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游录
》
与大运河
李 泉
［摘 要］《北游录》中收录了谈迁自嘉兴至北京沿大运河往返的旅行日记，容涉及大运河河道开挖修治情况、沿线船闸堤坝建设、湖泊水柜蓄水情况、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漕粮运输、城镇规模及经济状况、农业工商业、下层民众生活状况、各地风俗习惯、名胜古迹等等，生动地再现了明清之际大运河的风情面貌保存了大量关于运河的第一手资料。
［关键词］《北游录》；运河；风情
《北游录》是顺治年间谈迁沿运河往返及在北京居住期间写作的诗文笔记，其中“纪程”、“后纪程”两篇逐日记下运河沿途见闻，属旅行日记性质。明永乐至嘉靖年间的运河旅行日记共有十余种，其中保存了大量的运河工程及区域社会方面的资料。嘉靖而后，明政府兴建了许多大型的运河工程：整治江南运河，修筑船闸；在宝应湖畔开挖弘济河、邵伯月河、界首月河；在山东南部开挖南阳新河、泇河，对此，正史及相关古籍记载甚为简略，犹缺乏史家亲自闻见的第一手资料。明后期文人笔记虽然很多，但与运河有关甚少，旅行日记之类的书籍更没有保存下来。谈迁写作《北游录》的时候，明亡仅有１０年，且其本人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历史家，在沿运河旅行时随时记其见闻，所记之事详细真实，无铺排夸饰，故对于了解明后期及明清之际运河河道工程及区域社会状况，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
、
谈迁与
《
北游录
》
谈迁生于明万历二十二年（１５９４），卒于清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７），自幼饱读诗书，徜徉百家，尤好记述研究明代史事。几次乡试不第，乃潜心于明史，立志著述。天启年间完成《国榷》初稿，后不断补充史事，修改完善。顺治初书稿被盗，乃发愤重写，历５年再次写就。谈迁年轻的时候，便有去京城实地考察、搜集史料的想法，后因家道中落无法成行。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同乡朱之锡被朝廷任命为弘文院编修，欲聘谈迁为记室。为了继续搜集明末史料，订正《国榷》缺漏，实现自己的宿愿，谈迁慨然受聘。是年六月初随朱由嘉兴启程，沿运河北上，至静海运河结冰，乃登岸陆行，十月中旬到达北京。在那里结识了不少名流学者，拜访过很多明朝遗老旧臣，作了大量实地考察。朱之锡述说谈迁寻访遗迹史料的艰辛说：“重研累茧，时迷径，取道于牧竖村佣，乐此不疲。旁睨者窃哂之，不顾也。及坐穷村，日对一编，掌大薄蹄（薄纸），手尝不辍。或复故纸背，涂鸦萦蚓，至不可辨。或途听壁窥，残楮圯碣，就耳目所及无遗者”［１］。
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二月初，谈迁乘漕船南归。运河冰冻，陆行过通州、张家湾，数日后登舟南行，五月底回到家乡海宁。在赴京的３年时间里，他将自己的行程、见闻及重要活动，标明时间，依次记录下来，加上所作诗文，辑为一书，名《北游录》。
《北游录》共分５个部分：“纪程”、“后纪程”分别记述沿运河往返京城的途中见闻。永乐迁都北京后，历代政府不断对运河进行整修改造，建立起河务、漕运管理体系，大运河逐渐进入兴盛时期。明清鼎革，运河失修。清朝建立后即将修治运河提上日程。顺治年间，漕运基本恢复正常，河政管理体系、管理制度较明代更加完善。谈迁沿运河往返，途中用了接近一年时间，他几乎天天记录所见所闻，运河工程及管理方面的记述甚为详细。当时清政权刚刚建立，战争造成的社会创伤尚未完全弥合，经济残破局面历历在目，谈迁对此甚为关注，故书中运河区域经济状况、城镇兴衰、社会秩序、赋税劳役、农业商业等等方面的材料也很多。此外，前朝史事，历史人物、风俗习惯、名胜古迹、楼台庙宇等等，书中也有具体的记录。所有这些，对于研究明清之际运河区域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纪邮”上、下篇，记述在北京期间的重要活动及见闻，上篇记顺治十一年事，下篇记顺治十二年事。“纪咏”上、下篇，收录３年间所作诗词，上篇为平日泛泛抒情感怀之作，下篇乃沿运河往返途中因地因景所作。“纪文”是在京期间所作各种文章的集结，有赋、序文、游记、传记、书信等。“纪闻”上、下篇，为在京期间日常见闻杂记。《北游录》书稿写成后，未刊刻，仅有抄本传世。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华书局将邓之诚先生藏抄本和北京图书馆藏抄本相互校勘，标点出版。因抄本流传不广，故自清初三百多年来，其中的材料未被史家充分采用，其史料价值也往往被人们忽视。
二
、
大运河河道及水利工程
明清时期，运河承载漕运重任，是南北交通动脉。作为历史学家，谈迁十分关注运河开发的历史。经过戚墅堰（今常州戚墅堰区）时，他看到前人读“戚
墅堰遗碑”写下的文字：“戚墅支河（运河），自六朝有之”［２］（Ｐ６），认为这种说法可信，从而对当时流行的江南运河乃隋炀帝初开的说法提出批评，指出从夫差开邗沟，到六朝经营江南，都在江南开挖过运河，隋不过在此基础上加以开拓修整而已。船至丹徒过大岘山，他亲自上岸考察，“小憩于茶庵”，并记曰：此乃“秦始皇发赭衣所凿京岘也”②。学界认为，秦始皇所凿，即后来的江南运河③。在临清，他记下隋开挖永济渠的情况。对于倍受后人指责的隋炀帝开运河事，做了不同常人的评价：“吴、隋虽轻用民力，今漕河赖之。西门豹曰：今父老子弟患苦我，百岁后期令子孙思我。谅哉”！［２］（Ｐ１０）又说：“炀帝四年，自百泉东北引淇、滏、漳、洹诸水为大河，赐名‘御河’”④。御河之称，起于何时，史书中无记载，谈迁谓隋炀帝所赐，与清代卫运河区域地方志所载相合，故当有所本。过苏州，记下唐元和年间刺史王仲舒筑堤通运、宋天圣年间平江府通判徐奭自嘉兴至吴江筑堤缮桥、庆历二年筑堤便运等事。对于明代运河河道开发，书中记载尤多。如经过骆马湖时，记明初运河旧河道走向，并记隆庆年间朱衡开新河、崇祯初年尚书朱光祚“开骆马湖五十余里”事。船行至夹沟，则记崇祯末年河道淤塞、尚书周鼎自夹沟至徐塘口凿新河三十里⑤。至南旺，记永乐年间改造会通河、兴建南旺分水工程事。书中所述明代河道治理事多见于
《明史》，但《北游录》成书较《明史》早七八十年，且作者目睹了这些水利工程，将其记述与《明史》参校互读，会使史料更为丰富确凿。
运河沿线的闸坝《北游录》几乎全予记载，对会通河上船闸记载尤为详细，除记船闸名称外，尚记下位置及相距里程。自邳、峄分界处北行，“五里台庄闸”，“自台庄以至济宁二百四十里，闸亦二十四”，分别是：“十里侯仙闸，八里顿庄闸”，“八里丁家庙闸”，“十二里范庄闸，一曰万年闸”，“十里巨梁桥闸”，“十二里新闸”，“十四里韩庄闸”，“二十里夏镇闸”，“六里杨庄闸”，“三十里宋家口闸”，“二十里码头闸”，“十里利建闸”，“十五里南阳镇闸”，“四里枣林闸”，“五里鲁桥闸”，“七里师家庄闸”，“十里仲家浅闸”，“五里新闸”，“八里新店闸”，“八里石佛闸”，“十里赵村闸”，至济宁有“在城闸”，“又西北一里天井闸”［２］（Ｐ２５）。济宁以北到临清间的所有船闸，文中也都有记述。有时还记下船闸初修年代，闸旁月河等水利设施，开闭闸门的有关规定等。关于船闸的建制及过闸情况，书中亦偶有记述。如过淮安附近的清江闸时写道：“捷石畚土为楔，横板二丈有奇，工曹司其启闭，闭则下钥，启则怒流”［２］（Ｐ１８）。过运河与黄、淮相交的通济闸时记：“通济闸最险，势若建翎，各舟并力而挽，又涯上系轮绞之，得不退坠，过此人人皆喜”。对于运河岸边的进水闸、减水闸，河湖堤坝等，书中也有记载。杨士奇于永乐十二年写成《北京纪行录》、正统四年间写成的《南归纪行录》亦两次沿运河往返，对河道工程记录十分简略，虽记北京到南京间运河船闸及相距里程等，但时有缺略，且里程多为约计［３］。又朝鲜人崔溥《漂海录》记有成化末年运河船闸里程［４］，日本僧人策彦周良《入明记》记有嘉靖年间运河船闸里程［５］，当时济宁以南的南阳新河、迦河均未开通，许多闸坝尚未修建。谢肇浙《北河纪》对万历年间南自山东、江苏交界处，北至天津段运河船闸及相距里程等也作了全面纪录，但当时迦河刚刚开通，船闸等河道设施尚不完备，书中对迦河船闸亦未作记录，而南阳至夏镇间的河道船闸只有利建闸、宋家口闸［６］。比较《北游录》中的相关记载，可知明代中后期，政府着力经营南阳新河、迦河，修建了大量船闸、月河等工程。上述船闸及水利工程历数百年，今遗迹多不可知，但通过《北游录》的记载，我们仍能比较准确地认定其地理位置。
书中记录了运河沿线的湖泊、水柜。船过丹阳至练湖，书中记曰：西晋陈敏引长山之水汇为练湖。练湖周边１２０里，修有８座石闸。陈敏修练塘事，见《元和郡县图志》［７］及《太平寰宇记》［８］，但二书均无引长山之水的记载，可知谈迁所记，另有所本。经过南旺时，记下南旺运河西岸的西湖（南旺湖），东岸蜀山湖、马踏湖。除记各湖面积外，尚记明成化、万历年间修筑石堤及长度等。至安山湖时，则记曰：湖在“漕河西岸，周百里，环堤置闸，以时蓄泄，曰水柜，岁填淤，民多茭牧其中”［２］（Ｐ３２）。至武清县独流镇，记曰：武清县南有三角淀，周二百里，“自独流以来，夹水盈盈，似邵伯、高邮道中也”［２］（Ｐ４１）。《明史》记有三角淀，但仅记其位置，未说明其水域面积［９］，天顺五年修《明一统志》中记三角淀之位置面积［１０］，与谈迁所记相合。康熙《武清县志》所记大体亦与《北游录》同［１１］，可知明中期直至清初，此淀水面开阔，如高邮等湖一般。检诸乾隆年间所修《清一统志》，此淀尚存，但水面已甚小，与其他诸淀合称东淀［１２］。而乾隆《武清县志》亦云“数年以来，永定河流迁徙无常，浊水灌入，日渐填淤，将成沃野”［１３］。书中对于运河沿线湖泊的记载，对于研究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自然环境变迁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
、
大运河漕运与钞关
谈迁乘船过临清，考察了当年的常盈仓，发现“圯甚，仅存数楹”［２］（Ｐ３１），而后述明代漕运制度：明初为转运，成化以后为长运。他自北京搭载漕船南返，对于漕卒生活艰辛亲眼目睹，亦有记述：“因漕舟而知漕卒之困，与贫氓等也。工料之重，私耗之繁，其费十倍于先朝”［２］（Ｐ１３３）。因打算专门著文记述此事，故《北游录》中未予详载。漕卒生活艰辛，漕运官员却是生活浮华，权势煊赫。他北行至宝应时，正好遇见漕运总督沈文奎的船队，“笳吹波沸，津陆交骛”，翰林院编修王大礽的船只先已停泊在那里，来不及避让，结果其属下二人被捆绑带走。到了淮安，王大礽只好请求朱之锡前往漕督府说情，以化解与沈文奎的嫌隙［２］（Ｐ１５）。他在淮安遇到一个叫善福的满族青年，因为会写满文而被漕运总督任命为“笔帖式”，后来升为理事官，虽然官不算大，但排场不小，“巨舰列帜”、“明珰锦被”，于是谈迁感叹道：“彼岂自知有今日哉”［２］（Ｐ１７）！
谈迁一路经过了运河上的各大钞关，对此有简略记述。以前他曾到过苏州浒墅关，今日再过，景况已有不同。“户部榷舟于此，昔余轻牒通刺关使者而返之，今苛细不堪矣”［２］（Ｐ５）。船至扬州钞关前，钞关官员有酒宴应酬，于是将榷关关闭，等到第二天才开关放行。对赴京任职的高级官员尚不放在眼里，一般商船民船之境遇可想而知。在临清钞关前，他便看到这样的一幕：一商人将许多筐茶叶放在岸上，等待榷使前来检查，等了三天，还没见到榷使的影子，商人不敢离开，只好守着茶叶露宿在河岸边。他虽然没有直接陈述钞关的弊端，但言辞之中，充满了对榷司官员的不满。
四
、
大运河城镇及区域社会
明清时期，因运河交通、漕运、人口流动、商品流通等原因，沿运河兴起了大大小小的商业城镇，其密集程度，远远超过附近其他地区。明清鼎革，山东直
隶一带受战乱影响最大，运河城镇虽较其他地区繁华，但战争的创痍随处可见。以山东河北境内运河城镇为例，他除详细记述济宁、聊城、临清、德州、沧州、通州等区域政治经济中心城市的规模及经济发达水平外，对运河沿线的小城镇也有记述：台儿庄，“烟井辏集，旧二千余家，今半之”［２］（Ｐ１４４）；丁家庙，“旧二百余家，今数家”［２］（Ｐ１４４）；韩庄镇“居人百余家”［２］（Ｐ１４３）；自从新河开通后，“夏镇（今微山县城）为都会”［２］（Ｐ２６）；南阳镇“多大贾”［２］（Ｐ２６），“居人三千余家”［２］（Ｐ１４２）；鲁桥“复灶重枅，商贾奔骛”［２］（Ｐ２７）；羊桥镇“居人千余家”［２］（Ｐ１４２）；仲家浅，“楼台参差”［２］（Ｐ１４１）；新闸，“亦百余家”；新店闸，“居人甚盛”［２］（Ｐ３０）；赵村闸，“居人数百家”［２］（Ｐ３１）。过济宁向北，安居镇“居人数百家”［２］（Ｐ１４１）；大长沟“亦大聚落也”［２］（Ｐ３０）；开河，“亦一聚落”，每当集市，“百货萃集”［２］（Ｐ３１）；新家口，“旧剧镇，今才三百余家”⑥；戴家庙“亦剧镇”［２］（Ｐ１４０）；张秋“联舻系笮”，“其南济宁，其北临清，亦大都会也”⑦；七级镇“居民殷繁”［２］（Ｐ１３９）；阿城镇，“亦羡市，盐贾骛焉”［２］（Ｐ３４）。过聊城向北，“梁家浅亦大聚落”［２］（Ｐ３６）；魏家湾，“旧市人三千余家，今耗甚”［２］（Ｐ１３８）。临清向北，渡口驿“故大聚，今耗矣”［２］（Ｐ１３７）；甲马营，“亦大聚落也”［２］（Ｐ３８）；桑园镇“产菽，为剧市”［２］（Ｐ１３６）；泊头镇，“商贾辐辏，南北大都会也”［２］（Ｐ３９）；流河镇“一大聚落也”，向北有唐官屯，“人倍流河者三之”［２］（Ｐ４０）；武清县独流镇“其人稠”［２］（Ｐ４１）；杨柳青，“地多柳，市倍于独流”［２］（Ｐ４１）；“张家湾城外，民居半毁，土桥旧剧聚，多祖道于此，今荒园十九也”［２］（Ｐ１３４）；河西务“城倾数十丈矣”［２］（Ｐ１３４）。以上这些小城镇，一般史书中很少提及，地方志中虽偶有记载，但大都是记其地名，而不记其规模盛衰。因此，谈迁所记虽然简略，但对研究运河小城镇历史，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比之下，南方城市受战争破坏较小，如苏州的盘门、胥门内“多丘墟瓦砾”，但阊门之内，“金阊繁丽，不减于昔”［２］（Ｐ３）。南返到达宝应时，见到“农贾似有熙攘之色”［２］（Ｐ１４７）。
城镇之外更为荒凉，运河沿线的苏北鲁西尤甚。微山湖一带，“居民减昔十之九”［２］（Ｐ２６），在原来人烟稠密的湖西地区，野生的獐很多［２］（Ｐ１４３）。宿迁县陆家坟是个人口数千的大镇，市场上也有人笼装幼獐出售。素称繁华的张秋镇，有人牵条小狼叫卖，价格是五十钱［２］（Ｐ１４０）。平原地区多獐、狼野生动物，说明这里人烟稀少，荒地甚多。湖泊水柜岸边，苇草丛
生，历来是强盗出没的地方，明代中期，这里便不甚安宁⑧，清初更甚。夏镇“屡被寇”［２］（Ｐ１４３），微山一带“村多筑楼，四望备盗”［２］（Ｐ２６）。济宁以北，船闸津要之处，“或戍楼、或堡”，日夜警卫［２］（Ｐ３０），见于《北游录》记载的，安居镇有土堡，大长沟有石堡，南旺新筑砖堡，柳林闸有土堡，开河镇有砖堡戍楼，袁老口镇砖堡戍楼，刘家口闸、靳家口闸、金家口闸都有砖堡，安山闸有砖堡。处处设防，时时警备，社会动乱，由此可见一斑。没有湖泊的地方也不安宁，静海县附近的大王庄，“顺治六年，以盗薮屠之”［２］（Ｐ１３５），整个村庄被屠戮。德州“屡中寇而瘠”［２］（Ｐ３８）。苏北的清河（今淮安市）、桃园（今江苏泗阳南）一带，商船夜泊，须二人“鸣金司漏”［２］（Ｐ２２）。南返到达瓜洲，看到南门外“沙上架木俟警，以张革发炮”，渡长江时，看到“江中多伏桩，防寇警，于是渡者赂桨船导之”［２］（Ｐ１４８）。
明清时期，运河区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工商业兴盛，流动人口多，消费水平高［１４］。在一般的史书中，我们看到的大都是“舟车辐辏，民习奢华”［１５］，“户列珠玑，家称歌舞”［１６］的记载。《北游录》关注的不是这种虚假的繁华，而是下层民众的生活状态。明政府规定，对盗决水柜、阻绝泉源者治以重罪，清政府也多次下令严禁农民截取水柜上流之泉以资灌溉［１７］。因此，每逢干旱，江北运河区域庄稼常常枯死。宝应县临湖，水面广阔，但谈迁路过这里看到的是“民多苫舍，田多汙莱，鱼虾颇贵，岸苗欲枯”，民居草房，田地荒芜，河湖岸边田地得不到灌溉，以至禾苗欲枯，原因是“惧分溉病漕”。谈迁由此感叹道：“诚河无全利也”。沿运河多湖泊沼泽，又常遭蝗灾，“宝应又蝗，并啮禾菽蒲苇”⑨。运河区域天灾多，人祸更甚。船到淮安，河边全是茅草屋，有的房子里边是瓦，外边却盖上茅草，原因是瓦屋征税银一两五钱，草屋征税银一钱五分，而且“凡兵船、炮船、贡船，其到络绎，负米肩货，咸瓦舍之是任”，住瓦屋的人一年要花费好几两银子，所以“苫之以避徭也”。他说“淮以北多灌荒污洳”［２］（Ｐ２５），“淮北萧条，滨河为甚……河工邮使，徭役络绎，迫则流亡，不顾庐墓。故土旷人僿”［２］（Ｐ２２）。骆马湖边的董家口，土地“腴亩值一钱，跷者以次减，盖苦于役重也”［２］（Ｐ１４５）。宿迁西十五里的董家沟，“居民数十家，并茇舍或露宿，土人方埢埽并护堤，甚苦之［２］（Ｐ２４）”。河边驿站的吏卒也为害一方，故城“驿卒诱人入庙中闭之，以供挽纤”，所以当时有民谚说“三月三，九月九，无事不向江边走”［２］（Ｐ１３６）。至于挑挖河道的夫役，更苦不堪言，在宿迁，河道总督杨方兴发数万人治理决口，岸上大兵监工，民夫“寅作酉息，稍不力，岸兵即矢贯其耳，尉簿等被棰扶杖而立”［２］（Ｐ２２）。运河是国家的生命线，运河城市是繁华所在，但运河区域却不是下层民众的乐土。
五
、
名
胜古迹
谈迁在文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钟情于山水，乐于观瞻名胜古迹，这方面的记载在书中占了很大篇幅。苏州的虎丘、常州的金山寺、扬州名寺园林、淮安古迹寺庙、济宁太白酒楼、聊城的光岳楼，临清金龙大王庙及其他地方的名山胜景、楼台馆阁、祠庙寺院、名人故居坟墓等等，他无不驻足游览。所记内容包括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楹联碑记。如在淮安，他游览了甘罗城、甘罗墓、千金亭、漂母墓、韩信母墓、金龙大王庙，并记下了大王庙墙壁上所刻金龙四大王事迹。金龙大王崇拜起于明初，文献中最早记述金龙大王事迹的是万历年间朱国祯的《涌幢小品》［１８］，明末谢肇浙职司北河，对金龙大王祭祀亦有记载［１９］，又董斯张《吴兴备志》亦述其事［２０］。入清以后记载更多，举凡《明史·河渠志》、《行水金鉴》及诸多史料笔记中均有关于金龙大王事迹及祭祀活动的记述与描写［２１］。《北游录》所记金龙大王事迹系抄录当时之碑刻，碑文出自明末名士华亭陈继儒之手，乃保留至今的较早的原始碑文资料，也是所有关于金龙大王谢绪事迹记载中最为详细的一种。再如在济宁，他登上了“南门之左”的李太白酒楼，游览了南门外稍左的古南池，记下了石碑所刻杜甫诗，又游览了李太白浣笔泉、观澜亭、神龙庙，而后观瞻运河岸边的清真寺，记下了寺中碑文，对于研究回族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此类记载甚多，不一一详述。
另外，书中对各地的自然环境、河流水系、地理沿革、地名由来、著名人物、历史大事、方物特产、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等，均有记述。
注释：
①朱一是《
谈孺木
先生墓志铭》中说谈迁“卒丁酉十二月十一日，距生万历甲午十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四。”（见《国榷》附录，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版，第６２２３页。）丁酉年乃顺治十三年，谈迁死于是年十二月十一日，此为阴历，当公元纪年之１５６８年１月１４日。参见杨永康《谈迁生平、行事考》，《史学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②谈迁《北游录》第１０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秦凿京岘事不见于《史记》《汉书》。《史记·周勃世家·索隐》引《南徐州志》云：“秦使赭衣凿其地，因谓之丹徒，凿处今在故县西北六里丹徒岘，东南连亘，盘纡屈曲有象龙形，故秦凿绝顶，阔百余步，又夹坑龙首，以毁其形。坑之所在即今龙月二湖，悉成田也。”按：《南徐州记》为南朝宋文帝时人山谦之撰，《隋书·经籍志》二，旧、新《唐书》均有载录。又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十八“秦凿”条：丹徒县城东有京岘山，秦时望气者言其地有王气，始皇使赭衣三千徒凿京岘山为长坑，以泄其气，即此。京镇、京口皆以此山得名。凿山之徒皆赭衣，故县名丹徒。”
③参见张承宗等《秦始皇东巡会稽与江南运河的开凿》，《浙江学刊》１９９９年第６期；王文楚、魏嵩山《东南运河的形成及演变过程》，《中华文史论丛》１９７９年第２期。④谈迁《北游录》第３６页。隋代所开永济渠，五代至宋
均称为“御河”，旧、新《五代史》、《宋史》均如此。但“御河”之名，隋代已有之。按《隋书》卷二十四《食货》“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筑道树以柳”。此处所说“御河”是指东汉以后的运河汴渠。又唐徐坚《初学记》卷六：“隋炀帝于卫县因淇水之入河，立淇门以通河，江北行，得禹九河之
故道，隋人谓之御河”。此处的御河显然是指永济渠，与谈迁之说及《五代史》、《宋史》同。但诸书均未记“御河”之名乃隋炀帝所赐。
⑤谈迁《北游录》第２４页。《明史》亦记此事，见《明史·河渠志》三《运河上》。
⑥谈迁《北游录》第１４０页。此地无新家口镇，当为“靳家口镇”之讹。
⑦谈迁《北游录》第３２页。于慎行《安平镇新城记》云“（张秋）北二百里为清源（临清），得其商贾之十二，南二百里为任城（济宁），而得其商贾十之五”，可证《北游录》之说，于慎行文见《四部丛刊》初编载顾炎武《天下郡国得病书》第十八册。
⑧据《策彦和尚初渡集》记载：济宁北１８里有湖，行程很不安全，“有盗贼之患，故歇于此”，“前程长堤，有盗贼之患，不许夜行”。日本策彦和尚两次入明进行朝贡贸易，时为嘉靖年间。见牧田谛亮编《策彦入明记の研究》（上）一，松崎印刷株氏会社昭和三十年印刷，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
⑨谈迁《北游录》第１５页。明清时期，运河区域常遭受严重的旱、蝗灾害。明成化年间，杨士奇自南京经运河回北京，看到大旱遍及今苏北到河北运河沿线，小麦或绝收可减收。蝗灾面积也很大，其中苏北及山东运河沿线最甚。参见杨士奇《南归纪行录》（下），《东里集》卷四十九。
参考文献
［１］朱之锡．北游录序［Ａ］．任北平校点本．北游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２］谈 迁．北游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３］杨士奇．东里集（卷４８北京纪行录）、（卷４９南归纪行录）［Ｍ］．
［４］葛振家．漂海录评注［Ｍ］．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２．
［５］策彦和尚初渡集［Ａ］．牧田谛亮．策彦入明记の研究（上）一［Ｍ］．松崎印刷株氏会社昭和三十年印刷．
［６］谢肇浙．北河纪（卷４河防纪）［Ｍ］．
［７］元和郡县图志（卷２６“丹阳县”条）［Ｍ］．
［８］太平寰宇记（卷_______８９“丹阳县”条）［Ｍ］．
［９］明史（卷８７河渠志五“桑干河”）［Ｍ］．
［１０］明一统志（卷１“顺天府”下“三角淀”）［Ｍ］．
［１１］康熙武清县志（卷３“河港”）［Ｍ］．
［１２］大清一统志（卷５“顺天府”下“三角淀”）［Ｍ］．
［１３］天津市北辰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典籍中的北辰
［Ｍ］．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４］王 云．明清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上篇、中篇）［Ｍ］．北京：人民出版社会，１９９６．
［１５］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上）［Ｍ］．
［１６］康熙．临清州志（贺王昌序）［Ｍ］．
［１７］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Ｍ］．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８］朱国祯．涌幢小品（卷１９河神）［Ｍ］．
［１９］谢肇浙．北河纪（卷８河灵记）［Ｍ］．
［２０］董斯张．吴兴备志（卷３１）［Ｍ］．
［２１］李 泉，王 云．山东运河文化研究［Ｍ］．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６．
文字来源：《聊城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5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