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徽商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徽商

 

 

王　云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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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以其便利的交通,优良的棉、麦、梨、枣等土特产和市场活跃的工商业城镇,吸引大批徽商来此货殖;他们主要集中在临清、济宁等区域中心城市,从事布帛、食盐、典当、杂货、中药等行业的经营;徽商在侨寓地还进行联姻、入籍、科考、捐资等活动,树立起了“义利兼顾”的“良贾”形象。徽商在山东运河区域的长期居住经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些城镇的居民结构,而且促进了山东运河流域的南北物资文化交流,带动了这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徽商

 

　　

　　徽商崛起于“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徽州府。东晋以降,由于北方避难人口的一次次大规模迁入,徽州地狭人稠的矛盾日趋严峻,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为谋生路,许许多多的徽州人不得不放弃中国小农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方式,纷纷走出群山,四处经商,以求生存,以谋发展。唐宋时期,新安商人中已有不少人成为“富商巨贾”,据史载,南宋时,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了中国最早的纸币———会子。进入明朝,徽商势力迅速发展,成为资财雄厚、人数众多的大商帮,从明朝中叶到清朝中叶的三四百年间,徽州商帮称雄商界,领尽风骚。正是在这一鼎盛时期,徽商在全国的市场大舞台上,长袖善舞,四处货殖,其活动足迹遍布全国,甚至海外。以至于民间流传起“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的谚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徽商凭借京杭运河的交通便利,溯河而上,来到山东运河沿线的城乡,展开了他们的贸易活动。

 

一

 

山东与徽州,地隔数千里,前者居华北平原,后者处东南山区。那么,吸引徽商频繁北上,贸易齐鲁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山东运河区域水陆交通的便利。明朝永乐年间,成祖为迁都北京,使江南每年数百万石漕粮顺利北运,重新疏浚了大运河,特别是对山东境内的会通河,进行了重点的开挖与修治,使京杭运河全线贯通。会通河的浚通使山东西部有了一条贯通南北的水道,北接卫运河可直达京津,南与江淮运河相连可抵苏杭。尽管明政府对运河的修浚是以漕运为目的,但大运河以其贯通南北,联结五大水系的优势,实际上成国南北物资交流的大动脉。自会通河成,原由涡水、颍水往来的南北客商行旅纷纷改由运河自“淮安、清江、经济宁、临清赴北京”①,鲁西一带遂成为南北往来的水上要道,徽商可以由江南运河溯河而上,直达山东。同时,在山东运河东面还有一条几乎与运河平行的官驿大道:徽商可以由徐州,经沛县到山东的鲁桥。然后,沿济宁、汶上、东平、东阿、茌平、高唐、平原、恩县到德州出山东北境,直达京师②。东西干道,则由济南沿鲁中山区北麓大道,东行经周村、青州(益都)、潍县,东北达莱州、登州出海至辽东。

第二,山东运河流域出产大量的优质棉花、麦豆、梨枣和烟草,这些土特产是吸引徽商来此转贩有无的又一因素。鲁西的东昌、兖州二府是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产棉区,嘉靖《山东通志》记载,棉花“六府皆有之,东昌尤多,商人贸于西方,其利甚博”③;运河附近的高唐、夏津、恩县、武城一带所产棉花不仅产量高而且质地优良,素有“北花第一”之美誉④。吸引了四方客商前来购买,万历《东昌府志》载:“高唐、夏津、范县宜木棉,江淮客商列肆赍收,居人以此致富。”⑤明清时期,江南是全国的棉纺织业的中心,其产品数量多质量好,行销全国;而北方棉花种植虽已普及,棉纺织业尚不够发达,布匹需从江南输入。江淮客商,往来穿梭于南北之间,货布而北,贩棉而南,鲁西一带自然成为他们频频眷顾的地方。另外,山东梨枣,也是名闻遐尔的果中佳品,嘉靖《山东通志》称:“梨,六府皆有之。其种曰红消、曰秋白、曰香水、曰鹅梨、曰瓶梨,出东昌、临清、武城者佳”,“枣,六府皆有之,东昌属县尤多。”⑥博平之枣,堂邑、茌平之梨以优质高产、价廉物美而著名⑦,吸引各地商人来此采购,甚至预付定金,如东昌“商人先岁冬计其木,夏相其实而直之,货于四方”⑧,峄县的梨枣“每岁为他商预出直,鬻江南贾厚利”⑨。山东优质的麦豆、花生、烟草等也是南方各省所缺少的民生日用之物,贩卖这些特产,可以为徽商带来可观的收入。

第三,明清时期山东的经济水平低于江南,但在北方各省,仍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之一。特别是京杭运河贯通后的鲁西平原,在运河沿线兴起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工商业城镇,如临清、济宁、东昌、德州、张秋等,这些城镇,因地近漕河而成为商品流通中心。如临清“东南纨绮,西北裘褐,皆萃于此”○10,商人自千里之外挟重赀赴江南贩布“其溯淮而北走齐鲁之郊,仰治京师,达于九边,以清源(临清古称)为绾毂”○11;济宁“江淮百货走集,多贾贩”,“士绅之舆舟如织,闽广吴越之商持资贸易,鳞萃而日胃集”○12;东昌“为山左名区,地临运漕,商贾云集者不可胜数”○13;张秋“都三邑之中,绾毂南北,百货所居”,“五方商贾辐辏并列肆河上,大较临清而小。”○14由这些史料记载,可知山东运河沿线的这些城镇个个都百货山积,商贾如云,交易兴旺,来往便利,总之,形成了对商人十分有利的商品贸易环境。在这样的地方,商人们才会感到如鱼得水,挥洒自如,故徽商看好山东运河区域,长途跋涉来此营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四,与徽州人长久传承的“邹鲁情结”有关。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徽州处万山丛中,少受战乱,因而从东汉以降,中原士族为避兵燹,一批批迁往徽州,历代南迁的中原大族中,又以山东士族为数众多,影响力大。如一向有“新安十姓九汪”之谓的汪氏,其祖先就是鲁成公次子的后裔,汪氏各支派的族谱对此多有追记。2003年4月笔者在临清考察时,曾借阅、复印到原馆陶县杨二庄的《汪氏族谱》○15,该谱序言中称:“汪氏始于颖川,鲁成公里肱次子,夫人女以姓,生侯,有文在手,曰:汪,遂以名之后。有功于鲁,食采颖川,号汪侯,子孙因以为氏。”东汉末年,中原大乱,举家南渡,被孙权授会稽令,“遂家于歙,是为新安汪氏始迁祖。”唐朝时,汪姓有名汪华者因军功被封为越国公。此后,汪氏几经播迁,几遍全国,各支谱牒中,多自称“越国公之后。”汪道昆《太函集》卷十七《燕喜堂序》中,亦有“吾宗受姓于鲁,封于颖川,著于秦,王于越,龙骧以下昌阜于新都(新安)”之语,与临清汪姓为同一始祖。其他徽商著姓,也有类似情况。正是由于这些中原士族的大批迁入,使原本偏僻荒蛮的徽州逐渐形成了向文重教的乡风民俗,徽州也被人们称为“东南邹鲁”。所以,从根源上讲,齐鲁大地是许多徽州人的先祖居地,在感情上就多了一层亲近。况且,许多徽州人十分憧憬这个风淳俗美的遥远的“故乡”。在徽州人的眼中,“齐带山

①《明宣宗实录》卷107,宣德八年十一月戊辰。

②黄汴:《天下水陆路程》卷之2“南京由东平州至北京路”。

③⑥⑧嘉靖《山东通志》卷8《物产》。

④余象斗：《三台万用正宗》卷21《商旅门》

⑤万历《东昌府志》卷2《物产》。

⑦乾隆《东昌府志》卷2《方产》。

⑨康熙《峄县志》卷2《物产》。

10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2《建置》。

11陈继儒:《陈眉公全集》卷59《布税议》

12康熙《济宁州志》卷2《风俗》、卷8《艺文志》。

13聊城山陕会馆藏嘉庆十四年《春秋阁碑文》。

14道光《东阿县志》卷2《方域志》

15该族谱现藏临清汪堤村汪支达家中。汪氏第九十三世后裔,原聊城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汪文庆先生向笔者提供了《汪氏族谱》的复印稿,供笔者研究、复制,在此致谢。

壤千里,人多文采布帛”①,“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人敛而朝焉”②;“清源齐鲁之墟,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礼”③;“齐鲁之俗,宽缓阔达,喜儒备礼,有周公遗风。”④徽州号称“东南邹鲁”,而山东一直有“周公遗风”,这种社会氛围的相近和徽州人对儒家传统的倾心认同,久而久之,形成了沉积在徽州人心头的“邹鲁情结”。由此,驱使许多徽商到他们理想的圣地和梦中的“故乡”去谋求发展,乃至出现了不少爱恋齐鲁山水,入籍不返的徽州人。

 

二

 

从目前检索到的材料看,徽州商人早在明初的洪武年间,就有到山东经商的记载,据《新安左田黄氏宗谱·黄公道遇传》云,歙县竦塘里人黄道遇,“生于元季,绝意仕进……督家农耕其中(新安),储赀粟遂大饶。乾坤再辟,天下又安,稍稍挟赀懋迁,居积燕齐淮扬之间,又率有观,时画扌疑素封矣”。元明丕革,天下甫定,徽州商人就开始走出群山,四处货殖。

成化年间,徽商开始大量涌入山东运河区域,他们经营的行当主要有棉布业、典当业、盐业。棉布业:徽州人曾自己说:“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⑤,这是就徽商的总体情况而言的,具体到徽商在山东运河区域的经营,则应当是“首布帛,次鱼盐。”

据徽州歙县《郑氏族谱》载:歙人郑富伟“东游吴淞,北寓临清,逾四十年,累资甚巨,声业懋值”⑥。郑富伟生于明正统十三年(1448),他来山东运河重镇临清寓居应当在成化年间(1465-1487),当时吴淞为产布之乡,临清是棉花与棉布的集散之地,郑氏往来其间数十年,显然是为了贩运棉布和棉花。另一位歙县人吴良友,从他的曾祖父吴有贵、祖父吴继善开始,就“以布贾燕齐间,父自宁公蒙故业而息之,赀益大饶,累巨万。”⑦吴良友生于嘉靖二年(1523),其曾祖始营布业于山东临清,最晚当在成化年间。徽商家谱中还可以看到不少人在山东经销棉布业的记载:嘉靖时徽商李某就往来于临清、南翔之间从事商业活动,南翔是江南产布的重镇,“嘉定南翔,大聚也,多歙贾,(李)君遂居焉,亦时时贾临清,往来江淮间。间岁还歙,然率以嘉定为其家”⑧。李氏之所以要以嘉定南翔为其家,是为了便于收购江南棉布运销北方,把棉布的收购与贩运活动结合起来。乾隆《临清州志》卷11《市廛志》记载有南翔人开设的布店:“(布)店在白布巷,自明成化三年苏州、南翔、信义三会合而为行,隆、万间寝盛。”既然南翔镇本是棉布产地,而被够供徽商李某贩卖的商品当是棉布无疑。南翔镇上的徽商还有人把江南棉布直接运往临清以北各地销售,汪应选“居里(南翔镇),足迹历蓟门、辽左,……以贸易起家”⑨;吴良梓“往来吴越齐鲁燕赵之间,出入布帛盐策之场”○10;正德、嘉靖年间在安徽芜湖经营染店的徽商阮弼,召募染匠,经营规模日益扩大。于是“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毂遍于吴赵荆梁燕豫齐鲁之间”○11。这个染店每年所染布匹大约2万到5万匹,其中有半数是临清布。所谓临清布,并非临清所产之布,而是指经临清销往西北的江南布○12,一个染店每年就经销数万匹棉布经临清转西北,由此可见徽商在山东运河沿线上下之活跃。

山东临清运河岸边有一座万历年间修建的普照寺,寺中有一舍利塔,共9层,塔内中心有60余米高的金丝楠木塔心柱,每层修建费用不下六、七百两白银○13。其中的第六层,嵌有《舍利宝塔第六层纪造》碑刻○14,记载了徽州布商王道济在万历四十五年捐资建造第六层塔身的经过,碑文载“信官王道济,捐资独力完工,济字康叔……年六十岁,祖籍徽州府歙县,世习临清布业。”后刻其妻、妾、子、女及父母、伯兄弟等20多余人

①《新安左田黄氏正宗谱派系:文献》卷之2《行状·处

士黄崇德行状》,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嘉靖三十七年刻本

②《新安左田黄氏正宗谱派系:文献》卷之2《行状·处

士黄公豹行状》。

③《新安左田黄氏正宗谱派系:文献》卷之1《传类·黄

公玑芳传》。

④《新安左田黄氏正宗谱派系:文献》卷之1《传类·黄

公玄赐传》。

⑤汪道昆:《太函集》卷54。

⑥歙县《郑氏族谱·明故耆士郑君偕汪氏圹志》。

⑦歙县《丰南志》第5册《良友公状》。

⑧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18《例赠昭勇将军成山指

挥使李君墓志铭》。

⑨《南翔镇志》卷7。

10歙县《丰南志》第9册。

11汪道昆:《太函集》卷35《明赐级阮长公传》。

12参见范金民:《明代徽商染店的一个实例》,《安徽史学》2001年第3期。

13据镶嵌在该塔第三层北券西面墙的“三层功德檀越”碑记,捐资修造第三层的有官宦、士绅、布商、信士共25人,计施米20石、银300余两。同层北券东墙还有一“三层功德檀越”碑记,镌刻有捐资的士绅、医官、典当商、段商、信士计36人;棉绸商、典当商字号23个,共捐银290余两。这两通碑均为万历乙卯年(1615年,万历四十五年)五月立,故二碑捐资数应相加,为六、七百两白银。笔者2003年8月17日登塔抄录这两通碑文并拍下照片。

14该碑文现仍嵌于临清舍利塔第六层南券。2003年8月17日笔者登塔抄写并拍下照片。

名号。同层还镌有王道济撰的《建塔见山小记》,表达了自己对建六级浮屠的自得和东望岱岳、西眺太行的喜悦。读碑文可知,王氏世习临清布业,当是长期寓居临清、经营棉业的大商人无疑。

盐业:盐业历来是徽商经营的主要行当,明清时期,两淮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因而成了徽商竞趋逐利的地方,嘉、万以后,徽州的黄、江、程、汪、吴姓诸族靠业盐致富,进而把持两淮盐业。徽商都深谙业盐利厚的道理,因而,对于山东盐业也极力运营。山东自古就是我国海盐的重要产区,虽然其产量和质量大逊于两淮,但明清时,每年亦可产盐1亿多斤,且行盐范围包括山东全省以及毗邻的河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共计122州县①。山东盐场之盐大多由大清河运往运河沿岸各码头,分装销售。从明朝中期起,徽商中的黄、汪、吴三大姓氏皆活跃于山东运河区域,从事食盐贸易。歙县黄氏,是徽商中的大姓,多聚居邑之竦塘。据《竦塘黄氏宗谱》载:“黄氏世货鹾两淮,甲于曹耦。”世代业盐,成为黄氏阖族的传统。生于成化七年(1471)的黄崇敬,“初游齐鲁燕赵间,即而止淮扬,效猗顿氏……入而俭出,赀大饶。”②与黄崇敬同一家族的黄崇德在山东先是经营布帛、典当,当积累了一定资本后改营盐业,获得了很大成功,“初有志举业,(后)乃挟资商于齐东。齐带山海,沃壤千里,人多文彩布帛。公商其间……一岁中其息什一之,已而升倍之,为大贾

矣。于是修猗顿业,治鹾淮海……乃赀累巨万矣。”③黄氏家族中,还有黄道遇“资懋迁居积燕齐淮扬间”;黄尚志“及长,经历江湖吴越齐鲁之区”④,经营盐业;另据《丰南志》记载“(黄谷公,歙县丰南人)与诸弟分财,时弱冠耳……盐策一变,子钱家半耗其资,更去淮海,转毂齐楚燕赵之间。”⑤休宁汪氏也是名闻遐尔的盐商世家,汪氏族谱自称“吾宗著休宁西门,率用皿盐起家。”⑥弘治年间汪氏子弟也涉足山东运河区域,进行食盐转贩贸易。“西谭先生讳福,世节其字,……父号静庵,郡邑以善人举。……西谭生弘治甲寅十一月二十八日,……既长就学,读书循理,敦行寡言,长衣高帽,不乐时俗。……静庵爱其诚直,尝命掣鹾淮越,假是而游江湖数年,于徐、扬、青、兖、齐、楚鲜不遍历。”⑦这位徽商虽以淮越为立足点经营盐业,但转贩所至,多达山东的青、兖、齐三地,几乎涉及了半个山东。还有一名歙县吴姓盐商,由贩盐致富,捐钱10万以助朝廷兴工程,竟获皇帝下诏旌表,“余兄光禄,名(吴)时佐。守礼公之第四子。其少也,家已不资……父殁而产瓜分,光禄始操利秉。顾善任时,诸循海而煮,受计而出,转毂于齐楚燕赵者,所赢得过当,而其人亦靡不籍以沾濡。此年国家兴作,鸠工征材,赍用不足,光禄率诸兄弟上钱十万,天子旌之,一日而五中书之命下,殆富而益之贵者乎?……范蠡由国而家,光禄其移家为国,庶几以不利为利乎!”⑧徽州的黄、汪、吴三姓都是一方望族,盐商世家,这些家族均在两淮地区世代贸盐,是两淮盐商中的翘楚,而两淮北近山东,徽商在明中期正是如日中天的扩张期,他们将经营势力延伸到山东运河流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典当业:经商和放债是徽商谋利生财的两个主要手段,而他们放债的主要方式则是经营典当业。明清时期,徽人开设的典肆遍布全国,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资金之巨,都是其他商帮所难匹敌的。山东运河区域也是徽商典当业发达的地方,据地方志记载,地处运河咽喉要道的山东临清,本是徽商活跃的场所,明末时有当铺百余家,全是徽州商人和浙江商人所开⑨,而浙商的实力与徽商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故临清的百余家当铺,大多数应为徽商开办,徽州典商之多,可见一斑。歙县溪南,有一吴姓徽商,早年在山东经营布业,到吴自宁时,开始经营典当,“(吴良友)字汝益,号玉泉。曾祖有贵公、祖继善公,始以布贾燕齐间。父自宁公,蒙故业而息之,赀益大饶,累巨万。”○10吴良儒,九岁而孤,奉继母命弃儒从贾,代父“收责于齐鲁,什一仅存。”改贸于淞江“以泉布起”○11。可见其父在山东亦是经营典当业。万历年间休宁人汪海也曾治典于山东○12。明末“徽商开当遍于江北”,河南一省就有徽典213家○13。山东密迩河南,徽商在山东经营典业虽无资料进行准确统计,但据临清的例子推测,则应与河南不相上下。另外,徽商在山东运河流域,还有药业经营,据《新安陆氏家乘》记载,陆氏经营的老字号药铺“保和堂”,从宋朝时就已享誉东南各省,明清时,“保和堂”生产的丸散

①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128、3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卷5《明处士竹窗黄公崇敬行状》。

③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卷5《明故金竺黄公崇德行状》。

④《新安左田黄氏宗谱》卷1、卷3。

⑤歙县《丰南志》第4册《从父黄谷公六十序》。

⑥《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8《益府典膳福光公暨配孺人墓志铭》。

⑦《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4《处士福坚公行状》。

⑧歙县《丰南志》第4册《光禄兄六十序》。

⑨乾隆《临清州志》卷11《市廛》。

10歙县《丰南志》第5册《良友公状》。

11《太函集》卷54《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

12《太函集》卷55《明故处士兖山汪公配孙孺人合葬墓志铭》。

13《明神宗实录》卷434。

畅销,陆省吾行医江浙闽广间,“其昆季乔梓亦家学游山东,俱尚郡主,声名赫熠。”①陆氏药店,实行薄利多销,货真价实,故而声誉甚大。徽商经营的酱菜业,在山东也很有名气:乾隆年间,徽州歙县人汪永椿,奉父命沿运河北上,落脚临清,见漕船往来需要购买、携带大量的腌菜,而有一些盐商,为了逃避临清关税,往往在过关前低价卸卖食盐,故在临清钞关前买盐便宜。汪永椿便购买了临清御史巷对过的后营街口的一所宅院,开办起了酱园,号“远香斋”(济美酱园的前身)。由于汪氏酱园讲信誉、重质量,酱菜口味汇融南北,故而产品大为畅销。清代“远香斋”已成为名噪江北的著名字号,其牌匾“远香斋”是夏津县籍的翰林学士甄梦龄亲为题写,可见其地位与社会影响非同一般②。到道光年间,济美酱园已有腌菜大缸500余口,

店铺20余间,年耗黄豆3000余担,资金达6万余两白银。直到今天,这个200多年前的老字号依旧在经营,产品畅销鲁西及京津地区。徽商在山东运河流域还贩运椒木,明代短篇小说集《杜骗新书》中,就有徽州人丁达前往福建海澄买椒木到山东临清发卖的记述③。另外,毛竹、文房四宝、丝线、杂货、茶行、铜铁等均有徽商参与其间进行经营。

 

三

 

徽商在山东运河流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交通便捷的城镇,特别是商品经营发达的中心城镇。其中,最为密集地为临清,其次是济宁,再次是张秋等少数重要的工商业市镇,广大的农村地区则很难见到徽商的踪影。临清早在明初就已跻身于全国33个大城市之列,其政治经济地位不仅超过了当时的府城聊城,甚至超过了省城济南。由于临清位于会通河的北口,正当江北运河的中段,又扼踞会通河与卫河交叉之处,为南北往来及西向运输的“舟航之所必由”④。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临清成为“南北往来交汇咽喉之地”⑤,从而在明朝中期迅速发展成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吸引全国各地的商人到此经营。按诸史料,当时来临清逐利的客商除徽州的商人外,主要还有山陕商人、江浙商人、辽东商人、以及河南、直隶、江西等地的商人,临清因为商贾云集而闻名天下,以致于州人李梦阳说“临清以聚贾获名”⑥。聚集在临清的各路商人中,以徽商人数最多,势力最大,他们不仅在此转贩棉布,开设典当,经营食盐、丝线、竹木、茶叶等各种行业,而且还争立“商籍”,千方百计使自己的子弟进入州学,以求正途出入。故明万历时曾任东昌府推官,非常熟悉山东运河沿岸情况的谢肇氵制说:“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⑦,就是说,外地人因占有商籍,而取得在临清参加科举考试资格者,十分之九都是徽商子弟,可见徽商势力在当时的临清是独立鳌头的。徽商还集资在临清的卫河两岸购置土地30亩,设为东义冢和西义冢,“寄梓有屋宇,葬地有封识”,专供客死临清的徽州、苏州商人寄木郭或埋葬之用,“他郡不得与焉”⑧,也反映了徽商人数的众多。

徽商麋集临清的状况,在嘉靖至万历前期达到高峰,此后便开始呈现减少趋势,这首先是因为万历皇帝的搜敛政策所致,万历中期以后,朝廷内外用兵,又大修宫殿,使“国用大匮”,财政濒于绝境,万历皇帝便派出大批太监充当税使矿监,四出强征暴敛。税使在各重要城镇、关隘和水陆交通线上设卡征税,山东运河沿线成了重灾区,“临清至东昌仅百里,东昌至张秋止九十里,张秋至济宁仅二百里,层关叠征”⑨,“遂使商贾闻风裹足”○10,大批商店纷纷倒闭。临清原有缎店32家,倒闭21家;布店73家,倒闭45家;杂货店65家,倒闭41家○11。徽商与其他商帮纷纷撤离临清。此后,又经明清之际的连年战争,临清饱受兵燹摧残,经济更加萧条,遂使“商贾星散,繁华十存二三耳”○12。清朝康、乾年间,临清经济虽已恢复,但徽商势力已大为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山陕商人势力强盛的局面。

济宁与临清均是山东运河沿岸的重要商业城市,但二者稍有不同,在会通河开通前,临清处于比较偏僻闭塞之地,而济宁,由于有汶河泗水的萦抱,地当南北之交,自古就在交通要道上,往来客商较多。早在元朝时,就已“市杂荆吴容”○13,南方商人沿元代新开辟的会通河北上,在济宁驻足经商,到明朝时,更是“江淮货币,百货云集”,成为五方之会○14。对于这样的商埠要地,徽州商人当然不会错过,于是也纷纷来到济宁。为了在同各路商帮的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徽商们联合

①《新安陆氏家乘·新安陆氏保和堂引》。

②参见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第30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古本小说丛刊》第35辑,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出版。

④王舆:《临清州治记》,康熙《临清州志》卷4《艺文》。

⑤王直:《临清建城记》,康熙《临清州志》卷4《艺文》。

⑥李梦阳:《修东岳庙记》,康熙《临清州志》卷4《艺文》。

⑦谢肇氵制:《五杂俎》卷14《事部二》。

⑧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2《建置·惠区》。

⑨《明神宗实录》卷418。

10胡悉宁:《豁免士税碑记》,民国《临清县志·艺文志》。

11《东昌府风物考·临清》,《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

13(元)贡奎:《齐州》诗

14《兖州府风俗考》,《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

起来,在济宁修建了安徽会馆。据济宁一中退休教师赵玉正先生(76岁)回忆:济宁城区的外省商人会馆有10几处,而安徽会馆是建造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处,大约修建于明朝中期,它坐落于济宁旧城南门外、紧靠运河的福瑞街,有七进院落,80余间厅、堂、楼、室,大门门楣高悬“安徽会馆”木质大匾,晚清时,这几个大字系李鸿章的手书,很有气魄,可见那时徽商在济宁的势力还很大。安徽商人在济宁经营货物主要有:铜铁、茶叶、中药、文房四宝、毛竹、杂货等,无论行商和坐贾,都实力雄厚,财物殷实①。尽管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对在济宁经营的徽商进行具体的描述和统计,但仅从安徽会馆的宏阔大气,可窥徽商在济宁势力之一斑。济宁的徽商不像临清那样高度云集、又迅速离散,而是长期坚守,在与其他商帮的竞争中始终占有自己的市场份额,直到道光初年,徽州商人汪氏还在济宁东关修建了一座占地1500平米私家园林,园内桥亭点缀,山水相连,栏杆柱头都施以精美细致的徽派雕刻,石楣上书“汪园”楷书大字,十分气派②。徽商之所以能在济宁长期立足,势力不衰,首先是因为济宁不像临清那样是国家税关码头,统治者对商人的搜刮相对来说轻些;其次是因为济宁位于改道后的黄河之南,清代后期黄河改道北流中截运河,对济宁的交通条件影响不大,交通条件不像临清那样受到限制。因而徽商直到清朝后期,甚至民国年间,仍在济宁坚持经营。恢宏的安徽会馆一直保存到1947年,后为日寇所烧毁。至今,济宁的老人们谈起安徽会馆,仍叹惜不已。

位于临清和济宁之间的张秋镇,为东阿、阳谷、寿张三县所共辖,是一个典型的“三界首”市镇,大清河又在此与运河交汇,遂使这个江北城镇成为水道要途,其商业规模远非一般州、县可比,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大学士东阿人于慎行曾记载说:张秋都三邑之中,官毂南北,百货所居,“五方商贾辐凑,并列肆河上”③。徽州商人在张秋亦有不少经营者,据《张秋志》记载:“张秋西郊多木棉,负贩者络绎上市”,有花市收购之;镇民“不勤杼轴”,布帛“出之四郊”,镇中有布市两处,土布、绸布上市者很多④,张秋的棉花与棉布生意如此兴隆,定有不少徽商参与其间。同时绸缎业也是徽商在张秋的重点经营行业,在张秋镇最繁盛的明朝嘉、万年间,徽州商人在镇中心大街开设了多家绸缎铺,与南京商帮、凤阳商帮一起,共同控制着张秋的绸缎贸易,镇志载:“盛时江宁、凤阳、徽州诸缎铺比屋居焉,其地百货亦往往辐凑,乃镇之最繁华处”⑤。

除以上三座城市外,在山东运河沿岸的其他城乡,极少见到徽商的踪影,这与同时期的晋商相比,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晋商在山东运河区域,无论是繁华都市,还是穷乡僻壤,到处开设店铺,修建会馆,尤其是到了清代,清政府听从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的建言:山东是粮运之道,山西是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控制二者,则可财赋有出,国用不匮。把招抚、利用山西商人和控制山东漕运作为巩固政权、增加财政的最先急务。由此,山西商人和山东漕河成为清廷吸纳天下财赋的两个最重要的工具,山西的驿站从明代58个增加到125个,晋商四处经营更加便捷,晋帮凭借着与清政府的特殊关系⑥,控制了整个北中国市场,山东运河流域也势所必然地出现了晋商独执商界牛耳的局面,徽商曾一度抢占先机的临清、济宁等运河城市,到清中期以后晋商的势力逐渐占据了上风。

 

四

 

活跃在山东运河区域的徽商有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就是长期眷顾某一城镇,甚至在当地定居入籍,以至最后完全溶为当地居民。这种现象在其他商帮中也存在,但不如徽商突出。按诸史料,我们可以发现不少相关记载:明初时的歙县人黄文茂,慕山东临清商贸地位优越,于是“商游清源,清源北邻燕赵,西接三晋,为都会之地,亦多大贾。大贾争务夸侈,公(黄文茂)折节为俭,任人择时,以此起富”⑦,在临清经营多年,积累财富,发家为大贾。成化年间的郑富伟,“东游吴越,北寓临清,逾四十年。”⑧象黄文茂、郑富伟一样在山东寓居多年的徽商还有不少,如歙县黄竹山,成化年间就怀赀北游,日常寓居临清,原配夫人汪氏卒后,续娶清源巨室之女刘氏为妻,并为孙子娶清源郭氏女,祖孙三代皆居临清⑨;嘉靖时黄镛“商游闽越齐鲁者三十年,什一

①2003年8月20日笔者专门就明清时期济宁的商业状况访问赵玉正先生,赵先生五世在济宁经商,其祖、父都是济宁商会的头面人物,与各地商人组织(包括会馆和公所)交往密切,赵少年时常随祖、父出入商会、会馆、公所等等,并阅读过一些会馆中的碑文。此处对济宁安徽会馆的描写,是根据笔者对赵玉正的访谈记录整理而来。

②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建置·园亭》。

③于慎行:《安平镇志序》,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15册,《山东上》。

④康熙《张秋志》卷1《物产》。

⑤康熙《张秋志》卷2《街市》。

⑥参见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

⑦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卷5《黄文茂传》。

⑧歙县《郑氏宗谱·明故耆士郑君偕汪氏圹志》。

⑨参见《新安左田黄氏正宗谱派系:文献》卷2《行状·处士黄公竹山行状》。

取赢,赀大丰裕”①;万历时丰南镇有一百岁翁,初习举业,后听人指点“殚策而清源,择人任时,老贾六十年,十致千金。”②《太函集》也记述了汪姓徽商两代人在临清婚娶居住的情景:汪处士“居贾临清……孺人生而婉娈,处士务得耦而妻。传季公,季公世以闾右著临清”③。乾隆《临清州志》亦记载:“程懋弘,字润万,号陶山,……始籍徽之休宁,祖夏生博学多闻,徙居临清,再传而至懋弘”④;“汪元度,字涵之,汪灏之父。先徽人,父大成徙临清,因家焉”,元度子汪灏入临清州学,在康熙年间考中进士;汪锡修,“其先歙人,迁家于临清,六传而至锡修。”⑤明清之际兵祸连年,汪锡修尚在冲龄,父母双亡,被舅氏收养,而胞叔及从兄谋窃卖锡修家的房宅,未果而反目,控告于官,孤幼的汪锡修被迫逃到济南,拮据成人,后入国学,得官职,家渐饶。这个载入临清州志的真实故事说明汪姓徽州人已六世居临清,支脉繁延,产生了各房间乘人之危争夺遗产的现象。前面提到的济宁的汪姓商人,大举修建园林,“汪园”成为清代济宁州的一处盛景,想来也是长期居住,以图起居舒雅、酬答体面的意思。据笔者2003年春季在临清考察时了解:汪姓徽商在临清的后裔,形成了两大支派,一派在城厢经营酱菜业,是济美酱园的开创者汪永椿的后代,临清人称他们为“济美汪”,清后期汪姓子孙已布满临清的后营一带。另一派在临清南郊的杨二庄、汪堤一带,俗称“枣棵汪”,这一支据《汪氏族谱》记载是洪武年间丞相汪广洋的后代,在面临灭族之灾时,汪广洋的一子一侄逃到山东福山(今烟台),隐名埋姓,以商为生,后又迁到馆陶县杨二庄(今属临清),立足谋生。此支人丁兴旺,繁衍迅速,后由杨二庄分离出一汪姓村庄,俗称“汪枣棵”,言其村庄始建,满地野枣棵之状。后此村渐渐东移至卫运河堤下,又一分为二,即前汪堤和后汪堤。至20世纪80年代,汪氏最后一次续修家谱时,此支人口已达4000余口,分居在卫运河东岸的杨二庄、前汪堤、后汪堤及周围的20多个村庄。并且这支汪氏仍保留着经商的传统,目前,村村都以生产、销售轴承为业,成为冀鲁豫著名的轴承之乡。另外,在临清的河隈张庄,还有歙县程氏的支脉,据这个村收藏的《程氏族谱》记载:其先祖在明末清初由歙县二贤堂迁居临清,至今有十三代。清朝中期,这个家族的程十爷成为临清知名的窑户,专门为京城烧制贡砖,由于程家砖窑烧的砖质量好,产量高,程十爷曾得到过朝廷赏赐的黄马褂,直到文革前夕,这位程十爷身穿黄马褂的画像还被程氏后裔传家宝一样珍藏着,村里的许多老人都说见过这张画像⑥。徽商长期在山东运河城镇居住和经营,使这些城镇的居民结构发生了变化,以业而聚,流动频繁,身份变更活跃。“五方杂处”的城镇特征更加明显;见多识广的徽州人,带来了南方人经营理念、生产技术和生活习惯,影响带动了北方运河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山东运河流域呈现出南北文化交融、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态势。

贾而好儒是徽商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散布全国各地的徽商,为了能使自己的子弟及时参加科举考试,往往在寄居地附籍或入籍⑦。山东运河流域的徽商亦不例外,他们中有不少人加入当地商籍或民籍,临清的徽商子弟汪灏就是在其加入临清籍后入州学为庠生,然后在顺治至康熙年间,“丁未食饩,戊午乡试,乙丑登陆肯堂榜,成进士”⑧,累官至河南巡抚兼河道总督、都察院右都御史,晚年返临清居住。他在为临清文庙尊经阁撰写《重建尊经阁记》时,自署“州人”,早已以临清人自居⑨。前揭汪锡修亦是入籍临清,后又辗转曲折,入国学,中举为官。检诸道光《徽州府志·进士表》和乾隆《临清州志》,可以发现,明清时期至少有7名徽商子弟占籍山东中举者,除汪灏外,还有明朝万历八年登科的朱朝聘,万历十四年的方元彦,万历三十五年汪三益,万历四十七年胡尚荣和乾隆十九的吴振域。这7人肯定不是山东运河流域徽商子弟登科的全部,因为许多徽商世代居住山东,子弟们已视现居地为籍贯,故在登科录中已不再注明自己的祖籍地(汪灏即是)。在临清州志中还有许多汪姓、程姓的举子或进士,虽然行文中没有指明他们是徽商后裔,但据笔者调查的资料和当地人回忆,临清历史上土著极少有汪姓与程姓,这两大姓氏皆自安徽迁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史料中,显示出这样一种现象:明朝万历年间和清朝乾隆年间,徽商子弟在山东登科者较为集中,这恰恰与山东运河城镇在明清两个发展高峰期相吻合;同时证明了徽州商人也正是在明朝中后期至清朝

①②歙县《谭渡黄氏族谱》卷9《松涧黄处士传》。

③汪道昆:《太函集》卷17《燕喜堂序》。

④⑤乾隆《临清州志》卷9《孝义·人物》。

⑥2003年2月,笔者曾赴河隈张庄考察,在该村程金奇(83岁)家,就明清时期清砖窑及窑户问题进行访谈,参加人员除程金奇及老伴外,还有程守宪(46岁)、张贵福(63岁)等六、七人。他们都说见过程十爷的画像,上世纪80年代初,此画像被临清来的人拿走了,现不知在何处。《程氏族谱》现藏于程守宪家中。

⑦参见王振忠:《两淮“商籍”何以无徽商》,《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1期;许敏《明代商人户籍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曹永宪《明代徽州盐商的移民与商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⑧民国《临清县志》艺文·传记《汪畏庵遗命碑记》。

⑨民国《临清县志》艺文·传记《重建尊经阁记》。

在山东运河城镇具有相当强的实力,此后则渐渐敛迹,让位于山西商人了。

徽商在侨寓地除经商、科考外,还经常主动地参与地方的公益活动。明后期在临清的徽商汪保,乐善好施之名盛传一时,就是因为他独自捐资修建运河上的通济桥,为此“知州刘志业旌其门曰‘善人’,兵备副使刘贽立石曰‘善民善桥’,工部郎中张大器建亭撰文立石于桥侧”①。该碑文称:“汪居士,安徽人也,侨寓清源,乐善好施,兹桥其所建也。桥当鳌头矶东,旧有故桥,日久就圮,居士为新之。……居士不在编民之中,无官府之檄,乃能捐资不爰,其力而人褰裳,善岂虑誉哉。”②从碑文中可知,汪保是侨寓的客商,并未加入临清籍,故连政府的赋役,都不应当在临清向他征收。但他却主动出巨资,修建路当孔道的通济桥,鳌头矶是临清名胜,往来官绅、客商必登临以观市景,矶旁之通济桥,将临清州中最繁华的商业区联结一体,故汪保修此桥,不仅使临清百姓对他心存好感,就连知州、兵备副使和工部郎中都要为他树碑立传,可见徽商在异地经营时,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时机树立形象,扩大声誉,为经商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像汪保这样的例子,在徽商中并不少见,如前文提到的万历四十五年的王道济,捐资近千两修建临清普照寺舍利塔第六层③;临清的徽商们还购置土地设为东西二义冢,收埋客死的商人;在每次大型的土木工程(如修寺庙、文庙、考棚等)中,都不乏捐资的徽商姓名或铺号。应当说,这样的公益活动也是他们与当地群众互相勾通,取得认可的重要途径,这种惠人惠己的做法是一种双赢的策略,较好地塑造了徽商的“义利兼顾”的“良贾”形象,这也是徽商在山东运河城镇兴盛一时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　乾隆《临清州志》卷9《孝义》。

②　该碑文拓片现藏临清市博物馆,该馆前馆长马鲁奎先生为笔者提供了他本人抄写整理的碑文,谨致谢忱。

③　据《舍利宝塔第六层纪造》碑文,王道济在捐资独立建造第六层塔身之前的万历四十三年还曾为第五层塔的修造捐资,该碑文末尾称:“先是,四十三年第五层内已有协造逾赀,此不赘纪。”仅造第六层就需白银六、七百两,再加为第五层的捐资,王氏为建塔捐资共应计近千两。

 

《安徽史学》2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