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聊城运河与文化族群兴衰——以傅、杨两家族为个案
马亮宽
[摘 要]京杭大运河自元代修会通河开始流经聊城,促进了聊城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促成了聊城文化族群的兴起。聊城文化族群受八股文化的影响,多数因科考取得功名,进入仕途而兴,又恪守儒家文化的忠孝节义等文化理念,家族内部重视教育,培养人才;对外注重教化,敦睦亲邻关系。各文化大族之间遵守封建礼法,用姻亲、师友、世交等关系互相维护,用封建礼法相互制约,保持了各文化家族较长时期的传承不衰,造就了聊城文化的丰厚底蕴。
[关键词]大运河;文化族群;傅斯年;杨以增
自元代开挖会通河,京杭大运河开始流经聊城,聊城从此成为大运河流域北方的重镇。大运河数百年为南北经济文化发展的大动脉,因此也促进了聊城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里就文化发展的主要方面——聊城文化族群的兴起和发展作一概述,敬请方家指正。
一、聊城文化族群概况
元代定都北京,聊城成为近畿地区。元王朝为交通便利,开会通河。大运河穿聊城而过,聊城更得南北交通之便,北通京师,南连三吴,被史家誉为“漕挽为咽喉,天都(府)之肘腋”,“江北一都会”,交通便利,加上物产丰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聊城及周边地区,成为全国著名的粮棉产区和纺织品的贸易中心。天下豪商大贾云集,“往来船舶,络绎不绝”,“兵民杂集,商贾萃止,骈樯列肆,云蒸雾氵翁,以致城内贾寓旅舍,几不能容”。各地商人竞相在聊城内兴建会馆公所,开办商号、店铺、作坊,与本地工商业者所建交错布列,鳞次栉比,使聊城成为一座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在明清两代一直为北方三大商埠之一。
交通的发达,经济的繁荣,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昌盛。明代中期以后,聊城及其周围各州县私塾遍布,书院林立“文人骚客,儒士扌晋绅来此会客访友,传播学术,交流信息,促进了儒学教育的普及和发达,陶冶了无数才华卓越之士,成就了众多官宦书香世家据记载:明清两代录取的山东籍进士共4047人,状元11人,其中隶属于东昌府州县籍者,进士290人,状元3人,仅聊城县就有进士55人,状元2人。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聊城确实是“科目鼎盛,贤士辈出”之地,被视为鲁西“八股文化”的中心不无道理。
显然,在明清时期,某些地区因得天时地利,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尤其是儒家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社会教化与文化昌盛是同步的。在儒家文化广泛传播的地区,自然是教化普施，世风淳厚,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理念深受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考察聊城的历史,明清时期形成的聊城世风明显具有这种特点。这个时期兴起的几个家族和大批官宦绅士,差不多也都具有这种特征。《聊城县志》记载:“其人朴愿而茂,虽循习故事,惮于兴革,然无有桀黠渔食,持长吏长短者，租赋不待督,辄先期报竣,最称易治”。世风淳厚是文化发达，社会教化的结果。而淳厚的世风又陶治，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循吏良士。因此,这个地区“士多才俊,文风为诸邑冠,武风亦极一时之盛。”文化昌盛,其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就高,社会发展也相对健康,具体表现是孕育和培养了几个具有书香传统的世家大族。这几个书香世家的传承和发展,不仅代表了聊城当时的世风,而且也是当时整个传统社会的缩影。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则凝聚着社会文化的基因,表现了深厚的区域文化的积淀。
聊城文化交流更加畅通,原本就是区域文化齐、鲁、燕、赵等文化的融汇之处,运河流经聊城市,又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重镇,自唐代以后,长江流域文化迅速发展且富有时代性,通过运河与北方凝重厚实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聊城吸收八方、融汇南北,其文化底蕴更为深厚。在明清各种文化内容中,一是社会上层的科举文化,也称为八股文化,是士人学子求取功名、进入仕途的必备的政治文化;二是以教化为主的社会文化。聊城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文化族群中,占主体地位的是科举文化。这种文化往往是各文化家族内部传承、外部联系的重要工具。
明末清初,聊城的主要文化大族号称“八大家”,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任、邓、朱、傅、耿、杨诸文化世家,而在文化传承方面比较典型的是傅、杨两个家族,今以傅杨二氏作为个案,略加剖析。
二傅氏家族与传统文化
傅氏家族兴盛于清代初年,逐步发展成为聊城的名门望族。傅氏远祖名叫傅回祖,原籍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今江西省永丰县),明朝宪宗成化年间出任山东冠县县令,当时聊城为东昌府府治,冠县为其属县。傅回祖生有七子,任满返回故乡,其夫人李氏不愿随行,于是傅回祖便携四子南归,留其三子侍奉夫人,这三子一居冠县,一居博平,一子名傅祥,居聊城。当时聊城正是经济文化发展上升时期,大运河穿城东而过,北通京师,南达三吴,是当时经济发达地区。傅祥及其子孙,借重聊城的经济优势,靠经商起家，他出身官宦家庭,本人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且处于浓重的八股文化环境之中,因此,十分重视诗书传家,督责子孙攻读举子之业,学习八股文,每每亲自“口授章句”,并“引古人及郡先达”激励他们奋发向上,建立功业,故而傅氏家族逐渐形成了诗书传家的传统,代代相继。
傅祥五传到傅以渐,终于振兴了傅氏家族,奠定了傅氏名门望族的基础。傅以渐字于磬,号星岩,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公元1609)年,7岁入塾馆受经书,曾从师于当时名儒孙兴,明义理之学。由于明朝末年宦官专权,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科场舞弊成风,傅以渐直到35岁仍未取得任何功名。1644年,江山易姓,清廷入主中原,为了搜罗人才,笼络士人,入关的第二年,便恢复科举制度。傅以渐投身科场,乡试中举,翌年(1646年)入京会试,得中贡士。殿试对策时被擢为一甲第一名,成为清王朝的第一位状元,授内宏文院修撰,后累次迁升,1654年升为内秘书院大学士,次年,加太子太保,改为国史院大学士。1658年,清仿明制改内三院(内宏文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为内阁,逐步确立三殿三阁制,授傅以渐为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职衔,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为示恩宠,顺治帝又封赠傅以渐的曾祖父傅谕、祖父傅天荣、父亲傅恩敬俱为光禄大夫。少保加太太保、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加一级之勋号。自此以后,聊城傅氏便荣冠当世,泽及后代,成为鲁西的名门望族。据历史记载:傅以渐“方面丰颐,颏下多髯,伟腰大腹”,居官尚称清廉,“每闻百姓疾苦,若切于身,闾里有义举,必赞成之。自处无异寒素,汲奖寒素,惟恐不及,未尝有疾言遽”。但是其七世孙,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成人后,从不向人提及他这位宰相祖公,更不引以为荣,其原因是傅以渐在明清易鼎之际,出仕清朝,有违汉族士人的民族气节。
傅以渐以后,傅氏成为典型的官宦世家,获取功名,中举人、进士、为痒生、太学生者不下百余人,在朝为官和出任封疆大吏者几代不绝。傅以渐三传至傅绳勋,号秋屏,其弟傅继勋,号湘屏。傅绳勋兄弟时代是傅氏家族又一个辉煌时代,傅绳勋是清嘉庆十九(1814)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协修,军机处章京,后外放曾任浙江、江西、江苏等省巡抚,咸丰元年(1851年)辞官返乡。太平天国起义,聊城宋景诗起义呼应,傅绳勋奉朝廷圣旨任“督办山东团练大臣”,事后咸丰皇帝下诏重新起用,而傅绳勋却“称病”未起,讲学于济南“泺源书院”和聊城“启文书院”,直至82岁去世。傅绳勋长期任职于江浙运河流域,担任封疆大吏,晚年讲学于聊城,对聊城与南方各地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做出了贡献。
傅继勋道光年间拔贡,长期任职于安徽省,以清正廉明、慈祥化民著称,曾以四句格言劝勉当地士绅学子:“贵莫过于为圣贤,富莫过于蓄道德,贫莫过于不闻道,贱莫过于不知耻。”他与当时许多名臣都有密切联系,清末名臣李鸿章、丁宝珍等是他的门生,马新贻等人则受其提携。太平天国起义后,因与巡抚翁同书政见不和辞职,潜归聊城。回归家乡后与其兄傅绳勋致力地方文化建设。傅绳勋八子,继勋七子,多数有功名,任职各地,“或以诗文书画名世,或以武技见称,可谓满门俊逸。”
傅继勋第三子傅淦,字笠泉,是傅斯年的祖父,也是对傅斯年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士。傅淦字笠泉,生于道光二十五(1845)年,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工诗书画,尤以书法知名,且文武双全,又精通医道。同治十二(1873)年拔贡,但他自甘淡泊,不乐仕进,到得贡生资格后,便绝意仕途,终生不参加科试。平生性情友善,重孝悌,且好交游,乐善好施,赴义唯恐后人。傅淦兄弟七人,他排行老三,析籍分家时,他将祖上的楼房全部让给了兄弟,自己只要了一座马厩。此可看出他的作风和气度。傅淦娶山东淮县陈阡之女陈梅为妻。陈阡官至江西巡抚,给女儿的嫁妆颇丰,但傅淦书生本色,轻财重义,不善理家,又无固定收入,分家以后,坐吃山。“婚后不久,长子旭安出世,接着次、!三子相继出世,人增物耗,家财日减,日趋没落。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违心地出外谋职以养家。正好,此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来信让傅淦去天津,打算为这位世弟安排一个职务。傅淦接信后考虑再三,决意去天津一次。他到天津去督署见李鸿章时,适值李鸿章有紧急公务,只安排他住安徽会馆,准备处理完公务,第二天同他面晤。傅淦甚不高兴,以为慢待自己,次日一早便不辞而别。李鸿章第二天去安徽会馆寻他不见,才知已回山东,气得顿足叹气。
傅淦自此不再外游,或教塾馆挣钱养家糊口,或靠卖字画换些润笔贴补家计。无奈杯水车薪,加上不善谋计,随意使用,不够便典卖夫人嫁妆,夫人嫁妆虽丰,但不到几年也几乎典卖一空,从此更是入不敷出,家境进一步衰落。
傅淦痛恨政治黑暗,不愿入仕,颇有嫉恶如仇的正义感,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他的政治态度。他有一次出外游历,行至山西介休,有两个宦官充军西北,道经此地,其中一个忽染重病,求傅淦诊治,他拒绝说:“生平不为无鸟之人看病”。另一宦官长跪哀求,他不得已答应。病愈后,宦官赠他银两,他把银子从门中掷出,并且说:“生平不要无鸟者之钱”。之所以如此,是他以为历代弊政,许多是因宦官干政而致,而明清两代后期尤甚,因此痛恨宦官。由此事看出,痛恨宦官干政是傅淦淡泊功名的原因之一,不满清王朝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不愿为之效力,恐怕是更深层的原因。傅淦继承傅氏家族的家风最主要表现在对其长孙傅斯年的幼年教育。
傅斯年不满五岁,傅淦便迫不及待地送他入了私塾,并且选了最好的塾馆.傅斯年的启蒙先生孙达宸,也是一名拔贡,学问好,有文才,教书认真且教学有方,他一生教出的学生获取秀才以上功名者多达40余人.其塾馆设在聊城古楼街北头路东,距傅斯年家约四、五百米,步行上学比较方便。在孙氏塾馆读了一段时间后,与傅家有世谊的朱家出资请另一位塾师马殿仁到家开馆授徒,因朱家离傅家更近,加上世交,于是傅斯年与朱家子弟朱笠升一起,转入朱家塾馆就读。傅斯年放学回家后,其祖父则在家课读,督导他读书习字,不准其有丝毫懈怠。
傅淦对早年傅斯年的教诲,对傅斯年一生影响甚巨。傅斯年成年后曾对弟弟傅斯岩深情地说:“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尽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赐”。傅斯年一生坚持参政而不从政,为人常怀侠义之心,率直而有豪气等人品与作风都深受其祖父影响。
傅斯年在传承传统文化和家族思想理念方面受其母亲影响较大。傅斯年母亲姓李,闺名叔音,聊城城西南郊贺家海人。她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虽然识字不多,但却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贤孝识大体。傅斯年父亲病逝,李夫人既要孝养高年公婆,又要抚育幼年双子,家境日趋贫寒,可以说克勤克俭,备尝艰辛。但李夫人颇有器识,一身承荷家庭重担,百般筹划,维持全家生活。由于傅旭安生前为人仁厚,待遇友朋学生以恩义相接,去世后,友朋学生对傅家颇为关心。他们共同凑集一部分钱,托傅旭安的两个学生周祖澜、范玉波二先生代存生息,维持傅氏家计。弟子们感念傅旭安生前恩德,每年春节前,相约派一人来聊城,给师母送来一些春节所需食物
用品,并在聊城的商号里为傅斯年存一些银两以贴补来年家用。李夫人一家五口,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单靠这些实不敷家用,尽管她精打细算,百般节省,生活仍日益窘迫,难以维持。有时万不得已,她便从颓垣断壁中拆一些砖瓦变卖,但这些都只能解决一时急需,不能作为长久的生活来源。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如江河日下,一日不如一日。到了后来,房屋破旧损坏,亦无力修补。记载,每逢下雨,李夫人便抱着幼子,头上撑着一把雨伞遮盖,其家庭状况可见一斑。即便如此,李夫人仍严格督促傅斯年兄弟二人读书,一切费用无论如何困难自己也一力承担,不使兄弟二人失学,并母兼父职,督责甚严兄弟如有过错,立予责罚,形成了无上的权威。直到傅斯年成以后,李夫人一旦发怒,傅斯年便长跪不起,李夫人息怒后,傅斯年才温言劝说解释。
李夫人娘家在乡村,有时傅斯年随母亲到外祖母家小住,因而对农村的生活有所体验,对贫困农民的生活有较详细的了解.十几年后,他撰写了《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就是他这个时期的观察和了解之所得,也是他后来积极提倡社会革命、改造国民性、推行农村改革教育思想的基础。他在文中强调:“我虽是山东人,过了儿童时代,即不常在山东住,而且东部各县的情况我是茫然,我只对于济南以西和北的地方曾亲身观察过,所以我现在专记山东一部分的社会的一部分——农民社会——所说是我直接得到的知识”。他在文章中对鲁西一带农民的生活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如他对农民一天的生活记述说：
“一个农夫在农作时的日生活如下：晨五时起来，整备好用畜和用具，赶紧吃了早饭(或不吃，待人送)，赶到地上，工作到午；家里的人把午饭用罐子送去，就地吃了，再工作到四时，忙时乃至六七时；回家，吃晚饭，趁空磨面、碾米；八九时就寝；但夜间以须饲牲畜之故，起来三四次。在收获时，有时须借月光在田中或场上劳动，必在地头上睡觉，所以劳动的时间竟达二十余小时。若当恰恰成熟时，怕被人偷或天气改变，便彻夜不眠。一个农妇的一日生活如下：晨四五时起来，煮饭，饭后洗濯器具。午间又是如此一遍。晚餐时又是如此一遍。有小儿女的自然要伺应他。不过除吃好奶时，都是用布束着，放在一旁，有时放在沙土布袋里。到四五岁时，就全不管了；七八岁时，便要帮大人工作了。农妇管田地以外的一切农家事务，除造自己的衣食之外，还有晒菜、磨面、喂猪等等职务。’ 纺线、织粗布、缫丝、编帽辫，都是整日彻夜的工作。”农民除春节能休息几天外，一年到头如此，一生如此，并且永远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农民的家庭就是他的一切生活品的制造场，如鞋、帽、染衣、弹棉、织、纺、编筐、制咸菜，甚至油酱酒醋都皆不取给于家外。所以农民的生活时常一身兼备农工商，行贾，是极不分工的生活。”几千年来，农民的这种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养成了农民的愚昧、保守，是造成社会进步缓慢的重要原因。因此，要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就要通过教育，歪高农民的基本素质。傅斯年幼年时对农民生活的真切了解，成为他日后提倡社会改革，以缩小贫富差距，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平等的思源渊源。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字佰隽，号晓麓，生于1866年。自幼勤学好问，攻举子之业，性仁厚，有文名。光绪甲午(1894)年乡试中举。因家庭经济窘迫，为全家生活计，谋职养家，没有人仕，出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山长，靠其束修维持家计。傅旭安既为人师，不仅知识渊博，对学生教诲有方，而且尤能极力扶掖生活贫苦的学生，使其不因家贫而辍学，因此得到学生们的普遍尊敬，也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但不幸的是，傅旭安中年病殁，1904年死于任所，是年傅斯年仅9岁，其弟傅斯岩仅出生7个月。可以说傅斯年父亲对其一生影响甚微。可是，傅斯年父亲生前结成的一滚特殊的师生因缘，却对傅斯年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以前，有一次在聊城街上闲逛，步入一家商店，此店顾客不多，冷冷清清，一位青年学徒正在那里专心读书。傅旭安上前一看，此人眉清目秀，谈吐文雅，便与之闲聊了一会，知其姓侯，名延塽，字雪舫，是东平县大羊村人，因家境贫寒，奉后母之命来聊城这家商店当学徒。他酷爱读书，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刻苦自学，学问已有一定功底。交谈之后，傅旭安对侯延的塽遭遇深表同情，对他矢志苦学的精神颇为感佩，从此二人开始来往。1899年，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时，便让侯延塽辞去商店差使，随自己到龙山书院读书，一切费用自己代为解决。侯延意塽外得到这样一个读书的机会，自然更加刻苦自励。苦读了3年，参加光绪壬寅年乡试，得中举人；次年赴京会试，又中进士；经过朝考，被清廷授于刑部主事。侯延塽本是重情义之人，对恩师的提携诱掖之恩更是铭记在心。他第一次回乡省亲，专去龙山书院拜望恩师，才得知傅旭安先生已经去世，于是他又奔赴聊城看望师母，并亲到恩师墓祭拜。他在傅旭安墓前自誓，以培养恩师的两位公子为己任，决心把斯年、斯岩兄弟二人培养成才，以报恩师当年知遇之情。
侯延塽年长傅斯年25岁，视傅斯年为子弟。经与傅斯年交谈，发现傅斯年不仅天资甚高，记忆力强，而且已经读了许多书，国学已有了功底，是一可堪造就的少年，更是欢喜无限。侯延深塽深意识到：当时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学兴起，并且代表着时代的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方向，聊城地处偏僻，傅斯年如长期呆在家乡，接触不到新事物，学不到新知识，便有可能耽误学业，影响前程。因此，只资助他一些钱物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于是他产生了带傅斯年去大城市读书的念头。他返京路过天津，同几位朋友——天津《大公报》经理英敛之、傅淦的学生孔繁淦等人，谈到傅斯年的情况，并把傅斯年写的几篇文章拿出来让几位朋友传阅。大家都很赏识傅斯年的才华，力劝侯延塽把这孩子带到天津来，让他接受新式教育，并愿意提供方便。侯延塽又从天津返回聊城，向傅斯年的祖父和母亲说明自己的想法和几位朋友的意见。傅淦等人经过考虑和商议，同意了侯延塽的意见。傅斯年虽年龄尚小，但有着强烈的求知欲，除了对祖父、母亲尚有依恋，自然愿意出外求学，于是遂成定议。1908年冬，傅斯年离别了故乡，随侯延壤到了天津，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折。这次转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学业与人生发展的方向。
侯延塽不仅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傅斯年，而且在政治、教育等多方面一直关心着他。侯延塽虽然是清末进士和官僚，但思想并不保守，而是与时俱进的。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改良和革命思想，不断追求进步，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1月，他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议员，出任哈尔滨中国银行行长兼海关总督。他对国家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向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傅斯年在天津求学期间，侯延塽经常写信给傅斯年，有机会路过天津一定停留，教诲傅斯年要多学新知识，关心国家与社会。傅斯年对侯延塽的经济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关心终生感念不已，以父执事之，他成年后曾对人感慨万端地说：“我家非侯公无以有今日”。的确，侯延塽在傅斯年人生攀登的道路上为之构架了一个阶梯。
追述侯延塽对傅斯年一生为人与处世的影响，远不止将其带出聊城，为其接受新知识、开拓新视野创造了条件。侯延塽辛亥革命以后回山东工作，长期担任山东省议会议员，从事教育和慈善事业，为人诚挚侠义，他对傅斯年兄弟一直视为子侄和学生,斯年兄弟则“以父执事之”。傅斯年于北京在学读书、出国留学直至回国工作，侯延塽与傅斯年一直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或以书信或当面进行训示和教诲。傅斯年留学期间致信何思源、罗家伦时曾说：
“连接家信及雪舫先生信，大加责言。”说明他与侯延塽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傅斯年的同学、同事毛子水在为傅斯年写传时也特别指出：“傅先生幼时文史的根柢，除他的祖父外，受到侯先生培养的益处很多。就是他生平乐于帮助故人的子弟，恐怕侯先生的榜样亦不会没有几分影响的。” )傅斯年的品格和作风，应该说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侯延塽的影响。
三、杨氏家族与海源阁藏书
相对傅氏家族，杨氏家族兴起晚一些。而受运河开放文化影响和对聊城地域文化的贡献则集中于对文化典籍的收藏和保存。
杨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是清中期的杨以增。杨以增字益之，号至堂，出身于聊城的一个传统士人家庭，其父祖都曾担任地方官吏，以正直刚烈著名。其祖父杨如兰，为候选州立目时，聊城地区爆发了以王伦为首的农民起义，遭到清王朝的残暴镇压，农民起义军英勇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清政府为消除祸源，造册查办王伦余党，地方官吏更是借机乱捕乱杀，牵连无辜。杨如兰被指派携带花名册随山东巡抚徐绩和东昌知府季世法执行查办任务，在查办过程中，杨如兰深感许多人是无辜被捕杀，内心深感不安，便想罪一人而救众，在夜晚自焚其蚊帐和花名册，第二天自缚请罪，巡抚徐绩初闻惊怒，继而体察其良苦用心，感叹说：“不惜一身以救万人之命，德量之宏，吾不及也。”在当时的环境下，杨如兰如此做法充分体现了其仁勇侠义情怀，反映了聊城区域文化的某些特征。杨如兰有子二人，其长子杨兆煜便是杨以增的父亲。杨兆煜，字炳南，嘉庆三年中举人，会试不第，以举人出任即墨县教谕，晚年辞职家居，孝亲训子。终于将杨以增教诲成才。
杨以增字益之，号至堂，道光年间(1882年)进士，长期在地方任职，1848年升任江南河道总督，1853年奉旨督防江北兼署漕运总督，次年又奉旨建立淮北盐务。杨以增考中进士后，初期在贵州、广西、陕甘等地任地方官，开始对书籍的收藏整理感兴趣，于1840年在家乡聊城建藏书楼，亲题其名日“海源阁”，将收藏的精品图书存放其中。升任江南河道总督，官职设于清江浦(今江苏淮安市)。明清以来，江苏是淮河与运河交汇之地，亦是南北文化和文人学士荟聚之地，据记载，仅清江浦一地就有名士修建韵园亭山庄百余处，文化氛围十分浓厚，由此沿运河南行直达浙江，更是经济富庶，文化发达的地区，私人藏书家群星荟萃，如山阴祈氏澹生堂、江阴李氏得月楼、常熟毛氏汲古阁、宁波范氏天一阁、虞山钱氏绎云楼、昆山徐氏传是楼等皆闻名于海内。由于藏书者多是当时权贵，与朝廷政局、政治局面有密切关系，因此藏书聚散无常，乾嘉之际，黄丕烈百宋一廛藏书甲于天下。黄丕烈死后，其书多归于汪士钟艺芸书舍。同时，汪氏广泛收集顾氏小读书堆、袁氏五研楼、周氏水月亭上书等所藏之精华也归于汪氏。
杨以增任河南道总督期间，太平天国起义正经营江浙皖地区，与清军围绕南京及周边地区进行长时间厮杀，而江浙地区文化遭到破坏，私人藏书散佚严重，而在此任职的官僚则抓住此机会努力收藏书籍，如翁同书1853年任清军扬州大营帮办军务时，收集了数千卷经史秘籍孤本。杨以增对收藏书籍本来有兴趣，又遭战乱，私家藏书大批散出，他借近水楼台之便，对当地藏书广为搜求，购获甚多，清军将领也乘机抢掠书籍，经求售，杨以增的幕僚、亲友也为之购求，正如当时生活在杨以增身边的长子杨绍和所说：“咸丰初，扬州始复，南北各军往来淮上，往往携古珍玩求售”这些散落各地的书籍许多辗转归入杨以增。成为以后海源阁藏书珍藏本的基础部分。在以后不同时期又收集了一批珍籍。
杨氏家族除杨以增积极从各地收藏图书秘籍，修建海源阁外，继承此项事业者尚有其子孙杨绍和、杨保彝等人。杨绍和字彦和，号协卿。杨以增仲长，自幼聪慧，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又曾受名人学士的训诲，“年七岁以赋诗受知于林文忠公”林文忠公即林则徐，林则徐与杨以增数度共事，关系深厚，杨绍和自幼受教于林则徐，获益甚多。后又受教于知名学者包世臣、梅曾亮等人，1852年中举人，1856年(同治四年)中进士，历翰林院庶吉士、编修，逐步升为侍读、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文渊阁校理。杨绍和青年时侍于其父戎幕之中，一方面佐其父处理公务，一方面继承其父的购书、整理藏书事业。杨以增去世后，杨绍和考中进士，入京城供职，继续购求古书旧籍，尤其是怡府乐善堂藏书散出后，杨绍和大力搜求，收获颇多。据他本人记述：‘‘今春[即同治五年(1866年)]乐善堂书散出，予得明刊宋元人集及各子书善本百余种，而宋元本独鲜，惟此(指宋本《记类本草》)与韩、柳二集，元椠《尔雅》可称珍籍。”杨绍和一生继承其父遗风，注意书籍的收藏和整理，海源阁藏书在此期间达到了鼎盛时期。
杨保彝系杨绍和之子，系海源阁第二代主人，1870年中举人，曾任内阁中书，员外郎等职，后辞官家居，继续从事图书的收集和整理。杨保彝晚年无子，深知创业艰难，守成不易的道理，为了保存三代人收藏的图书秘籍不散失，系统整理了所收藏书籍的编目：《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和《海源阁书目》等。为防备后世族人争家产，累及藏书，开列书目、金石、书画等，呈请归入其祖父祠堂，子孙世守，毋许外人干预，至次年四月报东昌府以上诸级备案，各级部门分别加盖公章，发还杨氏保存。杨保彝的初衷是用这种办法保持几代人收藏的珍本书籍不流失，但因不久世局打乱，图书开始向北京、济南、天津等地流散，许多重要的文化典籍虽然从聊城流散到了各地，但大多数珍本在中华大地保存了下来，应该说这是杨氏几代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做出的一大贡献。
四、对文化族群的认识和评价
胡适曾在给别人的信中议论人思想能力形成的原因，他说：“做人的本领不全是学校教员能教给学生的，它的来源最广，从母亲、奶妈、仆役⋯⋯到整个社会——当然也包括学校——都是训练做人的场所。在那个广大的‘做人训练所’里，家庭占的成分最大，因为‘三岁定八十’是不磨的名言。”胡适在这里强调的是人一生的思想、知识能力是在少年时期奠基，外来的影响除学校外，主要是社会和家族。考察聊城文化族群的兴起和发展，应该说许多因素都在起作用，但最主要的因素有以下几个：
1．运河文化的孕育。明清时期聊城的世家大族多数兴起于明中期以后，其中任、朱、傅都发迹于清初，杨家则在清中期兴起。考其源流，首要原因是运河的开通和运河文化的孕育。自元代会通河通航，聊城便成为黄河与运河的交汇处，尤其是运河将南方的文化融汇后传到北方，与北方的地域文化相结合，大大充实和丰富了聊城区域文化的内容，运河文化在当时具有开放、融汇、功利的特点，尤其是科举文化发达，直接影响了聊城及周边地区，为这些地区的文化发展与繁荣创造了条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尤其是江浙地区文化的发达尤其是科考文化超过了北方，科考文化具有政治色彩，关乎士人群体政治生命。科考文化与北方文化融合深刻影响了聊城地区，为聊城地区的文化族群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少年时期生活在聊城的傅斯年曾总结说：“山东西部在当年并不是不济的地方。有一条运河和南北大道，所以当地是很富庶的。也就是因为当地富庶，一般工人和农民都不肯迁就地求事业，远不如东部人的精神(当时，山东东部的生计艰苦)。譬如就聊城县一地而论，聊城在当地是山东西部三大商埠之一(三埠是济宁、聊城、临清，商务在济南之上)，又是山东西部直隶南部的‘八股文化中心点’，于是地方上颇少刚气，而多怠性。⋯⋯现在经济上一落千丈了，只有当时造成的恶恨性存在着，妨害生活的发展。八股文化也无用武之地了，但仍用着旧精神妨害新文化的进来”。由于形成八股文化中心点，使这个地区的士人特别重视儒家经典的传授和八股文的写作，希望靠此途径获取功名，混上一官半职。虽然傅斯年所总结的是科考文化对聊城地区影响的过程，但是就运河文化对聊城文化族群的形成和发展而言，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2．儒家文化的熏陶。聊城地处山东西部，从地域文化来说，传统的儒家思想对这个地区的民风、民俗、士人阶层有深刻的影响，其对聊城文化族群影响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初始阶段，致力于研习儒家经典，经科举取得功名，进入仕途，逐步升迁，进入统治集团核心。第二，恪守儒家信条，以忠孝节义相标榜。忠君、孝亲、敬老、爱幼、和睦家族、友爱乡里。第三，重视教育，尤其是重视儒家文化的教育，培养子女，进行封建道统的说教，使子孙代代成为三纲八目的典型，维持家族的名誉、地位、传承。第四，由于几个家族都遵奉儒家文化，世代从科举正途出身，又多是任亲民的官吏，所以各家族往往以忠正廉洁，率直敢为相标榜，各个时代都出现了一些忠臣廉吏，孝子贤土，这些人又多在家乡设立条教、制定乡规民约、表率乡里。由此形成了忠义贤良、勇敢向上的世风，造就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贤良义士。
3．传统理念和社会规则的制约。聊城自明代中期形成所谓“八大家”，他们兴衰荣枯的历史很有些像《红楼梦》的四大家族的兴衰，在兴衰过程中，这些文化家族除了依靠科举，激励子孙上进，入仕做官维持家族的权势和地位，同时八大家族之间利用姻亲、师生、世交等方式彼此维护，共荣共辱，很少出现像基层地主那样“一山不容二虎”，彼此恶斗，勾心斗角，势力倾轧，形成一强独霸的局面。互相维护，和平共荣既是文化家族的特征，也是八大家族长期共存的重要原因。这里仅以傅杨两家为例：傅氏傅以渐子孙傅廷辉与杨以增的父亲杨兆煜开始交往，关系密切，“性情气谊，大略相同，故投契最深，五三日不过从也，如是者二十年”，杨以增将其父与傅廷辉的关系誉为“生死交”，杨以增与傅廷辉的两个儿子傅继勋、傅绳勋是“总解”终生关系密切。后来三人虽任官各地，但姻亲和童年友谊将他们牢牢联系在了一起。所谓姻亲，傅氏兄弟的母亲和杨以增的妻子具是聊城另一大家朱氏后裔，后傅绳勋的长女嫁给了杨以增之子杨绍和为妻，傅绳勋和杨以增成为儿女亲家。杨以增道光二十八年(1848)升任江南河州道总督，傅绳勋则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调任江苏巡抚，而傅绳勋此时则在安徽任职，先后任徽州、凤阳、太平府、安庆等地知府和安徽布政使。三人同在江苏、安徽地区任职，其乡谊、姻亲、世交等都加深了两大家族的世谊，直到傅氏兄弟的曾孙傅斯年一代，两家还维持非同一般的亲谊关系。据说杨氏海源阁藏书不对外开放，管理严格，一般人难得一观，而傅斯年却可以阅读。据了解内情的人回忆：傅斯年“因为和同城的杨家有亲戚关系，驰名海内的海源阁藏书，可以任他阅览。所以在他未进入北京大学之前，他已经‘读书破万卷’了”，说明傅杨两家的世谊延续了一百多年。其他家族则或更长。
总而言之，包括傅杨两家在内的聊城几个文化族群延续多则数百年，少则百余年，其重要原因是由运河开放文化的影响，以文化的传承，尤其是重视吸取运河文化科举文化内容，注意用科举文化培养人才，同时重视儒家文化的理念教化制约家庭成员，尊重社会规范准则，同时各家族相互维护，形成长期和谐共处、持续发展的局面。
《聊城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