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工物料的采办及其社会影响

 

清代河工物料的采办及其社会影响

 

李德楠

 

 

摘要:

为确保黄河、运河的有效治理，清政府严格规定了物料的采办期限和采办方式，上述规定凸显了国家在公共工程中的主导地位，表明了治水活动在农业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吏治腐败、自然灾害等原因，河工办料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以史为鉴，水利工程建设要与区域社会协调发展。

 

 

关键词:

河工; 物料; 采办

 

河工是对治理江河等水利工程的总称，本文特指黄河、运河治理工程。历史上的黄运河工，工程规模大，需用物料多，能否及时足量地提供治河材料，是河工成败的关键。明潘季驯指出，“河防全在岁修，岁修全在物料”1。清初靳辅称，“水土之工，料物最急”2。乾隆年间礼部主事朱藻视物料为“河工第一要务”3。河督高晋强调“河工以修防为要，修防以物料为先”4。物料在河工中的地位如此重要，关于物料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然纵观以往研究成果，多从河工技术的角度，或侧重物料类型的分析，或侧重物料用途的探讨5，至于物料的采办时限、采办方式以及对区域社会的影响等问题则关注不多。本文故不揣浅陋，试就清代河工物料的采办及其社会影响作如下分析。

 

一

、

河工物料的采办时限

 

“物料非难，采办为难。”6河工办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多于秋冬季节进行，“每年于霜降后，按其工程之险易，量其丈尺之多寡，陆续酌发银两，分头采办，于来春二月中旬各料办齐”7。办料之前，每年十月区分工程大修、小修、添修等情况，确定所用物料数目，于各险工之下设料厂堆贮8，以备修防之用。据徐端《安澜纪要》载:“头关秸柴总于七月内发办，限十、十一月内完办，年内、次年正月内全完; 二关秸柴总于九、十月内发办，限十一月、次年正月内完办，次年正月内、三月内全完。”

为什么规定秋冬季节办料呢? 其一，秋冬季节芦苇、秫秸、杂草等已成熟干枯，便于采买、运输和贮存，利于工程质量，而不成熟的物料潮湿易腐烂，只可用作临时抢修工程。以芦苇为例，“苇有大苇、三剪、单剪之别。大苇干粗，质坚耐久，三剪、单剪则细弱不堪用，采取宜于秋季。青苇尚未成熟，枝干嫩而易腐，非临时济急，切忌用之”9。又如秫秸，“十月以前，料物未干，称收折算，弊窦易生……俱定限九月发银，十一、十二两月运送办足，令百姓务将干料解交”10。其二，秋冬季节料源丰富，价格相对便宜。雍正二年(1724)，河南十里店等处黄河漫口，尽管需料甚多，但因“秋收丰稔，秫秸谷草在在皆有，每百觔时价不过一钱”11。雍正、乾隆年间河督白钟山指出:“豫、东两省岁、抢工程需用料物，定例每年八月发办，十月办足……盖缘河工办料，系有一定价值，而民间料物多寡贵贱，随时低昂无定。当新料登场之时，料多价平，易于购买，是以定于八月内发帑办料。”12道光年间河员孙玉庭、黎世序亦指出:“缘秋末冬初，民间收获既毕，急于出售，购买较易。若迟至冬底春初，即有贩户预购居奇，价值昂贵。”13其三，秋冬季节办料，还基于开工时间的考虑。黄运两河岁修多春季兴工，“每岁十月间，必当踏勘明白两河要害……每岁十月办料，正月兴工”14，这样既不误兴工之用，又能减少堆放、翻晒、管理之累。

河工物料种类多、分布广，不同类型或产自不同地区的物料在采办时限方面亦有差别。就不同类型的物料而言，乾隆二十八年(1763)以前，物料发办及交工时间不一: 五月发办之料称“盐河上游”，七八月发办之料称“头关”，九十月发办之料称“二关”。交工有限十月完半、岁内全完者，有限十一月完半、次年正月全完者，更有限正月完半、三月全完者。后据河督高晋的建议，规定苇柴四五月间发办，秫秸七八月间发办，其交工均限十二月底。15此后河工所用苇柴、秫秸多在四五七八月间发办.16

就不同地区而言，江南省规定每年“四五月间发办苇柴，七八月间发办秫秸，均以年底为初限，次年正月底为展限，全数到齐”17。河南省则规定一切需用物料须年前预备，以不误缓急之用。18雍正八年以前，江南省多临时办料，后据嵇曾筠的建议，“照豫省之例，每年于九十月内，即预为约计各厅需用之料……限以本年十一月内运一半，次年正月内务令全运到工”。雍正十年，鉴于南河汛险工多，每年所需物料帑金是豫、东两省的数倍，嵇曾筠建议借鉴河南做法，霜降后即将次年应用工料预为储备。19后进一步提前至年内，乾隆九年八月，江南河督白钟山建议“每年七月酌定银数，分给各县印官承办，定限十月完半，年内全完。”20《两河奏疏》载河南、山东两省办料情况:“豫省黄河十三厅额办岁料，以五千垛为率。东省黄河二厅额办岁料六百垛，历系每年白露前后奏拨银两，八月内新料登场发厅领办……统限年内一律全数到工。”21

为确保及时办料，清政府制定了相应的奖惩措施。乾隆二十八年，河督高晋建议十二月底全数交齐，如超过期限，“即将承办之该厅州县降三级调用之例，严行参处，该管道府罚俸一年，仍将未完料物查明”22。据《钦定工部则例》:“南河各厅料垛，查有霉烂不及一成及斤重一处不足，将承办厅员革去顶戴，戴罪赔补，全完开复; 霉烂二成及斤重二处不足，承办厅员降三级调用，押令赔补; 霉  烂三成以上及斤重三处不足，承办厅员革职赔补。”23

 

二

、

河工物料的采办方式

 

历史上的黄河、运河河工是国家主导的大型公共工程，物料的采办方式主要有两种: 购办和自办。

首先是购办。购办是由政府下拨银两，“檄发附近各州县采买，州县转发里民办运……盖缘草束、秫秸俱系产自民间，既将银两发与州县承办，州县势必散之里下”24。这种购料方式始自南河，后推广至东河。25

明中期以前多行佥派物料，景泰六年(1455)“派鱼、沛、南阳、留城等处堤木、河木于各州县”，后采用官银购料，“芦草秫秸径行附近有司，先发官银，时值采办”26。清顺治后始行现价购料，“夫给现银，料给现价”27。康熙间靳辅治河，多方购草购木。28总河张鹏翮建议“石与砖、檾麻、芦苇、桩木、柴草，须预发帑金，于五六七八四个月预行备齐”29。雍正八年，增拨江南险工购料经费，“除豫备岁修、抢修物料外，再发银三万两，照豫省例，每年办料，堆贮上游济用”。乾隆元年增拨山东、河南购料经费，东省黄河著照豫省例，拨存公银万两办料，堆贮上游供用; 再豫省原拨办料银万两亦觉不敷，应再拨银二千两，一并采办”30。拨款前预估办料数量，“每年于霜降后，按其工程之险易，量其丈尺之多寡，陆续酌发银两分头采办”31。后提前至“霜降前勘估春工，十月发饷办工购料”32。雍正时设有河工专项经费，“一茎一束，皆先给价而后交料”。且河工物料多就近采办，如雍正十三年，山东黄河厅所属曹、单二汛所需杨椿，于曹、单、曹州、城武、定陶、金乡等州县采办。33紧急情况下还需到外地购买，如同治十一年(1872)山东郓城侯家林河工，“所有秫秸料垛，分派济宁等十三州购办。苘麻等项，派员赴河南、江苏等处购买”34。

如按“官办”、“商办”方式划分，以上所述均属官办，即“先自探悉工价，称物平值，随派公人就所采处督运”35，或曰“所需之物行文于各出产地方，有司给价买解”36。官办是最主要的购料方式，《豫东宣防录》有载:“河工修防，必须物料，物料中秫秸需用最多，因其产自田亩，是以历来地方官承办”37官办之外还有商办，“听各商人赴工领银，送料交官”38。明后期即有商办的记载，万历十六年(1588)都给事中常居敬云:“卷埽之料，全资于稍草桩麻与土也，往年所用桩木檾麻，俱分派于出产州县买运，而柳梢谷草俱于临河地方召商收买。”39清康熙年间河臣傅洪泽指出，有不法官吏“责之各商，办料加工”40，说明当时存在商办，且此种方式未得到官方的提倡，并不普遍。

其次是自办。自办是河工人员利用修守闲暇时间自备物料，无须他处购买。明万历间规定，“冬初修守稍暇，即督夫于漫坡中采取野草，每束十斤者，每夫每日可采四十束”41。清初，要求堤夫“春月在堤两旁栽植柳株，夏秋水发，昼夜在堤，防守修补，探报水汛涨落，冬月办纳课程，每岁栽柳一百株，芟三十套，揽三十条，麻十觔，交纳贮厂备河上用”42。乾隆三年规定豫、东两省黄运两河所产湖草、堤草不得私采，应“于岁抢银内给发刀工，尽数采割交工……以备工需”43。乾隆八年，要求政府雇人采割山东所属坑塘洼地所栽苇草，运送到工。44崔维雅《河防刍议》有载:“抢救防护全赖卷埽，而卷埽物料全资于稍草、桩麻、芟缆也……于秋末冬初修守闲暇之日，督令堤夫采草。”45。

自明至清，河工用料经历了民柳到官柳的演变46，“有明一代，埽皆用柳”47。入清后，随着柳枝普遍用于河工且用量不断加大，民柳呈减少的趋势，于是增植官柳。清政府在堤旁空地设柳园，栽植柳树，以备河工之用，无需购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靳辅建议河兵所栽堤柳及属员捐栽园柳，可“量采济用”，如仍不敷用，再于江南附近地区采购。48康熙三十二年大工，正当青黄不接，决口又位于无工之处，只得就近采伐官柳。49《豫东宣防录》载:“豫、东两省黄运两河岁、抢工程，需用料物甚多，除柳束一项于柳园采取外，其秫秸、谷草、檾麻等项，动帑采办。”50柳园之外，清代还设立了专门从事芦苇采割、运输的军队———苇荡营，驻扎于苏北黄河出海口附近，“掌采苇芦，以供修筑堤埽之用”51。苇荡营所采苇柴，政府无须购买，一定程度上可避免“河工所需苇束，尽皆费帑购买，商贩居奇，料价腾贵”52的情况。据《钦定工部则例》:“苇荡左右二营额采正柴二百五十万束，令营兵濬船装至清江王营、洪福二厂，交工济用。”53

 

三

、

河工办料对区域社会的影响

 

黄运河工浩繁，办料的各个环节与民众息息相关。一方面，工程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百姓生活的安定; 另一方面，办料“日久弊生”54，往往出现偷工减料、敷衍塞责、苛求勒贿、冒领冒销、购料不实、缺斤少两的做法。无论官办还是商办，“有司必皆假手于胥吏，由胥吏而及各行户，层层剥食。至料户或分文不给，及运料到工，所专管之官贪婪不职者，更复式外苛求勒贿，致小民不堪其命，此官办之害也; 工料之大莫如桩木，而商人领买大抵真伪相半，其真商领银入己，分派各小行，其值必亏，伪者实无资本，夤缘冒领花费拖欠，此商办之害也”55。上述弊端存在于买料、运料、交料等环节，弊窦丛生:

其一，物料采买中的弊端。乾隆八年，白钟山建议酌量派运苇柴，原因是“徐属地方屡歉，例用秫秸势难采买如数，当饬属将苇荡右营额柴一百五万束分派徐属运用，可以少办秫秸，并可留为民间炊爨之需”56。据张伯行《居济一得》载，官方委派采割湖草的人员常“藉称官物，拦阻小民，且抢夺民草”。小说《歧路灯》第八十回有“掏出那催河工物料的面孔，你不仅搭上树，还要再赔上几两银子”的生动比喻，刻画了河工办料官吏的丑态。相反，办料中体恤百姓的官员以不同的方式被记住，如山东滋阳县令舒其绅，“以隔省运送，重伤民力，且境内采买，虑有影借勒派之事，即捐资赴豫购办”57，这件事作为一项宦绩载入地方志。在遭受自然灾害、物料歉收的情况下，办料弊端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尤为突出。乾隆四年八月，河南遭受水灾，秫秸歉收，影响埽料采办。58乾隆四十五年江南宋家湾埽工，旧料用完，便采割青料应急，虽按亩给银五分，但百姓“以穗未结实，不舍刈穫”58。

其二，物料运送中的弊端。办料季节，“河工官员每于装运工料，差役封捉船只，而所差胥役，即藉端生事骚扰。及至三汛抢工，则称装运紧急物料，百般需索，甚至将重载之客船勒令中途起货，以致商船闻风藏匿，裹足不前”59。雍正初年河工，“工多料少，分贮难周，一遇水势涨发，势难临期陆续购办，每多挽运维艰，缓不济急”60。雍正二年，河南巡抚石文焯奏称:“秫秸谷草皆需车运，民间所用四轮车止可运八九百觔，最多不过千觔，故用车甚多，难以觅雇，不得不借民力运送……以运料一事累民。”62雍正四年，浙江巡抚李卫奏:“目下各工俱用秫秸、豆秧、麦穰等类，入水数月即朽烂不坚，何以御汛? 不惟虚费钱粮，且搬运□载，劳民妨农，苦不堪言。”63乾隆年间河督白钟山多次疏陈河工运料之艰，称“料户送于数百里外，比至工所，人困牛弊，犹且露处守候，交收无期”，“苇柴产自海荡，距徐郡几及千里，由黄河上水，转运甚属艰难”64。乾隆五年，为将秫秸等料运至赵家集黄河堤工，山东定陶民众苦不堪言，“加载运送，道路泥泞，驴死牛毙，不可数计。况各县距工远者三四百里，近者一二百里，运料既难，远行缴纳，又多守候，均须十天半月始得宁家”65。恶劣天气更增加了运料难度，“风雨交作，经旬不止，取土运料，皆极艰难”66。河南夏邑等县于派料之外，用兵差例派车，结果激成民愤，“围署伤官”，“有焚料以自毙者”67。

其三，物料交收中的弊端。物料交收中常出现以次充好、缺斤少两、折算不实的情况。乾隆二年，河南巡抚尹会一奏称:“向例采办之时，分别干温青三等交收。青者，新收秫秸，其性带潮，以二斤作一斤; 温者，其性渐干，以斤半作一斤; 干者，其性已燥，以一斤作一斤。遂有不肖河员，以温为青，任意折算，殊为民累。”68包世臣《中衢一勺》记载清中期以前的情况，称旧例收柴按堆计算，“十月至正月收生柴九万斤，二月至四月收温柴七万八千斤，五月至九月收干柴六万六千斤。而今不论月日，改收柴三万斤一堆”69。乾隆二十六年，河决开封杨桥，刘统勋奉命临视，见河口数十步外秸料山积，“牛马杂遝，系车辕下，人则或立或坐，或卧或起，皆戚戚聚语，甚有泣者”，询问得知这些人“来已数日，远者四五百里、二三百里不等，一车或四牛或三两牛，或杂骡马，一日口食及牛马麸草，至减得银两许，日久费无所出，复不知何日得返，是以惧且泣耳”，还得知“此岸秸料，某县丞主之，每车索使费赊”，故不愿将物料交官。70

河工办料之弊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乾隆帝曾就中牟九堡料厂失火一事告诫军机大臣:“秫秸料物等项，采办过多亦恐有妨民用。”71乾隆年间河南巡抚阿思哈鉴于“民间办料多由地方官派买，在料多之户犹能自运抵工，至小户出料无多，离工路远，雇装盘搅，业旷费繁”，建议严格买料、运料、交料之法。72清代制定了严格的办料标准和严厉的惩罚措，要求秸料宜新、宜干、宜长、宜整、宜带须叶、宜条直停匀，忌旧、忌潮湿、忌短、忌散乱、忌切根、忌弯曲参差73，要求河工办料“应令管河各道亲验加结，失事例应文武分偿”74，“料垛查有霉烂不及一成及斤重一处不足，将承办厅员革去顶戴，戴罪赔补，全完开复; 霉烂二成及斤重二处不足，承办厅员降三级调用，押令赔补; 霉烂三成以上及斤重三处不足，承办厅员革职赔补。”75河臣朱藻提出稽查工料之法，建议“办物料宜有定限”，“交收料物须厅汛互相秤收，犬牙相制”，“料物不可混行堆贮”，“盘查不可不严”，“领银官员宜预为扣留”76。《大清律例·河防》规定，“河工承修各员采办料物，如有奸民串保领银，侵分入已，以致亏帑误工，该总河将承办官参究，仍将亏帑奸民，发该州县严查追比。”嘉庆十一年(1806年) ，戴均元建议“将应用一切料物，按照时价实用实报，不得稍有虚假……承办之员朦混侵蚀，必当严参惩办”77。嘉庆二十四年黄河马营坝决口，大工办理迟缓，一年多未能堵塞，“竟由购料秸稽延所致”78。道光元年(1821年) ，姚祖同疏陈河南情形，称“河工之敝坏显而易见，民生之凋瘵隐而难治。河工加价，自常赋三百六十余万外，逾额摊征。衡工未已，睢工继之。睢工未已，马工、仪工又相继接征。此外复有各处堤工随时摊征之款，民力其何以堪?”提请“概停缓三年，以纾积困”79。但是，上述措施多收效甚微。

综上所述，黄运河工作为国家主导的大型公共工程，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严格限定物料采办期限，以不违植物生长时令及确保河工顺利进行。河工办料有购买和自办两种，其中以购买为主; 购买又包括官办与商办，其中又以官办为主。此外还通过跨区域的行政措施，进行物料的整合调配。上述举措凸显了国家政权在公共工程中的主导地位。黄运河工浩繁，物料采办的各个环节与民众息息相关，表明了治水活动在农业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吏治腐败、自然灾害等原因，物料征办在确保地方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以史为鉴，水利工程建设要与区域社会协调发展。

 

 

 

文字来源：《中州学刊》201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