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德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历史变迁
郑民德
[
摘 要]
德州是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岸的重要城镇，在永乐时就是全国最大的三十三个商业城市之一，与当时的北京、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齐名。由运河漕运与交通而引发的德州政治、经济、商贸、文化的发展，影响了城市的进步及变迁。德州由军事化防御城市向商贸型城市的转变，也体现了大运河综合性功能的发挥。而卫所、仓储、税关、驿站等国家政治性机构的设立，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商业的发展。
[
关键词]
明清；德州；商业；运河；经济
德州处于黄河冲积平原下游，属于鲁北平原区。与明清周村、颜神镇、烟台等依靠商路中转、矿冶业或开埠通商而崛起的城市不同，明清德州以运河交通为基础，依赖国家政治的扶持、漕运经济的刺激、本土商业的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实现了由一个军事性城市向商业性城市的转变。在明清近500年的历史中，虽然风云变幻，波诡云橘，但是德州城市的发展却比较平稳有序。除了优越的交通位置以外，封建国家在德州设立一系列政治、军事、文化机构，又带动了商品流、物流、人工流在德州的汇集，成就了明清时期德州城市的繁荣与辉煌。但是与临清、济宁、徐州、淮安等运河城市类似，这种单一依靠漕运，缺乏自身强大经济实力的发展，虽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但是一旦政治、经济、交通环境改变，就会对城市的发展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产生大起大落的现象。本人不揣浅陋，通过对地方志、正史、政书、文人笔记等相关资料的搜集，希望能够对明清德州城市的发展模式有所揭露，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明代：德州由军事性防御城市向商业性城市的转变
元末明初，战乱频繁，德州经济倍受打击，人口锐减。特别是常遇春北伐与其后的靖难之役，导致德州“残杀蹂躏，几无孑遗”
[1](卷十三《风土志》)
。据地方志记载，洪武初年德州共有民户三十二里，其中“在城一里，东厢一里，南厢一里” [2](卷四《疆域》)，城内居民约330户，以每户五丁计算，总人口不到2000人。为加快土地垦荒，恢复经济与生产，明政府实行强制移民政策，将山西洪洞以及山东登、莱等府的民众迁往德州、东昌等荒凉地区，以充实当地人口。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朱棣为加强北部边防，抵御蒙元残部南下，在德州增设左卫，加上洪武九年（1376年）设立的正卫，两卫额设军丁共11200人，“二卫分市井，正卫治北街，左卫治南街，居住者皆军户” [3]（卷一《沿革》）。这时的德州完全是一座军事驻防性质的城市，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市场与商品交易区域，而当地的农业生产也主要以士兵屯田为主，其“军屯半与州境壤地相接，半则散寄于各州县，各州县运河一带，卫屯绵亘二三百里” [4](卷三（疆域）)。永乐九年（1411年）为满足当地驻军对商品、农产品、手工业品的需求，明政府在德州招商布市，“移州治于卫城北，招集四方商旅分城而治，南关为民市，为大市。小西关为军市，为小市” [5](卷四《市镇》) 。其后，随着会通河的疏浚、大型漕运仓储设立、国家政治中心的北移，大批的商人、手工业者、无业游民纷纷聚集德州，使德州成为“州控三齐之肩背，为河朔之咽喉”的要地，有“九达天衢”与“神京门户”之称。
明代德州商品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大运河的畅通以及优越的区位交通。正如许檀教授所讲：“明清时期山东的商业城镇是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大多分布在流通干线上” [6]（p111），德州城市发展模式也不例外。运河畅通前，明政府通过海陆联运的方式运输漕粮，在德州设递运所，将从南方辗转而来的税粮运往北京或边疆卫所。永乐九年（1411年）为减轻民众负担，加快南粮北运，工部尚书宋礼开会通河，大大提高了运河的通航能力。永乐十三年（1415年）为转运、存储漕粮，中央政府在德州设大型水次仓，并派户部分司主事管理。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山东巡抚陈济上书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回复“帝从之” [7]（p1319）。这时的德州商业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商人多以行商为主，物资也多为当地驻军服务。据傅崇兰先生考证，永乐间德州城市的平民户口二千八百三十六人，军户居民五千六百人，共八千四百三十六人[8](p179)。此数字的正确与否尚待商榷，但是军户人口多于平民人口，充分显示了德州这一军事化城市的特征。
永乐后，国家承平日久，德州商业逐渐走向繁荣，其交通枢纽的作用日益显著，当时“凡东南漕粟，商贾宾旅，以及外夷朝贡，道皆由此” [9]（p1493）。虽然中央政府实行漕运的主观目的不在于发展商业，但是在客观上也造成了“便国家之漕运，通商旅往事，公私之利在焉” [10](p3334)的多赢局面。当时本省与外省商人纷纷聚集德州，如临清、江浙、两湖、辽东、山陕等地的大小商帮在德州从事丝绸、瓷器、纸张、皮货、药材、粮食的转销贸易，这些商人既有行商也有坐贾，其足迹遍及德州的城市乡村。为有效管理商业秩序，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明政府于宣德十年（1435年）在德州设榷关，“在浮桥北运河西岸，后移浮桥南，东岸为临清州钞关所辖分关口，距临清总关水路三百三十里，专征河路货税” [11](卷四《关榷》)。德州关征收的货物主要是通过运河南北贸易的粮食、布匹、枣果等，虽然税银具体数目不详，但根据当时德州商业的繁荣程度，应在万两之上。弘治时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路过德州时吟诗：“今夜客中宿，德州城外船。山东余土俗，蓟北少风烟。军馈交相集，舟行不可前，时闻羸老语，菜熟是丰年。”[12](卷三百五十九)同时期的礼部侍郎程敏政在《德州道中》亦说：“出逢漕舟来，入逢漕舟去。联樯密于指，我舫无着处” [13]（卷七十九《诗》）。这两首诗充分反映了德州客商、运丁云集，商业发达的场景。但与明朝官员记载不同的是，弘治元年（1488年）朝鲜人崔溥行至德州故城县时，“见河中有漂尸三具，押行者傅荣告以当地连遭凶歉，相率为盗者多，此尸体即被强盗所杀，前路人烟稀少，盗多肆行” [14]（卷二），第二天当崔溥一行到达德州州城时，对其印象是“土广人稀，商旅所会” [15](卷二) 。可见当时德州段运河治安状况不佳，其社会秩序往往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正德六年（1511年）由于各类人口的聚集突破城厢的限制，以前的德州卫城已经难以满足商业发展在空间与地域上的要求，时任德州知州的宁河与与守备桂勇筑外罗城，延袤二十八里，形成了“九街八巷”、“二角”等繁华的商业区，出现了“工商繁荣，客商云集，货物山集，交易繁盛” [16]（p91）的景象。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御河西徙浮桥口，“立大小竹竿巷，每遇漕船带货发卖，遂成市麇” [17] (卷四《市镇》)。除各地商人在德州贸易外，明代运军夹带土宜与政府行政力量的干预也是德州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早在永乐十三年（1415年）德州建水次仓之时，就是为保障“淮、徐、临、德起运南粮入通，运军递挽，暂住与此” [18](卷二《记事》），此时虽然朝廷严禁军丁携带货物沿途贸易，但是很多运丁在运河沿岸城市的消费也刺激了当地服务业、饮食业、娱乐业的发展。永乐后，因漕运军丁“劳苦万状，行粮有限，食费不足” [19](卷四十七)，为减少运军逃亡，提高他们运输漕粮的积极性，成化十年（1474年）规定每艘漕船可携带十石土产，嘉靖年间提高到四十石，万历六年（1578年）更上升到六十石，而实际漕船所带私货的数量往往达上百石或数百石。这些货物既包括南北方的粮食、布匹、瓷器、竹木等日用品，也包括食盐等国家专卖品，属于走私性质。携带各类土宜的漕船，往往“置买私货，于沿途发卖” [20](卷八十四)，并且私货数量较额装漕粮“不啻数倍，沿途贸易，辗转迟误” [21](卷二十)。德州作为漕运码头、仓储基地成为当时运军驻足贸易的重要场所，每年大量的农产品、手工业品、奢侈品在此销售，造就了德州商业的繁华。另外因德州地理位置重要、交通便利，是京畿门户，所以中央往往使用行政力量保持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经济发展。明英宗初年为预防自然灾害，“发淮安、徐州、济宁、临清、德州、沧州但使水次有廒去处，趁熟收买米粟，以备四方灾伤，分豁之数。则民困苏，国用足，一举而两得”，
[22](卷一百八十)
其途径就是通过购买当地市场上的商品粮与农民余粮充仓以备荒歉。成化年间，“岁洊灾，京储不足，召商于淮、徐、德州水次仓中盐” [23](p1149)，属于国家利用“开中法”鼓励商人贩运粮食的措施。嘉靖年间，政府改变漕粮交纳方式，允许粮户“赍银径赴水次收买” [24](卷三十五《漕运》)，进一步刺激了德州等水次码头粮食的交易数量与规模。
明代德州经济发展的另一表现是农产品的商品化与城乡集市贸易的扩大。明初德州经过元末农民战争，经济衰退，人口锐减。虽然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中央就规定：“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 [25](p782)，以图提高经济作物在农民收入中的比例。但是当时的德州土地荒芜，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与技术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经过洪武与永乐时的移民后，德州土地垦殖速度加快，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这一时期德州的城市性质仍然是军事防御性质的，土地也以军屯为主。明中期随着运河的畅通以及新的农业技术与生产工具的传播，德州形成了以麦作为中心的两年三熟制，并且实行麦、豆复种的耕作方式。当时“树艺丰厩，麦豆合产，岁收亩七八斛”，粮食产量较高。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场的扩大，对棉花等经济作物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嘉靖时出现了很多类似农场性质的大型棉花种植园，这些种植园主将棉花换成沿运河而来的南方棉布，“运之京边，利十倍之” [26](卷三《风俗》)，虽然此处有夸大的成分，但是“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应是事实。明万历时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将赋役折银征收，为获取白银，农民种植棉花的积极性更为提高，每年棉收季节“江淮商客，列肆赍收，居人以此致富” [27](p85)。除种植商品棉外，德州等山东运河流域农民还改变明中期前那种“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南方精织维，而寡于艺” [28]的局面，将棉花织成精美的棉布，销往江南市场。北方纺织技术的提高，使“南织几弃于地” ，说明北方棉布在国内市场上已经具有相当大的竞争力。
除了粮、棉的种植与商品化外，明政府还“教民计丁，岁植桑枣百株”，当地居民将梨、枣等水果进行加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后，集中到德州桑园镇与运河西岸，利用交通优势售往其他地区。除农产品外，德州的官方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据《德县志》载：“洪武三十年，筑卫城砖不足，于城南开窑烧砖”，因德州砖结实耐用，后成为官窑，“建故宫有德州窑制砖” [29](p194)。当时德州窑的规模肯定不如临清窑，但是仍然有大批的“窑户”、“作人”、“匠人”从中受益。农产品与手工业品的商品化，对于农村及城镇集市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兴起了一批次级商业交易中心，如“北乡有柘园镇，南乡有甜水镇，东边有边临镇，王解、新安、东堂、土桥、王蛮皆有市面，故皆称镇店焉” [30](卷四《市镇》)。当地民众每逢集市开张之日，“凡日用必须物品，……不分巨细，无不仰给外来” [31](p200)，使农民与市场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与扩大。这些农村交易市场上的物品除了粮食、布帛、干鲜水果、铁器之外，还有生猪、牛羊、水产等，甚至很多南方的物品经过运河运输后，也由小商贩携带到农村市场出售。与传统集市相比，明中后期德州等华北运河区域的乡村集市无论是其数量、集市的长短、集市种类的增多和集市功能的增加等方面，都较前代有了长足的发展[32]，这些都得益于交通优势而引发的农村市场的繁荣。
总之，明代德州商业的发展得益于交通的便利与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从明初的人烟稀少到中后期的“轴舻相接，车马交驰”，从军事化城市到商贸型城市的崛起，从小农经济的自产自给到农产品的初步商品化，从区域性市场到与全国市场联系的加强，充分显示了国家政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提高了城市的政治地位，二者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清代：德州经济的繁荣与衰落
道光之前，德州经济迎来了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虽然其建置仍然为散州，但是经济与商业发达的程度早已超过了一般的直隶州，其人口在乾隆末年甚至达到了160700口，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员“官于斯，商于斯，幕游于斯，侨寓于斯” [33](卷十三《风土志》)，并且从暂时的经商、做官到永久居住，充分显示了德州在清代具有吸引外来人口的能力与魅力。与明代不同的是，清代德州经济除了依赖运河交通外，其本土商业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产品商品化的种类上上都较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
清初，中央政府在德州设八旗军驻守，对德州城市的防御性功能非常重视。顺治三年（1646年）“设两卫守备，与州县等刑名，即归守备断理” [34](卷三《卫屯所》)，但是德州民事、刑事归军事机构管理，导致纠纷不断，社会秩序混乱。随着清政府对全国控制力的加强以及德州经济的不断繁荣，雍正十二年（1734年）将“卫地刑名改归州县”。与明代类似，清王朝为转输漕粮，也在德州设水次仓，由山东粮道管理。不过此时的德州仓主要接纳山东、河南的部分税粮，其作用也仅仅限制在供应卫所官军及运军的行月粮，其额征漕粮数为“本色米麦三万三千六百四十七石九斗零，折色银五万二千六百六十两六钱八分零”
[35](卷二十八《仓庾一》)
，在规模上无法与明代相比。
在交通上，清代德州与其他运河城市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据雍正《山东通志》载，德州的道路主要通向河北、天津、北京等地，其中东六十里至陵县界；西三十五里至直隶之河间府衡水县界；南四十里至东昌府之恩县界；北二十里至直隶之河间府景州界；东南四十里至平原县界；东北二十里至直隶河间府吴桥县界；西北三十里至直隶之河间府武邑县界；西南一十二里至直隶之河间府故城县界；东西广一百里，南北袤六十里” [36](卷五《疆域志》)，当时利用德州优越交通从事商业运输的不仅仅有各地的商人，就是漕船上的水手也“沿途包揽，亦沿途脱卸，故其夹带之货多于额装之米” [37] 《卷四十七) ，他们不仅将携带的土宜在德州等运河城市贸易，而且还附带私盐，搭载商客，导致漕船往往延迟。为了保证漕粮按时到通，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中央政府在德州柘镇运河东岸设盐关“漕运总督委员驻此，稽查回空漕船有无夹带私盐潜运者” [38](卷四《关榷》)，该关设立的目的只是为了查禁国家专卖品食盐，而对其他私货则持默许的态度。为了体恤运军，雍正七年（1729年）谕令，“旗丁驾运辛苦，若就粮艘之便，顺带货物至京贸易以获利益，亦情理可行之事”，令漕船带货“于旧例六十石之外加带四十石” [39](卷三十九《征缺》)，第二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26石，道光八年（1828年）达到180石。这一安抚运军及漕运水手的措施，虽然主观上是为了国家漕粮运输，但是在客观上却扩大了德州等运河城市的贸易规模与商业的繁荣程度。嘉庆时学者包世臣曾说；“南货附重艘入都，北货附空艘南下，皆日用所必需，河之通窒则货之贵贱随之” [40](卷七《中衢一勺》)，可见漕船私货在运河城市商业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据许檀先生考证，清代德州商业以粮食、棉花、杂货为大宗。粮食、棉花以本地商品的集散为主；杂货行则主要经营纸张、江米、红白糖、锡箔、香烛、海味、火腿、板鸭等，其中大部分经运河而来，并随着运河漕运兴旺了200余年[41](p135)。除了食品跟日用品外，德州本土商业的发展还体现在大量老字号店面的出现，如创建于明末清初的瑞兴烟店有店铺六间，房子六十余间，采取传统前店后坊的营业方式，雇佣工人与技术人员四十人，他们生产的烟草包括黄丝烟、青丝烟、杂拌、潮烟近十个品种，销往济南跟天津等大城市[42](p57)。清代德州的药材市场很兴盛，沿运河而来的各地商人在德州从事药材销售、加工、转运等业务，其中最大的是由河南商人创办的“熙寿堂”药店，该药店以选料严格、制作精良、疗效显著而闻名于运河流域，其他如“广德堂”、“延寿堂”等也是规模较大的药店。与明代相比，清代德州的棉花商品化程度更高，有聚德、鲁德、宜昌等棉花行，这些商行每年在棉花收获季节，下乡采购棉花，经过初步的加工后，利用便利的水运运往临清、天津、北京等城市。德州本土的食品加工业与餐饮业在南北饮食文化的交流中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德州扒鸡因熟烂可口，肉嫩松软而被称为“神州一奇”，得到康熙皇帝的赞誉。伴随人流、客流、商流的聚集，德州的餐饮业兴盛起来，既有满足官僚、大商人、大地主的昂贵“燕窝”、“鱼翅”宴。也有为满足城市平民、小商贩、手工业者的烧饼店、火烧店、包子店等。正如傅衣凌先生所说：“中国城市的特点，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不仅是单纯的商业交换中心，城市居民是很复杂的的，有地主、官僚、工商业者及一部分下层吏民等” [43](p258)，德州城市居民在消费上的等级差别，就验证了傅先生的这个结论。城市发展除了给官僚、商人、手工业者带来利益外，也给下层贫苦民众以谋生的手段，他们将日常生计寄托在运河商业上，据《儿女英雄传》载：“这德州地方，是个南北通衢，人烟辐辏的地方……那运河的风气，但是官船靠住，便有些村妇赶到岸边，提个篮作，装些零星东西来卖，如麻绳、棉线、零布带子，以及鸡蛋、烧酒、豆腐干、小鱼子之类都有，也为图些微利” [44](二十二回)。
清代德州商业的发展与繁荣主要依赖于运河交通，虽然本土商业的成长曾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无实质性的重大突破，促使这一区域发展的原因，主要应归结于这一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城乡市场网络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完善[45](p107)。德州依赖运河而兴旺发达，与其他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一样，“被造成人口与经济福利重大损失的内乱所折磨” [46](p4)，仅在清代就经历了王伦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北伐、捻军起义等战乱的困扰，但是却依然步履蹒跚的前行，依然在毁灭中重生，在衰落中振作。最终导致德州一蹶不振的是交通优势的丧失，1826年道光帝试行海运，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冲决山东张秋运河，紧跟其后的是外敌入侵、铁路修建、轮船兴起，近代化的交通运输方式将古老的运河与帆船远远的甩在了历史的背后。运河断流后，德州“商埠开而京道改变，漕运停而南泊不来，水陆商务因之大减” [47]，而依赖于漕运所带来人流的“客饭馆全数倒闭”。当时有诗形容德州“一带荒坟围古寺，座中铁佛也生愁” [48](卷十六《艺文志》)，形象表现了城市的衰败与凄凉。
清末民初，在洋务运动以及后来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德州也兴建了一批近代企业。 光绪十一年（1885年）德州首建电报局，隶属于天津电报总局，加强了与全国各地的联系。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袁世凯在德州建北洋机器制造局，该局“规模伟大，占地七百余亩”，属于官办军工企业，主要制造子弹、枪支、炮弹等，制造经费由江海关、东海关、津海关支付，有工人近5000人。此时德州的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如德州凉帽“水运天津，销行北京及东南各省，陆行山西、陕西、河南各处销行，每岁共七千四百余顶” [49]。但是由于运道已大不如前，虽有津浦铁路的通行，德州商业发展仍然不尽人意，无法与道光前相齐并论。《德县志》记载当时的德州：“地瘠土薄，物产不饶，虽处于南北孔道，而商业殊难繁荣”，实际是城市衰落的真实反映。清末德州官办企业的发展，也只是黑暗中的复兴之光，很快就被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入侵、自然灾害所打击，所淹没，所击毁，根本不可能燃起民族企业发展的燎原之火。
三、结论
根据施坚雅的中心地结构理论，德州应该属于区域性城市，在山东运河区域甚至华北区域具有货物集散地的意义。但是与施氏所认为的区域性城市的行政功能也主要缘起于其经济中心地的地域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有所不同的是，德州最初发展的动力是明政府为满足军事需求的招商布市，只有在城市商业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政府的行政才开始服务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其关注点仍然以国家漕运与地区防务为主。德州农业的发展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部分商品化，主要依赖于运河交通的便利与德州城市贸易的带动与辐射，其发展在明清时期有着明显不同的轨迹。同时施氏的中国等级区域空间HRS模型，也同样适应于德州城市与受其影响的中心镇、中心村等大小区域经济中心的关系。该模型所认为的构成社会经济区域的等级系统，是以城市或镇为中心的，最后形成了一个具有内部差异的社会经济宏观系统。德州最先发展的是城市贸易，紧跟其后的是桑园镇、四女寺镇等交通节点的崛起，最后才是广大农村农产品的商品化，而农村贸易的发展又刺激了城市商业化的步伐。
明清德州商业从萌芽到繁荣，中间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从繁荣到衰落则仅仅几十年时间，其关键因素是交通优势的丧失。根据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长时段指“长期稳定或变化缓慢的各类结构，延续与发挥作用的时间，如地理、气候、生态、社会组织、文化传统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社会现实与群众之间形成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稳定的关系” [50]。德州在明清近五百年的历史中，一直保持着一种平衡与稳定的发展，虽然在其中有若干因素干扰了其发展轨迹，但是因为主导其发生根本变化的交通因素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所以在长时段中保持了经济的稳定与繁荣。
通过对明清时期德州商业的发展与变迁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城市的发展与国家政治、经济、交通都发生着一定的联系，其中某一种因素起着主导作用，而其他因素起着辅助作用，这几种因素的合力共同促进城市的发展。明清德州的发展主要依赖运河，经历了由军事性城市向商业性城市变迁的过程，在其中虽然有着四方商贩的聚集与本土商业的发展，但是其商品经济存在的基础仍然十分薄弱。所以现在城市的发展，更应该关注自身实力的提高，而不是完全的依赖于外界因素，这也是本文提供的一点建议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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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聊城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1年第5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