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次仓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发展演变
郑民德
【摘 要】水次仓又叫中转仓、转运仓、转输仓、转搬仓,是中国古代封建政权为转运存储漕粮，在运河或自然河流沿岸设立的国家专有粮食仓库。早在秦代就出现了水次仓的雏形—敖仓。魏晋隋唐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明清时达到鼎盛。水次仓在设立初期只具有存储转运的功能，随着管理制度的日益完善，同时还兼有了赈灾、救济、平抑粮价、填补漕粮缺额、公共工程用粮的作用。
【关键词】水次仓；运河；漕运；封建国家
水次仓是中国古代封建国家重点建设的仓储之一，对国家政权巩固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秦汉魏晋时期，水次仓多建于自然河流沿岸，主要目的是转运国家漕粮，满足京师和军事用粮需要。隋代大运河开凿以后，水次仓的规模和功能不断扩大，在管理制度和运输方式上也日益完善，对经济的作用也日渐明显。明清时期水次仓发展达到中国古代社会的顶峰，对明清政权的正常运作具有巨大的意义。
一、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水次仓的初步形成
水次仓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秦代，秦代建都咸阳，为将中原的粮食转运到京城，秦中央政府在河南荥阳敖山上设转运仓——敖仓。敖仓地势非常险要，地处黄河与汴水的分流处，易守难攻。史书记载“敖仓在郑州荥阳县西五十里，县门之东北临汴水，南带三皇山，秦时置仓于敖山，名敖仓云”[1]。当时中原几乎所有的粮食都是通过济水、黄河、渭水到达敖仓，然后由敖仓转运到秦都咸阳及其他军事重地。由于敖仓位于交通便利的黄河沿岸，并且储粮规模非常庞大，因此往往成为军事争夺的焦点。
秦末农民战争中，陈胜属将田藏“使部将李归等守荥阳城，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2]（卷三十一）。楚汉相争时，汉军驻扎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 [3]（卷八）。刘邦和项羽之所以为争夺敖仓展开反复的拉锯战，其目的就是夺取敖仓之粮以补充军需。东汉时期敖仓依然存在，据《后汉书》记载，耿弇与骠骑大将军景丹、强弩将军陈俊“攻厌新贼于敖仓，皆破降之”
[4]（卷十九）
。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水次仓，敖仓对秦帝国的统一及封建政权的巩固起了巨大的作用，对秦以后转运仓的设立也有借鉴意义，以至于秦以后的很多粮仓都称敖仓。如《新唐书》载，裴耀卿建议“度三门，东西各筑敖仓，自东至者，东仓受之。三门迫险，则旁河凿山，以开车道，运时数里，西仓受之”
[5]（卷一百二十七）
。这里所说的位于三门的敖仓显然不是河南荥阳敖山上的粮仓。金章宗七年（1207年）十一月“叶禄瓦拔鹘岭关，掴剌别将攻破燕子关新道口，回海取小湖关敖仓，至营口镇,破宋兵千余人，追至上津县，斩首八百余级，遂取上津县”[6]
（卷九十九）
。这里的敖仓位于湖北省，在地理位置上也不同于秦代的敖仓。
西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封建帝国，对转运仓建设也非常重视。为了灌溉农田和转运漕粮，仅西汉武帝一朝就开凿了白渠、龙首渠、六辅渠、成国渠等众多的水利设施，这些渠系的开凿对于农业灌溉和漕粮转运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满足长安及边疆地区对粮食的需求，西汉政府设立了华仓作为漕粮的中转站，华仓又叫京师仓，位于华阴灌北渭口。经过对华仓遗址考古发掘，发现粮仓六座，其中仅一号仓总面积就达1600多平方米，容量高达上万立方米，可见这个时期的水次仓规模比较大。因华仓储粮丰富，往往在此设重兵把守，《汉书·王莽传》载，“邓晔开武关迎汉，丞相司直李松将二千人至湖，与晔等共攻京师仓，未下”
[2]（卷九十七）
。后来由于王莽败死，“都大尹王钦及郭钦守京师仓，闻莽死，乃降，更使义之，皆封为侯”[2]（卷九十七）
。
比较明确的水次仓概念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战争频繁，对粮食的需求量加大，各个割据政权多在交通便利的地方设水次仓以供应军需，而且这个时期的水次仓除转运、存储功能外，还具有救济、平抑粮价的功能，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水次仓功能比较完备的时期。如晋咸康元年（335年）后赵皇帝石季龙“下书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皆随时价输水次仓。冀州八郡雨雹，大伤秋稼，下书深自咎责。遣御史所在发水次仓麦，以给秋种，尤甚之处差复一年[7]（卷一百零六）”。北魏神龟至正光年间，因国家府库粮食多不能容，水次仓设置地域进一步扩大，其中《魏书》记载的就有八处，分别为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设立的目的在于满足国家紧急时刻的漕运需求，这些水次仓存粮规模现在无法考证，但是均置于交通便利的河流岸边。北齐时，“司农寺，掌仓市薪菜，园池果实。统平准、太仓、钩盾、典农、导官、梁州水次仓、石济水次仓” [8]（卷二十七）。南北朝时期水次仓有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司农寺，并且具备了除转运、存储之外的救济功能，为后代水次仓管理制度和功能的完善提供了借鉴。
二、隋唐宋元时期水次仓的进一步发展
隋唐宋元时期是中国运河水次仓进一步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的时期。其突出特点就是该时期除充分利用了黄河、淮河、汴河、渭水、洛水等自然水道外，人工运河的使用占到了相当的比例。
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南北经济交流，巩固中央政权，分别于开皇四年（584年）、开皇七年（587年）、大业元年（605年）、大业四年（608年）、大业六年（610年）开凿和疏通了永通渠、山阳渎、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这些运河的开凿除了满足统治者游乐的目的外，很大的原因是为了转运漕粮，满足隋代频繁的军事行动。为使转运工作顺利进行，将江淮地区的粮食转运至长安、洛阳或其他军事要地，在近2700公里的运河沿线隋中央政府先后设立了黎阳仓、河阳仓、含嘉仓、广通仓、洛口仓等水次仓，即“隋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运仓，转相委输，漕关东之粟，以给京师” [9]（卷四十四） 。这些水次仓在规模上相当庞大，据《隋书》和《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洛口仓兴建于开皇十六年（596年），后来由于规模不断扩大，遂于大业二年（606年）修建仓城，洛口仓周围二十里，有粮窖三千余个，每窑存粮达8000石[8]（卷二十九）。正是因为这些水次仓存粮数目可观，所以在隋末农民战争中成为各种势力相互争夺的焦点。隋末农民军领袖李密占据洛口仓时，四方的义军纷纷响应李密，其中之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洛口仓的粮食供应军需[10]（卷七十一）。秦王李世民的将领李勣也“初得黎阳仓，就食者数十万人”
[9]
（卷六十七）
。隋代水次转运仓无论是在储粮规模还是在管理制度上都优于前代，这得益于国家的统一和纵贯南北大运河的开凿。
唐建立后，对隋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有很多继承和发展，比较突出的就是继续利用大运河转运漕粮和物资。为使转运工作顺利进行，唐中央政府设转运使和发运使进行专项管理。唐开元年间，转运使裴耀卿改革漕法，于汴口设中转仓，“江岸船至河口即却还本州，更得其船克运” [11]（卷四百九十八） 。后来由于汴口距江南产粮区较远，中唐刘晏进一步改革转运制度，在扬州设中转仓，由扬州沿汴河分段运往京城长安。刘晏改革以后，漕运路线就变成了“江岸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积太仓” [5]（卷五十三） ，“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 [12]（卷二百二十六）。
唐代除新建立了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渭南仓等新的转运仓外，还继续利用隋代的水次仓储，如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因河南发生饥荒“出东都含嘉仓粟七万石，开场粜以惠河南饥民”
[9]
（卷十三）
。唐代水次转运仓在数量上超过隋代，在地域设置上也更加合理科学，为宋、元、明、清转运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经验。
两宋时期对仓储建设也非常重视，在户部下设度支分司专门管理粮食的储备和调运，为保证转运仓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京师，中央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筹集粮食，根据年景好坏或以市价买粮入仓，或以纳钱代谷，使转运仓的存粮维持在600万石左右。宋代的转运仓在普及程度上要大于隋唐，除在京城附近设仓外，远离京城的泗州、真州、扬州、楚州等地也设立了转运仓，以“备中都缓急” [13]（卷二十五） 。另外，在漕运立法方面宋代也更加严密。需要指出的是，水次仓转运漕粮虽然有着极大的优越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宋代尤为突出，转搬“虽免推舟过堰之劳，然侵盗之弊由此而起” [14]（47之3）,另外在装卸粮食时“粮以屡载屡卸，故得因缘为奸也” [14]（47之25）。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封建国家，也是军事行动极为频繁的政权。为了满足大都用粮及军事用粮的需要，至元十三年（1276年）开凿济州河，贯通了济宁到山东东平的运道。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开挖了长达250里的会通河，至元二十八（1291年）在郭守敬的主持下疏导了通惠河。再加上江南运河，元代运河总长达三千多里。为了将江南漕粮顺利转运到北方，元中央政府在天津（直沽）、河西务、通州设立了一系列水次仓群，其中天津有“直沽海运米仓”、“百万仓”、“广通仓”，河西务有十四个大的仓群，通州则有十六个大型粮仓。元政府对这些仓储非常重视，先后设立通惠河运粮千户所、都漕运使司、都漕运司管理漕运和仓储事务，而且还不断完善对这些仓储的管理。延佑六年（1319年）十月，省臣言“漕运粮储及南来诸物商贾舟楫，皆由直沽达通惠河，今岸崩泥浅，不早疏浚，有碍舟行，必致物价翔涌。都水监职专水利，宜分官一员，以时巡视，遇有颓迢浅涩，随宜修筑，如工力不敷，有司差夫助役，怠事者究治” [15]（卷六十四）。元代水次仓不仅存储大量漕粮，而且赈灾、救济的功能也相当完备，“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漷州饥，发河西务米二千石，减其价赈粜之”
[15]（卷十五）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发通州、河西务粟，赈东安、固安、蓟州、宝坻县饥民”[15]
（卷十七）
。元代水次仓转运存储的粮食主要以海运为主，这是因为元代运河不仅水源缺乏、运道艰涩，而且河道管理、制度建设方面尚未完备。
三、明清时期水次仓的繁荣与衰败
明初定都南京，粮食主要来自附近州县，所以对漕运的需求不是很大，即“太祖都金陵，四方贡赋，由江以达京师，道近而易” [16]（卷七十九）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北方政治中心需要大量的粮食来满足京城贵族和边防军队的需要，而经济中心却位于远离京师的江淮地区，所以发展国家漕运显得尤为重要。
洪武至永乐初年，国家漕粮主要依靠陆路和海路转运，这时的粮食主要用于军事行动。“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于汴梁”，“永乐元年纳户部尚书郁新言，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陈州颍岐口跌坡，别以巨舟入黄河抵八柳树，车运赴卫河输北平，与海运相参” [16]（卷七十九） 。永乐九年（1441年）会通河疏浚后，明中央政府沿大运河沿岸设五大水次仓转运东南漕粮，“迨会通河成，始设仓于徐州、淮安、德州，而临清因洪武之旧，并天津仓凡五，谓之水次仓，以资转运” [16]（卷七十九） 。这些大型水次仓大多位于运河沿岸重镇，由中央派专人监管，“凡在京及各布政司并巡历地方仓库局税等衙门，但系钱粮出纳去处，从监察御史并按察司分司官不时巡视，若有作弊，就便究治”
[17]
（卷三十九）
。水次仓的存粮数量多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石，“永乐十三年 ，扬州、凤阳、淮安三府秋粮内每岁定发六十万石运至徐州仓”[18]（卷七十七）
。其他如淮安仓在宣德四年（1429年）存粮五十万石，临清在永乐四年（1406年）就接纳山东、河南漕粮三十万石，天津仓存粮最多时达上百万石。这些大型水次仓不仅存储转运国家漕粮，维持中央机构的正常运转，而且在非常时期还具有赈灾、救济、平抑粮价等维持社会平衡的作用。“宣德九年（1434年）两畿、浙江、湖广、江西饥，以应运南京及临清仓粟振济”[16]（卷九）
，“明正统四年（1439年）五月发淮徐仓赈饥民，徐州复大水民益饥，发支运及盐课粮赈之,又发淮安仓赈凤阳”[19]
（卷三十二）
。
明代水次仓管理机构比较严密，除有户部主事监管外，另有具体的管理人员大使和副使。明中后期宦官的势力也逐渐渗透到水次仓储，对水次仓的正常运转产生了巨大的危害。成化年间户部主事王璠督临清水次仓时，监仓的太监违法乱纪，无恶不作，并且祸害波及到仓储周围的郡县，王璠据理力争，一个月之间就抓捕到祸害仓务的胥吏二十多人
[20]
（卷十三）
。明代监仓太监开始时“止数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16]（卷一百九十四）
。如此大量的中官不仅贪污受贿，而且盗窃仓粮，勒索军户，扰乱仓务，严重损害了水次仓的正常运转。直到嘉靖十四年（1535年），因监仓中官王奉、季慎相互揭发对方的贪渎，嘉靖皇帝才最终撤销了监仓中官[21]
（卷一百零九）
。
水次仓在明初作用较大，主要是因为该时期运河畅通，支运法转运粮食较多，后期由于国家重视程度的降低以及长运法的实行，其作用也不断变小。
清代沿袭明代长运法，水次仓存粮不是很多，主要用于驻防军队和运军的口粮支出。清代的大型水次仓主要有德州仓、临清仓、徐州仓、淮安仓、江宁仓、凤阳仓[22]（卷一百二十一）。这些粮仓在清初也由户部派专人管理，如德州仓户部监督设于顺治时期，康熙年间裁撤[23]（卷二十五之二），德州仓务则先归莱州府通判管理后由山东粮道库大使和德州府联合管辖。徐州仓户部分司也裁撤于康熙初年，仓务划归淮安仓及徐州府管辖，税务则并淮扬道兼理[18]（卷一百六） 。为防止地方官员侵吞库粮，乾隆时期将粮仓管辖权统一收归粮道[24]（卷六百零二）。
清代水次仓的储粮规模一般少于十万石，主要来自附近州县的田赋征解。据《大清会典》记载,临清仓额征粮69389石，淮安仓29443石，徐州仓20693石，凤阳仓44668石[25]（卷二十八）。由于大量粮食得不到有效利用，很多时候存粮竟腐败变质。康熙时期水次仓兼收税银，其中淮安仓和凤阳仓额征两万两，徐州仓三千两，德州仓七百两[26]（卷二十八） 。清代水次仓除储存运军口粮征收税银外，还应用于灾荒年景的救济平氽，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安徽发生灾荒，巡抚徐国相奏请动用凤阳仓谷两万石救济灾民，得到朝廷批准[26]（卷七十九）。
清中后期后由于改折之风的盛行以及农民起义不断，水次仓存粮日少，逐渐走向衰败。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运河被拦腰截断，此后漕运逐渐废止，运河沿岸的水次仓也因此没落。近代以来，随着铁路、公路的兴起以及海上运输业的发展，出现了更为快捷的运输方式，历史上位于自然或人工河流沿岸的水次仓便为更为先进的物流仓储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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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2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