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与社会政治文化变迁
马亮宽
中国大运河是隋代开凿的贯通南北的人工河，它的贯通改变了传统区域文化发展、交流的空间格局，将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和北方政治文化中心密切联系起来，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一、运河贯通改变了文化交流空间格局
中国地域广阔，山河纵横，其间最大的山川河流多东西走向，将先民分隔为以东西走向为主的几个大的区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这些区域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既各具特色，又不断交流、渗透和融合。从隋代开始，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打破了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真正是沉沉一线穿南北，起到了沟通南北的巨大作用，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此后，南方丰富的物产源源不断地通过运河流向北方，而中原先进文化也不断地通过运河传播到江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由横向变为纵横交叉发展，尤其是元代建都北京，中经明清两代，北京一直保持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这其中运河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同时，由运河发展起来的漕运和水利，使运河一带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吸引了南北各地的客商往来、商品贸易，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各区域文化的代表者、传承者汇聚到运河流域，又经运河向外扩散，使运河的文化积淀越来越深厚。
二、运河与唐宋以来封建王朝的兴衰密切相关
隋唐以来，中国古代各王朝的兴衰继替与运河畅通南北具有密切的关系。隋代统一全国，结束了260多年的战乱，这期间晋室南渡，民众大量南迁，为长江流域输入了大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北方由于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隋统一全国后，要利用江南财富充实北方，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主观动机或不在此，但从此以后，南北财富经运河调剂，成为支持唐以后中央政权的经济力量，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代学者陈寅恪先生对东南财富经运河运往北方对唐政权所起到的支持作用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南东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之乱既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几全加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国之形势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陈寅恪的论述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在唐代中后期东南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支持唐中央政权存亡的重要力量；二是运河作为从东南向长安运输物资的主要途径起着重要作用，它的畅通和断绝亦关系唐政权的存亡。陈寅恪论述的主要是唐王朝中后期，实质上唐的灭亡及五代诸政权的继替也是如此。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运河自唐末溃决为淤泽后，便淤塞而不宜于航运。一向靠运河把军事政治中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联系起来而发荣滋长的大唐帝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崩溃的。”（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第92页）宋王朝在建立过程中，就决定以汴州为都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汴州（今开封）在运河旁边。整个北宋，甚至上溯至隋唐两代，都是依靠运河为链条，将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与东南地区的经济中心联系在一起的。江淮地区以粮食为主的物资、赋税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北地区，保证了西北地区政治中心对于财富的需要，因而也就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和强盛。唐宋政权与大运河畅通与否的关系如此，其后，元明清大一统政权的兴替与大运河畅通与否的关系也复如此。
元朝定都北京，政治中心仍在北方，但“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史》卷九十三），因而对大运河的依赖就更为关键。元初，运河因年久失修，全线无法贯通，元政府起初想通过海上运输解决问题，但实践证明，海运风险很大，因而，元政府决心疏通运河，并且废弃原来的运河，开修会通河，会通河开通后基本取直了原来自洛阳南到杭州、北到涿州的大运河，航程缩短上千里。正是大运河的修通，保证了元朝统治集团所仰赖于江南的物资粮食的供应。元代末年，南方群雄并起，截断了运河经济对元政权的支持，迫使蒙古族统治集团放弃对中原的统治，退守漠北。明清王朝的统治中心也一直在北方，但统治者无不重视运河的作用，并且采取许多措施，加强对运河流域的政治、经济的控制，保证这个经济、政治、文化的大通道的畅通。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从历史上看，运河的开凿与开发，无不是围绕着巩固和强化王朝的政治统治而展开的，其最直接的目的即是出于军事需要和经济开拓的需求。由于运河区域在全国范围内始终处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的重心位置，因而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着力控制的最重要的政治区域。每一代王朝统治者都要凭借运河区域理想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和卓越的人文环境，来驾驭全国。同样，王朝的嬗变与鼎革，也总使运河区域的武力争夺和战争角逐最为激烈。在某种意义上说，谁拥有了运河地区，谁就能建立起稳固的政治统治，从而控驭全国。总之，运河自开通以后，其主要功能与政治统治就发生了密切关系，许多情况下直接影响着封建王朝的兴衰甚至更替。
三、运河促进了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便利了内陆交通，加速了社会流动，使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也变得快捷，因而大大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大运河流域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运河开通后，全国各地、各个时期都有大量文人骚客与运河结缘，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因为大运河连通了几个主要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所以不同时代的文人学士都与大运河结下了不同程度的情缘，写下了大量与运河有关的文字，同时，各个朝代也都有人为发挥运河的功能而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也多数形诸文字。这些与运河具有密切关系的文字本身即成为运河文化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我们研究运河文化最直接最基本的史料，又是我们探索运河文化对中国历史产生影响的最主要的内容。其二，运河流域的文化教育因运河的开通而昌盛发达。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交通的便利是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重要条件。大运河的开通对运河流域也发挥了这方面的影响。例如自元代会通河开通，山东聊城便成为运河流域的北方重镇，聊城及其周围各州县私塾遍布，书院林立，文人骚客、儒士缙绅来此会客访友，传播学术，交流信息，促进了聊城地区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发达，陶冶了无数才华卓越之士，成就了众多官宦书香世家。据记载，明清两代录取的山东籍进士共4047人、状元17人，其中隶属东昌府州县籍者有进士290人、状元3人。其三，各种民间信仰、秘密社会、会党、传教士也利用运河交通之便，沿途传播。仅以明清冀鲁豫边区为例，由于各种会党、传教士、秘密社会荟聚，形成社会信仰和习俗变化，致使民变迭起，教案丛生。
综上所述，中国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营造了新的环境与条件，加强了国家的政治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了全国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助推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运河沿岸城镇的娱乐场景
来源《光明日报》史学理论版，2009年1月20日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