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运河城镇的历史变迁—基于张秋镇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明清运河城镇的历史变迁

—基于张秋镇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郑民德

内容提要：

明清时期的张秋镇是山东运河沿岸重要的商业城市，其依托国家漕运与便利的水路交通，实现了从沉寂到崛起，从闭塞到开放，从贫乏到繁荣的历史变革。在明清风云变幻的近五百年历史中，张秋既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与商人、商帮的青睐，同时也遭遇到了自然灾害，战乱兵燹的沉重打击。张秋镇的政治、经济、民俗、信仰都与运河漕运密切相关，通过对其发展与衰落的探讨，有助于加强对明清运河城市的再认识与深入研究。

关键词：

张秋镇；运河；商业；信仰

张秋镇位于山东鲁西平原，明代属兖州府管辖，清代属泰安府管理，是黄运交汇之地与重要的商业码头，与颜神镇、景芝镇并称山东三大镇，因经济发达、商业富庶、人口云集，被喻为“小苏州”，“小济宁”。张秋镇的崛起得益于明代运河的畅通，大量人流、物流、资本流的汇集，刺激了城市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发展，使张秋呈现出百业兴旺、商贾辐辏、车马交驰的繁荣局面。但是与其他山东运河城镇一样，张秋因运河而兴，亦因运河而衰。1855年的黄河铜瓦厢决口，洪水冲断张秋运堤，北流从利津入海，张秋政治、经济、交通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本人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地方志、实录、文人笔记、社会调查等相关资料，对明清时期张秋镇的河道治理、商业发展、民风民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黄河水患与河道治理

张秋春秋时属卫地，秦汉以后归东阿、寿张、阳谷三县管辖，因地势低洼，容易积水，每到秋天便泛滥成灾，所以俗名“涨秋”[1]。除地势因素外，还由于黄河、大清河、运河在此交汇，导致河患频繁，屡治无果。元朝至元年间，会通河建成，朝廷曾在张秋置都水分监，掌河渠与闸坝修理。但终元一代，漕粮主要以海运为主，运河因水源缺乏，河道狭窄，一直得不到有效利用，张秋镇的发展也无从谈起。明清定鼎北京后，“国家都北，而仰给于南，恃此运河以为命脉”[2]，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张秋的重视力度，不但屡派重臣治理此段黄、运两河，而且在张秋设立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机构，以保障运道安稳与漕粮输送。

明初都南京，漕粮运输道近且易。永乐迁都北京后，“岁漕东南以给都下，会通河实国家气脉，而张秋又南北之咽喉”[3]，面对黄河屡次决口，威胁运道的现实，中央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张秋段漕河进行了整治与维护。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在河南荥阳、原武黑洋山决口，“东流抵濮州，过张秋入海。其流奋圭，声闻数十里”[4]。此次决口冲张秋，溃沙湾堤防，漕船不通，运道受阻，“公私大困，诏发东昌、兖州民筑塞”[5]。景泰三年（1452年）沙湾复决，朝廷委派左佥都御史徐有贞负责治河。经过实际勘察后，他于张秋西开挖广济渠以泄洪峰，建通源闸节制水流，并组织夫役，亲自监督工程进展，终于使河漕复治。为加强对运道的管理，设寿张、阳谷、东阿三县管河主簿厅于张秋，成化十三年（1477年）又设工部都水分司郎中两员，其中北河郎中驻张秋，负责济宁到通州段河道，并掌管闸坝、堤堰、河工用料等水利事务。

明清黄运关系复杂，黄河或夺淮入海，或冲决山东运道入渤海，其“善淤、善徙、善决”的本性发挥的淋漓尽致。封建统治者在治理黄河决口时，往往治标不治本，只注重加固运河堤防，却对黄河中上游置之不理。所以距景泰年间治河仅仅过去了30年，弘治二年（1489年）黄河又在荆隆口、黄陵岗决口，洪水“东经曹濮入张秋运河，所至坏民田庐，且势损南北运道，天子忧之”[6]。户部侍郎白昂奉命治河，他筑阳武黄河长堤，导黄入沮，浚雎河，建水闸，疏月河，使运道通畅。弘治五年（1492年）河复决荆隆口，犯张秋，坏会通河。大臣徐恪疏曰：“今河决而北直趋张秋，又决而东，长奔入海。将使运道中绝，东南财赋恐难遽达京师”[7]。第二年，明孝宗命都御史刘大夏、中官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合力堵塞张秋决口。当时诸大臣众说纷纭，“讹言沸腾，谓河不可治，治之只劳且费。或谓河不必治，宜复前元海运。或谓陆挽虽劳无虞”[8]。刘大夏等人不受谣言干扰，亲临决口处，“时夏且半，漕集张秋，帆樯麟次，财货山委。决口奔猛，戒莫敢越。或贾勇先发，至则战棹失度，人船没”[9]。针对这种危险的局势，刘大夏上言：“河流湍悍，张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辄治。宜于上流分道南行，复筑长堤以御洪波，且防大名、山东之患，俟其循规而后，决河也塞也”[10]，帝纳之。此次治河工程浩大，靡财甚巨，朝廷动用了全国府库钱粮以助河工。弘治七（1494年）年九月，“命发山东、河南及直隶扬州等府官银三万一千八百余两，助修张秋决河之费，其役夫月口粮四升五斗，俱以附近州县预备仓粮给之”[11]。九月又命“以河南、山东、北直隶起运大同、宣府粮改拨京仓者，每石省扣银一钱，总五万二千两有奇，及临清商税钱钞并本年秋冬二季者约万五千两，俱听修筑张秋工所支用。从都御史刘大夏等请也”[12]。

在治河的过程中，山东按察司副使杨茂元奏：“张秋之役，官多而责任不专，供亿甚钜，日费百金”，皇帝下旨切责，“仍令大夏同心协力，务底成功，仍惜财恤民，减省冗费，严禁所部人匠，不许生事害人。其工役人等加意抚恤，毋致失所”[13]。经过刘大夏与广大军民三年的努力，张秋决口终于堵塞，同年十二月改张秋镇为安平镇，建庙祭祀真武、龙王、天妃，赐庙额曰显惠，以庇佑黄运安澜，运道通畅。此后，国家对张秋运河严密控制，沿运设堡、铺、浅分段巡视，随时将汛情上报北河分司，采取相应措施防护、抢修堤坝，以备不虞。弘治十七年（1504年）监察御史何天衢以减少国家开支为名，要求裁去徐州与张秋管河郎中，朝廷经过慎重考虑后，认为“先年安平镇冲决，始则甚微，本处官司互相推调，遂成大患。朝廷特遣大臣修筑，动费万计，终年不已。今天衢所言固节财省费之意，但管河郎中比别项官不同，专选主事。止是分管洪闸，其余湖渠坝堰，堤岸决口或溢或涸与夫椿草之征需，官夫之代替，至如蓄少泄余，行利除害专管督理尚恐有失，设若革去，万一如先年冲决及今年乾旱舟楫阻滞，谁任其责。经廷臣议奏，专设之数未可裁革”[14]。

对于明前期的黄河决口，正德时宰相费宏说：“惟天顺、弘治间，尝决张秋坝，即命大臣兴工修筑，竭数年之力，所费以巨万计，然后决口乃塞，运道乃安”[15]。弘治后至明末，黄河改变行水路线，多在徐州段泛滥，张秋运河得以畅通无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明政府的治黄保运，避黄保运还是借黄行运，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江南四百万石漕粮顺利到达京师，而百姓的安危、经济的发展都要服从于这个目的。

与大明王朝一样，清代也以漕粮为“天庾正供”，以运道为“国家血脉”。为了保障黄运安澜，封建政府不但设置河道总督、漕运总督等高级官员，而且设道、厅、营、汛以及河标营层层布防，力图确保运道无虞。但是即使如此严密的管理，有清一代黄河仍然多次决口泛滥，对运道民生造成了巨大危害。顺治七年（1650年）河决荆隆口，张秋以下堤坝全部被冲毁，洪水夺大清河河道入海[16]。当时由于国家未靖，财力匮乏，河道总督杨方兴只是于上游草草筑堤而已，并没有消除黄河决口的隐患，结果九年，十年，十五年黄河又多次决口，屡治无果。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家加大对黄运的治理力度，并重用靳辅、张鹏翮等名臣，投巨资于河工水利，使河道形势大为改观。

清朝从嘉庆时便逐渐衰落，当时吏治腐败、河务不整、阶级矛盾尖锐，从嘉庆元年（1796年）到二十五年（1820年）黄河便发生了十次决口，几乎每两年就发生一次。其中嘉庆八年（1803年）黄河于“河南衡家楼决口，穿山东张秋运河，粮艘不能行，中外颇忧漕事”[17]，朝廷委派兵部尚书费清驻扎张秋筹办漕运，次年将决堤堵复。道光时内忧外患不止，清政府自顾不暇，更无心思去治理黄河，当时几乎年年决口，危害徐州、淮安运道，漕运被迫一度海运。随着黄河积患越来越深，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阳北岸铜瓦厢决口，过封丘、祥符、考城后，在山东张秋镇横穿运河，从利津入海。当时太平天国起义方兴未艾，军饷无处筹措，咸丰帝在上谕中说：“惟历届大工堵合，必须需帑项数百万两之多。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若能因势利导，设法疏消，使横流有所归宿，即可暂缓行缓堵”[18]。面对洪水漂没庐舍，百姓陷入鱼鳖之苦，最高统治者也只做表面文章，让河督设法筹款，并让绅民量力捐资，“仅堵筑张秋以北两岸决口”[19]。同治七年（1868年）黄河又在河南荥泽决口，洪水直灌洪泽湖，威胁高家堰。经过河南、山东、直隶数省督抚商讨后，决定“惟有赶堵荥工为保全豫、淮、扬下游之计，设法挑浚张秋以北，以通南北舟楫最为目前当务之急”[20]。十年（1871年）河泛滥郓城侯家林，东注南旺湖。谕军机大臣等，“张兆栋、苏廷魁、丁宝桢奏，遵旨会勘张秋筑堤束水，费巨害重，现筹保护挑浚一折。张秋筑堤束水，既经张兆栋等会同查勘情形，碍难办理，现拟将沮河头、车家楼民埝堵塞，添筑拦坝圈堤[21]。第二年，兵部侍郎胡家玉奏陈：“黄河穿运，沙随水壅，终属可虞。现在张秋以北，临清以南已不通舟楫，是不惟有害于农田，抑且有妨于漕运”[22]。但这时由于黄河决口多年，不但用费巨大，而且治理非常困难。加之轮船、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兴起，清政府已不再关注于运河漕运。

总之，明清时期的张秋位于运道枢纽，多次遭受黄河水患的危害。为了保障漕粮运输，维持封建统治的稳定，中央政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张秋段运河进行治理，在长时期内实现了黄运的安澜，但是这种忽视黄河中上游，只注重保运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黄河决口的隐患。清末黄河改道以及漕运的终止，实际上是长时期错误治河的恶果。

二、明清张秋城市经济的发展

张秋是一座完全依靠运河漕运而兴盛的城市，由大运河而连接的南北经济带，将大批的商人、商帮、商队带到了张秋。他们或在当地从事转运贸易，或从事店铺行当，使张秋百业兴旺，经济繁荣，俨然一商业都会。另外，张秋位于山东两个最大的商业中心临清、济宁之间，通过张秋，运河把鲁西南市场与鲁北市场联结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贸易区域，覆盖整个鲁西平原[23]。

明初，张秋商业并不繁荣，仅作为漕运码头供运军歇息食宿，经济发展的条件与空间非常有限，当时“占籍镇中者仅八家为市”[24]。明宪宗成化年间，因“临清、济宁、张秋等处军民杂处，商贾纷集，奸伪日滋”[25]，设山东按察司副使一员整饬兵备与管理刑名，并在张秋设税课司征收商税。弘治年间改镇名为安平后，张秋得到迅猛发展，呈现“商贾刀泉，贸易相摩，万井乐业”[26]的兴盛局面，诗人张旭在《过安平镇》中写道：“敕赐安平镇要津，顿教绘诵转嚬呻。地平水患随沤减，天定风光遂日新。两岸亭台将十里，一川花柳自三”[27]，说明当时城镇景色优美，规模较大。又因张秋镇夹河而立，弘治八年（1495年）通政张缙建浮桥，跨会通河，便利了居民与商贾往来。

刺激张秋商业由贫乏到振兴的动力除了优越的地理位之外，还在于国家政策的扶持。封建政府不但在张秋设北河郎中与关榷，而且附近州县的漕粮都要运往张秋水次仓交兑，加之明清运军携带大量土宜在张秋发售，多种有利因素的综合，使张秋成为“襟带阿、阳、寿三邑，南北转运锁钥”[28]的重地。正德时期，因刘六、刘七起义，骚扰山东运道，为防御农民军入侵，张秋修建城墙，并设巡检司防守。嘉靖年间，随着各地商人的陆续汇集，“四民辐辏，不止万家”。为维护当地的治安，“临清兵备道于张秋选集市民七百余丁编为行伍，教以武艺”[29]，并委派捕盗通判一员以弹压地方。

万历三年（1575年）随着人口的增加与商业的发展，张秋扩建州城，周长达八里，城池规模远超一般的县城与州城。时翰林院学士于慎行在《安平镇新城记》写道：“安平在东阿界中，枕阳谷、寿张之境，三邑之民夹河而室者以数千计，四方工贾骈至而滞鬻其中”，而且“齐之鱼盐，鲁之枣栗，吴越之织文纂组，闽广之果布珠琲、奇珍异巧之物，秦之

罽毳

，晋之皮革，皆荟萃期间” [30] 。除接纳运河南北的货物外，张秋还“北二百里而为清源（临清），而得其商贾之十二；南二百里而为任城（济宁），而得其贾之十五；东且三百里为泺口，而盐荚之贾东兖者十而出其六七” [31] 。这时张秋已经有数十条街巷，从事不同的商品销售与手工业生产，“五方商贾辐辏，并列肆河上” [32] 。运河以东有炭市、驴市、菜市、布市；运河以西有税课司街、果子街、木头街、南京店街、猪市街、骡马街等，其中南京店街“盛时江宁、凤阳、徽州诸缎绸铺比屋居焉，其他百货亦往往辐辏，乃镇之最繁华处” [33] ；滨河长街则有竹竿巷、纸店街、杂粮街、米市街、锅市等。这些街市商货山积，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产品，不但有国家税务机构征收商税，而且有众多的牙人与牙行从事中间交易。张秋的粮食贸易除了本地生产的谷、粟、麦、黍、菽、豆之外，每年“河南开封，南阳之粟，由考城，仪丰经此（五里河），可输张秋” [34] 。另外张秋附近曹州、定陶、郓城、范县等地漕粮，“输之安平（张秋）水次仓以发兑” [35] ，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民与商人在此销售与收购粮食。

张秋镇最兴旺发达的时候是在万历初期，中期后随着河道淤塞、政治腐败、矿监税使横行，张秋商业也备受打击。《张秋志》载：“庆、历以来百物凋敝，列肆、书闲、市产、民力较昔十不及五矣”[36]。其衰败除了自然因素外，还与明神宗聚敛天下之财，导致“临清至东昌仅百里，东昌至张秋仅九十里，张秋至济宁仅二百里，层关叠征”[37]有着莫大的关系。崇祯时内忧外患不断，不但有满清的入侵，国内还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战乱不但使漕运不能正常进行，就连普通百姓都要遭受兵燹之苦。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青山作乱“杀人盈野，岁饥民剥树皮食之，枣二升值钱五百，兖东西四百里，寂无人”[38]。明末清初小说家冯梦龙在途经张秋时也写道：“宿张秋，居民稍稠，米价亦平。城外向储仓粮，尽为贼兵盘用，而管粮部司不可得而问矣”[39]，说明当时战乱已经严重影响了张秋的商业发展与国家的行政管理。

清朝初年，战乱未平、时局动荡，加之运道淤塞、商贾不通，张秋镇呈现一片萧条景象。随着顺治、康熙时期一系列恢复经济发展措施的实行，张秋的商业又逐渐兴盛起来。康熙年间，大量晋商与陕西商人在张秋从事转输与店铺贸易，为了联络乡情，增进同行业之间的合作与团结，他们修建了山陕会馆与山西会馆。当时张秋经营的商品主要有绸缎、布匹、杂货、瓷器、铁器、纸张、牛羊、茶、酒等，涉及衣食住行诸多领域。为了保障市场秩序与物价稳定，政府设置的牙行达43家，每年征收的商品税超过180两，“镇中诸行最盛者曰屠、曰曲，其课各三十五金而有盈焉；其次曰杂货、曰缎行，则二而当一矣；又其次曰梭布、曰平机布、曰瓷器、曰铁器、曰篓纸、曰板片，厚薄差焉，盖六而当一焉”[40]。张秋镇制曲业非常发达，在诸行中收税最多，其粮食除了本地生产外，多来自于附近州县及河南。直到乾隆时期，“阿城、张秋、鲁桥、南阳、马头镇、景芝镇、周村、金岭镇、姚沟并界联江苏之夏镇，向多商贾在于高房邃室，踩曲烧锅，贩运之利”[41]，说明酿酒业一直是张秋重要的商业。

除外来商帮外，张秋本土的百姓也利用运河之利从事商业经营，他们除了贩卖生产的粮食外，还在“河壖弃地多沮洳者，岁有蒲苇之利。四郊多木棉，负贩者皆络绎”，“市上土布、土绸亦不乏，然稍粗滥耳”[42]。而柏、榆、柳、槐等木材，牡丹、芍药、菊等花卉也是张秋民众重要的商业收入。张秋水果种植比较广泛，有枣、桃、梨、杏等，其中“梨枣颇饶，凡贩鬻江淮者多从镇发”[43]，很多人将枣经过加工后制成胶枣或熏枣，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经过外商与本土商人的共同努力，康熙时张秋人口数万，成为西通河南，北接京、津，南去江苏的商业重镇。当时“河上官商船只云集，樯帆如林，市肆楼房栉比，百货云屯。商民往来，肩摩彀击”[44]，有小苏州之称。城镇规模也十分庞大，“非三县城市（阳谷、东阿、寿张）所能及也。镇城有九门九关厢，七十二条街，八十二胡同”[45]。

乾隆时期，张秋商业发展达到鼎盛。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因张秋人烟众多，地方治安混乱，署山东巡抚郭一裕上奏朝廷说：“张秋镇，分隶阳谷、寿张、东阿三县。商贾辐辏，去县稍远，地方官耳目难周，查有兖州府管粮通判，专司所属漕粮，请移驻张秋，缉拿匪类，稽查保甲。除命盗等案及情关重大者，解县审理，余俱就近听断。书役人等，原有额编，惟衙署未建，应暂凭民房居住”，吏部回复“应如所请，从之”[46]。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又因张秋为通都大邑与交通要道，山东巡抚国泰奏称：“兖州府寿张营，辖寿张、阳谷、冠县、莘县、博平、张秋六汛，其额设游击驻在寿张县，有防守城池之责。守备驻张秋镇，巡防一带河汛，兼有催趱漕船，稽纤夫等事，其地商旅辐辏，弹压极为紧要，请将游击、守备俱改为题缺”[47]，也得到了兵部与皇帝的批准。清政府之所以在张秋这一仅为镇建制的区域设置正六品的通判与正五品的守备，就是因为张秋为漕运枢纽，关系运道民生，加之其地商业繁荣，人口众多，为国家赋税之源，政治、经济地位都异常重要。

张秋镇的衰落是从道光时期开始的，除了第一部分论述到的黄河决口、运道淤塞、漕粮海运以及现代交通工具的兴起等因素外，清末频繁的战争也是导致张秋历史地位急剧下降的重要原因。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部到达山东，清绥远将军善禄上奏说：“二十七日驰抵东昌，探闻贼三四千，被胁难民无数，占据张秋镇”[48]。咸丰十一年（1861年）捻军又起，大股农民军“由定陶、巨野等处，窜入郓城境内，扰及东平之戴家庙。并强渡安山运河，现在直扑肥城、长清交界之槐树等处，竟在窥伺省城，另股捻匪，扰近寿张之张秋镇，东阿之李连桥一带，希图北窜”[49]。同治二年（1863年）宋景诗起义军在临清、莘县大败清军，后被“洋枪队”击败，九月“败窜至张秋镇，驶过黄河逃走”[50]。清末太平军、捻军、白莲教、黑旗军对张秋的打击十分严重，不但城镇被毁，众多商旅百姓被杀，而且导致漕路不畅，经济发展严重停滞。

清末至民国时期，虽然运河已经断流，众多的外地商人也早已离去，但张秋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市镇。笔者暑假在张秋镇的东义和村发现一座民国时期重修二郎神庙及建学校的碑刻，该碑立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参与捐款的不但有附近村庄的诸大姓，还有张秋草席市等商人参与了捐款[51]。另外在采访村里很多八、九十岁老人的时候，他们向我提起，民国初年村里的人将生产的胶枣跟熏枣，用两头骡子的大车拉着，到黄河岸边上船，过黄河到徐州贩卖，甚至还有不少河南的粮食也贩运到张秋，通过陆路与部分水路运往天津或者聊城[52]。这些碑刻跟老人的回忆说明民国时期张秋部分河段还能通航，经济发展虽大不如前，但是仍然是周边比较大的商业市镇。

明清张秋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沉寂—发展—繁荣—没落—崛起—衰败这样类似于马鞍形曲线的变化。张秋商业的繁荣几乎完全依赖于运河交通与外来商人，虽然本土商业的成长曾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无实质性的重大突破，促使这一区域发展的原因，主要应归结于这一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城乡市场网络的形成与市场机制的完善[53]。一旦这种地理优势丧失与市场网络遭到破坏，运河城镇便失去了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其衰败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三、地域文化与民间信仰

明清张秋镇位于黄、运、大清河交汇之处，是国家“漕湟要津”，集运河码头、商业枢纽、仓储重地于一身，其政治、经济、交通地位非常重要。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以及漕运的影响，张秋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吸收、相互促进，使当地的居民生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而山陕商人、福建商人、江苏商人在张秋的经营，不但带来了运河南北各地的货物，而且将关公信仰、天妃信仰及其他神灵信奉带到了张秋，这些神灵与当地的龙王、城隍、任疯子信仰既存在着争夺信仰者的矛盾，也存在着相互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明初张秋人口由于元末战乱及后来的“靖难之役”所剩无几，封建政府不得不从山西、山东东部迁移居民以充实荒凉之地。笔者在对张秋、七级、阿城三镇的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村子的居民都是从山西洪洞县老鸹窝迁居而来，只有少数村庄是从河南荥阳与山东登州、莱州搬迁过来的[54]。运河畅通后，外省商人的落籍以及河兵的长期驻扎，使张秋人口逐渐密集起来。据《张秋志》载：“张秋方至东西南北各三十里，四州邑分民，错壤而居之。东平、东阿谓之社，阳谷谓之都，寿张谓之保，军地错入者又谓之屯。而都社保屯之中数十百家为聚者，则有若庄、若店、若集、若巷、若镇，遍布星列，不可遍数”[55]。

商业的发展对张秋的市民文化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当地居民逐渐由节俭到奢靡，由勤于稼穑到专于工商，由懂礼守法到越礼无规。这些现象在阳谷、寿张、东阿三地的县志中都有描述，如《东阿志》记为：“张秋在河上，五方杂措，风俗不纯，仰机利而华侈，与邑人绝异”；《阳谷志》则写道：“惟居张秋者稍奢靡焉”；《寿张志》最为详细，“此地绾彀南北，五方杂居，好尚异习，无足惟者。寡积聚而矜子母，服饰近靡，即府胥厮养皆履丝刺绸”[56]。这些变化主要归因于商业的发展使当地人的经济生活水平提高，其接受外来文化与风俗的速度加快，文化反映了经济水平，经济又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明代张秋镇设有安平书院，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与众多的学者。清代虽然没有书院的记载，但是笔者在运河文化调查中发现诸多村子的家谱、石碑都有进士、贡生、监生、痒生、太学生的记载，其中张秋西孟村有清代刑部尚书、漕运总督周天爵功德碑两座，这说明清代张秋仍然是文化昌盛、人才辈出之地[57]。

在对张秋的走访中，我们发现几乎每家每户都立有“泰山石敢当”的小石碑，而此信奉在山东其他区域则较为少见，据村里的老年人介绍，石碑具有镇房压宅，保佑全家平安的作用。而区域性的神灵信仰，在不同的村庄则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如东孟村有关帝庙、周公庙、家庙、无梁庙；五里营则有关公庙、奶奶庙；李海子有任大仙庙、北海龙王庙；杨武岳有关帝庙；东义和有关帝庙、二郎神庙。关公信仰应该为居民从山西迁徙而来以及晋商所带来的乡土文化，代表着正义、团结与怀念故土；奶奶庙是当地民众祈求子息而设；任大仙庙则是张秋及附近地区的民间信仰，为纪念明代道家人物任疯子而立。这些庙宇虽多数毁于20世纪50年代与70年代，仅存的也多为后世重建，但也是当地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张秋镇最大的官方信仰则为天妃、真武大帝、金龙四大王信仰，这些都与明清运河漕运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妃信仰主要分布于运河流域与沿海地区，在张秋最早的记载是在弘治刘大夏治理河决时期。河成后，“朝廷又敕建神祠（内祭天妃、龙王、真武）以祈冥佑，名曰显惠，命有司春秋祀事”[58]。《大明会典》也载：“张家湾祭潞河之神，天津祭海口之神，安平镇祭龙王之神，徐州、吕梁二处祭洪神，淮河口祭淮渎之神，仪真、南京祭大江之神，彭泽祭小孤山之神、九江之神、汉江之神”[59]，每个地区的神灵信奉都与该区域的大江、大河、山陵有着联系，这说明神灵信仰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是当地民众将自然物神化后而产生的心灵敬畏与膜拜。万历时候曾担任过北河郎中的谢肇淛也说：“北方河道多祀真武及金龙四大王”[60]。他还在一首诗中形象反映了张秋民众祈求神灵保佑当地风调雨顺的场景：“四月一日淑气熙，安平两岸行妖姬。三三五五自结束，尽入城头真武祠”[61]。

明末及有清一代，关于金龙四大王的信仰在张秋成为主流。崇祯年间，众多的晋商集资兴修了“金龙大王庙”，规模宏大，兼有西商会馆的性质。清初，晋人张孝、秦人陈良策又招集山陕西商人重新修葺，增加了戏台，更加壮观。同治时期，对金龙四大王的祭祀达到了鼎盛，六年（1867年）“以神灵显应，加山东张秋镇河神封号曰显佑，曹将军封号曰孚惠”[62]。七年（1868年）捻军被镇压后，“以神灵助顺，颁山东张秋镇河神庙匾额，曰荣光普佑”[63]。同治十一年（1872年）又以“神灵显应，颁山东张秋镇大王庙额，曰宣流济运”[64]。最后甚至“加金龙四大王封号至四十字，庙祀封丘、临清、张秋镇、六塘河”[65]，其地位之尊贵，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同治皇帝之所以对金龙四大王如此推崇，是因为咸丰年间黄河冲决张秋运道后，漕运不通，商路断绝。最高统治者无力治理黄河，只好将运道通畅的梦想寄托在神灵身上。

明清时期张秋的民间信仰除了天妃、真武大帝、金龙四大王等漕运神与水神外，还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以及外来的天主教信仰。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秋镇为运河商埠，居民信理教者约五六百人，回教徒数千人。天主教人亦与回教人发生冲突，天主教人败北，但回教礼拜寺则被毁于天主教人之手”[66]，这条史料虽然论及的是宗教冲突，但也说明了张秋宗教信仰很多，各教派之间的矛盾很大。

清末及民国时期，随着黄河改道与商业重镇地位的丧失，张秋的民间信仰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以前备受推崇的漕运神与水神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张秋本地的城隍、任大仙信仰逐渐上升，直到今天仍然在附近区域广为传播。这说明一种信仰的产生、发展、衰败是与当地的经济、地理环境、国家政策密不可分，一旦培育这种信仰的土壤消失，那么信仰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与条件。金龙四大王与天妃信仰都是随着运河漕运的畅通而传播到张秋镇的，在外来商人、漕运军丁以及封建统治者的宣扬下，本地民众也接受了这种信奉。但是运河的断流与商人的离去，使这些国家所扶持的信仰失去了存在的动力，而任疯子与城隍信仰则因与本土民众有着共同的文化土壤而得以延续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