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评介
吴 欣
运河之为“运”者，承载了自隋至明清时期的南北运输之任，虽运河之名自元代才被广为使用，但在传统社会中，“运”本身即为南北之意，《国语·越语上》所载“广运百里”的“广”即为东西之横，“运”即为南北之纵。古人关于南北东西空间方向的描述在时间的发展序列中也具有了深远的历史意义，时空的结合成就了运河的区域性特征。王云著《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就是在运河与山东的空间交叉点上，在明与清的时间连续体中、向我们提供了山东段运河区域的“地方性”知识，也揭示了运河区域社会的内在发展脉络。
近年来，有关区域研究的论著越来越多，早年学界对区域研究是否具有“典型性”、“微观”研究是否具有“宏观”通史意义的疑惑渐次逝去，因为区域史研究不仅作为一种方法论而被人们在可操作层面上加以了细致的阐释，而且它使得历史研究更加具体化和本土化，并因之成为一种新的学术价值观。但现在的问题是，区域史研究并不是简单的对区域的特性或典型性进行概括与归纳的问题，换句话说，只是将丰富的区域历史文献进行分门别类的剪切并不具有真正学术创新的价值，只有挖掘出地域本身的发展脉络与内在动力才能使区域史研究更具价值。
明清时期，自永乐朝重浚会通河后，作为疏通南北的通道—— 运河的作用较前朝更加重要，而运河流经山东近千里，这就使得山东在运河中的地位十分突出。但学界此前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大都只限于宏观性的描述或理论性的说明。而《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一书的研究主旨就在于探讨山东运河社会的历史变迁以及形成这种变迁的历史动力。论著大致分为五个部分：一是学术梳理与学术创新的重点介绍；二是运河区域优势形成的历史成因；三是经济领域中的社会变革；四是运河贯通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形成的融合与变通；五是结语部分，作者在此充分阐明了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趋势与特点，是论著的升华之处。一个十分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势必有其有异于它者的人文、自然环境、制度政策、生存契机等等。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的发首先得益于运河的疏通，可以说其命运与运河的兴衰紧紧相连。而这种兴衰又首先是以经济发展程度为标志的。
明清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繁荣，封建市场也逐渐完善起来，各地形成了市场网络体系。关于市场网络，美国学者施坚雅通过对市场经济功能的论证，提出了一套分析城市分布、交通与商业贸易现象的概念，其中“区系级序”的理论构建旨在说明：市场网络的形成不是抽象的空间布局，而与一定的交通格局密切相关，具体的说，市场的形成必须考虑到如何使交通费用最小化的问题。运河所带来的便利的交通条件无疑是运河山东区域市场网络形成的先决条件。
从总体看，尽管关于运河市场网络的论述借鉴了“区系级序”的理论，但需要着重指《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评介出的是，作者的论述并未止于此，而是给予这个网络以更加细致化的分析，这种分析首先被放置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将明清时期的运河区域与之前该地区的整体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其次，网络本身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框架，作者关于商帮问题的引入就深刻地揭示出运河山东区域市场网络得以巩固的外在动力，在各商帮势力消长的过程中，在他们与当地社会的不断冲突与融合中，运河区域社会的变化也在悄然进行。最后，市场网络的经济功能还在于它逐渐引发了运河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带来了运河地区经济的繁荣。
作者关于市场网络的分析研究了市场的自发性整合与区域经济繁荣的关系，但仍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即运河开凿的意义更多在于国家的漕运，那么市场网络体系的建立与因之而形成的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否都来源于政府?或者说这一地区发展的动力多大程度上是在政府之外的经济空间中成长起来的?实际上，作者在解决这一问题上还有足够的空间。当然，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与之相伴随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也同样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在区域史的研究中，区域社会文化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灿烂丰富的精神文化本身而且对研究者而言，透过对各种文化类型、特征的研究，更能理性地揭示其背后隐藏的关于社会运行法则与内在秩序的“秘密”。
一个社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创新与繁荣是主流文化和地方文化在接触过程中“再创造”的合成文化。作者对运河区域民间信仰的考察就充分注意到了大众文化自身的创造性。论著分别考察了金龙四大王崇拜、天妃信仰以及关羽信仰等三种民间信仰在区域社会中的形成与传播。从作者的论述来看，这几种信仰都得益于运河的畅通，是运河将那些原本不属于这一地域的信仰与当地社会结合起来，当然这种结合借助了灵验故事的传播和占卜的仪式举行，并通过它们深入到民众思想内部，从而建立起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在这三种信仰“本土化”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国家与民间社会间的矛盾与互动，而社会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接受并实现着外力的推动与自身的变化。
民间信仰与社会习俗之所以被不断传承，其根本原因来自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因为生活是非制度化的，所以不易被垄断。作者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给予“人”这一社会主体以更多的关注，将社会变迁与人的思想观念联系起来，在对人们社会生活习俗变迁进行论述的同时，深刻揭示了历史变迁过程中社会文化的内涵与作用。
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相结合的研究风格、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技术的运用是这一论著的又一大特色。该书结论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且叙述引人入胜，它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社会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材料，也为后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当然，关于运河社会经济文化与社会变迁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理论提升空间，我们期待着作者能在进一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对诸如运河疏通这一外力与鲁西这一特定区域社会自身的整合问题、地域支配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7年第11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