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肇淛履职北河考

 

谢肇淛履职北河考

 

王　云，崔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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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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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肇淛是明代后期重要学者、诗人及诗论家，曾以工部都水司郎中一职负责北河河务。由于官小事微，学界关于谢氏履职北河之经历状况罕有关注和研究。但是谢氏诗文集中很大部分内容是其治河生涯、思想状况的纪述，其学术论著《北河纪》等不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还体现了一位位卑河官独到的治河理念和方法论。我们通过对谢氏作品的深入研读，大体梳理出谢肇淛履职北河的过程和相关细节，揭示出谢氏三年河官生涯中的思想状态、履职情况、官德人品及学术成就等，以期对谢肇淛研究及明代运河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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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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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肇淛；北河；张秋；《北河纪》

 

　　谢肇淛（１５６７—１６２４），字在杭，号武林，福建长乐（今长乐市）人。万历十六年（１５８８）谢肇淛以《诗经》举于乡，万历十七年会试落第，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壬辰中进士，此年冬除湖州推官。不久因得罪吴兴太守，移官东昌。后历仕南京刑部及兵部主事、工部屯田司主事、都水司北河郎中、云南布政司左参政、广西右布政使、左布政使。作为明代后期著作等身的实力派学者，谢肇淛尚未引起当代学者的充分关注，特别是谢肇淛的治河经历及其颇具学术资料价值的治河著述，学界的关注乃至研究则更显不足。原因大概主要在于谢氏所任河官级别较低，基本上是执行官，没有（也不可能）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决策或治河业绩。但是谢氏诗文集中很大部分内容是其治河生涯、思想状况的纪述，其学术论著《北河纪》等不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还体现了一位位卑河官科学的治河理念和方法论，这些都是明代历史特别是运河史研究所不应忽视的。

１．从节慎库主管转为都水司郞中万历三十七年（１６０９），在为父丁忧三年期满后，谢肇淛补任工部屯司田主事，转员外郎，主管节慎库，“在事一载，稽诸帐籍，历历有征，每一会计，辄拊心扼腕”，“以故猾胥狡吏无所售其奸”，［１］（附录）谢氏清廉及严谨深得朝廷赏识。万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谢肇淛被任命为工部都水司郎中，督理北河。下面是当时朝廷所颁任命状中的一段，对北河郞中所辖河道的起讫范围、权限大小、具体职责等作明确规定：皇帝敕工部郎中都水司郎中谢肇淛：今命尔管理静海县以北而南直抵济宁一河道往来提督所属军卫有司掌印管河并闸坝等项官员人等，及时挑浚淤浅，导引泉源，修筑堤岸，务使河道畅通，粮运无阻。其应该出办椿草等项钱粮，俱要查照原额数目依期征完，收贮官库，以备应用。出纳之际仍要稽查明白，毋容所司别项支用。其各该管河官员务令常行巡视，不许营求别差，亦不许别衙门违例差遣。但遇水涨冲决堤岸，各照地方实时修理，如或工程浩大，人力不敷，量起附近军民相兼用工，事毕即行放回。其南旺等处大小挑浚，俱遵照近日题准事理，于九月兴工。一应兴利除害、有益河道事务，悉听尔从宜区处。尔仍听总理河道都御史提督，遇有地方事务，呈请转达施行。［２］（史部５７６－６５５）

明代的京杭运河在全线畅通之始，管理体制多变，直到成化年间，才初步成中央和地方相结合、分段管理的运河管理体制。中央机构由总理河道、巡河御史、工部都水司郎中、都水分司主事组成。其中总理河道一职在有明一代并非常设机构，而且运河全长１７００多公里，一人总理势有不及。长江以北运河的管理实际上由工部都水司郎中（或主事）四员分理：

由广陵而达淮安为南河，由黄河而达丰沛为中河，由山东而达天津为北河，由天津而达张家湾为通惠河。之四河者，天子使部院大臣总其政，而分部以四。［３］（卷一“总叙”）即从北京到仪征将运河分成四段，自北而南为通惠河、北河、中河、南河四部分，由工部分别派员管理。其中通惠河郎中驻通州，管理大通河，兼理天津一带河道；中河郎中驻吕梁，专治徐、淮河道，后又加管洳河，兼理吕梁、徐州两洪；南河郎中驻高邮，管理淮扬段河道。而谢肇淛所负责的北河主要掌静海至济宁卫河、会通河河道所辖河道，长达一千多里，且地形地势最复杂，河闸最多，挑浚任务最为繁重的河段。正如谢氏在《北河纪》中所言：“不腆之治，南至鱼台，北至天津，统辖千有余里，任綦重，治綦艰。”［３］（卷一“总叙”）转任北河郞中虽体现了朝廷的信任和重托，但毕竟是平调外徙，且“任綦重，治綦艰”，所以，谢肇淛并不看好朝廷的这一平调任命，甚至有些消沉和失落：“本以山中木，来为河上翁。衣冠尘土

里，魂梦水声中。”［４］（水署杂诗十首之二，卷一五）但君命难违，也只好随遇而安了：

孤城围县鄙，古驿枕河干。鲛室新芸署，麟符旧李官。晚衙山气合，夜梦橹声寒。莫笑卑栖地，鹪鹩意已安。［４］（水署杂诗十首之一，卷一五）万历三十九年，４４岁的谢肇淛由京城赴张秋督理北河。路过东昌府时，面对曾经熟悉的光岳楼，想想自已十余年来的宦海沉浮，谢肇淛感慨万端：长堤十里水悠悠，旌节犹迎旧细侯。最是堤头杨柳色，照人憔悴不胜秋。［４］（卷二九《过东郡二首》之一，１３６７册第２１９页）

２．北河分司驻地张秋现在的张秋在山东阳谷县东南，地势低洼，其周围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凹陷地带，多条河流流经这里。历史上黄河的决口泛滥成为这里的主要水患。元会通河竣工后，始在此设置都水分监。刘大夏根治河患后，于宏治八年（１４９５）改称安平镇。明代的张秋虽是一个镇，但作为北河分司公署驻地和重要的漕运码头，其城市规模比起一般县城甚至比泰安府城还要大。明代大学士、东阿人于慎行《安平镇新城记》曰：“国家漕会通河，设工部分司于故元之景德镇，以掌河渠之政令，即今所谓安平也。安平在东阿界中，枕阳谷、寿张之境，三邑之民夹渠而室者以数千计。五方之工贾骈坒而墆鬻……则河济之间一都会矣。”［１］但在“于今老来心渐灰”［４］（卷一一《甲寅除日书》，《续修四库全书》１３６６册第６５３页）的谢肇淛眼中，张秋城似乎更多的是宁静和山水灵气：“孤城河之干，飘若水中萍。幸无簿牒扰，吏散门长扃。边邑错三五，落落如郊坰。山水多清晖，亦足娱心灵。”［４］（卷七《赴张秋作》，《续修四库全书》１３６６册第５７８页）而他即将入主的郞署竟然如此的偏远和荒凉：“漫说郎官署，凄凉似远藩。抱河双半郭，错壤一孤村。”［４］（卷一五《入发平署二首》之一，《续修四库全书》１３６７册第４３页）其实，当时的北河分司公署无论就建筑规模还是内部结构来看，都是颇显排场的。在《北河纪》中，谢肇淛对此作了详细记述：公署在河之西南，未详其建于何年。嘉靖十四年郎中郭敦重修，四十四年郎中姜国华以堂宇皆南向而公门独折而东，非居正之体，乃费公币二百金改而南。门之左为坊表，其右为土地神祠。大门三间，仪门三间，大堂五间，东西廊房各六间。左幕厅三间，右吏书房三间，外厨房二间，衙内上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左书房三间，右厨房三间，旁小房三间。东楼五间，其上有小阁三间。楼前有堂五间，东连房五间。堂之外东西小轩各二间，外为客厅三间，左右耳房各一间。厅南菜园半亩许，万历四十年二月衙房五间灾，四十一年春重建。［６］（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５７６－６５２．）

３．尽职尽责体恤下情得知谢肇淛履职北河后，谢氏亲友徐火勃曾寄诗一首：使者分曹治北河，应知瓠子不兴歌。既怜驿路携家远，又苦官船过客多。屐到东山登小鲁，胶和深井煮名阿。俸钱莫惜抄书籍，双眼将花奈老何。［７］（卷一九七言律诗）虽系亲友间的酬唱之辞，但颇具写实成分，基本上点出了谢肇淛河官生涯中的主要经历和生活状态。

作为极富书生气息的下层官吏，谢肇淛天生的傲骨和率直似乎并没为其仕途带来好处。“其少年苦不受徽墨纠缠，故礼法之士疾之如仇，二十年而官不过执戟”［８］（第１９页），从湖州司理任上因讥讽上司被徙治东昌，到天命之年仍在治河郞中任上徘徊，这对不甘平庸的谢肇淛来说多少有些失志。因此，失意、消沉的思想情调在其三年河臣生涯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有鸟有鸟河之干，三年欲蜚无羽翰。日莫雨雪愁关山，毛长翅短声凄酸。南山虞人铁作网，北山狐狸尽白颡，我独何为棲草莽！［９］（《七歌寓张秋作》之一，卷一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１７５－２３９）儒道互补情结是多数传统中国士大夫思想观念和行为范式的重要特征，这一点在谢肇淛身上体现得颇为明显：一方面流露出看破红尘的失意和旷达心绪，另一方面，耿直的秉性和儒家出世情怀仍旧在他思想意识、职业观念及行为范式中处于主导地位。

如果说道家思想让他对世事看得更开、心态变得更平和，儒家观念则让他以积极的姿态来面对现实和职责。在对谢肇淛思想影响和行为规范的塑造上，儒道二家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所以，尽管时有牢骚和不平，但并不影响谢肇淛面对现实公务职责时的敬业、勤勉和清廉。他曾将公署中一间堂宇命名为伐檀堂，并作《伐檀堂记》，以警示自己莫尸位素餐：人臣之患莫大于素餐，夫素餐云者，非独其聋聩龌龊木偶而无所事事之云也，聪明贤智之士，心足以索象罔，才足以挥八极，其视天下事类以为委琐猥俗而置之不足理，其于效一官奉一职不数数然也。夫臣之事君，如木之就匠，大为栋小为楔，惟所使耳。如必厌弃寻常而竞捷足，国家溪赖焉？又焉用举之堂皇之上而岁糜大官廪禄为善乎？……行河使者日计值而岁计资，及瓜而代，其赘疣而传舍之也，亦已久矣，吾惧其素餐也。［１０］（卷一九，《伐檀堂说》，四库存目集１７６－２１５）

北河主体为山东段运河，多由人工河组成，水源不足且不均衡，来水道含沙量大，经常受黄河泛滥的冲击，使得河道淤塞不断。“每春夏之交，水浅可揭，长年竭蹶，耶许辘辘，不得休。”［１０］（卷一六，《分水龙王庙并玉皇阁碑记》，四库存目集１７６－１４１）因此，水源的解决和河道的疏浚成为运河治理的头等大事，也成为谢肇淛所负责的北河分司督理的重点。三年中，乘舟视河，风雨漂摇，成为他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或状态，正如他在《暮秋行河》一诗中写到的那样：“霜风吹断九河流，日日征帆去未休。身似雁臣行万里，家同渔子在孤舟。”当然，张驰有度，奔波与忙碌只是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视河之余，谢肇淛的闲暇时间还是不少的。他会充分利用这些时间来阅读、著述或体味生活、享受天伦之乐。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曾写道：“不佞河上之役甚觉闲旷，每无过客时，杜门却轨，沈酣文史，有时调弄三四小儿着膝上，情况亦自不恶。”［１０］（卷二一《寄锺伯敬》，四库存目丛书集１７６－２４５．）

挑河是保障运河畅通的重要河工环节。明代对会通河的疏浚，早期规定三年二挑，正月兴工，三月竣事。后来万恭提议，头年九月大挑，二月漕粮起运。万历年间规定，一年大挑，次年小挑。大挑即挑正河，小挑即挑月河。无论大挑小挑，作为北河主管的谢肇淛都要亲临现场督理，这也成为他年度河务工作的重中之重。每次挑河，大量民工集聚河岸，饥劳交迫，致使许多人死亡，往往发生大规模病疫。对众多河夫的这种悲苦惨状，作为工程负责人的谢肇淛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既要确保完成当年的挑河任务，又无法在当时的物质和河工技术条件下避免众多河夫的饥劳惨状。他只能将所见所闻用文字记录下来，在给后人留下真实历史的同时，也表达出一位正直河官的真实情感：堤遥遥，河弥弥，分水祠前卒如蚁。鹑衣短发行且僵，尽是六郡良家子。浅水没足泥没骭，五更疾作至夜半。夜半西风天雨霜，十人八九趾欲断。……天寒日短动欲夕，倾筐百反不盈尺。道傍湿草炊无烟，水面浮冰割人膝。［４］（卷一０《挑河行》，《续修四库全书》１３６６第６７４页）

上面所引出自《南旺挑河行》一诗，是谢肇淛众多河工诗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首，反映了当时谢氏督理南旺段运河疏浚时的真实状况和情感。自古以来，官民之间关系及情绪以对立或漠视者居多，根源在于执事官为了完成份内的任务而不顾隶属民众的死活，而作为执事者的谢肇淛在这首诗中却是站在劳工角度上对他们所处的悲惨处境和现实作了鞭挞和揭露，这对于一个封建官员特别是一线执事官员来说，是难能可贵的。由于官小事微，历史上有关谢肇淛治理北河的评价非常少，只有徐火勃在《中奉大夫广西左布政使武林谢公行状》中对其三年的北河治水生涯作了如下概述，虽不乏溢美成分，但颇具参考价值，我们不妨拿来作一小结：

君审天时，察地利，规前虑後，毖画周防，日夜焦劳，凡可以护卫河工者莫不毕举，手勒《北河纪》，图绘形胜如指诸掌。由是百渎效灵，舳舻鱼贯，旱不涸而雨不崩，君之力焉。

４．迎来送往之间督理河务之外，迎来送往也是谢肇淛河臣生涯中的重要内容和环节，这对于生性孤傲的谢肇淛来说也是很无奈的事。十几年前任东

昌司理时，面对“苦被征官累，驱驰只骨存”的现实，他曾慨叹道：“不知五斗米，销尽几人魂！”［９］（卷一四《四库存目丛书》集１７５第２９７页）如今作为北河郞中，需要应付的各类巡河大员或过往官员们似乎更多更频繁，这使他更感疲惫和无奈，同样发出“瓜期容易及，无奈送迎何”［４］（卷一五《水署杂诗十首》之三）的慨叹。在三年的河臣生涯中，谢氏所经历的最大迎送事件是护送福王就藩洛阳。福王即朱常洵，他是明神宗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所生。明神宗想废长（常洛）立幼（常洵），被众大臣极力反对。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神宗让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万历四十二年（１６１４）三月，朱常洵在兵部侍郞魏养蒙、锦衣卫指挥使梅国林率部护送下就藩洛阳。此前关于福王去洛阳走水路还是陆路，朝中颇有争论，谢肇淛当然无资格参与这一问题的论争或决策，但他在《与马侍御论福藩书》中从一线河臣的角度对此作出了分析，指出福王就藩洛阳走陆路比走水路要好得多：

福藩之行，就陆已有成说，比者忽奉水行之旨，且责以遇浅挑浚。不佞河臣也，疏凿畚锸，何劳之敢辞！但难有什百于此者。闸河之设，身狭底浅，汶流涓涓，不绝如线，重运之行，多在夏秋积潦之后。若春夏之交，杯水可揭，官民余皇，稍重则胶，此天下所共知也。况去秋山水发后，淤泥暴长，加以王舟重滞，势必启数闸而后盈一闸之水，停数日之后得一日之用。道既迂回，时难豫度。迁延南下，复阻漕舫。不惟恐耽就国之期，亦且恐误今岁之运事。事不便，未有甚于此者。然此特就河道言也。至于沿河州县，地皆窎远，水滨瀉卤，百里无烟。行驻信宿，供顿不继，且向未豫议期，复仓卒沿河居民惊骇逃窜，地方有司必有执其咎者。况自徐州以南，一入黄河，惊波怒浪，不辨牛马，其艰危凶险之状，即估船商舶不能自必其命，而况以千乘之尊，漫尝试于十死一生之途哉！凡此者，非不佞之所敢与议，而值总督更摄之时，往复辽远，不得不闻之执事者。当今东方所侍，以为天唯九鼎一言耳。万一天听可回，仍依从陆之议，不但地方安堵，而亦藩封万全之计也。［１０］（卷二一，《与马侍御论福藩书》，四库存目丛书集１７６－２５０）

但是朝廷最终还是选择了水路。作为河臣的谢肇淛不仅要事先布置好河道维护事宜，而且还要乘舟为福王领航探道，以确保福王的安全顺利通行，可以说忙得焦头烂额：“近以藩封经临，河臣昼夜拮据，不遑宁处。”［１０］（卷二一《答林谨任都谏》，四库存目丛书集１７６－２４６）在《护送福藩行记》一文中，谢肇淛详细记述了整个迎送过程：

肇淛河臣也，职宜缮堤岸，瀹淤滞，以导楼橹。业先期檄属郡所司共命，至是则操小艇，溯济漯汶卫诸流谛听形势，乃归。归五日为四月之六日，而王舟

已自仓州南矣……时直指藩臬皆操舟从王，而肇淛舟常先一程，若为王前驱也者，视水也。……水部小臣躬逢盛际，得睹汉官威仪，幸矣幸矣，归而拜手纪之方册。［１０］（卷九《护送福藩行记》，四库存目丛书集１７６－３７）

５．穷到“家”的北河郞中明代河官多为肥差，官吏贪污现象很普遍。但做官二十余年的谢肇淛似乎依旧清贫。他在《授正郎自嘲》一诗中说：“二十前五石壶，只今囊粟似侏儒。”“一帘花雨千峰月，赢得尊前是故吾。”［４］（卷二四《授正郞自嘲》，续修四库全书１３６７－１６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是世俗心态中“官”崇拜现象的一个重要诱因。但谢肇淛不但自己清贫，其亲友似乎也没得到世俗心目中应当具有的一系列好处和实惠：他的老母亲依然住着破草房，他的兄弟姐妹们依然在贫困线上挣扎。面对家书时的那份窘迫和无奈，让世人看到了一位穷到家的北河郞中：“书来字字诉穷愁，不待三言抒已投。月俸哪堪供弟妹，时名无计绝交游。”［９］（卷三０《得家信》）在谢肇淛看来，贫与富只是相对的，作为官员来说，要做到不攀比，不患贫，守住廉洁底线，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知足之心”：贫非不佞所患也。老母在堂不乏菽水，先人敝庐足以蔽风雨，百亩之田足以供饘粥，视一二善宦者诚贫。回首作措大时已过之远矣。吾尝谓：人生苟存一知足之心，何官不可为，何地不可居！［１０］（卷二一《寄郑孟麐》，四库存目丛书集１７６－２４２）

６．治河专著及治河思想三年北河生涯中，谢肇淛将公务之余的大部分时间用在著书立说和诗文创作上，其中《北河纪》一书即是谢氏三年视河工作之余的一部杰作，也是明代治河专著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关于此书的写作背景及其学术价值，时人在序中论述曰：

谢

君在杭夙负通才，华实兼茂，阅历既深，成绩可纪。分曹北河，幸平成之多暇，访古河渠沟洫之志而更充拓之，厘为八纪。信而可征，详而有体，绳绳乎有用之文。［３］（序一，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５７６－５６９）后世学人对此书也多有赞誉，就连眼光挑剔的四库馆臣也称赞此书“捜采颇备，条画亦颇详明”，“盖其发凡起例具有条理，故续修者莫能易焉”。［３］（提要，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５７６－５６７．）但目前学界关于此书的研究还很不深入，认识也很模糊。比如关于此书的成书年代，当代文献多述为“万历末期”，这当然不能算错。其实，只要细读谢肇淛作品，《北河纪》成书的确切年代便可明确考定：不佞行亦及瓜，请急归里，来岁春夏之交或有天缘可握手也。《北河纪》一部，杀青初竟，以政大方。［１０］（卷二一《答王永启》，四库存目丛书集１７６－２４７）这是谢氏写给友人王永启信中的一段话。所谓“行亦及瓜”，即三年河臣任职到期。从此信中可知，《北河记》一书应是作者任职北河期间所著，并于河臣期满时“杀青初竟”，说明《北河纪》成书时间在万历四十二年左右。

 

《北河纪》全书由卷首、正文８卷、附《纪余》４卷组成。卷首实含图３幅，即北河全图、泉源图和安平镇图，但泉源图在卷首目录中未列出。北河全图详略有致，将北河沿线重要港口村镇逐一标记，泉源图则将山东运河济水诸泉及其流径悉数标出，安平镇图则直观展示出万历年间张秋镇的结构规模及城内布局明细。这三幅图的史料价值极高，特别是安平镇全图，保存了运河全盛时代张秋镇的规制全貌，成为后世认识和研究运河名镇张秋的珍贵资料。正文８卷即河程、河源、河工、河防、河臣、河政、河议、河灵等八记，内容涉及北河段（主要为山东段运河）运河水资源及利用状况、运河工程、管理体制及规章制度沿革等。在卷一“总叙”中，分别概述了正文八卷的主要内容及命名原由，除第一卷河程及第七卷河议外，其他六卷都由纪实和文征两部分构成。纪实部分多为作者当时所见所闻所测之真实记述，资料价值较高。文征部分则辑录与该部分内容相关的历史文献。

《纪余》４卷附在《北河纪》正文八卷之后，约３６０００字。关于《北河纪》与《纪余》的关系，谢肇淛在《北河纪余序》中曾作如下叙述：“北河纪矣，曷为及其余也？纪者，纪河以内者也；而余者，纪河以外者也。”［１０］（卷六《〈北河纪余〉序》）所谓“河以外”者，主要指《纪余》中主要述及沿河各地历史沿革及历代诗咏之作，偏离了“河纪”主题，所以四库馆臣推论曰：“盖河道之书以河为主，与州郡舆图体例各不侔也。”［３］（提要，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５７６－５６７）不过，《纪余》从南到北对北河沿线城镇地名、位置、名胜古迹、历史典故加以介绍或考证，并对有关这些城镇的历代诗歌加以搜罗辑录，这对于《北河纪》主体内容的丰富，对于后人全方位认识和研究北河乃至运河史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外，谢肇淛在履职北河期间写的大量诗文中大部分都与运河或治河有关，这些诗文虽不能算治河专著，但却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当时的运河状况及风情，为明史研究特别是运河史研究提供了不应忽视的重要内容和切入点。作为治河小官，谢肇淛无资格参与运河治理的宏观决策及理论建构，但这并不妨碍他具有独到的治河理念和思想。综合谢肇淛各种著述来看，其治河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河务管理中的“行无事”说。在《北河纪》序中点出了谢肇淛的治河理想及行事原则：要于率用旧章，因势顺流，毋隳已成之绩，毋徼难冀之功，无事有事，有事无事，使河与人两相习而不相害，则大夫之志也。［３］（序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５７６－５７０）这是谢氏深谙道家思想并深受其影响的重要体现。谢肇淛曾将其在张秋行署的政务大厅命名为“行无所事”堂，其《行无事说》一文即强调了在河事管理中，对于前人行之有效的办法规制应当遵守，官员的任务主要是使下属各司其职而不是在具体业务上对其指手划脚，这是谢氏“无事”说的两条基本原则：流安而故坊之则怒，法成而故更之则扰事，有司存而故侵之则下罔适从。［１０］（卷一九《行无事说》，四库存目丛书集１７６－２１４）

谢氏还指出自己的“无事”与大禹顺水性无为而治的根本区别在于：“禹以人为水用其无事也，无水事者也。吾以水为人用其无事也，无人事者也。”［１０］（卷一九《行无事说》，四库存目丛书集１７６－２１４）在谢肇淛看来，

自然规律当然需要遵守，但正确的意识形态及其行事结果更应当受到尊重而不应随意被干扰。对于河官而言，就是要对所辖河务作总体上的科学布署，知人善任，而不是到处指手画脚，既让下属无所适从，又让自己陷于事务主义，疲于奔命。二是指出了明代运河治理正走向难以克服的死结。

明代运河治理及维护的主要宗旨是保障漕粮正常运输，其难点是既想借黄河之水行运，又想避开黄河泛滥对漕运的影响。从开始的借黄行运到后来的避黄行运，黄河对运道的威胁始终难以避免。另外，河道治理中还肩负“护陵”的任务，即保护凤阳皇陵、寿春王陵和泗州祖陵不受洪水侵犯，这些都使得治河操作更加错综复杂，河道治理逐渐进入以当时的物力和科技难以克服的死结：至于今日，则上护陵寝，恐其满而溢；中护运道，恐其泄而淤；下护城廓人民，恐其湮汩而生谤怨。水本东而抑使西，水本南而强使北……今之治水者，既惧伤田庐，又恐坏城郭；既恐妨运道，又恐惊陵寝；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钱；甚至异地之官，竞护其界，异职之使，各争其利；议论无画一之条，利病无审酌之见；幸而苟且成功，足矣，欲保百年无事，安可得乎？三是主张京幾周围及西北滨水区域搞好农田水利建设，避免或减少国家对漕运的依赖。今京师三大营九边数十万军，升合之饷，皆自漕河运致，古称“千里运粮，士有饥色”。今乃不啻万里矣！万一运道有梗，何以处之？故为今日计，则屯田之策，宜行于边塞，而水田之利，宜兴于西北滨水诸郡县也。

这种搞好京幾周围及其边缘地区农田水利以减少国家对东南粮依赖的思想，在明代颇为盛行。与这种农田水利思想相联系，谢肇淛还主张分引黄河之水进行农田水利灌溉，这样既可达到粮食丰收，又可减黄河水势以济运：“黄河之水，若引之以灌田，广开沟洫，以杀其势，而其末流通之运道，以济、汶、泗之渴，使之散漫，纡回从容，达淮入海，不但漕运有裨，而陵寝亦无虞矣。”

参考文献：

［１］徐火勃．中奉大夫广西左布政使武林谢公行状［Ａ］．谢肇淛．小草斋文集［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２］管理北河郎中敕［Ａ］．谢肇淛．北河紀［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３］谢肇淛．北河紀［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４］谢肇淛．小草斋集［Ｍ］．续修四库全书本．

［５］于慎行．安平镇新城记［Ａ］．康熙．张秋志（卷１）艺文志．［Ｍ］．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２９．

［６］谢肇淛．北河纪（卷５）［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７］徐火勃．鼍峰集［Ｍ］．明天启五年南居益刻本．

［８］喻政．小草斋集序［Ａ］．谢肇淛集（一）［Ｍ］．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

［９］谢肇淛．小草斋集［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１０］谢肇淛．小草斋文集［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文字来源：《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