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京杭运河区域仕宦宗族的社会变迁——

明清京杭运河区域仕宦宗族的社会变迁——

吴

欣

  [摘 要]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畅达的漕运,促进了沿岸区域经济的繁荣,也为这一区域宗族组织的发展带来了契机，“探讨运河区域社会的地方性特征与宗族社会组织发展、衰落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宗族组织的内在发展脉络，是本文的研究旨趣与所要解决的问题“。

明清时期,运河沿岸的东昌府聊城县有两个同为傅姓的大族,从族谱记载来看,两族均于明代才占籍聊城,属于移民宗族组织,且分别在第七世和第十世时成为“东昌望族”，显赫一时。从运河开凿与实际运输情况来看,这一时期也是运河漕运最为繁盛的阶段。那么,两大宗族的发展壮大与运河有着怎样的关系?宗族兴衰在特定的地域社会中又有着怎样的脉络?本文试图从历史长时段的角度,来探讨运河区域社会与宗族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

聊城的“二傅”是指“阁老傅”和“御史傅”两大家族。“二傅”的名称源于两个家族中代表人物的官衔,有着明显的皇权认同的意味。“御史傅”是指以明万历年间河南道御史傅光宅为代表的傅氏家族;阁老傅是指以清顺治年间“内翰林国史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康熙帝之师傅以渐为代表的傅氏家族。因二族同姓,当地人遂以二傅之官衔而称之,以示区别。

虽二傅籍属聊城,但他们都是在明代才始迁于此。从二傅家族的族谱记述来看,二者占籍聊城的原因各不相同:一是为官侨居,一是移民至此。

关于“阁老傅”氏占籍聊城的原因,家谱、地方志资料及散见的碑文中多有记载,即“为官侨居”。“傅氏其先江西吉安之永丰人,明成化中始祖仕为冠县令,任满归,四子从南,三子留北,有讳祥者,奉母李侨居东昌,李殁城南,祥不忍去,遂占籍焉”。至于“三子”“留北”的原因,后人多有猜测,清初大学士高阳李蔚撰《皇清诰赠三代俱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加一级晓窗傅公肖窗傅公心海傅公神道碑文》认为:“傅氏发源自江西,高骞凫舄临兹邦,兹邦尸祝攀循良,乃留哲胤慰群氓”。其意为:始祖(名曰傅回)来自江西,在任冠县知县时为官清正廉洁,深得民心,任满返回江西时当地人结队挽留,于是傅回便将自己的配偶及第三子留下,以慰民众爱戴之情。关于傅氏占籍聊城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版《东郡傅氏族谱》记载:傅回的配偶李氏通堪舆术,曾在聊城城南选择了一处风水宝地,遗命死后葬于此,并认为“四世之后必有光大吾门者”。历经四代,“晓窗公果以少保公贵”。“晓窗”即傅以渐的曾祖父傅谕,“少保公”指状元少保大学士傅以渐。由于傅以渐的缘故,“祖以孙贵”，皇清诰赠傅谕“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加一级”的荣誉性官衔,已故的傅谕因此而显贵。“阁老傅氏”自此显达。

关于以上二者记述的可靠性我们很难考证,感觉都有附会之嫌,但其中有关傅氏来源及落籍聊城的时间问题却是相对可信的。就此笔者查阅了《江西永丰田西傅氏四修族谱》，其中也有类似记载,可以和东郡傅氏族谱》相互印证:“吾族,自先朝以来,人文济美,科第蝉联,世称望族。有一支从居山东省东昌聊城县。国朝定鼎之初丙戌开科取士傅公,讳以渐,号星崖,状元及第,后官拜宰辅。辛卯年间有门人王公讳际有,起复来邑,公乃以书致托词询同宗,书内有一联云:“出门望见双江口,两井抱着槐花树,则其系本族宗派明矣”。

这一记载表明山东傅氏与江西永丰傅氏有着同宗的关系,且从其族谱的谱系来看,记述基本吻合。

“御史傅”落籍聊城的原因则与前者不同。据《傅氏族谱》载:明初洪洞移民,始祖携弟居仁、居俭从山西洪洞迁至山东聊城。居仁、居俭迁平阴、东阿一带安家落户,居敬携家眷在距聊城东旧州洼,并沿袭山西家乡的庄名,名曰傅老庄。

关于这一族谱记载的真实性问题,我们虽也无法给出确切考证,但从嘉庆朝《东昌府志.食货.户口》引《万历志》所载：“洪武二十四年,东昌府户二千二百七十、口二万四千一百三十四,旋奉诏迁山西洪洞等县实东昌府属各州县户籍…….的记载来看,东昌确从洪洞移民。洪武年间,山东人口的分布很不均匀,呈现东密西疏的格局。东昌府属于明初山东人口最稀疏的地区,洪武三年(1370)三月山东按察司事吴彤言:“博平、清平、朝城、观城、范、馆陶七县户少地狭,乞并入附近州县.,从之”。

曹树基先生根据洪武移民民屯、土著资料和东昌府各属县的地方志资料推算:东昌总人口为28.7万,土著为5.3万,占18.5%,其中民籍移民21.7万,占75.6%,军籍移民为1.7万,占5.9%,并就此得出东昌府是一个人口重建式移民区的结论。从移民的时间来看,洪武年间的移民是一个绵延不断的过程,洪武年间移民中,山西洪洞移民占到18万,河北有0.2万,江苏有0.2万,东三府有5万,合计为23.4万人,其中山西移民是主体。因此,作为移民家族,御史傅家族的来源问题应该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明初移民后,政府大力发展农业,采用优惠的政策鼓励农户耕种,如明政府于洪武二十五年和二十八年先后两次派官员到湖广、江西等地购置耕牛3.23万头,分给东昌屯田农民。政府的鼓励性政策为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大运河的畅通又进一步带动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所以我们可以据此推测,阁老傅家落籍聊城以及宗族力量的壮大发展都应与此地相对发达的经济状况有关。

二

元至元二十六年正月,元世祖采纳张秋县尹韩仲辉、太史院令史边源的建议,征调民夫3万人开挖会通河。会通河“起东昌路须城县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于临清”，接通运河,全长250余里。会通河的开通,使运河南北全线贯通。但初期的会通河狭窄水浅,北运的漕粮只有少数经过运河运抵京师。元末明初,长期战乱,会通河严重淤塞,难于通航。

永乐九年(1411)二月,明政府又征发山东济南、青州、兖州、东昌府等地民夫15万,登州、莱州二府役民1.5万,南直隶徐州、应天、镇江等府民夫、军卒10余万,令工部尚书宋礼总领其事,重新开挖会通河。开通后,运河河道大为扩展,“深一丈三尺,广三丈二尺”。此后运河交通尤为繁盛,大批漕船南来北往,不仅载运漕粮,而且还搭载客船。从明中叶开始,沿运河一带逐渐成为商业、手工业、农业全方位发展的经济繁荣地带。

聊城是明清两代的东昌府址,也是运河沿岸的军事重镇,洪武年间设东昌卫于城中,城中心的光岳楼就是因“严更漏而窥敌望远”而建。运河的开通,进一步增强了聊城的经济和文化实力,使其成为“漕宛之咽喉,天都之肘腋”，区域中心地的优势地位更加凸显。据同治十三年所立《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记》记载:“聊摄为漕运通衢,南来商舶,络绎不绝,以故吾乡之商贩者云集焉,而太汾公所者尤夥。自国初至康熙间,来者踵相接,侨寓旅舍几不能容”。时聊城最繁华的三条街是太平街、双街、东关街,故有“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之称。除此之外,聊城周边的村镇闸坝所在地也同样十分繁荣,史载“由东关溯河而上,李海务、周家店居人陈掾其中,逐时营殖”。

运河区域社会经济的日渐繁荣为二傅家族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迁自江西的阁老傅家族,虽在永丰时就“人文济美,科第蝉联”,但落籍聊城后却一直是“儒而不显”,直至七世祖傅以渐时,才逐渐成为大家望族。而傅氏逐渐发迹的过程,与族人沿运经商有着密切的关系。傅氏第五世祖傅天恩曾借运河之便从事商业。关于傅天恩的资料族谱中记载无多,寥寥几笔:“天恩,别号宠吾,夫子君起仲也,君家世业儒,至宠吾公始以儒兼贾乎“。至其子傅思义(傅以渐的伯父)时,继承父业,商业经营规模逐渐扩大,生意兴隆,且与外地商人多有联络,族谱中就有傅思义与一名南京商人之间因生意往来成为刎颈之交的故事。《东郡傅氏族谱》对傅思义的记载较为详细:“傅思义,字完贞,生而凝重厚道,十岁入私塾读书,久之塾师谢去,君亦厌苦之,遂弃而习贾,囊仅十余缗,蚤夜操作与仆同艰苦。初鬻硝，…….又贩豆,….获利数倍。”诸侄傅以谦、傅以晋、傅以渐读书进学的一切费用均由伯父支出:“伯季先后游泮衣冠及谢师仪币俱先期置办,不以关伯季诸侄以谦、以晋、以渐相继有泮,以渐复补廪一切资费俱取办于君,一如给伯季者,岁延魁宿训诸子侄束修馆谷皆君自备,颇给丰腆,称有礼焉。嗣是诸弟侄有贫不能緡嫁者,竭力资助’。傅以渐亦说：“少年读书时,束修衣食俱是伯父完贞公资给,全不知有贫贱之苦,如此者十二年,至伯父卒方止。”。

从时间上看,落籍聊城的“御史傅”家族前七世均以农耕为生,至八世祖傅相则时因家境殷实而就读私塾,且取得陕西米脂县令之职。因见运河畅达,遂在运河西岸闸口北购置空地,隔河与时之江西会馆相望。九世祖学易一支移至此处,曾在运河沿岸大量栽植槐树,从闸口至北渡绵延两千米。至十世傅光宅时,已至嘉靖朝,傅光宅通过科举入仕取得河南道监察御史之职,又先后沿运河置田五百亩,还出资协同建一寺庙,名曰“盛钓弯寺”,家族势力逐渐壮大。傅光宅有二子,分别是长子傅尔庚和次子傅尔申。尔庚是万历年间举人,但未曾出仕为官;次子尔申自幼聪慧,才思敏捷,不用功,虽未曾考取功名但善于经济,自置船只多艘,在运河上做水运生意。发家后置田产若干,并在聊城闸口北!运河西岸盖起几幢四合院、一处花园!、几间仓库。有子五人,现在的傅家胡同多是其后代。

随着运河的开通,明中期到清中前期逐末经商在运河沿岸区域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重本抑末的观念逐渐被“不贱商贾”所代替。据万历《东昌府志》记载:“聊城为府址,居杂武校,服食器用竞崇鲜华”,在“俗争弃农务商”的生活氛围中,二傅家族也逐渐通过经商扩大自身的经济实力,而这又为其宗族组织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宋代以后的宗族组织逐渐自治化,敬宗收族扩大宗族力量必须借助于一定份额的公有财产,这是一个宗族发展壮大的必须,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宗族之所以成立,根本原因是共同的祖先认定与祖产的建立,或者说在于财产关系”。作为一个移民宗族,二傅宗族的“这种原始资本积累”就是以运河区域经济的昌达为背景的。

三

繁荣的运河经济为二傅家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傅氏家族的必然崛起。从其家族的发展历程来看,傅氏成为“东昌望族”的原因还在于其借助了官宦、士绅的势力。在一个宗族的发展过程中,“从表面上看,宗族或宗族的头人是活着的最老的宗族男性成员…..其实不然,地方领导权大多集中在富人和士绅手中”,究其原因,宗族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有利于把宗族成员汇集成一个团体,使宗族不受强大宗族的侵害,并使国家对地方的剥削减轻。宗族内部的权力分化,使富人和绅士可以充分发挥他们政治经济的保护作用。如果说傅思义是富人,那么,以傅以渐为代表的傅氏士绅官宦就是使宗族在地方社会中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政治力量。

笔者据《东郡傅氏族谱》统计,自从1644年清朝开国至1911年帝制终结,阁老傅家族共计有进士六人,举人十一人,拔贡十一人。而自明朝成化后期至光绪二十年(1894),阁老傅家族有姓名可考的国子监生总计91人,府县生员110人,正七品以上官员22人,其中一品官员一人,正二品一人,从二品一人,四品官员三人,正五品官员四人,正六品一人,从六品二人,正七品八人,由正七品府学教授推升为翰林院典簿一人。

在这其中,官阶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人物应该就是傅以渐。傅以渐(1609——1665),字于磐,号星严,清开国状元、一代名相。幼年家境清贫,天资聪慧,勤奋苦学,博览群书,经史熟记不忘。顺治三年(1646),中进士,夺状元,任宏文院修撰。顺治八年(1651),任国史院侍讲。后为秘书院大学士。顺治十二年(1655),奉旨陈时务,上疏安民大计,受到皇帝赞许,被加封为太子太保。顺治十五年(1658),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十月以葬亲请假还乡,自此卧病不复出。顺治十八年(1661),闻顺治帝崩,直京奔丧后,又以病告归。顺治帝对傅以渐甚为器重,凡机要大政均与其磋商。傅以渐对帝竭诚尽忠。；据《清史稿》载:“公居相位,食不重味,衣皆再浣,与寒素无异。他书奏议,草诏书,拟御制,颇得皇帝赏识。傅以渐曾纂修《明史》《清太宗实录》，充任清太祖、太宗《圣训》总裁,奉命与曹本荣合著《周易通注》。他一生著述甚丰,治学严谨,学识渊博,道德文章实为一时之冠”。但其著作仅《四书易经制义》尚存。傅义渐于康熙二年(1663)在家养病期间,主持编纂《聊城县志》康熙四年(1665)病故,葬于聊城傅家坟。

以傅以渐为代表的傅氏家族族人在成为士绅官宦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较强的文治武功的才能,当然他们个人的政治威信与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又会极大提升宗族的影响力。应该说士绅官宦始终是作为一个特权阶层而存在的,这种特权来源于“他们的学衔所表现的资格”,即在通过科举考试(或捐纳)获得功名的同时,也被国家给予了高于平民的身份和地位,这一身份和地位又随之转化为地方社会中兼具象征性和功能性的权力。在儒家积极入仕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中,民众对士绅的文化资本以及由这种资本所形成的象征性权力是认可的,并且这种认可多表现为对士绅的服从!信任及对其身份的追求与向往。

阁老傅家族的情况与之大致相同。傅光宅及其儿子傅尔庚、侄子傅尔恒、傅尔谦等人分别担任过地方官,其中尤以傅光宅为著。傅光宅,字伯俊,别号金沙居士,万历五年(1577)赐进士出身,先后任灵宝县、吴县知县、重庆府知府、河南道监察御史,按行两关,并于在任时结识戚继光,后因疏荐反夺俸,失意于官场。又于辛卯年(1591)复职,调任浙江,后任南京兵部,中以御史左迁,历工部郎,改任督学政。傅光宅一生为政清廉,时任南京刑部主事的谢肇澈在为其撰写的诗序中曾赞美他的品行:“伯俊恂恂笃行,与人若不及,交游满天下而口不操人短长,仕落落不得志而不见喜愠之色。”除具有为官宠辱不惊的气魄外,傅光宅还颇具才品意气,《续书史会要》中说,傅光宅“博闻强志,贯串百家,落笔千言,词采流丽,诗在唐盛中之间,书模黄豫章,苍郁有致”。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框架中,权力是一个被物化的概念,政治身份往往是保护地方社会对抗朝廷的一种资本。谱载:“傅光宅补工部郎中兼摄三篆税,马堂横榷临清,其徒射杀市民,民怒焚其署,守臣以民乱闻,光宅抗疏,白激变状焚,,,”这是一段描述傅光宅在兼摄税期间,为保护运河码头——临清民众而抗疏的事件。万历年间,神宗太监马堂督税天津、兼摄沿运重镇临清税务。马堂上任后网络地痞、流氓数百人,手拿锒铛横行街衢,恣意妄为。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时税监马堂,纵群小横征,民不堪命,市人数千环噪其门,堂惧,令参随从内发矢射杀二人,众遂大哗,火其署,格杀参随三十四人。”傅光宅当时补工部郎中兼摄三篆税,抗疏曰:此当所自我发难,不在民也,是马堂对弁随约束不严所致,要以首恶者惩,协从者免置。

虽然族谱中这段记载与《明实录》中的记载有很大出入,但修谱者之所以有意而为之,其意在于表明傅光宅曾为地方社会做出过贡献,而这种描述本身也足以表明宗族十分注重与地方社会建立起某种互惠的关系。

除此激烈对抗的形式之外,官宦士绅家族在地方社会中树立威信还经常依赖于对地方事务的积极参与,如傅以渐就曾出资修建当地的“泰山宫”和“继善堂”,康熙二年还协助地方士绅编写了《聊城县志》,其曾孙傅绳勋也于晚年讲学于聊城“启文书院”,并为当地撰写《重修东昌试院记》,道光二十八年《重修光岳楼记》碑文也是由其书丹。傅光宅则出资协同修建过“盛钓弯寺”等等。

四

虽为移民宗族,但历经几代的发展,二傅已经融入到当地社会中,而且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官宦地位的提高,他们逐渐成为聊城当地的望族。之后,在如何巩固望族地位、保持宗族凝聚力的问题上,二傅宗族也有着某些共同之处:强调共祖的事实与宗族的功能是二傅宗族内部自我规范的最基本手段。

“祭祀祖先是宗族制度的重要内容,因为所谓宗族,是由共同祖先的宗所界定出来的群体,因此宗族的维系与祖先崇拜关系甚大”。二傅宗族都是通过扩大家庙祠堂及扩展墓地的方式来实现敬宗收族的目的。傅祥占籍聊城之时,为其母所建墓地只是几间简单的茅庐,傅以渐擢升为大学士之后,便在原来家庙原址上按照清代礼制修建了“傅氏宗祠”,并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修建了占地一百二十亩的傅氏墓地,当地称其为“傅家坟”。同时还制定了严格的族规来规范宗族秩序,强调宗族功能:“郡南祖茔,自始祖母至四世祖均葬于此,递运所茔则宠吾公所葬,合族均应于正月按期祭扫,不到者罚。东关老家祠,始祖母至四世祖神主在焉,合族均应于正月按期致祭,不到者罚。族中有仕宦旋里及成名者,均应恭诣南北两茔及老家祠致祭行礼,迟至一月者罚。族中添丁起名及改名者,均应于老家祠内每年正月行礼日期禀知族长,照拟就十六字按次命定,以免犯复。后辈名字宜恭避先辈之名;族中无子者,宜于近支过嗣,近支无人则于远支过嗣,不得过异姓人为子,违者不如谱;贫不能葬者,近支长房宜向族中丰裕者酬议资助;青年托孤守志贫难自给者,近支长房宜向族中丰裕者酬议周济,以待其子成立。其守志无子者,宜于近支中择人承嗣,终养其身;族中有放荡子弟不务正业或滥充官役者,不齿;族中有伤风败俗、覰然无耻、有玷伦常、有辱先人者,出谱。”。

“御史傅”家族在光宅为官期间,“对子弟不分内外远近,无所不亲,设义学,教授族内子弟,量才授资,并朝夕督课之。置腴田五百亩,以赡贫士。”可见,傅光宅在为官之后,也试图通过设置义学!义田等方式来加强宗族的凝聚力。同时又将其购置的五百亩田地中拿出二百亩作为家族墓地,通过严格的墓祭的方式达到敬宗收族的目的。

英国学者弗雷德曼关于“宗族、水利、稻作经济和边陲理论”曾因过多强调功能性而遭到学界批判,因为对一个宗族而言,宗族的建立与发展还蕴含了族群关系秩序、伦理准则、道德情感等多维的因素。而事实上,这三者又都与孝的基本价值紧密相关。可以说宗族关系的维护与族群关系的稳定是建立在孝的基础之上的。在二傅家族中,关于孝行的故事不断被“制造”和被“传扬”出来。傅光宅在其母去世之时“正奉使岷藩”，但闻“丁母讣也,公年事已高,告归奔丧,一痛几陨,须发皆白。服除,结庐运河上,不复出仕。乡闾长老朝夕为伴,劝其节哀”。傅光宅的侄子傅尔恒也曾因“清孝”而被当地人广为传诵,他住过的街道也因之被命名为“清孝街”(此名在聊城至今沿用)。傅氏宗祠中就有这样的词联:“傅氏宗祠俎豆馨香忠孝节义清孝传家“。在这样的故事中,宗族的凝聚力被不断强化,并因之成为宗族本身的符号而被当地人所认可。

应该说,在宗族的对内关系上,“孝“强调的是“顺则是,逆则非”的根本原则,而在对外关系上则强调“自古只闻仁让足以消无穷之灾,未闻忍与让反以酿后来之祸也”的“和睦”与“忍让”。曾任职刑部的退职官员沈兆澐就曾不无自豪地劝诫说:“天下大讼大狱多从极小事起,君子谨小慎微,凡事只从小处了。余行年五十余,生平未尝多受小人之侮,只有一善策:能转弯早耳。每思天下事受得小气则不至于受大气,吃得小亏则不至于吃大亏。此平生得力之处“。当然这种处理方式也常常会增强宗族自身的威望。

聊城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阁老傅家族“忍让“的故事，族人因一墙的地基与邻居产生纠纷,官司打到聊城署衙,知县畏惧傅以渐家族的势力,不敢轻易做出决断,亲自写信给傅以渐征求其意见。与此同时,傅氏家族的人也写信要求傅以渐过问此事。傅以渐在回复族人的信中只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皆为墙,让他几尺又和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虽然这则故事的真伪我们很难做出判断(因为类似的故事在各地都有流传,只是其中的主人公各有不同而已),但故事的传扬至少表明傅氏家族在当地已经被“建构”成为一个具有谦让与友善内涵的“望族”。

在二傅宗族发展的过程中,由“孝行”与“忍让”构成的“文化权威”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之中不断被积累,而这种积累使其在“风俗渐败”的运河沿岸家族中显得尤足珍贵。

伴随着宗族制度和理学的发展,明清宗族组织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单位。以二傅为代表的运河沿岸的宗族组织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逐渐发展壮大。同然,作为运河区域社会中的组织形式,它们的发展又与这一区域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方面,宗族借助于运河之利,积蓄了较大的经济资本,为其宗族势力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聊城作为东昌府址,运河沿岸较大的军事重镇与货运码头,其“中心地”的地位使其充分融合了各方的文化与政治资源,同时又以很强的辐射力量使地方社会对其形成了最大程度上的认同。处在这样的“地望”之中,二傅家族自我发展的空间逐步扩大,又加之其自身优厚的道德、文化资源的“建立”，都使得其“东昌望族”的地位不断被巩固。

但当时间走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于疏浚困难、海运及铁路的畅通、运河漕运终被废止;在不久之后的1905年,科举制也被废除,二傅家族随之失去了可资利用的政治根基和经济依托。但在这一历史巨变中,二傅家族又绝非是全盘溃败,其大族之风范与文化积淀仍然被部分地延续下来,例如阁老傅家族中的傅斯年、御史傅家族中的傅懋勣都是深受家族的影响,适应时代之变迁,通过“新式学堂”的培养,成为“知识人社会”中的精英。

《东岳论丛》2009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