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山东运河区域晌嗜酒与尚武之风

 

明清以来山东运河区域晌嗜酒与尚武之风

 

 

王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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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嗜酒与尚武，是明清以来山东运河区域社会风俗的突出特点。这种习俗的形成，既与一定的历史传统有关，也与这一带的特殊的生态环境有关，更与大运河的兴衰隆替密切相连。嗜酒与尚武之风盛行，反映了京杭运河给这一区域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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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嗜酒与尚武

 

山东运河区域是孔孟的故乡和儒学的发源地，自古以来，这里的民风就以温厚知礼而著称。然而，到明清时期，随着京杭运河的贯通，沿运州县的社会风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兴起了一股浓烈的嗜酒与尚武之风。这种风气的产生与发展，是运河区域社会变迁在民间精神文化领域的重要表现。

 

一、善酿传统和嗜饮之风

 

饮酒的习俗在中国源远流长，地处黄河中下游的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省，酿酒业尤为发达，北方的这几个省份，成为白酒和酒曲的主要产区。酿酒制曲的原料主要是生产于北方的高粱、小麦、大豆等，山东西部平原历来就是这类谷类作物的丰产区，相对充足的原料使这一带的酿酒业发展有了物质基础的保障，也是重要的产酒区。唐朝太和元年(827)，鲁西平原的郓、曹、濮三州的两税榷酒即达十万贯 。宋元时代也实行榷酒，禁民间私酿，即便如此，山东的酒曲业仍在民间悄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文化重心转移至江南，孔孟之乡的文化传统也渐趋式微，再加上天灾人祸频仍，鲁西的生存环境大为恶化，民风也由舒缓知礼渐渐变得劲悍刚武，喜欢喝酒的人越来越多，——富商大宦用于享乐，侠义好汉用于助豪，走卒贩夫用于解忧，而踏曲售酒的不菲利润，则使生活窄隘的普通百姓多了一条谋生之路。从明朝开始，政府开放酒禁政策，对民间酿酒不加干涉，于是，山东运河区域的制酒业迅速发展。到明后期，这～区域的民间酿酒、售酒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与此同时，山东人的嗜酒善饮也开始有了名气。据地方志记载，山东沿运州县分布着许多酿酒作坊，这种作坊有时被称作“烧锅”、“酒房”。万历《兖州府志》称：“酒醪醯酱，中人以上皆自储蓄，不取诸市”，酿酒“以黍米麦曲，不用药，味近泉诸邑，⋯⋯芳烈清甘，足称上品”。为销售获利而生产的酒也遍布各州县，如东昌府武城县有“菊酒” ；茌平县丁家冈出产“丁块酒”，用泉水酿造，甘冽清美，南北贾客多购售，“号为天下第一” ；酿酒需用酒曲，制曲贩卖可获厚利，故沿运产麦州县，多有业者。万历《东昌府志》“货属”条列有酒曲 ；明代濮州商人许卫招伙计数人“籴麦踏曲，岁数万”，载至直隶真定府发卖，“货至千金” 。临清在明代是著名的粮食运转中心和加工地，每到麦收之际富商大贾往往“挟持巨赀”前来，“广收新麦”，“安箱踏曲”，制酒售曲，蔚然成风，由明人清皆然，政府虽屡禁而不止；滕县在明清两代，也与临清一样，每届麦收，即有商人前来购麦制曲，远近闻名；鱼台谷亭镇，在明代前期是山东运河南端的重要水陆码头，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粮食加工和集散市场，从万历年间起，“贾人陈椽其中，鬻曲蘖岁以千万”。清代山东运河区域的酿酒更为普遍，康熙年间，每年麦收之后，“富户客商在水陆城镇地方开店收麦，立春踩曲。每一舂收麦多可数千石，少亦不下几百石”。乾隆年间，山东巡抚喀尔吉善向皇帝上奏章说：“阿城、张秋、鲁桥、南阳、马头镇、景芝镇、周村、金岭镇、姚沟并界联江苏之夏镇，向多商贾在于高房邃室，踩曲烧锅，贩运渔利”。这些被巡抚视作酿酒制曲据点的镇子，大多集中在山东运河两岸的产麦区，由于酿酒消耗粮食甚多，清政府出于对北方民食不足的担忧，曾多次下达禁酒令，乾隆二年下达的禁令说：“踏曲一项系烧锅盛行之源，踏曲多则私烧广，有损盖藏。嗣后，违禁私烧照违制律杖一百；广收新麦踏曲开烧锅者杖一百枷两月；失察地方官每一案降一级留任，失察三案降三级调用；如官吏有贿纵等弊，照枉法律计脏论罪”；次年，乾隆又下严旨，敕令各省督抚不得把禁酒令“视为具文，致损民食。倘有怠玩不遵者，各督抚亦不得辞其咎”。朝廷三番五次下令禁酒，但令行禁不止，由于烧酒销售市场的广阔和几达100％ 的利润，利之所在人必趋之，绝非行政命令所能禁止，结果清代中期山东运河区域的酿酒之风有增无减。道光年间，滕县“十室之聚必有糟房，三家之村亦有酒肆”；滕县的酒坊都有许多酒池用以造酒，“大者池数十，小者三四，池日一酿，酿费粟一石二斗”，“计人所食不能居酒酤之半”，足见滕县酿酒业之盛。到清后期，烧锅之家用的锅灶，有的规模可观，大的如同屋丘一样。每当生产时，“突烟腾上，数里外皆见之”。到光绪时，峄县“境内烧锅颇多，不下百余家”；邹县有烧酒作坊17家，共有酒池111座，每池每年酿酒5000余斤，全县每年可产酒50余万斤；宁阳县境内有烧酒作坊32家，岁产烧酒约60余万斤，除供应本县城乡居民外，还行销周遍的济阳、滋阳、泰安等地。日益兴盛的酿酒业，使山东运河区域酿造技艺愈来愈高超，烧制出许多名牌酒品，以参与全国酒类市场的竞争，如德州的罗氏酒和露酒，乾隆时颇负盛名，人称“德州罗酒，亦北酒之佳者”，著名文学家王士祯有诗咏此酒日“玉井莲花作酒材，露珠盈斛泼新醅；清冷错着康王水，风韵还宜叔夜杯”；另一大官僚兼文士田雯，也常常咏诗夸赞德州酒，“色白清，味洁鲜，东坡谓之着错水也。屡人咏篇，官京师仿为之”，使德州罗酒名闻京师。据说罗酒的创始人是一位御史，名叫罗钦赡，“崇祯丁丑进士，官御史，巡按河南，刚直有声，嗜饮，传酿法色味双绝，至今呼罗酒”凹。德州又有一种露酒“色如黛漆，味比醍醐，俗名黑露” ，其酒味竟被人喻为醍醐，可见也是倍受珍爱的名酒佳酿。兖州府寿张县所产的“三白、桑洛不亚于南酿”；济宁州的酒坊能酿出40余种酒，其中的玉芙蓉、满庭芳、醉仙桃、菡萏香诸酒，名声远播，是济宁的传统名品，民国初年，曾代表中国第一次参加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获得金奖。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专设“京师之酒”条目，专记清代在京师酒肆售卖的各地名酒，其中“京酒店，山左人所设，所售之酒，为雪酒、冬酒、涞酒、木瓜、乾榨，而又各分清浊”。山东人以其精良的酿造技术和优质名酒打开了京城的酒类市场，与南方酒和河北酒一起鼎立于京师，其影响也波及四方。

明清以来，与酿酒业发达一样颇有名气的，是山东人的豪饮之风，鲁西运河区域的嗜酒善饮是其他地方难以匹敌的。万历《濮州志》记一名叫李名宦的商人，说他“性嗜酒，耽乐郡中，滑稽之徒，窥其意向，厚以所好奉之，取债数千，鲜有偿者”，因为喜欢喝酒纵乐，被一帮无赖悠闲之辈哄得不知所以然，数千金债务付诸东流。从李名宦身上，可以显而易见地找到《金瓶梅》中那个酒色无度、整日被应伯爵之流的市井小人呼拥着的西门庆的影子。临清州志中，也毫不掩饰当地人对酒的迷恋，称“人仰机利而食，暇则置酒征歌，连日夜不休”。在明清的笔记中，也多记有鲁西人嗜酒的趣事，据朱国桢《涌幢小品》卷21记载，“明代东昌府夏津人粟祁，‘饮量甚洪’，过吾里(朱国桢故乡)董宗伯宅，巨觥犹未洽，睨海斗，可容三斤，侍者持以前，戏日：‘此太大，不能任’，宗伯即以寿，平饮自如，将毕，又日：‘不可再’，凡三进，乃怡，就座，畅饮而别。然公(粟祁)颜色不变，若未尝饮者”。这位夏津人一连喝了十几斤酒，竟然面不改色王培苟《乡园忆旧录》载，“德州萧共辰，嗜酒，饮必醉，醉必吟诗，佳句多有”，这位萧公性情颇类李太白，以酒酿诗，也算山左诗坛一佳话。东昌著名理学家穆孔晖，“性豪迈，为诸生，每夜读，夫人温酒以俟。且读且饮，得意时连进巨觥，声彻四邻，以是为常” 。萧、穆之流的文人雅士尚如此善饮，那些孔武有力的汉子们则更是嗜酒如命，梁山好汉各个都是好酒量，聚义堂内无13不飘荡着浓浓的酒香。武松醉酒赤拳打死猛虎，宋江酒后题反诗，鲁智深醉拔垂杨柳，李逵乘醉打山门等等。这些嗜酒英雄的故事数不胜数。应当说，这样善饮豪迈之士在其他省区也大有人在，徐珂《清稗类钞·饮食类》中就集中记载了天南地北善饮之人嗜酒趣话。若止于此，山东人的好酒就不会成为一种令外省人刮目相看的社会风情。山东人以善饮出名，是基于既有发达的酿酒产业，又有豪饮的名流侠士，还有民间百姓男女老幼多善饮酒的浓厚世情。《金瓶梅》中，西门庆从一登场到死亡，几乎无旦不酒；他的那帮狐朋狗友的十兄弟也是日日笙歌征酒，就连西门庆的妻妾们，饮酒消闲也是常事。这样的描写在相当程度上真实反映了明清山东运河城镇的饮酒之风。清代人就称山东人“不好茶而好酒”，“朋辈征遂，惟饮酒，酒多高粱” 。喜欢喝酒，喝白酒，喝烈性的高粱酒，是山东运河区域百姓的群体特征。

 

二、好汉王国与刚武尚义

 

刚武尚义的人似乎天生与烈酒有不解之缘，明清两代，山东运河区域好汉辈出，民风剽悍。山东西部既是孔孟之乡，同时在历史上又以异端和暴乱著称。从公元之初的绿林赤眉起义，到唐代贩盐首领黄巢起义，再到水浒好汉们梁山造反，这一带总是与秘密宗教、习武结社和官逼民反的历史现象纠结在一起，以至到宋朝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全国的社会风气已由汉唐时期的重武轻文转向了重文轻武，而山东西部似乎正相反——孑L孟之乡的敦厚温雅被愈来愈浓重的刚武之风所取代。北宋后期，鲁西一带相继爆发的宋江、王伦、王则起义就使山东人以勇敢好武名闻天下，到明清时期这种名声越来越大，在19世纪，连西方人都了解了山东人“好武”和“好义”的秉性。在鲁西运河区域尤其如此，这一带，不断遭受北方部族的一次次入侵洗掠，促使自卫性习武之风日益发展；天灾人祸的频繁降临，一次次将鲁西人民逼得走投无路，因此，这里在统治者眼中成了“盗匪的王国”，在西方人眼中则是典型的罗宾汉地区，劫富济贫的水浒英雄们选择这里为根据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科举的角度来看鲁西地区，其尚武的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共产生出1 1位状元，其中有半数为武状元，这样的文、武状元之比在全国是罕见的；同时鲁西地区还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武举人，这一带武举与文举的比例不仅高于山东省的平均数字，恐怕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据美国学者周锡瑞的统计，清代后期，山东省的武、文举比例为0．57：1，而鲁西北德州、东昌的比例是1．22：1，鲁西南济宁、曹州则高达2．38：1。所以，他的结论是，山东的尚武之名对运河流经的鲁西一带而言尤其适合。明清时期的地方志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点：峄县“弘正以前人情简朴，务稼穑⋯⋯数十年来民弃本业，好浮游。⋯⋯负气自高，古昔醇质荡然尽矣。其轻剽任气类楚，至小民羯揍悍劲相随，椎埋掘壕，作奸草莽，俚语不可究解”；滕县居民“负固好争斗，以滕为能，急之则揭竿而走，窜入沂费”；曹州“小民轻生好斗，酗酒耽色，博艺相诱，以致资产荡析，转而为盗”；东平州“尚气任侠，不能自饰”。东昌府“其俗刚武尚气力⋯⋯人尚劲悍”；在府治聊城，来赶考的阳谷武秀才们还集资在粮市街修建了一座关帝庙，作为切磋武艺研读经史的场所。茌平县“邑当南北午冲，民无盖藏，恶衣食以至畜殖。风气劲悍，嗜酒轻斗”；临清州“子弟亦多椎埋剽掠，不耻作奸”；丘县“俗尚雕悍少虑，大类燕赵气习”。濮州“地广阔，俗刚武，尚气力⋯⋯狠斗健讼时或有之”；范县“民多贫，俗尚劲悍”。徐珂在《清稗类钞》中称：“临清州民俗劲悍，多盗”，其盗首庐滋善轻功后降于州牧；还记述了滋阳人陈大“多力善斗，嫉恶如仇”，后逼某富户以财济贫为其御盗的事。

鲁西人武艺在身，又轻生死，重然诺，于是，这一带成了镖师、拳手和绿林好汉的摇篮，小说《水浒传》中那些家喻户晓的英雄好汉自不必说，即便在明清时期的城镇中，临清、聊城、张秋等地的拳师、镖行也名闻南北，经山东运河南来北往的富商巨宦，大多愿意在这些地方雇佣镖师。从明朝起，临清就是北方最大的集散码头，临清的标丁以勇猛著称，他们“有马有步”，共百余名，以精骑射、骁勇力“称最天下”，主要护送三行货物、金钱南北往来，暴徒不敢相犯@。清朝，聊城的镖师其武艺之高强，也是腾诵于众口的话题，其中以清末笔记《聊摄丛谈》所记东昌窦家镖行最有代表性。当然，山东运河区域类似聊城窦小姑的侠义故事在明清文人笔记小说中还可找到许多，如《清稗类钞》记有德州女尼以剑术夜斩盗发与耳；山东少妇与小儿力大无比，震服拳师；王遂客京师，以力大著神勇之名；郯城奇丐阎老六为主人御盗。又如《客窗闲话》载山东镖师之女孙壮姑，身怀绝技，一人护送主人夫妇及财富经山东运河南返，《十叶野闻》中也记载了客居京师的南中镖师蔡氏兄弟护送显宦回苏州，在山东境内遇一文弱少年，因烟酒相谐，少年夜间为拒盗数十人的故事；同书中还记有咸同年间，僧格林沁率兵平捻，驻扎济宁，一贩夫闻僧格林沁武艺高强，欲观之不得，怒将僧府前两大石狮掉转头向门，无人能复原状的趣事。以上这些记载都十分生动地刻画了明清时期山东运河沿岸的镖师、侠女、奇丐、贩夫及绿林豪杰的高超武艺和过人胆识。这些记载，也许经过了文人雅士的笔墨润色，多少有些溢美和夸张，但鲁西民间，男女老幼普遍习武艺、善拳脚确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基于此，清代后期，这一带才成为大刀会、义和拳、红灯照的故乡。山东运河民间的尚武之风，直到    民国年间，仍很兴盛，并涌现出赫赫有名的武林高手。如济宁人蔡桂勤(1877-1956)，自幼从父习武，又拜“齐鲁大侠”丁玉山为师，尽得精华，其拳术独步海内，19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在上海数次击败外国拳手的挑战，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人大长了志气。其子蔡云龙尽得父传，十四岁便在沪上登台打擂，降伏俄国拳手马克洛夫，一时大快人心。又如冠县张英振(1896—1977)出生于世代查拳之家，父祖叔兄皆身怀绝技，张英振幼时便耳熏目染，年长后受其叔父、著名拳师张其维严训，将张氏查拳练得炉火纯青。张英振一生百数次与中外高手较量，胜多输少，名声震南北，被誉为“查拳名师”。在鲁西民间，像蔡桂勤、张英振这样的武林名家在在多有。也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山东运河区域的民间刚武之气才能源远流长。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济宁、聊城、张秋、梁山、郓城等地城乡，依然保持着冬闲时三五成群、习拳弄枪的习惯。即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一带崇尚武力的余波似乎还在下层民间涌动。遍地而设的武术学校，就是这种习俗存在的实证。

 

三、山东运河区域民风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

 

明清以来山东运河区域尚武与嗜酒之风的形成与流播，与这一区域日渐恶劣的自然环境、运河两岸众多驻兵与运军滞留密切相关。自隋唐以后，北方由于战乱频仍，灾荒不断，农业生产环境日益恶化，元朝末年，鲁西一带已是白骨荒原。刘基在至正初年过东昌时，目之所及“但见荆棘丛，白骨翳寒箨”。随之而来的几十年战争，更给北方经济带来摧残。明初，山东东昌几乎成了无人区，以致洪武年问成为明政府移入人口最多的地区。此后，朱棣靖难，刘六、刘七起义，清军南下，王伦造反，义和团运动⋯⋯数百年问的每一次尸骨遍野的残酷战争，鲁西平原都成为首当其冲的主要战场。而与此同时，黄河溃决，旱灾蝗灾更使这一带雪上加霜。在这种长期的血与火的磨砺和几置死地的困厄中，山东运河区域的百姓为严峻的生存环境所迫，其性情由敦厚温良渐渐变得劲悍刚武起来。还应指出的是，京杭运河的贯通在给鲁西平原带来生机的同时，也带来了自然环境的改变，从l6世纪起，运河从济宁到临清以西北流向穿过平原，其高大绵长的堤堰阻碍了该地区的自然排水。因为这一带的河流多为东北流向，每到雨季，运河两岸因积水不能顺河道排出，而造成运河以南数年不断被淹，滞留的积水，靠自然蒸发后形成盐分积聚，造成土地盐碱化。而在干旱季节，政府为保持闸河内的水位，又在沿运各湖、河、泉开渠筑堰建闸，用以引水入运，即便农田干旱待浇，也决不允许放水灌田，在山东运河沿岸的许多地方“居民藉水灌田，漕船赖以济运”，官民争水矛盾尖锐，而清政府从来都是牺牲民田以保运道，顺治五年(1648)定：“每年二三月间听民用水，四月以后即将闸板尽封贮，渠口堵塞”；康熙二

十九年(1690)，令于每岁三月初，用竹络装石横塞入渠，使渠水大部注入卫河济运，只留“涓涓之水溉地”，后又规定在每年三月初一至五月十五日两个半月内，“三日放水济漕”，“一日下板塞口灌田”，谓之“官三民一”。山东运道所经多系高亢地带，春季每干旱缺水，所定“官三民一”，对于急待灌溉的农田有名无实，大部分农田仍成为保运道的牺牲品。清王朝的政策偏差及运河堤坝对鲁西自然河流的阻隔，使这一带的土地日益盐碱化、板结化，严重损害了农业种植环境。宋元时，阳谷的井阳岗还树木繁盛，猛虎出没；梁山附近还有八百里水泊，东昌百姓还“民事渔猎”，但到清代，这一切都已成为当地人民遥远的回忆。时旱时涝，朝不保夕的生活环境，使原本敦厚知礼的鲁西人变得劲悍难驯，艰苦的生活或许更需要酒的刺激来慰藉心境。刚武与嗜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渐恶化的生存环境造成的。同时，明清两朝为了管理、护卫运河这根朝廷的输血大动脉，在运河沿岸设置了大量的卫所官兵，明代山东运河有九卫漕运官兵，共有四、五万人；清代则仍设德州、济宁、东昌、临清四卫，另有满洲人驻防德州，总数亦不下两万。兵丁皆武士，且多粗犷嗜酒，因而，众多卫所军士对当地尚武、嗜酒之风形成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查鲁西民间族谱，其祖先为军籍者比比皆是，笔者故乡在张秋镇附近的王营村，其村名为营，则其先为军事驻扎地无疑。更值注意者，张秋附近名为营的村子特多，有吴营、窦营、董营、侯营等，一字排开分布在金堤之下，这大概就是因张秋既为运河重要码头，又是黄河北溜穿运之所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故朝廷亦多派军丁驻扎护堤防溃的缘故所致。众多的兵丁在巡堤护坝之余，习武练兵应是经常的功课，久而久之，村民中的青壮亦从驻防兵丁学习一点功夫，既可健身，又可自卫。因此，运河沿岸尚武之风的流行与这些大量长期存在的兵丁是大有关系的。事实上，在张秋一带驻兵最为集中的地方，恰恰也是民间习武最盛之区，兵士尚武，兵士嗜酒，至今张秋镇及其附近村庄的尚武嗜酒之风，在鲁西地区仍是屈指可数的。另外，山东运河水源不足，闸坝林立，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运河水位都要靠闸坝关启来控制，北上的漕船在山东境内，行程最为缓慢，这就使得运丁、水手在沿途大量滞留。他们在等候过闸之时，除了发卖随船携带的土产外，大多靠喝酒取乐打发难捱的日子，这应当也是刺激运河沿岸好饮之风盛行的一个原因。

 

 

《东岳论丛》2009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