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京杭运河史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京杭运河史研究综述

 

王云

 

一

 

京杭运河曾是我国东部地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历代政府开挖运河的目的大都是为控制边远地区及运输漕粮，但运河的畅通，客观上对于南北交通路线的开辟、沿河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运河史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

上个世纪初，张景贤《北运河考略》(《地学杂志》第9、10期1O卷，1919年)是最早公开发表的研究运河史的论文。到了三四十年代，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逐渐多了起来，清水泰次《明代漕运》(《史学杂志》，1928年)、高殿钧《中国运河沿革》(《山东建设月刊》第12期3卷，1933年12月)、汪胡桢《运河之沿革》(《水利》第2期9卷，1935年8月)、张岜河《隋运河考》(《禹贡》第1—3期7卷，1937年4月)、陈隽人《南运河历代沿革考》(《禹贡》第1期6卷，1936年9月)、吴士贤《清代以前的漕运概况》(天津《益世报》食货第24期，1937年5月18日)等论文对运河的变迁、沿革及运河漕运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考证。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重庆史学书局1944年)、全汉升《隋唐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194 年)不仅全面研究了中国古代运河的治理、沿革，而且对与运河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考证。

解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大型水利工程不断兴修，对京杭运河的治理也逐段展开，京杭运河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50年代初，《历史教学》上发表了黎国彬《历代大运河的修治情形》(1953年第2期)、《通济渠、永济渠、邗沟都是怎样的》(1955年第3期)，《地理知识》发表了谭其骧的《黄河与运河的变迁》(1955年第8、9期)，其他学术刊物上也相继发表此类文章。6O年代初，有关运河史的文章更多，一般学术刊物以及各种报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沪)、《北京日报》、《河北日报》上都有关于运河史的文章。对于隋炀帝开挖运河的问题，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学术争鸣。樊树志《明清漕运述略》(《学术月刊)1962年1O期)对明代的漕运作了简略的研究。日本学者也发表了不少有关漕运的文章，主要有外山军治的《唐代的漕运》(《史林》1971年11期)、伊藤安展讲的《唐代漕运额》(《史渊》49辑，1951年5月)、筑山治三郎的《唐代漕运和籴》(《京都产业大学论集》5卷1期，1951年1月)、山口迪子的《清代的漕运与船商》(《东洋史研究》172期，1958年9月)、中原晃雄的《清代漕粮的商品化—— 漕运研究的一出》(《史学研究》7O号，1958年1O月)。有关运河史的著作也出版了几部：中华书局出版了于耀文《漕运史话》(1962年《中国历史小丛书》版)、朱侯的《中国运河史料选辑》(196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超华的《大运河的变迁》(1961年)。台湾学者吴缉华撰写了《明代的海运与运河的研究》(中研院史语所1961年)。

纵观上个世纪前中叶的运河史研究，我们很容易看出，当时大家所关注的只是运河的开挖、疏浚、管理及交通、漕运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也大都是停留在一般性的情况介绍、基本知识普及和资料搜集整理方面，真正研究性的论著不多。“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特别是政府着手论证、实施南水北调工程以来，出现了京杭运河史研究的热潮，学术论著的数量明显增多，研究的范围扩大，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探讨逐步深人。现就对近十几年来运河史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情况略作介绍和评述。

二

198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再版了史念海《中国的运河》(修订本)，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历史上人工运河的沿革，对京杭运河的开凿、修治、管理等着墨最多。作者钩沉史料，悉心考证，缕述河流走向、沿革，论述运河与社会政治经济及地理环境的关系、运河漕运及沿岸经济都会的兴衰，对许多问题提出了富有价值的学术见解。1989年，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了岳国芳的《中国大运河》。作者是一位新闻工作者，曾沿京杭大运河和隋运河的路线上下两次，查阅了沿河各省市区县的地方志和古今书刊，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该书除详述历代运河的沿革、交__通漕运及沿河经济发展外，对于许多重要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姚汉源的《京杭运河史》(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98年版)，全面系统地论述京杭运河兴建、发展直至衰败的历史过程，史料丰富，论证精审。该书主要论述历代(特别是元明清三代)运河的开挖疏浚治理，于治河技术方面用力颇多，兼述运河工程和漕运管理机制、治河人物及历史文献。邹宝山《京杭运河的治理与开发》(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对京杭运河的开发历史、黄运关系的发展、运河的治理措施、沿运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作了全面论述。作者分析京杭运河的现状和将来在南水北调、北煤南运中的作用，阐述了治理开发京杭运河的意义与原则。近年有关运河史的著作还有庄明辉的《大运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常征等著的《中国运河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陈璧显主编的《中国大运河史》(中华书局2001年)、徐从法主编的《京杭运河志(苏北段)》(上海社会科学院1998年)等。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京杭运河(江苏)史料选编》，汇集上自先秦，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京杭运河江苏段的有关史料，引用书刊典籍近300种，选录相关条目3190余条，为京杭运河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学界对唐宋时期的运河沿革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发表的论文甚多。孙寿荫《京杭大运河的历史变迁》(《历史教学)1979年第6期)对古代运河的开挖、扩展、改造的情况进行了说明。马正林《唐宋运河述论》(载《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对唐宋两代的运河沿革进行了论述。潘镛、王永谦《隋唐运河与中晚唐漕运》(载《运河访古》)论述隋唐运河的开凿治理，认为刘晏的漕运改革是漕运史上的一大创举。陈桥驿《浙东运河的变迁》，屈弓《浅谈汴河沿革》，单永玉《通济渠的产生及其综合利用》，刘希为《隋通济渠流经路线辨析》，蒋福亚《三吴地区经济发展和江南运河》，许辉《历尽沧桑的江南运河》、《唐代三吴与运河》(以上论文均载《运河访古》)，魏崇山的《胥溪运河形成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增刊》历史地理专辑，1980年)、《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中华文史论丛》二辑，1997年)等几篇文章，对于各历史时期运河的形成及变迁进行了研究。李月红《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御河》(《中国历史地理))2000年第4期)对北宋一代御河的水源、作用及淤废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元明清时期，京杭运河全线贯通，其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功能日益明显，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保存下来的史料也日渐增多，因此这个时期运河沿革史的研究倍受学界关注。育菁《元朝山东分都水监建置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对元代山东分都水监的驻地、职责进行了考证。朱玲玲《明代对大运河的治理》(《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论述明代宋礼、陈碹等人治河的情况，讨论明代解决黄河、运河关系的举措，叙述开南阳新河、洳河的过程及意义。封越健《明代京杭运河的工程管理》(《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论述明代运河工程管理的制度，指出明代运河水源闸坝、河道、堤防管理方面，法规相当周密完备，管理的水平很高，基本上保证了运河的畅通，漕运的顺利进行，这些法规制度为清代所继承。李平对宋礼、汶上老人白英的家世、经历特别是他们主持的引汶济运、分水置闸、治黄杀淤等工程进行了研究、考证(《神妙绝技、巧夺天工—— 治运专家宋礼、白英考评》，《济宁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汪孔田《贯通京杭大运河的关键工程—— 埕城枢纽考略》(《济宁师专学报》1998年第5期)对包括济州河、会通河的开挖、埕城的兴建改建、引泗济运的完善、与之相配套的闸坝工程等在内的“埕城枢纽”进行了考证。冯刚、汪孔田对元代以后山东运河的开挖、经营及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元代开济州河、会通河以后，历代都全力经营山东运河，比较成功地解决了水源补给、水量分配、水位平衡、洪水调蓄等问题，保证了大运河的全线畅通(冯刚：《浅谈十三世纪后山东运河的经营及影响》，《济宁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汪孔田：《论京杭运河山东运道的开辟与经营》，《济宁师专学报》1999年第6期)。林雄威《京杭运河的复兴与展望》(《水运工程91996年第10期)论述了运河可开发利用的资源、地位、作用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叙述了建国以来运河建设的成就及取得的巨大经济效益。

历史上黄河与运河的关系相当密切，两者之间经常发生交汇或联通，黄河的决溢往往给运河带来影响，所以探讨黄运关系对黄河史、运河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钮仲勋《黄河与运河关系的历史研究》(《人民黄河》1997年第1期)对此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认为金元以前黄河与运河的关系比较单纯，元代修大运河，黄运交汇，其关系开始复杂，矛盾十分突出，明代采取过许多措施，其中以避黄保运较有成效，清代沿袭之，又曾在局部地区实行借黄济运，但效果不佳。谢永刚对北宋汴渠引黄济运的技术及特点、金元时期的运河改建、明清时期避黄通漕及清口(泗水入淮河处)泥沙处理等进行了研究，认为北宋以后，在防止运河淤积方面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总结了一整套控制水量和防治泥沙的经验(《历史上运河受黄河水沙影响及其防御工程技术特点》，《人民黄河》1995年第10期)。

十余年来，运河考古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1999年12月8日，《中国文物报》发表了《淮北隋唐大运河考古有重大发现》的长篇报道，介绍了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柳孜集一带运河文化遗址的发掘情况。在那里，不仅发现了隋唐时期的运河遗址，而且在河道遗址南侧发现唐代沉船8艘，宋代码头一处，以及隋唐宋辽名窑烧制的瓷器。该遗址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剑声《淮北隋唐大运河考古发现及其意义和价值》(《淮北煤炭师院学报》2000年第3期)一文记述了这次考古发现的经过、出土文物情况、发现地柳孜的历史沿革，论述了这次考古发现对学术研究和淮北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价值。1995年，邳州市发现了一处京杭大运河古船闸遗址，对于了解明末到清代徐州的水利、漕运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姚景洲、盛储彬《邳州发现京杭大运河古船闸遗址》(《东南文化91999年第4期)对该遗址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结合地方志中的记载进行了考证，认为它应该是清代的河清闸遗址。《中国地名》1999年第1期发表的《京城发现大运河一处重要遗址》介绍元代著名水利学家郭守敬主持开挖的运河在北京城区的一个重要遗址— — 东不压桥已经发现。平泉县博物馆收藏了一件清代的《山东运河图》，该图标出了山东(包括苏北)运河两岸的闸、坝、桥、墩台、山泉、湖泊，记录建坝、改建时间等(张翠荣、金玉娟《平泉县博物馆收藏一件清代(山东运河图)》，《文物春秋91998年第4期)。

 

三

 

历代政府开挖治理大运河的主要目的是漕运粮赋，漕运作为封建社会的重要经济制度，被历代政府视为“国家大计”。近十多年来，漕运的研究出现了热潮，学界对漕运政策、漕粮征收、漕运管理、漕运的功能、漕仓管理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著作和论文，虽多系泛论漕运，但其中主要内容是讨论运河漕运及相关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出版了许多运河漕运研究的著作，主要有：潘镛《隋唐时期的运与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年)，作者依据历史文献记载，结合实地考察的资料。对隋唐时期运河的开挖、管理及漕运状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对学术界某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台湾学者蔡泰彬《明代漕河之整治与管理》(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运用极为丰富的史料，对明代运河的疏竣、治黄保运的政策、漕运组织及运作、船闸水柜之建置与变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明代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迫使政府倾全力以奉漕，但由于治黄无策，河官怠职，整治组织未臻制度化，使得运河通航并非顺畅，而漕运是国家命脉之所系，决不可淤塞梗阻，乃投注巨资和民力以保漕运，结果导致国弊民疲，故明成祖迁都北京，实亦伏下明代国祚衰颓的隐患。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认为，唐代是漕运各项规章制度的初创期，元代漕运组织与漕运制度逐步完善，明代漕运制度空前健全，清前期漕运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更为严密。漕运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沿岸城镇的兴起繁荣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但是也给南方及运河沿岸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收录了作者已发表的关于漕运的11篇论文。他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漕粮方面，围绕漕粮征收、改折、运输、运费及相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年)对清代漕运作了系统的论述，作者先论清代漕运制度的演变，继谈漕粮的财政作用、赈恤功能，后论漕运制度本身，如漕粮税制、征收兑运、交仓、漕运官制、运河修浚和管理、船制运丁和屯田等。有关漕运的专著还有李治亭《中国漕运史》(文津出版社1986年版)、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

近年研究漕运史的论文数量甚多，今择重要者作如下介绍。何汝泉《唐代河南漕路述论》(载《运河访古》)对唐代河淮之间的漕运路线进行了研究。陈峰近年发表系列论文，对唐宋漕运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试论唐宋时期漕运的沿革与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认为唐宋是中国漕运史上的重要阶段，上承秦汉而下启明清，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略论北宋的漕粮》(《学术界》1997年第1期)论述北宋漕粮的数量、来源地及变化，分析北宋漕粮居高的原因、漕粮的意义及影响。《北宋的漕运水道及其治理》(《孝感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指出为确保漕运的正常进行。北宋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因地制宜地对漕运水道进行了治理，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北宋漕运押纲人员考述》(《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对北宋专门的漕粮押运人员的构成情况、待遇、地位及实际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研究宋代漕运的论文还有高荣盛的《宋代江苏境内漕运工程考述》(《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王艳《论北宋汴河漕运制度》(《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和《北宋漕运管理机构考述》(《洛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袁一堂《南宋的供漕体制与总领所制度》(《中州学刊)1995年第4期)等。吴宏歧《略论金代的漕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期)论述了金前期的御河漕运、京城至通州漕河的开凿、上京北京东京诸路的漕运等问题，认为金朝据半壁河山，对北方地区的漕运开发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吴琦《中国历代漕运改革述论》(《中国农史)1994年第1期)指出，自隋唐以后，历代都进行漕运改革，其中唐、明、清三代最为突出。文章对历代漕运改革的特征、社会影响及其利弊进行了分析。

鲍彦邦在《暨南学报)1994年第1期和1995年第4期上发表《明代漕粮折征的数额、用途及影响》、《明代漕粮运费的派征及其重负》两篇文章，指出明政府对漕粮的征折实行严格的限量控制。对漕折银的用途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并把它作为弥补中央财政年度亏缺的应急措施之一。明政府在赋役形式下规定了漕粮运费的编派原则和方法，并据漕运的需要对漕粮运费实行部分征折，但明中期以后，粮户的漕粮运费负担极为苛重。陈峰《明代的运军》(《中州学刊》1997年第1期)对明代漕粮运军的构成来源、内部组织、工作状况及地位待遇等作了研究。

赵践《清初漕赋》(《历史档案》1999年第3期)对清初漕赋的用途、额征与力役、弊端及恶果进行了分析。吴琦《清代漕粮在京城的社会作用》(《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指出漕粮在京城的作用不只限于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它在赈济灾民、平粜粮价、稳定市场等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陈峰《略论清代的漕弊》(《西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提出清代在漕粮征收过程中，存在官吏贪污勒索的现象，使广大农民背负了异常沉重的纳漕负担，不仅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杨杭军《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之弊及其影响》(《中州学刊)1998年第1期)和《嘉道时期漕运旗丁的若干问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论述了嘉庆道光年间漕政的弊端及其影响，认为嘉道时期的各种漕运弊端多与旗丁牵连，但旗丁毕竟只是运漕的丁夫，他们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与当时复杂的社会及时代背景有直接的关系。

漕运属于社会经济的范畴，它对商业、农业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近年不少学者致力于此。赵金鹏对明代漕运与商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漕船建造、漕粮征收、漕粮运输、漕粮仓储等无不存在着商业活动，漕粮运输不是商业贩运，但漕运中活跃着的商业活动却给运河沿岸带来了繁荣的景象(《明代漕运中的商业活动》，《史林))1996年第1期)。他认为明代一部分有识之士提出用商品流通的办法来解决北部地区政府粮食消费，开辟南北运输渠道发展南北商品经济的思想，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潮流(《明代漕运中的商业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陈峰在《清代漕运运输者的私货运销活动》(《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清政府对漕运业中广泛存在的私货运销活动采取宽容的的态度，不断放松对私货的限制，使得这种活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在南北商品流通领域扮演独特而又重要的角色。周祚绍《清代前期漕运及其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山东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指出漕运推动了运河沿岸城市的繁荣，起到了南粮北调、南布北调的调剂作用，推动了南北商品交流，对黄淮地区的水利事业也有一定的好处，但漕政是一项弊政，它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吴琦的文章对漕运与农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漕运与农田水利，但“保运”是最高原则，每当漕运与农业用水、排水发生矛盾时，政府都无一例外地以牺牲农田水利为代价，结果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漕运与中国古代农业发展》，《中国农史》1998年第4期；《漕运与古代农田水利》，《中国农史》1999年第3期)。张照东《清代漕运与南北物资交流》(《清史研究))1992年3期)认为在商品交换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中央与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南北的物质交流，主要通过漕运物资集散的形式进行。运河漕路犹如一条纽带，把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五大流域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关于漕运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吴琦近年发表了几篇这方面的文章。他的《漕运与社会制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认为，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熟练地用漕运进行社会制衡与调控，用以赈济灾荒、平衡物价，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漕运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农史)2000年第4期)认为漕运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物质基础，它所具有的掠夺性抑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延缓了发达地区的前进步伐，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使区域经难以发生质的变化，它也强化了农民的保守意识。《漕运与民间组织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对漕运中出现的民间秘密组织进行了研究，指出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民间组织具有不同的特质与品格，但都是影响当时社会的重要力量。陈锋《清代的船帮水手及其破坏性》(《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一文认为，清代的漕船水手在残酷、不稳定的生存环境中建立了自己的秘密组织，以互济相助，但他们具有浓厚的流氓无产者习气，对运河沿岸的居民从事敲诈抢劫活动，干扰了运河两岸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

 

四

 

运河是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它对农业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运河交通路线的开辟，也使得运河沿岸工商业出现繁荣的景象，自唐宋以后，运河两岸出现了许多工商业城镇。近十几年来，有学者开始从事这些方面的研究。

何荣昌《唐宋运河与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载《运河访古》)一文认为运河的开通，促进了江南农业生产的发展、造船业的发达和商品经济的繁荣，运河沿岸商业城市和市镇的兴起则是运河交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朱玉龙《汴河及其对安徽淮北地区的影响》(载《运河访古》)指出，汴河历隋唐五代北宋，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对其重要流经区域的淮北四县的经济发展，带来极为深远、极为广泛的影响。吕景琳《大运河的畅流与明代东昌社会经济的发展》(《山东运河文化文集》，山东科技出版社1998年)指出由于运河的畅通，明代东昌(今聊城)一带社会经济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这与清晚期以后鲁西北地区迟滞闭塞的情况大不相同。任重《康熙治理黄、淮、运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1期)分析了康熙治理运河的思想背景、主要工程分布，认为治水起到了解放农业生产劳动力、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陈冬生《明清山东运河地区经济作物种植发展述论—— 以棉花、烟草、果木为例》(《东岳论丛)1998年第1期)指出，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山东运河地区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烟草、果木的种植，出现了专业化经营色彩，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化，其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林吉玲《论近代企业在运河区域的创办及其社会影响》(《济南大学学报))2OO1年第1期)对近代企业在运河区域的分布状况进行了研究。许檀的《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2年1期)一文认为，京杭运河作为贯通南北的唯一航道，实际上成为当时南北物资交流的大动脉，特别是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四百年间，运河的商品流通远远超过其漕粮运输量，它对于促进全面的物资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于运河区域城市研究的成果，应首推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JI1人民出版社1985年)。作者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实地考察了运河沿岸的通州、天津、德州、临清、济宁、淮安、扬州、苏州、杭州等重要城市，从历史时期运河城市的地理位置、城市环境、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城市文化等几个方面，讨论运河沿岸重要城市的发展历史。作者认为，没有运河沿岸的城市，南北大运河的形成和发展就没有了动力；反之，没有南北大运河的畅通，运河沿岸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史念海《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流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期)一文的上篇《运河的畅通及其沿岸的都会》，对于邗沟与长江会合处的扬州，汴渠岸边的汴州与宋州、徐州和楚州，江南河畔的润常苏杭诸州以及永济渠沿岸的魏、贝、幽州的地理位置、交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论述。陈凤珍《汴河与开封》(载《运河访古》)论述开封与运河的关系，作出河兴则城兴、河废则城衰的结论。王守中《山东运河城市兴衰鉴》(载《山东运河文化文集》)一文认为明清时期，由于运河的畅通及生产力的发展，山东运河城市临清、济宁、东昌、德州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工商业飞速发展。清末河道阻塞，这些城市则黯然失色，经济文化发展迟缓，成为闭塞落后地区。邢淑芳《古运河与临清经济》(《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殷黎明《运河与临清的变迁》(载《山东运河文化文集》)探讨了古代运河与临清的历史关系及对临清经济发展的影响。

明清时期，运河沿岸兴起许多工商业发达的小城镇，这些小城镇因运河的畅通而发展，也随着运河的堙塞而衰落，位于鲁西的张秋镇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宫美堞《明清时期的张秋镇》(《山东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张万知、王文岩《运河名镇张秋》(载《山东运河文化文集》)钩沉史料，叙说张秋镇的兴衰历史，描绘了当年这个随运河而兴起的城镇的繁荣景象。

 

五

 

运河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最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也已全面展开，出现了一些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

安作璋主编的《中国运河文化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是一部研究中国运河文化的通史之作。此书上起东周，下迄民国，其中讨论大运河的内容占主要篇幅，举凡大运河的开凿疏浚治理、运河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运河区域经济的发展、学术文化、科学技术、学校教育、民俗与宗教、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叙述和研究，全面地探讨了中国运河文化发展的全貌和轨迹。

《运河文化论纲》(《运河文化研究》课题组，《山东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认为，京杭大运河畅通及沿岸经济的繁荣，使这个区域吸纳了古今中外文化精华，融会了南北各地的风情民俗、宗教信仰、官民礼仪等，形成了独特的运河风情民俗文化。于德普《运河文化与运河经济的发展》(《人文与自然))2OO1年第2期)指出，运河文化是运河开挖和通航过程中，在运河区域经过长期积淀所形成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建筑艺术、工艺美术、风情民俗、饮食文化、遗迹遗物等多方面的内容，是我国重要的人文遗产资源。运河文化是南北区域文化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既是运河经济发展的产物，又促进了运河经济的发展。安作璋《中国的运河与运河文化》(《人文与自然))2OO1年第8期)指出，运河区域社会经济的兴盛与繁荣，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促进了南北(包括东西)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接触、融会、整合，形成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王沂《中国戏曲与运河文化》(《艺术百家》1995年第2期)分析了运河交通对戏曲传播发展的作用，认为运河文化具有交融性、开放性、市民性、超前性等特征。

有人对运河区域的某些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林吉玲《明代运河区域的书院教育》(《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OO1年第2期)认为明代运河区域是政治、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因此这里的书院教育更能代表明代书院教育的特点。张宏、张为民《谈明代运河区域地方志的纂修》(《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oo1年第2期)认为明代运河区域所修地方志数量较多，其质量在全国亦居上乘。

京杭运河开通后，不仅成为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而且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田余庆、李庆聪《唐宋运河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载《运河访古》)认为唐宋运河系统的出现，使中外交往的陆路交通线— — 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由长安通过运河向东南延伸，与南海交通线及东方(朝、日)海上交通线衔接进来，促进了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发展。安作璋等《运河(山东段)与中外关系略论》(载《山东运河文化文集》)指出，运河沿岸发展较快，市场繁荣，人烟辐凑，是外国人往返必经之地。在山东运河沿岸的济宁、泰安、聊城、临清、德州等城市，到处都有外国各界人士的足迹。山东人民与外国友人通过频繁的交往，进行了经济文化交流，加深了相互了解，发展了友谊。

 

六

 

近十几年的运河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主要是：第一，运河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有待深入。京杭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是维系中国南北一统局面的纽带，它促进了运河流域的经济繁荣。目前研究运河区域经济的文章，大都只是描述经济繁荣的现象，而对于经济繁荣的原因、运河和经济繁荣的关系缺乏深入的探究。运河的畅通造就了一个新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引起区域间的交流融汇(物资、文化和信息方面的交流融汇)，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流动(地区间的平等流动、社会地位的垂直流动)，所有这些，都是造成社会经济繁荣的原因，而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有的还十分薄弱，甚至还是空白。

第二，运河区域文化的研究有待加强。目前关于运河文化的研究大体局限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现象的描述，二是区域文化的理论说明。运河文化的内涵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有本土的、传统的文化基因，也有外来的、新生的文化因素。就物质文化而言，运河区域属于以农业文化占主导地位的黄河、长江下游文化区，在运河交通最为发达的明清时期，随着商品流通的空前活跃和外来物质文明的不断渗透，在运河区域出现了农业文化与商业文化交融的格局，这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就精神文化而言，运河区域包括了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区，随着运河交通的发达，西方的秦晋文化、南方的楚文化传人运河区域，使得运河文化具有了多样性、兼容性的特点。从而出现了一种既不同于其母体文化，又不同于其他区域文化的特殊的文化现象。运河文化的内容极其广博，举凡商业文化、城镇文化、漕运文化、上层文化(精英文化)与市井文化(通俗文化)、宗教文化、民众文化等都表现出与其他区域文化不同的特点。我们的任务不只是展示运河区域的文化现象，而且是要提示和说明这些文化现象的形成、演变的原因和过程，探究各种文化对于政治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通过运河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比较，说明运河文化之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质。

第三，明清时期是运河交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是社会变迁最明显的时期。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的社会变迁不仅仅是发生在运河区域，但是比较而言，运河区域的社会变迁最为剧烈，也最具有代表性。换而言之，运河在南北交通和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使这个区域社会变迁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其他地区。明清时期的运河区域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预示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当前，对明清社会变迁的研究已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但对于明清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研究却很少有人问津。关于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与明清整个社会变迁的关系、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基本趋势；运河沿岸的城乡社区中家庭结构和宗族组织的变迁、商业城镇的兴起和繁荣、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分布；运河区域的形形色色的社团组织、行业帮会和秘密社会；运河区域的社会流动：政府移民与南北人口流动，社会层级流动，行业流动，会馆和公所；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农业手工业产品的商业化趋势，漕运与南北物资交流，民间草市的兴起；运河区域的文化变迁，实学思想、文学与艺术、学校、书院、科举、文风与士风；运河区域的社会生活方式变迁：服饰，饮食习惯，住宅建筑，交通与器用；运河区域的民风与习俗：年节礼俗，文化娱乐，宗教信仰等等，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