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道变迁与城市衰落:《明徐州蠲免房租书册》解读

 

河道变迁与城市衰落:《明徐州蠲免房租书册》解读

 

 

 

 

李德楠

 

摘要:

《明徐州蠲免房租书册》记载了万历三十五年徐州地方政府采取的一项蠲免政策,内容反映了徐州城市衰落、百姓生活艰难的事实。通过对《书册》进行读,可发现频发的自然灾害是《书册》出台的重要原因,而泇河的开凿则是《书册》出台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交通路线的变迁与城市的兴衰关系密切。

 

 

关键词:

泇河开凿;徐州城市衰落;《明徐州蠲免房租书册》

 

 

一问题的提出

 

《明徐州蠲免房租书册》(以下简称《书册》),全一卷,不注撰人,目前所见是台湾学生书局据明万历三十五年刻本影印本。《书册》记载了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徐州地方政府的一项蠲免政策,内容主要包括三项:第一,规定将“各衙门灯火夫役,悉行裁革”,所裁人员包括灯夫、火夫、礼夫、更夫、上宿夫、伞夫、刷印钉册匠、总甲、小甲等共计180余人,涉及徐州广运仓、徐州管仓户部分司、徐州道、徐州永成库监狱、徐州儒学、徐州卫、徐州左卫等多个部门。经过此次裁减,每年可节约夫役工食银近“千两”。第二,规定将“各关厢镇集门面房租,悉行蠲免”,房租按每月征“捌拾余两”计,一年即可蠲免“千金”。通过以上两项措施,每年可节约银近2000两。又据《明会典》卷三十五,此前的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商税收入也只有150000两,平均每县100余两,可见蠲免数量之大。《书册》颁布后,当地政府要求作为一项长期政策“,镌石示众,永为遵守”。当时徐州知州夏崇谦在《书册》后跋中高度评价该项蠲免政策,将其与唐代徐州刺史张封建相提并论,认为都是“节约镇徐”。第三,《书册》给出了一些蠲免的原因,称徐州“逼临黄河,四隅悉成水乡,闾阎萧条,井市零落,且连岁灾沴频仍,河工叠举,小民艰苦可谓极矣。以关厢言之,在通衢街道数条,人烟尚尔稀疏,贸易亦皆冷淡”,因此必须“裁不急之役,减无益之征”,使“官民两受益”。于是,地方官员便采纳了“城厢地方乡约老人张惟良”等人的建议,实行蠲免。

通过对《书册》内容进行分析,可发现此次蠲免不是由中央政府实施而是经地方政府批准,不是蠲免赋税而是蠲免商铺房租并裁减机构人员,不是主要针对广大城乡百姓而是针对城厢集镇商人,不像一般蠲免限定时间而是“镌石示众,永为遵守”“、刊刻书册,上下遵守,永为定规”。可见,上述内容与一般蠲免政策有很大不同。我们知道,明代赋税蠲免“有恩蠲,有灾蠲”[1]两种,其中以“灾伤蠲免”为多,即所谓“逋负之故,必由水旱之灾,宜行蠲免”[1]。张兆裕研究了万历时期的蠲免情况,认为灾蠲项目除田赋外,还有盐课、窑课等十几项,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万历二十七年之前蠲免频繁,之后数量减少[2]。周致元指出,明代的灾蠲主要针对有土地的受灾农户,灾蠲的主要内容是附着在土地上的田赋[3]。那么就徐州地区而言,由于自然灾害频发,此前政府的蠲免经常惠及,如万历四年(1576年)十月,赈徐州及丰、沛等七县水灾“,蠲租有差”[1]264;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以徐淮去岁水灾,遣使以两宫及中宫银五万五百两赈济”[4]。据以上事例可知,以往徐州的蠲免《书册》所载不同,更何况万历以后是国家财政困难、朝廷拼命搜刮财源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决定永远蠲免每年上千两房租,确实异乎寻常,其背后一定还有重大的缘由,那么其根本缘由是什么呢?

《书册》反映了徐州城市衰落、百姓生活艰难的事实,但其中所列蠲免原因很难令人信服,难道仅凭临近黄河、水灾多发、河工频举等就会促使当地政府颁布如此一项重大的蠲免政策?况且灾患对徐州来说是常事,徐州自南宋黄河夺淮以来一直“逼临黄河”,灾患较多,经常面临“四隅悉成水乡”的情况,何以单单此时蠲免?换言之,作为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徐州自何时出现了“闾阎萧条,井市零落”“、人烟尚尔稀疏,贸易冷淡”的萧条局面,原因何在?此次蠲免何以主要针对财政问题,以至于《书册》中多次提到“以省靡费”“、以杜虚冒”“、以省民累”“、以苏灾困”?因此有必要对《书册》出台的背景进行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徐州城市衰落的原因。

 

二频发的自然灾害

:

《书册》出台的重要原因

 

明代徐州地处黄河、运河交汇处,是历史上的灾害频发区,其中对本地区影响最大的是水涝灾害。众所周知,黄河是一条迁徙无常的河流,以“善淤、善徙、善决”而著称,有史以来发生过上百次改道,就徐州地区而言,河患“始汉瓠子,横溃于宋,糜烂于元明”[5]。据统计,徐州历代遭受水灾达445次之多[6]。明代尤为突出,据民国《铜山县志》记载,自万历元年至三十五年的30多年间,水灾即达16次之多。而且水灾后果相当严重,它扰乱了自然水系,在平地上留下了大片沙地、沙丘和岗地、洼地,把原先农业生产很发达的地区,变成了旱、涝、沙、碱的常灾区[7]。到明中叶以前,徐州地区原有的水利工程、天然湖塘大多被淤平,土壤盐碱化加重,生态条件日趋恶化“,从前稻田,均改种旱粮,聊资生活”[8],“疆土非昔而洪水岁复为殃,水陆之产皆萧索而失生,较为薛虎子肥沃之称、苏轼一熟恒饱之言不侔矣。”[9]同治《徐州府志》的作者因此感叹“:盖自河水荡决,黄沙无垠,徐下邑多被其患,向所称诸物产,或荒淤不复生。”[10]

一方面,频发的自然灾害破坏了该地区的自然环境,环境的恶化又进一步加剧了灾害的肆虐性;另一方面,自然灾害也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许多人“为杂差扰累”,甚至因此倾家荡产。但上述自然灾害能否成为书册出台的根本原因呢?显然不能。因为就频临黄河的徐州而言,自然灾害经常出现,况且也没有证据表明万历三十五年之前徐州的灾害突然加剧。据徐州地方志记载,万历三十五年之前的几年间,徐州地区发生了如下几次较大灾害:万历三十一年五月“,河决沛县四铺口太行堤,陷县城,灌昭阳湖入夏镇,横冲运道,丰县被浸。”[11]同年“,徐州春夏淫雨,伤稼,秋冬大饥,人相食。”[12]万历三十二年秋七月“,河决赵庄口,复决新洋庙口”[11]。“八月,河决朱旺口及太行堤数处,丰境悉成巨浸,民舍漂没,三载,田舍价值极低,后河徙午沟始定。”[13]纵观整个徐州历史,以上几次水灾只能算普通灾害,且受害地区以丰沛等城市周边地区为主。又据《江苏省近两千年洪涝旱潮灾害年表》,江苏省自黄河夺淮至黄河北徙的近700年间,共有四次大的洪水记录。其中发生在万历以前的只有隆庆三年至万历十五年连续十九年的洪灾[14]。况且该次洪灾距离《书册》出台的时间已有十几年之久,因此本文认为,自然灾害不能成为书册出台的根本原因。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万历三十五年之前的自然灾害在徐州历史上算不上特别严重,但由于上面所提到的环境恶化、灾民不堪重负等原因,足以使“闾阎萧条,井市零落”“、连岁灾频仍,河工叠举,小民艰苦可谓极矣”的情况加剧,因此可以说,频发的自然灾害虽不足以成为《书册》出台的根本原因,但作为《书册》出台的重要原因甚至直接原因,应该是不为过的。

 

三河的开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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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册》出台的根本原因

 

既然频发的自然灾害只是《书册》出台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其根本原因是什么?本文认为,这就是《书册》出台三年之前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发生的一件大事———泇河。通过对比泇河开凿前后的明代徐州,可证实上述判断。

泇河前的明代徐州河开凿之前的明代徐州,尽管灾害频发,自然环境衰退,但地处南北漕运咽喉地段的交通优势,促使城市不断发展。可以说,虽然黄河夺淮入海后苏北自然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经济与社会发展并没有急剧衰落[15]。河流给徐州地区带来水患的同时,也给徐州经济发展多了一条水上运输通道,受益匪浅[16]。

首先是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明代徐州为南北大运河“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17]的地段,号称“五省通衢”。当时“凡江淮以南之贡赋及四夷方物上于京者,悉由于此,千艘万舸,昼夜无息”[18]。以漕运为例据唐龙《吕梁洪志序》记载,当时每年约400万石漕粮及18万石白糙粳糯经此北上[19]。其中,仅白糙粳糯需船就“不下千余艘”[20]。当时明政府鼓励漕运,优恤运军与民户,允许漕舟免税搭载私货于沿途贩卖,于是伴随漕粮的运输,大量土宜货物随之涌向沿途城镇,遂推动一批城镇沿运河发达起来[21]。当时的徐州,舟车鳞集,贸易兴旺“,一切布、帛、盐、铁之利,悉归外商”,“百工技艺之徒,悉非土著”[22]。受其影响,本地弃农从商者日渐增多“,往往竞趋商贩而薄农桑”[23]。徐州成为粮、棉、铁、丝的集散地,棉、布等物交易量很大,大批商船往来频繁,逐渐形成南北货物交流中心[24]。

其次是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为适应漕运需要,明代在淮安、徐州、临清、德州设仓,作为漕粮集散中心,然后转运至京、通二仓,其中徐州设广运仓,仓廒100余座。《明史·食货志》载:明代漕法凡三变而后定,初为支运,次则兑运、支运相参,最后变为长运而成定制。兑运需加路费、耗米,还要加过徐、吕二洪以及过闸“轻赍银”等费用。成化间规定,白粮民船每过一洪需银十余两,每过一闸需银五六钱[25]。至于商船,税收也很多,明人陈仁锡《重建徐州洪神庙记》称“:凡四方朝贡转漕及商旅经营者,率由是道。”[26]成化间,“民船贾舶多不可籍数”[27]。政府在这些客商辏集处设钞关[28],徐州钞关由徐州户部分司负责,专门征收商品流通税,此外还设立负责征收船料税的吕梁洪工部分司[29]。《续文献通考》卷18称“:京省凡三十三府州县商贾凑集地,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旧凡五倍,……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远近纳钞。”《明会典》载,当时往来开封的山陕巨商都要假道徐州,由徐州小浮桥溯梁靖口、赵皮寨北上。徐州因此成为河南、山东与江南地区发生联系的必经通道,“凡河南开、归、陈、许、彰、卫、怀各府州县所产粮食、棉花等项货物,与各府州县所需江南各项货物,多系用船装载,由黄河上下往来,至码头渡口停泊起卸。”[30]

再次是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陆交通的便捷,使徐州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明中期,很多人搬到城外滨河而居“,城外临河而居者,皆负贩之细民也”[31]。城内街道不但数量增加,而且逐渐整齐划一,城市总体发展有稳中南迁、沿河道交通干线拓展的趋势[6]。当时的运河城市徐州“,舳舻衔尾,旅店连云,贸易商贾,在在闹市,不惟土著者获利无穷,即宦于其地者,用物宏而取精多。”[32]

泇河开凿之后的明代徐州河以源于泰沂山区的东、西水而得名,东源出费县箕山,经沂山、卞庄南流,西源出峄县抱犊山,东南流至三合村与东会,又南流会武河,至邳州入黄河。明万历间利用泇水天然河道开凿泇河。泇河的开凿前后历经50余年,自隆庆三年(1569年)总河都御史翁大立提出开河的建议,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总河侍郎李化龙才最终开凿成功,全长260里,上自沛县夏镇引水,经韩庄至邳州直河口入黄河,避开了330里的黄河、二洪(即徐州洪、吕梁洪)之险。每年三月开河坝,漕船由直河口进,九月开吕公坝入黄河[33],漕舟行进顺利,不须牵挽之劳。泇河的开凿改善了整个漕运条件,岑仲勉先生指出,泇河的开凿,把黄、漕分立,不单止漕运安全,从治河方面来看,也是再好没有的事[34]。但就徐州城市发展而言,却是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首先,徐州失去了它借以发展起来的交通优势。泇河开通后,漕船大部分沿北上,开通的次年就通过漕船8000余艘[35],约占漕船总数的三分之二。后来徐州附近黄河决溢倒灌,运河阻塞,漕船便全部出邳州直河口经河北上,从此,“行旅不复取道彭城,其管洪主事,高枕空垒,无一客可延接矣。”[36]《周司农集》载“:惟一成,漕向滕、峄、郯、沭,而背徐、邳、桃、宿。向者日渐纷华,则辗然喜;背者日渐寥落,则穆然嗟。”[37]这种情况下,徐州的外地摊贩纷纷离开,以前从事码头服务业、搬运业的人员或失业或转移他处,流动人口大量减少,清初谈迁因此评价说“:自河改,徐、邳寥寥。”[38]第二,降低了管理部门对徐州段黄河的重视程度。泇河开通后,不再借徐州段黄河行运,河工关注的重点也下移至邳州以下至清口地段。这样,徐州不仅面临城市发展衰退的困境,甚至还会遭到毁城的厄运。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工科右给事中宋一韩上疏指出,李化龙重泇轻黄,黄河未得安流,河终难持久,请求改以治黄为主,为亡羊补牢之计[39]。可见泇河开通与徐州城市发展关系之密切。

综上所述,频发的自然灾害是《书册》出台的重要原因,而泇河的开凿则是《书册》出台的根本原因,正是泇河的开凿导致了徐州城市由盛转衰,成为“黄沙弥望,牢落无垠,舟车罕通,闾阎”[4]的僻壤,出现了《书册》中所提到的“闾阎萧条,井市零落”“、在通衢街道数条,人烟尚尔稀疏,贸易亦皆冷淡”的局面,大大降低了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迫使地方政府裁减人员、蠲免房租,以“节约镇徐”,于是就有了万历三十五年《明徐州蠲免房租书册》的出台。上述情况说明,交通是地区开发的先决条件,交通路线的开辟与变迁与城市关系极大,大运河的兴盛直至衰落,无一不对城市的兴衰有着巨大影响[40]。而一旦交通条件好转,城市发展状况便会改善,1911年津浦铁路、1915年陇海铁路的先后开通,使徐州城市重新获得了发展机遇即是明显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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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论坛》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