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代河东河道总督
郑民德
内容摘要
：清代河东河道总督是管理山东、河南段黄运两河，以及附属河流、湖泊、闸座、泉源等水利设施的最高行政长官。其不仅担负着黄运两河的防洪、修缮、挑挖等事务，而且还负责附近区域的治安、巡防、催攒漕粮等责任，是一种行政与军事职能并举的部门。本文通过对河东河道总督的研究，对我们了解清代东河的河道、漕运、水利都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
：河东河道总督；运河；清朝
明代为保障漕粮运输，有效管理黄运两河，先后设漕运总兵官驻江苏清江浦，设总督河道大臣于山东济宁。当时总河为非正式官员，遇到紧急情况由中央派遣，事罢还京。清朝建立后，对江南漕粮的需求量也相当庞大，为了使运道畅通，清政府设河道总督管理黄河、运河、永定河、淮河、海河等河道，并设漕运总督负责征派税粮、催攒运船、修造船只等事务，形成河督、漕督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局面。但因清代黄运两河治理复杂、形势多变、责任重大，雍正年间，先后将河督分为江南河道总督、河东河道总督、直隶河道总督（又称北河河道总督或河道水利总督），分段管理江南运河、山东河南黄运两河、直隶北河。河东河道总督有正、副总河，分驻山东济宁跟河南开封，有一整套的行政、军事机构，管理严密，任务明确。同时，为确保河道安危，清政府对河东河道总督的任免有着严格的考核制度，一般由熟悉水利工程的河员担任，先署理后正任。本文通过对东河河道总督的研究，力图揭示河督这一重要官员在清代的沿革、职能、考核，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清代河东河道总督的建置与沿革
满清入关以后，沿袭明代官僚行政制度，于顺治元年（1644年）设总河一人（又称河台、河督），官阶为正二品或从一品，其职责是“统摄河道漕渠之政令，以平水土，通朝贡。漕天下利运，率以重臣，主之权尊而责亦重”
[1]
。道光十一年（1831年）林则徐被任命为河东河道总督时也说：“惟河工修防要务，关系运道民生最为重大，河臣总揽全局，筹度机方，必须明晓工程，胸有把握，始能厘工别弊，化险为平，而道、厅、营皆得听其调度，非分司防守之员事有禀承者可比”[2]
。正是因为河道总督责任重大，关系运道安危，河防渠要，因此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顺治年间，总河沿袭明代传统，驻扎山东济宁州。其原因在于济宁不仅地处枢纽，扼鲁运河之咽喉，而且“盖济为南北要衢，水陆交会之地，人最杂，事最繁，号称难治” [3]。随着江南河务日趋紧要，黄、淮、运交汇处的清江形势严峻，康熙十六年（1677年）河督署迁往江苏清江浦。但河南、山东黄运也是国家重点治理对象，稍有疏忽，就会造成黄溃河决，贻误漕运，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新任河督王新命还驻济宁州，三十一年（1692年）靳辅再迁清江浦。这样顺治、康熙年间，河督南北无法兼顾，运道千里，长途奔波，造成黄运两河屡现险情，悬于一线。河督本人也疲于奔命，事繁务杂，无法对河道进行综合的遥控与治理，清人毕振姬对此有明确的认识“河臣任其事，首尾千里，一淮、一漕、一河丛于身，不能兼顾”[4]
。
雍正二年（1724年）为提高河工效率，采取分工治理，因地制宜的原则，设副总河于济宁，专管山东、河南河务，这样就形成了南北二河督遥相呼应，相互配合的局面。在不断地实践中，清政府逐渐形成一整套河道管理体制，雍正七年（1729年）将河道总督一分为三，互不统属。其中江南河道总督驻清江浦、河东河道总督驻济宁州、直隶河道总督驻天津，均为正二品大员，与地方总督职衔相同。河督有自己的卫队河标营，负责守卫、巡逻、防洪、修筑堤坝等，下属机构有道、厅、汛，分别由专门官员或地方官员管理。东河河道总督衙署设在山东济宁，又被称为总督河道部院衙门，同时为了兼顾河南黄河河务，在兰阳设河道总督行台，由副河督驻守，嘉庆后移祥符。据康熙《济宁州志》载：“总督河道部院衙门（原系济宁左卫署，永乐九年工部尚书宋礼建，弘治年间尚书陈某，隆庆年间都御史翁大立重修）正堂六楹，前抱厦如堂数，后为穿廊。后堂六楹，左为椽房，右为茶房，后为穿廊。后堂六楹，左为椽房，右为茶房。后为部院宅，左为帝咨楼，又东为后乐圃，西为射圃。堂前为东西皂隶房，仪门六楹，东为寅宝馆，衙神庙。西为土地祠，大门四楹，吹鼓亭二座。东西二坊（东曰砥柱中原，西曰转漕上国），西辕门内道厅、中军厅、巡捕厅”
[5]
，河南河督行台则在祥符县北三圣庙东街，同治八年总督苏廷魁建，光绪十六年总督许振袆增修[6]
。
为有效管理山东、河南黄运两河，以及相关的湖、泉、闸、坝、堰、铺、堤等水利工程，河道总督行政建置上与地方相同，其道、厅、汛与府、州、县类似，都有专员管理，各司其职。官员设置为“山东运河道一人，同知二人，通判六人，州同二人，州判三人，县丞五人，主簿十三人，巡检二人，闸官二十九人”
[7]
,河南“管河兵备道一员，开封府下南河同知一员、开封府下北河同知一员、开封府祥河同知一员、祥符县南岸主簿一员、豫河营守备一员、祥陈二汛千总一员、祥符二汛把总一员”[8]
,其具体人员会因河工缓急有所变化。东河河道总督的军事化组织—河标营，则设“河道总督标旗鼓守备一人，分中、左、右三营，中营设副将以下将领八人，左右二营各设游击以下将领八人，兵三千名，专资防河护运”[9]
，其布防情况是“河标中营中军副将一人，中军都司一人（驻袁家口），千总二人，把总四人，兵四百六十名。左营游击一人，中军守备一人（驻南阳闸），千总二人，把总四人，兵四百六十名。右营游击一人，中军守备一人（驻戴家庙），千总二人，把总四人，兵四百六十名。济宁城守备营都司一人（驻济宁州），中军守备一人，千总一人，把总二人，兵五百二十九名。黄河营守备一人（驻旺鲁镇），千总一人，把总一人，兵二百二名。怀河营北岸守备一人（驻河南陈桥镇），千总二人，把总二人，兵五百五十名。豫河营南岸守备一人（驻河南埽头镇），千总二人，把总二人，兵五百五十名” [10]。这些河兵常年驻守在黄运两河的堤坝或堡铺里，不仅担负着防洪、修筑、巡查、治安等任务，而且发现险情必须及时上报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否则将受到严厉的处罚。
据《清史稿》统计，河东河道总督从设立之时起，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裁撤，计173年，河督91任，76人。在这些官员中，既不乏勤于河工，鞠躬尽瘁之人，如林则徐、栗毓美等，也有不少饱食终日，尸位素餐之辈。现将有清一代历届河东河道总督人名及任职时间列表如下（含雍正七年前任职人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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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十四年，十四年—十六年，十六年—十七年，十七年（朱之锡回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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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锡、卢崇峻，杨茂勋，罗多，王光裕，靳辅，王新命，董讷（署），于成龙，董安国，张鹏翮，赵世年，陈鹏年（先署后任）， |
顺治十七年—康熙五年，五年，五年—八年，八年—十年，十年—十六年，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十七年—三十一年，三十一年，三十一年—三十四年，三十四年—三十七年，三十七年（于成龙复任）—三十九年，三十九年—四十七年，四十七年—六十年，六十年，康熙六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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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鹏年，齐苏勒（先署后任）、嵇曾筠副总河，七年任东河河道总督，田文镜，沈廷正、（朱藻、高斌），白钟山， |
雍正元年，元年—八年，嵇曾筠雍正七年—八年，八年—九年，九年、九年—十年，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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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钟山，完颜伟，顾琮，张师载，叶存仁，李宏，李清时，嵇璜，吴嗣爵，姚立德，袁守侗，陈辉祖，李奉翰，国泰（署），韩镕，何裕城（署），兰第锡 |
白钟山任职东河河督到乾隆七年，七年—十三年，十三年—十九年，十九年（白钟山复任河东河道总督）—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二十八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二十九年—三十年，三十年—三十二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三十四年—三十六年，三十六年—四十四年，四十四年，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四十五年，四十五—四十六，四十六年—四十七年，四十七年—四十八年，四十八年—五十四年，五十四年（李奉翰复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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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奉翰，康基田，司马騊，吴璥（署，四年实授），王秉韬，嵇承志（署），徐端（署），李特亨，陈凤翔，吉纶（署），戴均元，李鸿宾，李逢亨，叶观潮，张文浩 |
任职到嘉庆二年，二年，二年—三年，三年—五年，五年—七年，七年—九年，九年，九年—十一年，十一年（吴璥复任）—十三年，十三年（司马騊复任）—十四年，十四年—十五年，十五年（李特亨复任）—十八年， 吉纶（十五年暂代理），十八年—十九年，十九年（吴璥复任）—二十年，二十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四年（李鸿宾复任，旋革，叶观潮仍任），二十五年（张文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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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浩，姚祖同（署），严烺，张井（署），林则徐，吴邦庆，钟祥（署），栗毓美，文冲，朱圭（王鼎署），慧成（署），严以燠（徐泽醇署） |
道光元年，元年（姚祖同署），元年—四年，四年—六年，六年（严烺复任）—十一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二年—十五年，十五年（钟祥署），十五年（栗毓美）—二十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三年（钟祥复任）—二十九年，二十九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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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以燠，惠成（陆应谷署），福济，长臻，李钧（蒋启侕署），黄赞汤（瑛棨署） |
任职到咸丰二年，二年，二年—三年，三年—五年，五年—九年，九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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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赞汤，谭廷襄，郑敦谨，张之万，苏廷魁，乔松年 |
任职到同治元年，元年—三年，三年—四年，四年—五年，五年—十年，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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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松年，曾国荃，李鹤年，勒方锜，梅启照，庆裕，成孚，李鹤年（署），吴大驵（署），李鸿藻（署），倪文蔚（署），许振棫，裕宽（署），刘树堂（署），任道熔，裕长（署），锡良 |
任职到光绪元年，元年—二年，二年—七年， 七年，七年—九年，九年，九年—十三年，十三年—十四年，十四年，十四年，十五年（吴大驵）—十六年，十六年，十六年—十九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年（许振棫复任）—二十一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二十五年（二十四年七月裁撤，九月复任），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二十六年四月任道熔回任），二十七年—二十八年（正月裁撤东河河道总督） |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顺治、康熙时期，河督总揽全国河道、水利事务，任期较长，一般都在四年以上。雍正时期，虽然河道总督一分为三，但是任期也大大缩短，除了齐苏勒达七年之外，其他均在一年左右。乾隆到嘉庆时期，东河河道总督变换更为频繁，有时一年之内出现三次更替，这不仅体现了国家对河督这一职务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了河督责任相当艰巨。道光前期历任东河河督任职较长，后期及咸丰、同治时大为缩短，这是因为道光中期后河道淤塞，漕粮海运，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冲决山东张秋运河，导致河道治理难度加大。光绪时裁撤江南河道总督，河东河道总督也一度裁撤，由河南巡抚或山东巡抚代行其职务，所以东督任免不定，不断变换。
东河河道总督作为管理山东、河南黄运两河的重要官吏，政多事繁，对个人能力要求很高，所以有清一代出现了不少治河能员。如嵇曾筠、嵇璜、嵇承志，李宏、李奉翰、李特亨都是祖孙三人都担任过东河河道总督，而吴嗣爵、吴璥父子两人也担任过该职务。这种现象一方面显现了清政府重视和优待已故能员的后代，同时体现了河督这一具有相当技术性职务的家传性，必须由熟悉河工规程的人员担任。因此清廷在任命河督时，往往先署理，后决策，通过考察其治理漕河的能力，以决定其去留。像林则徐这样的能员也曾说：“今若骤膺总河重任，既不明于形势，即不审于机宜，纵使赶紧研求，已属缓不及事。且河工尤以杜弊为亟。必先周知其弊，乃可严立其防。臣具有天良，固不敢不认真稽查，然能自知不欺之念，终无不受人欺之明”
[12]
。另外由于黄运两河事故频发，往往出现溃坝决堤之危险，所以河督压力很大，往往卒于任上或被革职。雍正元年陈鹏年，乾隆二十八年张师载，嘉庆七年王秉韬，道光二十年栗毓美，咸丰五年长臻均因劳累过度，卒于衙署或工地。乾隆四十四年姚立德，嘉庆十八年李特亨、嘉庆二十四年叶观潮、道光二十一年文冲都是因河工处理不当而被革职或戴罪立功。
河南、山东黄运两河防守重点在清代是有变化的。嘉庆前，东督驻守以济宁为主，副河督驻扎河南开封。乾隆年间裁撤副总河后，河督压力增大，加之河南黄河段屡现险情，所以嘉庆后“只简河督一员驻济宁州，每年防河常驻河南工次，今自铜瓦厢决口后，防河事繁，则常驻河南行台，霜清后仍回山东料理”
[13]
。
道光及咸丰时，河道淤塞、漕粮改折，加上外敌入侵，农民起义不断，东河河道总督忙于军务，无暇对河道、工程、堤防进行治理，导致河防松懈，政务废弛。同时随着铁路、轮船的兴起，运河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同治年间河督乔松年在《请裁河道总督疏》中论“查河南、山东河道总督一缺，从前事体繁重，因黄河经由河南、山东两省，所辖黄河堤工共十四厅，而又有运河六厅，且全漕数百万石粮船络绎北上，人夫众多，宵小易于混迹。济宁为山东门户，亦须大员弹压，是以设此总河驻于济宁，以其治两省黄河又治运河，兼催漕运事，固繁剧非巡抚所能兼也。迨咸丰初年，河决铜瓦厢之后，河南黄河工裁去五厅，山东黄河工全行裁汰。是黄河工惟有河南现在之七厅，其运河工惟以捕河所属”
[14]
，建议裁去东河河道总督，但未被朝廷允许。
光绪二十二年（1986年），东河河道总督任道熔勘察河道情形后，上奏说：“东境河工之治与不治，不系乎河督之设与不设，应仍归巡抚兼管，以一事权而免分歧”
[15]
，并指出“济宁离河南工次跃五百里，离山东济南、武定中下游最要工次，约七百余里。伏秋大汛，河势顷刻变迁，顾此则失彼，断非一人所能兼筹，亦非一人所能遥制”[16]
。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清政府下令裁东河河道总督，所有河道事务由山东跟河南巡抚办理，十月因河务繁杂，“河道总督一缺专司防汛修守事宜，非河南巡抚所能兼顾，著照旧设立，任道熔仍回河道总督之任”[17]
，复设。二十八年（1902年），最后一任东河河督锡良再次提出裁撤，经朝廷协商决定：“黄河改道以来，直隶、山东两省修守工程久归督抚管理，锡良原奏所称漕米改折，运河无事，河臣仅司堤岸，抚臣足可兼顾等语。该河督亲身目击，自属确实可凭。所有河东河道总督一缺，著即裁撤，一切事宜改归河南巡抚兼办”[18]
，至此存在近200年的东河河道总督彻底消失。
二、河东河道总督的职责及河弊
河东河道总督自雍正七年分设，一直是管理山东、河南黄运两河的最高机构。其职能以防洪、修筑、巡查、催攒为主，但在战乱时期，军事功能也相当突出。同时河道总督下辖道、厅、汛等机构，与地方巡抚、州县存在着权力上的交叉与配合。乾隆以前，东河正副二总督在济宁与兰阳均有衙署，既有分工，也有合作，漕河管理秩序稳定。道光后，随着吏治腐败、运道变迁、内忧外患，导致河弊不断，管理效率低下。虽然朝廷对此进行整顿，也出现了一些有能力的廉洁官员，但是仍然不能彻底扭转河政内部的腐朽。
东河河道总督的首要职责，就是修筑河南、山东堤防，催攒经过该地区的漕船。山东、河南两省有黄运两河，自元代以来一直是国家治理的重点，为了使黄河安澜、运河通畅，清政府每年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对黄运堤工、坝工、埽工进行维修与管理。东河总督坐镇济宁，全权指挥两省各要地的下属官僚，协调河道部门与地方机构之间的关系，确保每年四百万石漕粮顺利入京。雍正七年（1729年）为严格漕粮进京期限，规定：“漕船经过济宁、临清二处，令河东河道总督题报，旧例漕船经过皂河、济宁、临清三处由河道总督题报，时山东、河南增设总河，故以济宁、临清归河东河道总督题报，皂河仍归江南总河题报”
[19]
。乾隆年间，河兵任务繁杂，生活艰巨，屡有逃亡。为安定军心，五年（1740年）准：“河营设立仓厫，先是元年准於河标四营建设营仓，以资兵丁接济，至是河东河道总督白钟山言黄河南北两岸河兵、堡夫终年劳作，昼夜在工，较之标营兵丁尤为劳苦，而向来未经设有仓储，当粮少价昂之时，不免称贷贵籴。上年地方偶被歉收，兵夫更觉拮据，臣再四熟筹，必得如标营一例设仓积贮，庶可通融接济於兵夫”[20]
。
水源缺乏是山东运河段的一大问题，为了保障漕船顺利通过鲁运河，清政府派专门人员管理沿运湖泊、泉源、闸座。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署河东河道总督姚立德奏：“东省各处泉源有资运道，应一概修砌石池，准将泰安等州县雇夫挑河，每月给银六分之数，酌减一分，以为砌石工费”，“疏入从之”
[21]
。为加固堤防，防止洪汛，姚立德还“按行工次，见阳武汛十七堡诸地上松浮，疏请筑半戗，培基使坚。山东运河两岸蜀山、南旺、马场、昭阳、微山诸湖，每伏秋盛涨，水不能容，为预筹蓄泄，坝开塞、闸启闭惟其时”[22]
。嘉庆二年（1797年）山东曹州遭遇洪灾，朝廷命原山西布政使司马騊调任山东，兼管山东、河南河务“偕两江总督李奉翰、南河总督康基田、前山东巡抚伊江阿同任堵塞。冬擢河东河道总督，曹工寻合龙”[23]
。道光十二年（1832年）为疏浚河道，河督林则徐上书曰：“山东河工现已春融冻解，一面督饬道与严催工员，乘此添夫照估加紧挑挖，以速补迟，不许稍有牵延。臣于拜折后，即亲赴济城以南腾汛十字河一带，逐细勘查，后由南路折回，再赴北路之汶上等汛要工段落，挨次验催，如有办不如式以及偷减尺寸，贴边垫崖等弊，轻则押令翻挑，重则严参惩办，务期一律深平，备济新运””[24]
。道光十四年（1834年），因漕船没有按时通行，“著该漕督即会同河东河道总督，山东巡抚确切查明，穷由漕船行迟滞抑因，山东临清扪口之故，据实具奏，著落该处官员并河东河道总督、山东巡抚照数分赔，以昭平允，特此谕令知之”[25]
。咸丰、光绪时期由于黄河改道，运河淤塞，东河河道总督虽有重任，但多与山东、河南巡抚共同分担，压力已不如前。
河东河道总督的另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战乱时期的军事功能。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王伦作乱，破寿张，陷阳谷，攻进临清土城。时任河东河道总督姚立德与山东巡抚徐绩联合清将舒赫德，将起义军剿灭，王伦自焚身亡。咸丰三年（1852年）河督长臻奏：“为逆匪分股鼠扰彰、卫两府，情势紧急，奴才驰赴兰阳庙工，会筹防御缘由”
[26]
，四年（1853年）太平军北伐，危及山东运道，长臻再奏：“为稽查下游河口沿途缉拿匪类，并钦遵谕旨，筹兵扼堵各缘由，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先经奴才严饬厅县，多募壮勇，添派河兵丁役，实力巡防。而当次逆势嚣张，河兵素无技艺，壮勇半系招募，恐不足以资抵御”，皇帝朱批：“知道了，逆匪未平，河防总关紧要，不可稍涉疏忽”[27]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拳匪起，河南奸民乘机煽乱，道镕（时任河东河道总督）处以镇静，练河标三营助省防”[28]
。正是因为历代东河河道总督与地方督抚的通力合作，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了清政府统治的稳定。
道、咸、同、光时期吏治不振，河道部门也深受影响，成为腐败的渊薮之地。早在嘉庆时，河政就已经腐朽不堪，弊陋百出，当时流行这样一副对联：“捷径不在终南，河水洋洋大有佳处；补缺何须吏部，雎工滚滚竞开便门”
[29]
，自河督以下大小文武官员损公肥私，通同作弊。他们不仅虚报账目，冒取国家资财，而且首鼠两端，不思进取。据同治时河官王权斋说：“一切公用，十之三二可以保安澜，十用四三足以书上考矣”[30]
。到光绪末年，“河患日棘，而河臣但岁庆安澜即为奇绩，久未闻统全局而防永患，求治难矣”[31]
，这正是对当时河政官员尸位素餐形象的真实写照。面对官场腐败，在位的皇帝也并不是熟视无睹，如道光十一年(1831年)，林则徐以不谙河工，勉为河道总督一职时。道光皇帝下谕旨：“据称伊于河防工程未经讲求，朕原恐熟悉河务之员，深知属员弊窦，或意存瞻顾，不肯认真查出，林则徐非河员出身，正可厘别弊端，毋庸徇隐。该河督惟当不避嫌怨，破除情面，督率所属，于修防要务悉心请求，亲历查勘，务合机宜，以副重寄。着即前赴新任，毋得再以不谙河务为词也”[32]
。为了坚定林则徐彻查河弊的决心，道光帝指出：“当今外任官员，清慎自知者固有其人，而官官相护之恶习牢不可拔，此皆系自顾身家之辈。因循苟且，尸禄保身，甚属可恶！”，要求林则徐“一切勉力为之，务除河工积习，统归诚实，方合任用尽职之道，朕有厚望于汝也，慎勉毋忽！”[33]
。但是个别官员的廉洁不能对整个腐朽的官场起到拯救的作用，所以直到河东河道总督裁撤为止，河道积习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改变。
三、小结
河东河道总督作为河道管理的主要部门，在清代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不仅担负着黄运两河的修治、管理任务，而且对沿运地区的治安、军事也有相当大的功能。作为与封疆大吏平级的正二品官员，河东河道总督在三河道中存在时间最长，几乎与清王朝相始终。另外河督在济宁与开封的驻扎，对于提高黄运城市的政治地位，促进当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巨大的意义。通过对东河河道总督的设置沿革、职能作用的考察，对于我们了解清代河道部门的结构，黄运两河的实际状况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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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9册[Z]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523.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2册[Z]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227.
[28]赵尔巽.清史稿[M].卷四百五任道镕传.
[29]梁章钜.浪迹丛谈[M].卷六雎工神.
[30]黄钧宰.金壶浪墨[M].卷一.
[31]赵尔巽.清史稿[M].卷二百六十二李鹤年列传.
[32]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林则徐全集第一册[Z].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47.
[33]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再续行水金黄河卷2[Z].武汉市：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536.
论文来源：《辽宁行政教育学院学报》 2011年第3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