沂水和济水。据后人考证,这条运河就是菏水。夫差率兵由邗沟入淮水,转入泗水,再由菏水入济水,很快到达了济水岸边的黄池(今河南封丘南)。当时济水与黄河相通,所以夫差所开的菏水沟通了淮水与黄河,也是黄淮之间的最早的运河。
此外,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楚庄王时,孙叔敖曾遏沮水入云梦大泽,这就是《史记》中关于楚国开挖河渠至汉水云梦的记载。楚灵王时,也曾在郢都(今湖北江陵县西北)附近开渠通漕。《水经·沔水注》说,伍子胥伐楚时,也曾在于云梦泽开挖过运河,即开后人所称“子胥渎”。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都曾有开挖运河的活动,如齐运河沟通了淄水和济水,蜀国凿通了泯江与沱江等。但由于后来有的被废弃,或同后来逐步形成的中国大运河体系没有直接的或持续的关联,现在也只好忽略不记了。
在中国大运河体系初步初步形成过程中,“鸿沟”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约于魏惠王十年(前360年)至十八年(前352年),魏国在黄河与淮河之间开挖了著名的鸿沟。鸿沟虽不是单一的水道,但是它通过沟通几条河流而通航,就意义重大了。其主水道由今河南荥阳东北引黄河水东行(黄河此时为北上),过魏都大梁转而东南流,至陈(今河南睢阳)折向南流,入于颖水。鸿沟在大梁附近出现了几个分支:其中水(下游称获水)流经今河南兰考与商丘之间,东至徐州入于泗水;睢水流经今河南杞县、睢县、宁陵、睢阳,向东南至江苏睢宁东入于泗水;泗水与淮水通,所以这两条河流都可沟通黄河与淮河。另外,鸿沟水系的涣水从大梁南向东南流,至安徽五河县入于淮水,直接连通了黄河与淮河。
当长江以北的运河已联通淮河和黄河到达洛阳的时候,长江以南的运河体系尚处于进一步联通的过程中。由于秦朝对西南用兵和江南运输的需要,建成了伟大的水利枢纽工程“灵渠”;开通江南运河。这两项工程决定了长江以南运河体的完成。
秦灭楚后,令尉屠睢指挥50万大军南下,进攻居住在今两广地区的南越、西瓯,遭到越人的顽强抵抗,双方相持达三年之久。当地山路崎岖,粮草军需运输十分困难。在今广西兴安县城至大溶江镇之间,湘江和漓江相距仅有30公里,中间是一个低洼的谷地,内有天然河道。兴安县城附近的高地称始安峤,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分水岭,高地以西的河水向西南流入漓江,高地以东的河水则向东北流入湘江。秦始皇令监御史禄凿开始安峤,沟通了分水岭两侧的天然河道。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灵渠。这条人工开凿的渠道虽然只有35公里,但是它在南北水路交通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漓江是珠江的重要支流,过灵渠由漓江入珠江,可南达今广东沿海;湘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过灵渠由湘江可北入长江,然后到达北方各地。所以,灵渠的修建,实际上使中国大运河体系向南延伸到了南海。
同时,秦始皇发罪徒三千人在丹徒、曲阳一带“凿破长陇”,“截其直道”,[7]形成了镇江一带的江南运河。
西汉时期,首都建在长安。西汉政府为了向京城长安运送漕粮,在关中地区开挖了成国渠,从而使运河向西延伸到达关中地区。
东汉定都洛阳,这里成为全国最大的漕粮集中地。洛阳在洛水北岸,漕船须从黄河进入洛水,然后抵达洛阳。当时洛水较浅,漕船不能通行。建武二十三年,在洛阳城西南开挖运渠,将洛水引入,东流穿越谷水,至偃师一带,再回归到洛水中。这条运河名叫阳渠。阳渠水源主要依赖于洛水,同时又纳入了谷水,所以水量很大,漕船畅通无阻,满足了当时的漕运需要,使黄河与淮河之间的人工运河又向西扩展,形成了西起洛阳,经阳渠,入黄河、进成国渠到达长安的新的水运航线。
东汉政府十分重视汴渠的修治,当时鸿沟水系的许多支流均已因黄河泛滥而淤塞,只有其主水道水(获水)尚未断流,这条水道东汉时称作汴渠。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王吴主持治理黄河,他们整修黄河堤坝,不使泛滥,同时在汴渠入黄河的通道口处修建水门,控制黄河流入汴渠的水量。顺帝阳嘉年间大举动工,在汴渠沿岸砌石,加固堤防。灵帝建宁年间又在汴渠入黄处增修了石门。东汉时,通往长安的漕运渠道仍保持通航,班固《西都赋》说:“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控引淮湖,与海通波”,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漕运渠道四通八达的状况。
东汉中期对邗沟进行了改造,建安年间广陵太守陈登在邗沟入淮处修筑了高家堰,以阻挡淮水对运河的侵扰。当时,由京城洛阳入汴渠,至徐州入于泗水,由泗水入淮水,再转经邗沟可达于江南。由洛阳经黄河西行入漕渠,则可达于关中。
在中国大运河体系形成过程中,曹操开挖的白沟等几条运河,使运河向黄河以北延伸。建安九年至十一年,为北上消灭袁氏残余势力,曹操陆续在黄河以北开挖了白沟、平虏渠、泉州河与新河四条运河。白沟本是黄河古道,原名宿胥渎。曹操采取修筑枋堰的方法,将流入黄河的淇水强行拦截,逼其改变水流方向,注入白沟,经过内黄通入邺城附近的洹水。攻下邺城后,曹操继续北征乌桓,乃向北开平虏渠,引滹沱水在今天津市境内入氵瓜水。平虏渠入氵瓜水后,离塞上还有一段距离,于是,曹操又继续向北开渠。新开的运渠纵贯泉州县(今河北武清县南)东部,故取名泉州河。至此,曹操北伐乌桓所需军粮可由许昌或邺城经漳水、白沟、滹沱河、平虏渠、氵瓜水入泉州渠,北达塞上。当时乌桓正盛,紧守边塞,曹操只得采用迂回战术,绕道出塞,于是他又由泉州河向东,沿海边开挖了新河,这条运河由雍奴县承潞河东出,到达今滦县南进入濡水(今滦河)。出濡水后，可浮海或陆行达于辽东。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将都城迁邺(今河北省临漳县)以后,为了改善邺城的交通状况,又开挖利漕渠,将漳水与白沟贯通起来。这时的邺城成为南北水运的枢纽和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往南经利漕渠、白沟,可通黄河,转江淮;往北经利漕渠、白沟,可入通平虏渠、泉州渠、新河至辽东,所以后人称赞曰:“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8]
东晋南朝时候,着力开凿修治浙东运河。浙东运河自杭州东渡钱塘至萧山县的西兴镇,再由西兴镇东至宁波,沟通了姚江、甬江、钱塘江、曹娥江等12条自然河流,全长400里。
可见,隋代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贯通东西南北的中国大运河体系的框架已经构成。隋唐时期对运河大规模的开挖、整治,并由此造成的航运繁荣,基本是在这个框架基础上完成的。但是,这个时期,由于运河的开挖规格较低,运河河道同各地的自然水道联通,许多运河河段都是因为战争需要而开挖,一旦战争结束,运河便废弃淤塞,所以,运河发挥南北交通动脉的作用仍是有限的。因此,把隋前的运河,称为中国大运河体系初步形成阶段应比较合适。
三、隋、唐、北宋大运河的完善、发展与繁荣
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势,造成了江河自西向东入海的自然状态。隋前,中国大运河体系初步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连通我国南北六大水系的过程,即连通了珠江,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形成了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大动脉。隋、唐、北宋年间,对大运河的河道、桥梁、闸门、补水和溢洪的湖泊、河堤及道路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使之更加合理与科学,通航、防洪与灌溉的功能更加完善。同时,运河的管理机构、管理权限不断得到了加强。由于隋代对运河的大规模的修建,是在隋前中国大运河架构和走向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这几个朝代应是中国大运河完善、发展的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
隋朝统一后,我国东南地区经济逐步恢复并繁荣起来,我国的经济重心也开始逐步向东南一带转移,而隋唐两代的首都设在长安或洛阳,北宋年间虽然建都开封,但国家政治中心并没有离开中原地区。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又为解决京师众多官兵民众的粮食和日用供给,还为了对北方的大规模用兵,都必须通过运河把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联系起来。因此,大规模修建运河,既是必然的,又是急迫的。大运河的作用和意义,不仅充分显示了出来,而且它在国家经济和军事上的战略地位,也被提升到了极高的程度。同时,伴随着以数学、地理学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河道规划、设计与施工,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对大运河的修建工作,在隋文帝时已经开始,他在关中修建的潼关至长安的广通渠,更便利了关中地区的漕运和交通。隋炀帝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这一时期修建的运河全长2700多公里,以洛阳为中心,由相互连通的四段运河组成。即通济渠、永济渠、山阳渎、江南运河。
通济渠: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工。由洛阳西宛引谷水和洛水,向东穿洛阳城南,经今偃师至巩县的洛口入黄河。由今河南荥阳出黄河向东,经今郑州、开封南继续向东南沿伸,经今河南杞县、睢阳、宁陵、商丘到徐州,又经夏邑、永城、宿县、灵壁、泗县在盱眙入淮。可见,通济渠是连通淮河与黄河并达到洛阳的运河。通济渠的修建充分利用了鸿沟已废弃的故道、东汉开挖的阳渠、东汉重修后的汴渠等。通济渠从黄河荥阳口引水入汴渠,在商丘东南又充分利用了蕲水故道。
山阳渎:在整修通济渠的同时,即公元605年,整修、疏浚、加深、拓宽邗沟的工程也已开始。由于旧邗沟入淮的地点在山阳(今淮安),故起名为山阳渎。由于旧邗沟有些地段的淤积,特别是扬州邗沟入江口的淤积和江岸南移,所以这次整修重新开挖了一些重点部位,特别是入江地段,使入江口西移江苏仪征的东南方。此次整修和开挖,确保了由长江到洛阳千余公里航运的畅通。江南运河,又称江南河。大业6年(610年)开工,对江南运河进行疏浚、拓宽、加深,使之可行大船。江南运河自京口(今镇江),经苏州、嘉兴到余杭进入钱塘江。
永济渠: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春开工。这一工程就是开通黄河以北到北京的运河。永济渠自今河南武陟引沁水到黄河北岸(巩县洛口),向北引沁水入卫河,到达今河南汲县附近,入曹操所开白沟到馆陶,入西汉黄河故道支流屯氏河与大河故渎,至沧州入清漳水,在独流镇则另辟新道折向西北入屦水(永定河)到达涿郡蓟县(今北京)。
唐与北宋年间,运河各段的名称多有变化,并对唐代将通济渠的名称又改回隋前之名汴渠,宋代改为汴河;北宋改永济渠为御河,改山阳渎为淮南运河;而实际上大运河的基本河段、隋代大运河的格局和走向都基本没有变化。唐与北宋年间在大运河上的主要任务在于维护航道,大规模疏浚,改建部分航段。如唐开元年间就对河道进行过4次疏浚。唐玄宗时,再次整修入江口,从瓜州渡向北开新河25里入邗沟。隋代开挖永济渠后,由于从太行山下行的自然之水,被南北运河阻断,正常状态下,太行下行之水补充运河,并流经运河下泄,涝季就会冲毁运河,在低洼地积水,形成湖泊,今天的白洋淀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唐与北宋都投入大量人力,加强了治理。再如安史之乱和唐后期的武装割据,曾两度使通济渠中断,刘晏任转运租庸盐铁使后虽曾恢复了航运,但最终淤废。五代周世宗时再次整修,恢复航运。
同时,隋、唐、北宋整修大运河投入的人力、物力,以及修建规格都是前所未有的。仅大业元年至六年(公元605———610年)的五年间,隋炀帝就动用“三百万兵丁修建运河”[9](P31)。各朝每次维修都不下十几万人。淮河到长江几百里河道达到了“40步”宽,从洛阳到扬州的运河两岸修“御道”,种植柳树,并置离宫40余所。其通航能力、运输能力、河道的繁忙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隋、唐、北宋年间,各朝都先后加强了运河管理。早在秦汉年间,已设立了都水长承管理河渠,此后魏、晋、北齐历代也都继承这一水官制度。隋代,不仅中央设立管理机构,而且40余所离宫,都设有专门的官吏管理。唐代在各段都设有专门的机构和水陆转运使一职。宋代在汴河与御河都建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专业护河队伍。到唐宋年间,从中央到地方,直至闸所,已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
唐、宋年间,灵渠作为南下两广的唯一水道,其作用仍极为重要,当时大量的漕运和物质都是由此转运。唐、宋两代都对灵渠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并加强了管理。今天看来,灵渠作为中国大运河重要组成部分,对它作用和意义的研究应进一步加强。
隋、唐、北宋年间的大运河,已不是单一的因战争而修的运输线,而成为沟通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由确保供给与军需物质,到繁忙的交通、运输、人员交流的大动脉,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生命线。到北宋年间汴河运输的繁忙竟达到了“漕引江湖半天下财赋,并山泽百货悉由此路而进”。[6](第8册P718)同时隋、唐、北宋年间,通过大运河已形成了全国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所以“隋唐水道交通上的地位,比江河等水运要居较高的地位”,已成为“中央政府的支柱”。在北宋年间,大运河“至成为建国之本”[10](P93)。
当然,大运河的便利也为隋炀帝的穷奢极欲创造了条件,他于公元605年仲秋到公元606年从洛阳到扬州的往返巡视,龙舟与各类船只达万余艘,皇后、嫔妃、随员等十几万人,“挽船的壮丁达8万人,”船只首尾相接达200余里,骑兵夹岸护送,“两岸森林般的彩色旌旗”。[11](第3编P33)沿岸500里内人民要敬献珍食,供十几万人之用。此后,他又从洛阳沿永济渠北到涿郡,又着实风光了一番。虽然他在短短几年间在洛阳建东都大兴土木,开运河,造龙舟巡视江南和涿郡、修长城、征高丽等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鼎,并成为隋朝短命的原因。但隋开大运河,及隋、唐、北宋年间的繁忙的通航,以及由此形成的长达500余年的运河繁荣,都是隋炀帝所始料不及的。正是从这一角度上看,人们往往把大运河的兴起与隋炀帝的名字联系起来,并客观上承认他在修建大运河方面的作用,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元、明、清时期大运河格局的新变化与新的繁荣
1127年北宋结束前,洛阳作为中国大运河的中心和枢纽的地位从未动摇。由洛阳向西到长安,由洛阳向东南到江南各地,由洛阳向北到北京。所以,隋大业二年就在巩县东南筑“洛阳仓”,仓城周20余里,建大窖三千多个,每窖容粮八千石以上。又在洛阳北建“回洛仓”,仓城周20余里,大窖300多个。北宋建都开封后,洛阳的中心地位有所削弱,但洛阳的转运和枢纽作用并没有根本改变。北宋晚期后,宋、金对峙,战乱不断,航道维护逐渐松弛,航道不断淤积,航运逐渐中断。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体系、淮河以北的运河繁荣也逐渐结束。由于元代后淮河以北大运河的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由隋代开始的长达500余年的淮河以北运河的繁荣与辉煌,也被历史慢慢地湮灭了。
元统一中国建都北京后,立即又面临了国家政治中心在北京,而经济中心则在东南的局面。元初,江南各地的粮食与货物,过江淮后逆黄河而上到封丘转陆运,又几经水陆转运方能到达北京,这就造成本过高。元初,已经开始海运,但风险过大,运量不大。为此,重修大运河的任务再次提上日程。
淮河以北运河的淤积和断航,除战乱因素外,最重要的还在于南宋初年黄河的改道。大运河走向的变迁总是和黄河的流向相关。东汉王景和王武治黄后,黄河大体经河南新乡、滑县、濮阳、范县、阳谷、东阿、东昌府、茌平、高唐、临邑、商河、惠民、滨县在利津入海。这一河道虽多次泛滥和决口,但始终没有造成大的改道,基本稳定了近千年。隋代后的大运河与黄河的交汇点在洛阳附近,从荥阳出黄河向东南入淮,离黄河愈来愈远,基本不受黄河泛滥的威胁。出洛阳到北京河段,虽利用了西汉前黄河北流期的部分旧河道,但它一直在黄河西岸北行,愈向北行离黄河愈远。这也是确保隋代后大运河500余年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金兵再次大举南下。南宋留守开封的杜充,在今河南滑县南沙店,决黄河以阻金兵。但此举不仅未能挡住金兵,反而造成了黄河变迁史上的第四次大改道,即改黄河流向渤海,转而向东南夺淮入海。这一局面维持了近700余年,特别在最初的几十年间,黄河河道不稳定,呈伞形在淮北大地摆动。所以隋代开挖的大运河,在淮北地区也大多被黄河堵塞。
黄河变迁,已决定了元代重修淮河以北运河,必须另辟新径,这又导致了淮河以北大运河格局和走向的根本变化。元代后大运河由六部分组成。
通惠河:由元都水监郭守敬设计,于1291年,历时一年多开通的北京至通州河段。通惠河起于昌平白浮村,向南由大都西门入城到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到通州高丽庄入白河。通惠河的开通,避免了北京到通州50余里陆路转运,船只可直达城内积水潭。
北运河:通过拓宽、疏浚,取直白河段到直沽。
南运河:重修宋代御河北段,由天津到达临清。
会通河:由两段组成,以济宁市任城为中心,向南至鲁镇与泗水相联,向北经南旺、袁家口至现梁山县小安山。全长150余里。此河1282年开挖,当时称为济州河。1286年,接济州河向北继续开挖,由小安山经寿张、阳谷、聊城到临清,入南运河,全长250余里。元世祖赐名“会通河”。由于济州河与新开会通河联为一体,故两河也通称会通河。这是元代新开挖的河段。
会通河的开通,根本改变了淮河以北大运河的格局与走向。由此开始,大运河已不再转而西南到洛阳,由洛阳再转向东南行,经河南和安徽北部的河段被废弃。会通河的开通,还使大运河真正形成了南北直行的走向,缩短航程千余里。新开运河采取“避黄保运”或“治黄保运”的方针,在改道后的黄河以东修建。
淮扬运河与江南运河:运河的淮河以南部分。由于黄河夺淮入海,这一时期也可称为黄河以南部分。大运河出会通河,经泗水进入黄河,到淮安,进入淮扬运河,过长江进入江南运河,到达杭州。
明代在元大运河的基础上,对河道管理、疏浚、整修等方面,投入了很大的人力与物力,并首先表现在对会通河的治理上。一般认为,元开会通河是“大运河中最具经济价值的一条河”[10](P97)。在元代,从会通河开通后的第二年起,就开始对桥梁、闸所、河堤进行大规模的修建,这项工程进行了37年之久,到1325年结束。但尽管如此,会通河的运力仍然有限,“一条大船便觉得满河都是船,”[10](P129)并阻挡了其它船只的往来。其主要原因在于济宁以北河段补水不足,由此造成一些地方河道水浅。
会通河的水源主要来自汶水和泗水,两水在任城入运河后南北分流。由于任城一带地势南低北高,向北分流困难,所以,任城以北河段经常出现浅滩,不时造成通航的困难,元末甚至再次断航。
明初建都南京,漕粮北运任务不重。但明永乐年间建都北京后,大运河的意义再次突显出来。1441年2月,由宋礼主持再次对会通河进行大规模整修。首先,会通河由袁家口改道,东移20里,傍东平安山湖至阳谷张秋镇,新开河道130余里,一是以安山湖为调蓄水源,保证航运畅顺。二是防止因黄河决口冲击运河,以湖作为缓冲。同时重新规划了会通河水源分配,在东平东60里汶水下流修建戴村堤,遏汶水至南旺入运河,南旺在济宁北90里,是会通河全线地势最高处,由此地输水,解决了会通河到临清段的航道水量。此外,还建东平安山湖、汶上南旺湖、济宁马扬湖、沛县昭阳湖,设四大“水柜”,建闸调蓄。河水大则泄水入湖,河水小则放水入河,从而保证了从徐州到临清900余里的畅顺。
明清两朝对大运河的管理更加系统和全面。明代设都水司,并且赋予很大的权力。清代在工部设都水司,并建设了相应机构,同时设直年河道大臣与隶设河道总督。同时,沿运设立了税收“钞关”,其中临清“钞关”在清末财政中占到了四分之一。
明清对运河的维护,除对河道本身维护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处理黄河与运河的关系。会通河安山———张秋段虽在黄河的东北方,但它是运河距黄河最近的一段。明正统年间,黄河多次决口,漫阳谷和东昌府,冲毁会通河堤“淤张秋”。明弘治二年至六年(1489年-1493年),派都察院副都御史刘大夏,调山东、河南民夫,采用“治黄保运”的方法,按照临运河一岸筑堤,另一岸分流的办法,在此修建减水坝,并进行了大规模的黄河堤防建设,解除了黄河对会通河张秋段的威胁。在济宁南到徐州段,明政府主要采取“避黄通运”的方法,重新开挖运河,使运河
远离黄河。嘉靖七年和四十四年,明政府两次动用民工9万人,在旧河道以东30里的地势较高的留城(今微山县城东)至今微山县南阳、开挖新的河段(当时称南阳新河);万历22年(1594年),又两次兴工,由今微山县东李家口将南阳新河汇入承水,经台儿庄南行,进入发源于鲁南山区的氵加河,向南延伸到今宿迁皂河集西进入泗水故道。这段长260里的运河称“氵加河新道”。它确保了苏鲁间的运河不再受黄河的侵害,保持了济宁以南运河的畅通。
明代对大运河百余年的治理,是确保明、清两代500余年大运河繁荣的重要措施。明代由运河运输漕粮达400万担,航行漕船达3000余艘,各类船只达到万余艘。[6]清代对大运河的治理,虽也投入了很大力量,但基本沿用了明代的方法。当然,经过清代的治理,大运河全程各项设施更加完善了。清咸丰前,运河漕粮也达400万担。[6]
清咸丰五年(1855年)6月,黄河在兰考铜瓦厢决口,在阳谷张秋镇穿过运河夺大清河入海。由于统治者内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安徽、江苏利益集团和以山东巡抚丁宝桢为代表的山东利益集团,在黄河东流还是南归问题上争论不休,再加上太平天国革命席卷长江流域,清政府无暇治河,拖到同治年间,铜瓦厢决口处,已“宽约十里”,内困外扰的清政府已无力修复,东流已成定局。同治末年起开始修筑黄河东流堤防,到光绪十年(1884年)前后,新的堤防工程完成。光绪13年朝廷做出了“故道一议可暂作缓图”的决定,关于黄河东流还是南归的争论,也就此平息。
黄河东行,在张秋镇将运河斩为南北两段,过黄河船只,由东平安山镇三里堡进入盐河,经坡河绕行到东阿庞家口入黄河,沿黄河到陶城埔进金水河,在张秋镇转入运河。更大的困难还在于黄河东行切断了张秋镇以北河段的水源,造成了河道补水不足,通航困难。所以,光绪年间通过运河的漕粮仅有20万石,仅相当于原运量的二十分之一。清政府虽采取了许多措施,在最初几年里,清政府也没有放弃“疏运保漕”的努力,但都未能根本解决。到光绪末年,聊城到张秋段运河已无法通行。此时由于商用海运兴起,已弥补了漕运的不足,且航运时间短价格低。于是,光绪末年李鸿章提出了“废漕折”。清末,清政权岌岌可危,更无力顾及运河之事,因此,逐渐放弃了修复运河的计划,宣布“各省漕粮全部改折银两交纳”,[6]运河及漕运管理机构也陆续裁撤。至此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只能局部通航了。清末民初,随着海运的发展,几乎与运河平行的京津、京浦铁路的兴修,又从根本上动摇了大运河作为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地位,所以,中国大运河也带着它辉煌的荣光进入了历史。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隋、唐、北宋大运河;元、明、清大运河,恰巧都创造了500余年的繁荣辉煌。尽管我们今天更加注重元、明、清大运河的历史及文化研究,但它毕竟是中国大运河的一部分,而对中国大运河的全面研究应高度重视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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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五[M].
[3][清]张伯行.河渠之属·居济一得·卷一[M].
[4][清]齐召南.河渠之属·水运提纲·卷七[M].
[5]辞海(缩印本)[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6]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7.
[7]元和郡县志·卷廿六·(丹徒县,丹阳县)[M].
[8]后魏书.州郡部·河北道·相州.卷一六一[M].
[9]郭沫若.中国史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白寿彝.中国交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1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