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河道总督麟庆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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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第一集《柴坝巡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版，第635页。

三、十年南河总督：运河治理死结中的艰难跋涉

道光十三（1833）年，曾因治河不利两次被停职的南河总督张井“引疾归”，麟庆被任命为江南河道总督。当时正值清政府被河患弄得焦头烂额：“河患至道光朝而愈亟，南河为漕运所累，愈治愈坏。自张文浩蓄清肇祸，高堰决而运道阻。严烺畏首畏尾，湖河并不能治。张井创议改河，而不敢执咎，迄於无成，灌塘济运，赖以弥缝。”[1]张文浩、严烺、张井，依次为麟庆之前的三位江南河道总督。张文浩任职不满一年，便因“蓄清过旺，以致溃决”而被

褫职并“

遣戍新疆”，最终卒于戌所。严烺任职不到两年，便被“

镌级留任

”。张井任职时间稍长，达六年之久，但最终也落得“

降三品顶戴”、“革职留任”的结局。[2]其实，并非这三位河督不尽职不努力，而是当时南河一带黄运关系的复杂形势使然。按运河史专家姚汉源先生的观点，道光年间的大运河已处于“河政敝坏与河运艰涩”[3]的衰微期，此时，黄河夺淮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淮河下游河道和洪泽湖的淤积日益严重，这使得黄、淮、运相交的南河一带形势更为复杂，“夫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施工之勤，糜帑之钜，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未有甚于此者。”而且，自明代潘季驯以来的“蓄清涮黄”方略在长期的治运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个死结：“盖清口一隅，意在蓄清敌黄。然淮强固可刷黄，而过盛则运堤莫保，淮弱末由济运，黄流又有倒灌之虞。”[4]面对这一治河难题及“风声疑虎吼，水气作龙腥。工险逾彭蠡，澜狂胜洞庭” [5]的河务现状，初任南河总督的麟庆只能是慎之又慎，谨守成规，加倍努力。“是时也，军书旁午，水报叠申，眠餐俱不以时，何暇复问家务。乃知古人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者，非有意忘之也，势不容不忘耳。”[6]尽管这段议论有其具体背景，但也可从一个侧面窥见麟庆在南河总督任上忙碌情形。

随着实践经验的日益丰富，麟庆对前人的治河理论有了更深入更理性的体会和把握，对自己的治运方法也渐有反省：

癸巳（1833）秋仲奉命承乏南河。洪湖运道，工险政繁；海口江防，地广任重。每莅一工，治一事，率循成案，谨慎宣防。凡遇幕僚将佐练达河务者，不惮虚中延访。越今三载，而后知古今殊势，执陈说不足以图功也；南北异宜，就一隅不足以定论也。[7]

在麟庆看来，自潘季驯以来“蓄清涮黄”的治河方略是非常正确的：“蓄清刷黄，治河通义。”但古今殊势，“今之黄河，底已淤高，故湖水昔存九尺而畅出，今则二丈而不敌。若必强蓄，凤泗先受其灾，迨蓄极而放，运河难容，势必启高邮五坝，淮扬又罹其难”[8]。 于是，他“仅留湖水丈有四尺足以济运而止，稍过即泄之归江。”[9]就当时的条件来看，显然还无法产生比“蓄清涮黄”更好的治理办法，麟庆也只能象他的前几任那样，在遵遁前人成规的基础上作些许的改进。当然，这些改良性措施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几百年来“黄河底已淤高所带来的治河死结的。

麟庆内心深知，自己治河多年，连获安澜，“然亦幸连年未遇异涨，实邀神佑。”[10]“未遇异涨”的确有天公作美的成分，但运道安澜更离不开河臣的主观努力，而且在朝庭看来，只要能保障南北运道的畅通无阻，无疑是最大的成功，就应该得到嘉奖：

丁酉春，接准部文，正月钦奉朱谕：三载考绩，乃激扬大典，满汉诸臣，有能实心实力，克称厥职者，自当甄叙。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修防无误，获保安澜，著加恩交部议叙。[11]

在十年的南河总

督期间，麟庆屡次受朝廷奖赏，被时人称为“河帅”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何况，治河死结未除，河患总有爆发之时。“壬寅七月十七日，桃北涯崔镇汛杨工，上下漫溢。闻报驰往，上首挂淤，下首萧庄夺溜，水注六塘河归海，漫口已刷宽一百九十余丈，抢堵不及。”[12]麟庆近十年治河安澜之功，毁此一旦。十一月三日，麟庆被革职，吏部文曰：

本年七月，南河桃北崔涯镇汛漫决，该河督麟庆未能先事预防，本应照上年东河成案，枷号治罪，姑念该河督赶办灌塘，回空无误，且夏秋间办理防堵，事尚妥当，罪不掩功，麟庆著革职，加恩免枷号发遣。[13]

次年（癸卯，1843）三月十一日，麟庆离开清江浦返京。“列肆居民，各于门首焚香罗拜，倍增感愧”。路过四公祠西，校官张焕等率书院肄业生设席相饯，并将《袁浦留帆》诗文一卷赠送麟庆，麟庆以诗回敬，借机表达了自己罢官归里时的深深自责及“退亦忧”的那份传统士大夫情怀：“十载袁江久宦游，惭无政术奠黄流。北行实对斯民愧，南顾难纾圣主忧。”[14]

在评价麟庆治河的功过时，《清史稿》将其和前任张井及后任潘锡恩放在同一层次上，认为“麟庆、潘锡恩循其（注：张井）成法，幸无大败而已。”[15]应该说，就当时的技术和物质水平而言，能做到“幸无大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