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东的山陕商人

明清时期山东的山陕商人

王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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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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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流通空前活跃的明清时期,崛起于西北的山陕商人,迅速将势力渗透到山东城乡。鲁西一带由于运河交通的便利,成为山陕商人的密集之地,鲁西南、鲁西北及鲁中地区也多有山陕商人的足迹;他们或设坊开店,或长途转贩,或建立会馆,或设立票庄,经营广泛,财力雄厚,乃至垄断了某些地方的食盐、粮食、棉布、典当、钱庄等行业。山陕商人的经营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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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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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山东;山陕商人;经营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空前繁盛的阶段,全国范围内的商品流通与商业贸易日趋活跃,出现了不少区域性的商人集团。在北方,经济实力最强的商人集团是晋商,他们常联合陕西商人组建地缘商业集团,合称山陕商帮。晋商在北方各省的商业贸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故有“晋之人长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齐鲁秦晋燕赵诸大市,执商市牛耳者咸晋人”的说法[1](《噶礼毒母案》)。关于晋商的兴衰原因、经营之道以及雄视天下的风貌,学界已有广泛而精到的论述,而对于其在某一区域的经营状况的探讨尚不多见。本文依据地方志、笔记和碑刻资料,考察山陕商人在山东的经营状况,以期有助于晋商集团研究的逐步深入。

 

一、山东山陕商人的分布

 

明清时期,山东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低于江南,但在北方,它仍属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从山东西部流过,使其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优越的经济环境及地理位置,不仅孕育了本地商人势力,也吸引了全国其他地区的商人。执北方商业牛耳的山陕商人大量涌入山东西部地区,以其雄厚的财力和卓越的商业才干,迅速占领这片市场,垄断某些行业,致使山东某些地方出现了“西商十居七八”[2]的局面。

历史文献中多有关于明代山陕商人在山东活动的记载。明中后期人张四维在《条麓堂集》卷23《贺洛川陈君恩荣亲序》、朱国桢《涌幢小品》卷17《免祸》条、李维帧《太泌山房集》卷70《董太公家传》等记述了山西蒲州碧山公、山西大同陆应期、泽州董万斛的祖父等人在山东一带经商的情况。

清代山陕商人到山东经商的史实,山陕地区的方志中也多有记载。如光绪《山西通志》卷139记有沁水张升书之父、潞州李恒五、洪洞乔澄溶、汾阳吴文玖潞州申传书等在山东经商的情况。光绪《汾阳县志》卷6中有汾州人李清宝“贾于山东”的记载。关于山陕商人在山东各州县活动的情况,历史资料中也有许多记载。

鲁西北地区:乾隆《汾阳县志》卷6《孝义》载,汾阳人吴文玖“尝贾于山东禹城”,因此而致富;乾隆《潞城县志》第4《耆旧》说,潞城人贾庆余14岁随父到山东禹城经商,经过20多年的努力,到乾隆年间,成为当地有名的大富商。《齐河县乡土志·商务》说山西商人在城镇设立布庄收购“齐河大布”,然后销往口外,乾隆年间,这种商贸活动最为盛行。光绪《恩县乡土志》记载,恩县城北曾建有山西会

馆,民国《恩县志》卷6《实业志》说,该县的市镇中都有染房,“惟营业者,多系山西人”。雍正《丘县志》卷6《孝义》记载,顺治年间,丘县的盐业为山西洪洞人左复隆所垄断。

鲁西地区:黄宗羲《明文海》卷403朱安侃《甄义士传》记载了嘉靖年间陕西商人甄义士在临清经商的事迹。《苑洛集》卷4韩邦奇《冯翊眭公墓志铭》说,成化年间,陕西冯翊县眭敖曾携子在临清经商。明代大量的江南纺织品沿运河北上,运抵临清,山陕和辽东商人收购后运至北方出售。清代,在临清的市场上,来自河南、山陕的“西丝”随处可见。山陕商人还把山西所产铁器运至临清,然后转运到附近州县及河北地区[3](《地理志》、《风俗》)。明清时期,大批山陕商人来临清购买茶叶,“或更舟而北,或舍舟而陆,总以输运西边。”[4](《市廛志》)宣统《聊城县志》载,嘉道年间,运河畅通,聊城商业十分繁荣,“殷商大贾,晋人为多。”这里有山西商人建立的“太汾公所”,还有山陕商人联合建立的山陕会馆。据现存于聊城山陕会馆的碑刻记载,当时山陕人在聊城开设的店铺不下三四百家。茌平县盐

业在清代由山西刘姓商人垄断,清末山西商人郑仲明、刘维楫所拥有的引票占了全县引票的三分之一[5](《实业》)。光绪《馆陶县乡土志》卷8《商务》说:城西南有山西会馆,“凡盐、当以及铁货、布庄、杂行、钱店各生意”,皆归他们控制。县城西南30里有南馆陶镇,也有山西会馆,乃“西商所建”。民国《冠县志》卷2《商务》说,冠县城中的商人,“外来者占十分之八,山西人多钱善贾,占大多数”。嘉靖《高唐州志》卷3《地理志》说高唐市场上多有山陕铁器。道光《东阿县志》卷2《街衢》说县城中有山西会馆,“为山西商人捐修。”

鲁西南地区:光绪《曹县乡土志·商务》说,嘉庆年间曹县的商业十分繁荣,城区及乡村,“皆有山西商人开设典当、钱店,均生意茂盛,一切贸易,颇资其利”。道光《观城县志》卷5《赋役志》说,县城东门内的“元和当铺”,乃嘉庆十一年山西王姓商人所开设。另外菏泽县也有许多山西商人开设的钱铺和当铺。济宁是运河沿岸最繁华的商业城市之一,来这里经商的山陕商人很多,他们与河南商人一起建立了“三省会馆”[6]。山西票号兴起后,在济宁设有分号。制陶是峄县传统的手工业,到了清代业陶者多山西人,他们“转毂数百,行销四方,皆得厚谊”。在峄县经营食盐、典当的商人,也“多山右人”[7](《物产》)。直至晚清,晋商在峄县的活动仍很活跃,比如盐业,“自道光以来,领运者多山右巨商”[7](《杂税》)。

鲁中地区:张萱《西园闻见录》卷17《临财》记有山西商人在历城经商之事,清代济南城中山西商帮实力强大,主要经营铁器、粮行和票号业,他们与陕西商人共同建立了山陕会馆[8](《山东商帮》)。道光以后,山西金融商人势力进一步发展,济南城中的山西票号达9家之多。外地人在泰安经商者以晋人为多,他们曾一度垄断泰安的盐业和典当业,他们在这里修建了关帝庙,又称“山西会馆”或“盐当会馆”,会馆中现存的乾隆五十九年碑刻中列盐商字号四五十家,道光二十八年碑刻中记有盐行、典当行字号30家[9]。光绪《宁阳县乡土志·事业》说,乾隆年间,本县监生宁世乾曾“以财货贷晋商”,可见晋人亦有在宁阳经商者。另外益都城关曾建有山西商人会馆;沂水县“岁出山蚕、山绸无算,西客皆来贩买”[10]。

综上所述,山陕商人在山东商业活动的区域分布状况,大致可作如下概括:鲁西是山陕商人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其中聊城、临清人数最多,茌平、东阿、冠县、馆陶(今属冠县)、高唐等州县都有不少山陕商人。鲁西南、鲁西北是山陕商人分布次密集的地区,济宁、峄县(今属邹城、滕州市)、宁阳、曹县、菏泽等山陕商人甚多;禹城、齐河、恩县(今属平原县)也都有山陕商人的足迹;山陕商人在鲁中呈零星分布的状态,益都、泰安都有山陕商人建立的会馆,济南(包括历城)的山陕商人也不在少数。清中期以前,山东东部地区很少有山陕商人的足迹,道光以后,山陕金融商人势力向鲁中和胶东地区发展,济南、周村、青岛、烟台都有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11],但从总体上来看,这个时期山陕商人势力已是强弩之末,他们在山东的商业活动开始呈现衰落的趋势。

形成上述分布状况的原因十分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地理位置。鲁西的聊城、临清山陕商人最多,根本原因是这一带距山西较近,且与河南、河北接壤。山陕商人走南路可由关中、晋南经河南开封、濮阳等地进入聊城至鲁西;走北路可由山西中部、北部经京、津等地进入临清至鲁西;走水路可由卫河、大清河入运河进入鲁西。山陕商人在河南、河北经商者较多,容易向鲁西地区扩展。其二,水路交通。京杭运河自江苏由鲁西南入山东境内,经鲁西到鲁西北进入河北,这是明清时期的南北商业通道,运河沿岸的临清、聊城、张秋、济宁等城市,都是南北商品的集散地,对于设店经营的山陕商人来说,这里是难得的风水宝地。其三,移民。鲁西及鲁西南地区山陕商人多,与明初以来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有密切关系。据曹树基先生研究,洪武年间,鲁西的东昌府和鲁西南的兖州府共接受来自山西省的移民近60万人,其中东昌府的山西移民人口将近占当地总人口的90%,兖州府西部平原地区的山西移民人口也占到了当地总人口的60%左右[12]。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移民与原迁移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就促进了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与商贸关系的发展,同时,原迁移地的商人来到移民区经商,在商贸往来中有信任感,在观念上有认同感,在生活上也有安全感。在良好的经营环境中,山陕商人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们的势力自然会不断壮大起来。

 

二、山东山陕商人的类型与经营规模

 

山东的山陕商人中,“行商”(“运商”)不少,“坐贾”(“坐商”、“铺户”)则更多。

明人谢肇说,晋商的经营种类很多,“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按:指徽商)”[13](卷四),从事“转贩”的商人,就是我们所说的“行商”。成化年间,大荔县商人眭敖与其子眭祥,活跃于运河之上,往返于杭州与临清之间。蒲州那位姓陈号碧山公的商人,到过“甘鄯银绥云中上谷辽左诸塞”、“燕秦青豫扬吴蜀楚”等地,“通都大邑,凡居货之区”,都有他的货物。乾隆《潞城县志》卷4《耆旧》中记载的潞城商人贾庆余“东西奔驰,恒竟岁无停晷”,“南北懋迁”,终于暴富,成为大商人兼大地主。可见山东的山陕商人中,行商不在少数。

在山东活动的这些山陕“行商”,又可分为如下三类:一类是将山东的商品转运到外地出售。他们有的是将山东的货物运回本省,如明代以来,山西潞安以产“潞”而闻名,“潞”的原料有些便是从山东购买贩运而来[14](《风俗物产》)。有的是将山东的货物贩运到其本省以外的地区,如山西商人在齐河、陵县、禹城等城镇设立布庄、布店收购棉布,然后销往西北口外及东北各地。一类是将外地运来山东的商品再运至别处出售。当时他们从山东转运的商品主要是沿京杭运河从南方运来的丝织品和茶叶。还有一类是将山陕的商品运来山东出售。如前文所说,山陕商人将山西铁器运来临清,然后转运到高唐、河间等地。运河区域的山西木材、临清丝织业原料“西丝”、张秋市场上的“毳”、“皮革”,大都是山陕地区商人从家乡转运而来。

嘉靖时,陕西甄义士“商于临清,日坐市门”[15](卷403《甄义士传》),是十分典型的“坐商”。在这些“坐商”中,年商品经营额为白银数万两到十余万两的大商人占有一定的比例。据聊城山陕会馆碑刻记载,会馆是以“抽厘提捐”的方式向各商号收取厘金作为日常费用的。抽厘比例是:嘉庆十六年以前为千分之四,嘉应十六年至二十年为千分之一,嘉庆二十年以后改为万分之三。由碑阴刻记的各商号捐厘金数,按规定的抽厘比例进行推算,可知:公信风商号的年经营额约为8.6万两,元正吉商号约5.86万两,兴盛章商号约为4.86万两。年经营额4万两以上的还有福兴和、大魁和、隆义和。嘉庆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福兴和记年经营额为11.3万两,元正吉为6.53万两,兴盛隆记为4.73万两。道光年间,聊城山陕商人资本又有所增加,福兴和、万盛成的年经营额分别都在数十万两以上。据许檀教授的统计,嘉庆道光年间,山陕商人在聊城经营的商号共三百余家,年经营额1万两以上的大商号占15%———18%,年经营额1万两至1千两的中等商号占40%———60%,其余为小商号[9]。

在山东活动的山陕商人有批发商,也有零售商。从聊城山陕会馆碑刻记载来看,山陕商人在山东做小本生意的人数也不少,嘉庆二十二年碑中五年捐银在一两到二两之间的商家共38家,他们的年经营额约为银100两至200两之间;另有88家共捐银31两3钱2分,每家平均年捐银0.07两多一点,年经营额为70余两,他们大都是零售商。那些年经营额数万两乃至数十万两的商号,大约以批发商或批发兼零售的商人居多。如临清有许多经营茶叶的山陕商号,他们大都是收购南方运来的茶叶,然后批发给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在齐河、陵县、禹城经营布庄、布店的山陕商号,他们从个体农户手中收购棉布,然后批发给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

 

三、山东山陕商人经营的行业

 

就全国范围看,山陕商人经营的商品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其他商帮相比,他们在食盐、粮食、丝绸、木材、药材及典当业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在账局、票号业方面更是独占鳌头,表现出雄厚的经济实力。山东的山陕商人经营的项目也十分广泛,除了传统的优势项目外,其他如铁器、煤炭、棉布、茶叶、皮货、烟草、纸张、海味、日用杂货等,应有尽有。

盐业。据前文所引各县志,清代山西盐商在丘县、馆陶、茌平、峄县、泰安等地都占据着垄断或主导的地位。泰安的盐也曾为山西商人所垄断。乾隆年间,泰安仅盐业商号就达四五十家之多,道光年间盐行、典当行字号共有30家。咸丰、同治年间,晋商的典当业衰落,盐业也转由山西、山东两省商人共同经营。

棉布丝绸。如前文所述,禹城、齐河、陵县有许多山西商人开设的布庄、布店,这些布庄、布店专门收购当地棉布。馆陶县的布庄生意,几乎全为山陕商人控制[16](《商务》)。聊城布店也不少,聊城山陕会馆碑刻中可确知经营棉布生意的山陕商号有信成、丰泰、文盛、重盛、天章等5家。有的山陕商人在山东经营丝绸业,聊城山陕会馆碑刻记有“天兴锦”、“缀云锦”等丝绸商号。在沂水、临清有不少贩卖丝绸的山陕商人。

衣饰皮货。聊城山陕会馆碑刻中有衣店11家,帽店2家,皮货店8家,毛毡店2家。嘉靖《山东通志》卷8《物产》说“毡,出东昌、临清者精致,甲于他处”。说明早在明代,聊城、临清的毛织品就是山东名产。这些皮货店极有可能是收购本地皮货的商号,有的则可能是使用西北地区运来的毛皮加工成毛织品同时在当地出售的加工、销售二者合一的商号。

铁器。山东西部市场上的铁料铁器,主要从山西输入,尤以泽州、潞州为最多,故地方志中有“铅铁自山陕至”[17](《地理志》)的说法。乾隆年间的“临清关税则”列有铁钉、生熟杂铁器、铁压花轴、西路铁锅鏊子铁锨的关税额[18](卷七十《临清关》),可以看出当时从山西输入的铁货数量甚大。馆陶县的铁货生意大都归山陕商人经营,直到清末,这里的铁器仍由晋商从潞安府运来,有的设行销售,有的在庙会上售卖,数量甚大[19](《商务》)。聊城的铁货店也较多,见于聊城山陕会馆碑刻记载的就有益兴、丽泽、日增和悦丰等铁货店。山东东部的潍县一带乃至福山、莱阳,所需铁器也有很多来自山西的泽、潞二州。

煤炭。聊城山陕会馆的碑刻中,山陕商人经营的炭店达17家之多,规模最大的兴盛炭店在乾隆十六年到二十年共向会馆捐厘金24千文,平均每年近5千文,其年经营额当为近5000千文;规模最小的裕魁炭店,五年共捐500文,平均每年捐100文,则年贸易额仅为100千文。看来它们多属中小商号。

书庄。见于聊城山陕会馆碑刻中的山陕商人开办的书庄有书业德、书业成记、永协书、老图书府等。清代聊城的刻书印书业十分发达,书庄、书坊、书摊遍布城中,山西灵石人郭氏所创办的书业德居“四大书庄”之首,是一个集刻书、印书、装订、售书为一体的商家,它除聊城设总号外,还在太原、忻县、介休、中遥、济南等地设有10余个分号和代销处,书籍行销北方各省及江苏、上海等地。另外,山陕商人还在聊城开设有纸店、墨店。

其他商品。木材是山西商人经营的大宗生意。山东木材产量不高,木料大量从山西、江南输入。在兖州府,“江南之材从河入漕,山西之材从沁东下,由济、濮入漕”[20](《风土志》)。东昌府的木材也有许多是从山西经卫河运来。如前所述,山陕商人在临清经营茶叶生意的很多,聊城也有山陕商人经营的茶店。聊城山陕会馆碑刻中所记山陕商人开设的副食杂货店铺如油店、酒铺、丹店、漆店、烟铺、菜铺、西货铺等。山陕属内陆省份,但在山东经营海味的商人数量不少,仅聊城山陕会馆碑刻中就有海味店铺6家。

典当业。清人李燧说:“典当铺江以南皆徽人开办,江以北皆晋人开办。”[21]山陕商人在山东各地开设的典当铺甚多。光绪《宁阳县乡土志》记载的“以财货贷晋商”一事,便是晋商经营典当业的例证。前文谈到,嘉庆年间曹县城乡都有山西商人开设的典当铺,观城县有山西王姓商人开办的“元和当铺”,菏泽县也有许多山西商人开设的当铺。峄县经营典当的多是山西人,馆陶县的典当业曾归山西商人掌握。泰安的典当业曾一度为山西商人垄断。光绪《临清州志·市廛》说,清中期以前临清一带典当店铺上百家,全是徽商及浙江商人经营,后来徽浙人“不及其半,多参土著。今乡合城仅存十六七家,皆西人。”山陕商人在聊城开设的典当店铺也很多,聊城山陕会馆碑刻中名称可考的典当铺就有正昌典、庆裕典、亨正典、义顺、兴聚当等。

钱庄与票号。鲁西鲁西南多有山西商人开设的钱庄,据馆陶县山西会馆碑文记载,该县的钱店生意全归山西商人控制。曹县城乡都有山西人开办的钱店,而且生意兴隆,获利丰厚。见于聊城山陕会馆碑刻中的晋人钱庄有5家。道光以后,山西金融商人在山东的许多地方都开办了票号,据田树茂《清代山西票号分布图》说,山东共有山西票号19家,其中济南9家,周村5家,烟台2家,青岛2家,济宁1家[22]。田氏的统计比较保守,据笔者所见资料,仅周村的山西票号就有大德通、大德恒、大德川、三晋元、协成乾、裕成享、新合厚、新泰厚等8家。

山陕商人在山东的经营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经营行业广泛。山陕商人在山东的经营项目,涉及当时商品贸易的各个领域。他们经营的商品,既有在全国占有优势的晋商经营的传统项目,如盐、粮、茶、棉布、丝绸、铁、炭、木材及金融业;也有山陕商帮没有形成经营规模的一般商品,如衣、帽、皮货、毛毡、丹、油、书、纸、墨、烟、酒、漆、烛、杂货、海味;既有社会需求量大的生活必需品,也有社会需求量较小的物品。其二,实行垄断经营。盐业方面,山陕商人曾一度在鲁西北的丘县、馆陶、茌平,鲁中的泰安,鲁西南的峄县居于垄断的地位。典当及金融业方面,他们也曾一度垄断临清的典当业,控制馆陶的典当、钱庄,另外在观城、曹县、菏泽一带,他们经营的典当、钱庄业务也占有较大的优势。其三,组织地缘性商人集团。早在明代,山西商人早已组织了地缘性商人集团———晋帮,入清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竞争日趋激烈,为了增强竞争的实力,取得某些经营项目的垄断地位,晋帮在全国各重要商业城市建立起地缘性商人会馆。在山东的恩县、馆陶、南馆陶、东阿、泰安、益都等晋商云集的地方,都建有“山西会馆”。有时他们还会联合与自己的地缘关系相对密切的省份的商人组成更广泛的地缘商人会馆,如济南、聊城都建有山陕会馆。在有些地方还会进一步扩大地缘范围,组成地域更大的商人集团,如济宁的“三省会馆”,是由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商人联合建立的。不管是两省还是三省商人联合建立会馆,山西商人在其中总是占据多数,在这样的商帮组织中居于主导的地位。这说明晋商具有强烈的商业集团意识,也反映了晋商在建立商业组织方面的开放性。其四,注重向产业投资。明清时期,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某些势力强大的商业集团已经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扩张,由购买原料组织生产,到销售产品,实行产销一体的经营方式。山陕商人在山东也实行了这样的经营方法。他们不仅经营商业,也投资经营矿冶及各种手工业作坊。博山县盛产铁矿,康熙年间,官僚孙廷铨“召山右人至”,开山采矿,掌握了“融铸之法”[23](《实业》),才炼出铁来。前来博山的山西人,有些是技术工人,有些则可能是投资矿冶业的业主。恩县各市镇中都有专门染布的作坊,当地人称之为“染房”,“惟营业者,多系山西人”[24](《实业》)。聊城山陕会馆碑刻中记载的作坊不下十数家,名称有隆泰、锦春、协盛、隆和、和生、长祥、长茂、聚茂、东来等等。在聊城经营印刷业的山西商人,同时也从事书籍的销售业。在峄县,制陶是传统的手工业,自元朝后从事制陶业的人很多,产品远销千里。到了清代,山西人垄断了这里的制陶业,他们制作大型器物,“行销四方,皆得厚谊”[7](《物产》)。以上这些特点,在山东其他商帮的活动中也能体现出来,而晋商表现得最为突出。

〔参考文献〕

[1]伏老人.康熙南巡秘记[M].

[2]聊城山陕会馆道光二十八年碑文[Z].

[3](嘉靖)高唐州志[M];(嘉靖)河间府志[M].

[4](乾隆)临清直隶州志[M].

[5](民国)茌平县志[M].

[6]张自义.运河与济宁[N].济宁日报,2001-08-

26.

[7](光绪)峄县志[M].

[8]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M].黄山书社,

1993.199.

[9]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M].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98.217,186-187.

[10]吴树声.沂水桑麻话[M].

[11]田树茂.清代山西票号分布图[A].晋商史料研

究[M].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202.

[12]曹树基.洪武时期的鲁西南地区的人口迁移[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4).

[13]谢肇.五杂俎[M].

[14](乾隆)长治县志[M].

[15]明文海[M].

[16](光绪)馆陶县乡土志[M].

[17](嘉靖)高唐州志[M].

[18](乾隆)户部则例[M].

[19]馆陶县乡土志[M].

[20](万历)兖州府志[M].

[21]李燧.晋游日记[M].

[22]穆文英.晋商史料研究[M].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

[23](民国)博山县志[M].

[24](民国)恩县志[M].

 

《东岳论丛》

2003

年

3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