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通俗小说与京杭大运河

 

明清通俗小说与京杭大运河

 

苗　菁,宋益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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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繁荣与京杭大运河有着至为重要的关系。明清通俗小说的创作主体主要是运河沿岸的文人与民间说唱艺人,运河岸边的文人投身小说创作是促成明清通俗小说走向文体成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对运河沿岸城市与市镇中商业生活等方面的关注促进了小说题材的拓展。运河岸边城市与市镇是明清通俗小说中故事发生或延展的首选之地;在明清通俗小说中,凡写到运河沿岸的城市,经常以介绍其实有名胜及人们熟知的典故作为叙述故事的开始,并经常有意识地去描写其最富盛名、最具代表性的名胜、景象及风俗。运河沿岸城市印刷业的发达和民间书坊的遍布对明清通俗小说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著名明清通俗小说的出版,和民间书坊的主动参与和推介有着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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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明清通俗小说;创作主体;故事展开与叙述;作品印制与传播;京杭大运河

 

对中国文学史比较熟悉的人都知道,元明以来,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俗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明清俗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繁荣。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繁荣和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又有着至为重要的关系。

一

总体上看,明清通俗小说的创作主体主要是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文人与民间说唱艺人。明代,通俗小说的作者主要出现在江浙一带。据许振东先生统计,在由明入清的17世纪,有明确姓名和籍贯的小说作者与序评者共53人,其分布的具体地区是:福建4人、浙江19人、江苏2人、广东1人、江西3人、湖北3人、山东1人、甘肃1人、山西1人。在这个统计中,江浙两省的小说作者与序评者占到73% ,其余省份仅占27%。这个统计数字说明,在由明入清的17世纪,江浙一带始终是出产通俗小说作者最多的地区。整个明代基本上都是这种格局。而江浙两省的通俗小说作者又大都出现在南运河岸边或与之临近的地区中。换句话说,明代通俗小说的作者主要出现在长江以南的运河文化圈内。在这个文化圈中,明代通俗小说的作者又集中出现在南运河岸边的两个重要城市———杭州和苏州地区。杭州地区重要的小说作者有陆云龙、杨尔曾、周楫、李渔,以及大量自署“钱塘”、“古杭”、“西泠”、“西湖”、“古吴”的作者。据刘勇强先生根据各家书目粗略统计,晚明及稍后一段时间内,署名与西湖(杭州)相关的作品不下33部。明代万历后期,苏州地区重要的小说作者有冯梦龙、袁于令、金圣叹、毛宗岗、褚人获等他们在通俗小说领域中的影响与日俱增。此外,与运河临近的绍兴、南京两地也出现了不少的通俗小说作者。

清代,通俗小说的作者仍以南运河岸边或与之临近的地区为主。除了苏杭地区继续产生了大量通俗小说作者外,一些在小说史上提到的著名作品,其作者也往往是南运河沿岸或与之临近地区中的人。如《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江苏淮安人;《珍珠舶》的作者徐震,浙江嘉兴人;《风月梦》的作者邗上蒙人,江苏扬州人;《雨花香》的作者石成金,江苏扬州人;《英云梦》的作者松云氏,江苏吴江人。这些作者的出生地都在南运河沿岸地区。此外,《西游补》的作者董说,浙江乌程人;《五色石》、《八洞天》的作者徐述夔,江苏东台人;《野叟曝言》的作者夏敬渠,江苏江阴人;《吴凤吟》的作者云间人,上海市松江县人;《蟫史》的作者屠绅,江苏江阴县人;《荡寇志》的作者俞万春,浙江绍兴人。这些作者的出生地都在与南运河临近的地区。

清代通俗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现象,即一些著名的通俗小说往往是根据民间说唱艺人搬演的故事写成书稿并出版的。而通俗小说的这种产生方式也主要发生在京杭大运河沿岸地区。如《扬州话》是扬州评话艺人邹必显以扬州土话编辑成书的;《清风闸》根据扬州评话艺人浦琳的评话写成;《三侠五义》、《忠烈小五义传》根据北京评书艺人石玉昆的评书写成;《永庆升平前传》根据北京评书艺人姜振名、哈辅源的评书改编而成。

明清通俗小说创作中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即一些著名小说的作者即使不是京杭大运河岸边或与之临近地区中的人,也往往会有在运河文化圈城市中生活过的经历。如《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曾经在杭州生活过;《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主要生活在南京、扬州两大城市中,并且终老于扬州;《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少年时代曾先后在南京、扬州和苏州等地生活过。

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文人对通俗小说的关注与参与是促成明清通俗小说走向文体成熟的一个重要因素。宋元话本产生的时间虽早,但并未形成独立的通俗小说文体。因为宋元话本只不过是当时“说话人”在“说话”时提供依据的“底本”,它的呈现最终还需要“说话人”通过自己的讲述来完成。自元末以来,不断出现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小说,是在历代民间艺人长期传播、积累、丰富的基础上,由某些文人最终定稿的作品,还不能属于“原创性”创作。进入明代,开始出现如《金瓶梅》这样没有前期积累过程而完全由作者独创的作品。但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这些作品的出现都是零星的,因此还不是一种自觉的创作行为。而真正成为一种自觉,并且作为案头阅读的文字作品大量出现,应该是从冯梦龙创作《三言》开始的。在《三言》中,冯梦龙删除了传统话本开头和结尾的一些书场套语,同时强化各构成部分(如卷目、篇首诗、入话、正话、篇尾诗)的功能,有意识地对话本模式进行了使之朝向案头阅读文学迈进的文体建构。其后,凌濛初的《二拍》、金圣叹的《水浒传》删改本,又对通俗小说文体的审美精致化和典型化进行了完善。袁于令的《隋史遗文》开始有了批点,金圣叹的《水浒传》删改本在全书前加上了序和读法,并在各章加上总评和夹批,毛宗岗父子加工修改《三国演义》,并伪托金圣叹之名在章回之间加写评语,等等,通过这些方式,建立了在通俗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中,名人评点与故事情节相结合的阅读方式。正是在这些明末清初生活在运河岸边的文人的推动下,中国的通俗小说完成了由集体创作向个人创作的转变,并从文体理论、创作理论等方面对通俗小说进行了说明与丰富,提高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与水准。

研究明清小说的人们总要提到的是,明清小说在继承宋元话本传统的基础上,拓展了商人生活题材。明清小说之所以能拓展出商人生活题材,从创作者的角度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商业社会,作者所处的环境中,商人生活成为整个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某些变化。二是作者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这种生活,对这种生活是熟悉或不陌生的。就地域而言,在当时的中国,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的,非运河沿岸城镇莫属。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交通繁荣带来沿途商业的繁荣,商业的繁荣使运河沿岸形成了杭州、苏州、扬州、镇江、淮安、济宁、临清、天津、北京等重要的商业城市,同时还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商业市镇。这些当时中国最为繁华的城市与市镇,不仅聚集了以商人群体为主体的大批城市市民,也拥进了不少留恋繁华城市,习惯于出入市井的文人。这些文人开始关注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与私生活,并逐渐改变了不屑与商贾为伍的清高态度,乐意与商人、名工巧匠、出色艺人等交游,许多文人还以这种生活为荣。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人创作或改编的小说中,商人生活的题材出现了。这方面的代表作无疑是《三言》与《二拍》。而他们的编撰者冯梦龙与凌濛初都是长期生活在运河沿岸城市中并熟悉商人生活的文人。

冯梦龙籍贯长洲,明代隶属苏州府,紧靠京杭大运河,与苏州市相邻,是一个“舟揖益集”的工商业极为发达的地方。同时,他还是一个科场上屡屡失利,长期生活在下层(主要是市民中)的文人,接触或熟悉当时的商人生活。因此,他的《三言》虽主要是对一些宋元话本的再加工,但已非简单改编,而是融合了时代文化、经济、政治以及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再创造。《三言》120篇小说中,写到商人生活和以商人为主人公的小说有50多篇,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中后期城市商业的繁荣,以及城市市民阶层的意识和价值取向,有些甚至具体写到一个商人的发家史和经营的全过程。凌濛初籍贯乌程(今浙江湖州) ,属于运河流域苏杭经济圈范围之内。他本人有长期生活在苏州与南京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从其父亲起,他家就经营出版业,是一个既商亦宦的家庭。因此,他的《二拍》中更是集中篇幅来写商人,商人题材在《二拍》中占的比重超过了《三言》。他对当时社会的观察是“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商贾为第一等”这一对商人的新看法,较之冯梦龙的“一品官,二品客”,将商人的地位又提高了一个档次。同时,他还写出由于商业生活发达对人们思想的浸染,在当时社会中,看占有利的多少,或获得利的多少,是商人及其周围人看轻看重的标尺。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陆人龙(今杭州人)的《型世言》、金木散人(今苏州人)《鼓掌绝尘》、周楫(今苏州人)的《西湖二集》、西湖渔隐主人(今杭州人)的《欢喜冤家》等,这些小说中都有不少反映商人生活的故事,而他们的作者也大都是生活在运河沿岸城市中并熟悉商人生活的文人。

此外,在通俗小说史上,小说题材的丰富及发展也往往和运河沿岸的文人有一定关系。如公案小说、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人情世态小说、儒林小说、儿女英雄小说、侠义小说、狭邪小说,等等,这些新题材的小说,也都离不开运河沿岸文人的开拓之功。

 

二

 

运河沿岸是当时中国经济文化生活最丰富的地方,也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可以给小说家叙写故事提供极其广阔的人文背景。因此,只要写到现实生活,或和现实生活有关,明清通俗小说往往就会写到京杭大运河岸边的城市与市镇,以之作为故事的发生地或延展地。在明清通俗小说中,运河沿岸城市与

市镇是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明清通俗小说中,故事发生地的首选是南运河沿岸的城市。如《二拍》共写了80个故事,其中40多个故事的发生地是南运河沿岸城市(主要是杭州、苏州、常州、镇江,以及南京、松江府等地)。从某种意义上说,《二拍》主要演说的是南运河岸边或与之临近城市中的故事。其它明清通俗小说中,以南运河沿岸城市为故事发生地的也不胜枚举。如《鸳鸯阵》写的是明朝浙江杭州府仁和县秀才徐鹏子的故事;《快心编》写的是扬州府江都县秀才凌驾山的故事;《幻中真》叙述的是明末苏州府吴江县秀才吉梦龙的故事;《集咏楼》写的是明万历年间钱塘士子褚良贵的故事;《铁花仙史》写的是杭州孝廉蔡其志的故事;《英云梦》写的是唐德宗年间江南苏州秀才王云的故事;《风月梦》写的是江南扬州府江都县袁猷的故事。

同时,在明清通俗小说中,还出现了不少专以运河沿岸城市及在其中发生的故事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如《西湖二集》将历史与现实、帝王将相与平民百姓发生在西湖边上的故事聚汇在一起,篇篇都和杭州西湖有关。《西湖佳话》将杭州的名人韵事与西湖的人文景观交相描写,集中反映了西湖名胜景点的形成及掌故。

《扬州梦》将清代康乾时期扬州文士名人的文采风流与扬州城繁华富庶、风俗迷人的景致交织在一起进行了描写。这类小说专门描写某一地域发生的故事,明确表现了作者对某一地域独特文化传统与地理风格的清醒认识和地域观念,显示出小说作者对地域与小说关系的强烈认同。

长江以北的运河沿岸的城市,如山东段的临清等地,在明清通俗小说中也成为了故事的发生地。《金瓶梅》描写了西门庆由发迹到暴亡的全过程,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当时繁荣的商业现象,又有西门庆的商业发达史以及具体的商业经营,如贩盐、卖生药、搜集商业信息、兼并小商业点等等。作者也是把故事放在了以临清为主的运河岸边的城市中展开的。临清位于山东西北部,居会通河与卫河交界处,交通极为便利,是当时南北水路上的一大重镇,时称“临清码头甲天下”。作于清初顺治年间,与《金瓶梅》同属世情小说的《醒世姻缘传》,全书共100回,说的是两世姻缘,前22回叙写前世的晁家,第22回后主要叙写今世的狄家。在小说中,作者把前世姻缘放在了武城县。这即是写实,也是为了故事开展更具合理性。因为晁家是官宦之家,需要宦游四方。武城县是运河边上的一个县城,清代属于东昌府(今山东聊城)临清州,北上南下,交通方便,能比较充分地展开故事情节。

明清通俗小说中,运河沿岸的城市不仅仅是故事的发生地,还是故事展开、情节延展的地方。以苏杭为代表的南运河沿岸的城市是那些把故事的发生时间规定为明清之时的通俗小说基本都要写到的地方。北方运河的沿岸城市,这时也大量出现在明清小说中。如《梼杌闲评》是明末一部揭露明代宦官魏忠贤的小说,属于时事小说范畴。历史上记载的魏忠贤是明代肃宁(在今河北省境内)人。但为了能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上展开故事、刻画人物,这部小说却把魏忠贤的出生地放在了临清,他进北京做太监之前的活动也主要是在扬州、淮安、徐州、东平沿运河沿岸的城市中。此外,在清代通俗小说中,《绿萍仙踪》有三回写到德州;《野叟曝言》有十三回提到德州;《儿女英雄传》有七回提到德州,有的情节是放在德州展开的;《施公案》有十九回写到德州,且以德州地区为主要场景来展开故事;《彭公案》中第二十三回的题目更直接写成“德州郡三太打墩,河间府二墩报仇”。《儿女英雄传》有二十五回写到淮安;《施公案》有八十四回提到淮安。

在明清通俗小说中,凡写到运河岸边的城市,经常以介绍其实有名胜及人们熟知的典故作为故事的开始。如冯梦龙的《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一开篇就介绍“玄都观”说:“话说苏州城内有个玄都观,乃是梁朝所建。唐刺史刘禹锡有诗道:‘玄都观里桃千树’,就是此地。一名为玄妙观。这观踞郡城之中,为姑苏之胜。其址宽敞,庙貌崇宏,上至三清,下至十殿,无所不备。”用这种方式开始故事,很自然地把读者引进一个看似真实、熟悉的场景,从而为讲述下面故事作下铺垫,这是这类明清通俗小说的常有技巧。

在故事情节展开过程时,明清通俗小说还常常有意识地描写运河岸边城市最富盛名、最具代表性的名胜、景象及风俗,以之来增加叙述中的亲切感和现场感,从而使作品的地域特征更为突出。如《济公全传》第九回写李国元和赵文会一起到西湖灵隐寺访济公时眼中所见:“真是十里长堤跨六桥,一株柳树一株桃。这是怎名曰:苏堤春晓。乃是苏东坡做此地太守时,修的这道堤。到了三春之时,柳树争春,湖中有湖心亭,南望南屏山雷峰塔,北山坡有林和靖的梅园,西眺有岳王墓、苏小小坟”。这段描写将苏堤所见到的西湖景象尽收眼底。在以杭州或西湖为背景的通俗小说中,常出现保叔塔、苏堤、白堤、林逋梅园,以及林升的“城外青山楼外楼”诗等特别性的标示;在以苏州为背景的通俗小说中,较常见的场景标示为虎丘、五人墓碑等。此外,那些在当地盛传的历史人物,也常引入小说中,成为代表这个城市个性的文化性标示。

如果运河岸边的城市缺乏人人熟知的名胜和景象,明清通俗小说也常常会有创造性描写。对于北方运河沿岸城市的描写往往是如此。如《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二回写到德州时说道:“这德州地方,是个南北通衢、人烟辐辏的地方。这日靠船甚早,那一轮红日尚未衔山,一片斜阳,照得水面上乱流明灭,那船上桅杆影儿一根根横在岸上,趁着几株疏柳参差,正是渔家晚唱,分明一幅画图⋯⋯。那运河沿河的风气,但是官船靠住,便有些村庄妇女,赶到岸边,提个篮儿,装些零星东西来卖,如麻绳、棉线、零布、带子,以及鸡蛋、烧酒、豆腐干、小鱼子之类都有,也为图些微利。”虽然德州缺乏广为人们知晓的名胜和景象,但作者还是通过这段文字写到了德州的繁华,运河傍晚诱人的景色,以及当地人的风俗习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

 

通俗小说,尤其是章回体小说,差不多都在数十万字之多,没有完善与繁荣的刻书业是不行的。因此,明清通俗小说创作传播中心与刻书中心往往是在一起或毗邻的。如果说官方与私家刻书大都是传统典籍,经史子集之类,那么民间书坊刻书更多偏于通俗及民间日用类书籍。运河沿岸城市印刷业的发达和民间书坊的遍布为通俗小说的传播与流传创造了及其有利的条件,对明清小说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代前期,通俗小说的刊刻中心在福建建阳。但是从明代中期后,通俗小说刊刻中心逐渐转移到了杭州、苏州和南京等南运河岸边的城市,这些城市开始成了新的刊刻通俗小说的中心。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天灾的原因,刊刻质量不精的原因,等等,但在地理位置上,建阳地处闽北山区盆地,交通不便,图书外销发行明显处于劣势。杭州、苏州、南京等地原本物产丰富,文化发达,人文荟萃,城市化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最为领先,市民阶层也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准。这样的地区本就易于成为通俗艺术的中心,也能比较充分地保证通俗小说从选题、出版到刻书各个环节的质量。再加上这些地方处在运河岸边或与运河毗邻,城市相对集中,交通运输十分便利,既能互通有无,相互竞争,又易于形成辐射全国的发行网络。因此,在地理位置上,杭州、苏州和南京等南运河岸边的城市有建阳所不能比拟的优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杭州、苏州和南京等南运河岸边城市的民间书坊便迅速崛起,成为了刊刻通俗小说的中心。

明清时期,杭州、苏州和南京等南运河岸边的城市始终书坊林立,刻书业十分繁荣,并刻印了大量的通俗小说。明代嘉靖、万历两朝,杭州人文聚、容与堂、武林藏珠馆、笔耕山房、峥霄馆等书坊刊刻了大量传世的通俗小说,如《新镌批评出相韩湘子》、《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新刊徐文长先生评唐传演义》、《酸葫芦》、《型世言》,等等;南京成为大量刊行小说、戏曲和彩色套印的中心,一些著名的书坊如富春堂、文林阁、广庆堂、世德堂、大业堂、容寿堂、继志斋、万卷楼、长春堂、汇锦堂等,都以刻印杂剧、传奇、小说相标榜。清代南运河岸边的城市中,民间书坊仍然十分发达,如清代中叶后,苏州出现了书业堂、聚文堂、四美堂、宝兴堂、绿荫堂、文学山房、三经堂等大量的民间书坊,成为全国刻书中心之一,也刻印了大量的通俗小说。

进入清代,除南运河岸边城市的民间书坊继续活跃外,长江以北的运河岸边城市的民间书坊业也开始发达起来。比较典型的是运河终端的北京。清代道光年间以后,北京著名的书坊,如老二酉堂、聚珍堂、文宝堂、文成堂、荣禄堂、文贵堂、文友堂、泰山堂、翰文斋等,都刻印了大量精美的明清小说。其次是东昌府(今山东聊城)。历史上东昌府没有印刷业,但到了清代,因为靠近京杭运河的便利,便有了繁荣的刻书业和民间书坊。而它们也大量刊刻小说。如清后期其最大的书坊———书业德,被称为“闲书”的小说类是它所刻印图书的一大门类,并专门设有“小说版库”。在它保存的1000多种书版中,光小说类书版就有200余种,占其所拥有书版的五分之一。其它书坊如善成堂、有益堂、宝兴堂也都以刻印通俗小说而闻名。

一些著名的明清通俗小说的出版,也和运河岸边城市的民间书坊的主动参与和推介有着很大的关系。明清时期,运河沿岸城市大都是具有较强的商业经济性质的城市,在这样的城市中,主持书坊的书商们一般都有比较强的把握市场的能力。他们能比较好地分析和把握住一个时期市民文化消费与通俗文化流行的趋向。因此,那些书商们看准了市场,会不断地对新的通俗小说进行传刻,利用各种方式加快其传播速度,拓展其传播范围,延续其传播时间,由此,新的通俗小说就愈发具有影响力。如冯梦龙的《三言》一经出版,苏州、南京两地的书商就竞相传刻,广泛印行,短短几年内就不断重印,因此导致《三言》在当时就有多种版本,说明这一时期读者对新小说的敏感与接受,以及书坊追求市场占有率的速度,都非常之快。同时,书商们觉得某类作品可能比较畅销或者已经开始畅销,也会主动约请文人创作。凌濛初之所以能够在冯梦龙的《三言》刚刚推出,就能够迅速地做出反应,立即推出《初刻拍案惊奇》,据他自己说,这是当时书商见“《喻世》诸言”在社会上很流行,便主动向他约稿,他“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诸、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的结果。有时文人自己对该类作品比较拿手,也会积极创作或选编,并主动与商人联手,由文人根据市场需求信息来写作、编选适合的小说,由书商提供出版的便利,联合推出新的小说作品或小说选本。如《今古奇观》是编选者“抱瓮老人”从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两拍》中选取了四十篇作品,集合而成的一部话本选编集。之所以编选此书,姑苏笑花主人在其序中说,是因为见《三言》和《两拍》“卷帙浩繁,难览难周,且罗辑取盈,安得事事皆奇”,也就是说,篇章多,不利于刊刻,不利于一般读者购买,也不利于其阅读。在这种情况下,“抱瓮老人”主动整理修订,润色提高,编选了一个易于流行的选本,由吴郡宝翰楼刊刻出版。据冯保善考证,“抱瓮老人”为苏州吴江人顾有孝。顾有孝是当时著名选家,他所选得《唐诗英华》二十二卷、《纪事诗钞》十卷、《风雅嗣响》二十卷等,在坊间曾流行一时。因此,他有较高的选家眼光,所编选的《今古奇观》既能照顾到市民文化的通俗性、实用性、趣味性与警诫性,又能考虑到文人阶层对文学教化作用的要求,选本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因此极其盛行,竟然有取代“三言”、“两拍”之势。

 

文字来源：《东岳论丛》200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