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和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活动的开展，京杭运河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相关著作和论文大量问世。与学术研究相比较，运河文献的搜集、整理明显滞后，这不仅制约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也影响到人们对运河历史和现实作用的认知。事实上，运河文献及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既是运河文化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又可为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很需要的支撑点。就笔者研究所及，以为京杭运河历史文献大致可分为六类。
一是专门著作。元代以来，参与运河兴修管理的官员、学者编撰了许多关于运河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一百多种，散见于几种丛书及各大图书馆藏的珍善本书中。这些著作，有的是修治运河的论著，有的是治河名臣奏议奏疏选编，有的专门记述运河及相关工程，有的则是漕运资料汇编。就内容而言，涉及到治河治水的理论理念、运河河道开挖挑浚、运河工程建设维护、漕运及其管理体制、黄河与运河关系、运河区域生态环境与社会状况等。这些专门著作中，有些如《漕河图志》、《行水金鉴》、《治水筌蹄》已经整理出版，但印量不大；有几部如《清代漕运全书》、张鹏翮《治河全书》已单独影印出版，有一些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华山水志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出版）、《中国水利志丛刊》（广陵书社2006年出版）影印出版，但均未加整理；还有很多重要典籍，作为珍善本书藏于各大图书馆，一般读者难以寓目。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搜求那些散藏于各地的至今尚未出版印行的典籍，以方便关注运河的人们阅读使用；另一方面，鉴于未经整理校勘的著作存在卷帙残缺、书版漫漶、文字错讹、编目混乱等问题，应择其要者进行校勘、标点，弄清作者生平、写作背景，撰写内容提要，揭示其史料价值。
二是史书方志。二十五史的《河渠志》、《食货志》、《地理志》中有不少关于运河与漕运的记载，人物传记中散落着大量治运人物事迹及河政河务方面的材料。其他史书中也有关于运河的资料，但均较为零散。运河流经区域的省志、府志、州志、县志、镇志、乡土志、山水志、榷关志等等，总量有数百种之多，其中有很多内容涉及运河修治、河道变迁、漕粮征运、民风民俗等。方志是运河研究的重要资料库，其中有关运河工程、管理机构、历史沿革等的记载，比正史和一般史书要详尽具体，应该进一步加强搜集、整理和利用。
三是档案资料。据初步统计，中国第一档案馆藏上谕档和大臣奏疏中，内容涉及运河的约有5000件左右，是研究历朝治水思想、河道工程、河务管理、漕粮运输、运河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使用起来较为困难，一是查阅档案工作量很大；二是上谕奏疏的内容与史实未必完全吻合，需要与其他资料互为依据，方能弄清事情原委及君臣言论的内容实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这类材料基本上没有被使用，因此将其中的重要史料编排影印，实为嘉惠学林的盛事。明清时期，各地政府及水利部门也保存了大量与运河有关的档案，如开挖运河的奏疏详文、勘察报告、工程预算、往来公文、竣工验收报告、开支清册等等。明代朱国盛《南河志》、清代李庆云《江南水利全案》等，都是当时的水利工程档案选编。明清时期的地方档案多毁于兵燹，晚清民国档案尚有保存至今者，解放初期治理运河的档案，数量甚多，分布甚广，这些都是研究运河的宝贵资料。
四是政书类书。明清时期官修政书种类多，部头大，内容包罗万象，其中运河方面的材料不少。如《明会典》、《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大清会典事例》、《续三通》、《清三通》等，大都有河工水利、漕粮征运、钞关仓储等类目，集中保存了与运河有关的史料。唐代以后，历代编有类书，宋代以后的类书中多有与运河相关的材料。清代《古今图书集成》是类书的集大成者，《食货典》、《山川典》搜集了运河方面的材料。《清稗类钞》的《地理类》、《名胜类》、《巡幸类》、《屯漕类》、《吏治类》等篇目中，也都有与运河有关的资料。政书、类书按内容分类编排材料，运河方面的资料相对集中，使用比较方便。但类书多属工具书性质，其材料全由其他书籍摘录抄掇而来，在使用的时候应查找原始出处，认真核对，以免出现错讹。
五是文集笔记。明清时期，官员文士经过运河往返于京城与南方各地，或在运河沿线地方政府任职，或沿途办理公务、驻足游历、访朋会友，他们将自己的经历见闻记录下来，著为文章。粗略翻阅一下明清时期的诗文集就会发现，运河沿线的城市，即便是仅仅建有船闸码头的小镇，也都有文人留下的文章诗作。明清时期的文人笔记常见的有五六百种之多，其中所记与运河有关的史事人物，生动形象，关于运河区域社会生活的具体描述，更是其他书籍所欠缺。明清小说有些以运河区域社会为背景，某些篇章还直接描写运河沿线人物世事，可以为运河研究提供帮助，如《金瓶梅》中描写临清商业繁华、钞关胥吏奸诈、富商大家生活的文字，都是运河区域社会研究的佐证材料。文集、笔记、小说中的资料十分零散，虚构夸张、道听途说者在此多有，使用时要特别慎重。
六是外国史料。元代以后，亚洲各国的使者商团经常沿大运河往返北京与沿海港口之间，欧洲各国的传教士、商人、使臣等也经由运河前往各地，他们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运河及运河区域社会的记述。其中比较著名的如朝鲜人写的《漂海录》、《燕行录》、《奉使录》，日本贡使写的《初渡集》、《再渡集》、《壬戊入明记》，欧洲人写的《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利马窦中国札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等。朝鲜大臣崔溥的《漂海录》中关于明代运河工程、宦官奢华骄横、南北社会生活及风俗习惯差异等记述，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日本和尚策彦周良的《入明记》，以日记形式记录了日本贡使两次沿运河往返北京与宁波间的所见所闻，内容丰富翔实。这些著作虽然早已引起学界的关注，但使用其中的材料研究中国运河与运河区域社会的论著并不多见，需要逐步加强。
此外，散见于民间的各种文献如碑文、族谱、民间契约，在运河研究中的价值也不可低估。而各地政协编印的文史资料，各社会团体印行的民间文艺方面的材料，记载了许多与运河有关的见闻、回忆、民谣、传说、风俗民情、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等，也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近年来，聊城大学运河文化研究中心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京杭运河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课题，正在制作京杭运河文献数据库，上述文献资料大部包含其中，届时将为人们了解、研究运河历史及运河区域社会提供基本资料。
来源《光明日报》史学理论版，2009年2月15日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