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沿运城市与运河申遗
郑民德
中国大运河自春秋时开凿，距今已经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期间虽然沧海桑田、风云变幻、波橘云诡，但大运河一直如同慈祥的母亲，在经历了吴越春秋、隋唐盛世、明清繁荣后，依然默默的为中华民族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她虽然苍老却精神矍铄；虽然疲惫却力图振作；虽然坎坷却始终执着，随着中国大运河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临近，社会各界对运河的关注与热情也日益提高，对运河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保护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运河文化包括河工、运道、城镇、民俗、漕运、经济等诸多方面，其内涵与本质是广阔的、丰富的、复杂的，仍然有着进一步研究与探讨的必要，只有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增强运河保护的意识，才能使运河文明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得到传播与发扬，才能使中国大运河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中国大运河贯通于隋代，经元代裁弯取直，在明清时期最终形成了长达1700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它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省市，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工工程。运河沿岸的诸多城市依靠便利的水陆交通与国家漕运，实现了从沉寂到崛起、从闭塞到开放、从贫乏到繁荣的历史变革，这些城市就像是运河上的明珠，不但起着南北货物中转的作用，而且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商人与商帮，形成了明清中国历史上经济与商业最为发达的运河经济带。它们不但创造了不计其数的物质财富，更加快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各民族的融合，对于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我们回望明清时期的运河城市，实质是在阅读自己的历史，在诠释民族的文化，在探究那那曾经的辉煌与繁荣。
明清运河城市由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差异而存在着不同的发展模式，但无一例外都属于漕运重镇与水陆码头，其受大运河的影响非常明显。如北京作为明清两朝的首都与政治中心，被称为“漂来的城市”，就是因为城市建设中所需要的原料都是通过运河转输而来，其中木料来自四川、贵州、湖北等地，砖瓦由漕船从临清、德州夹带而来，瓷器从江西景德镇通过长江转入运河后进入北京。除此之外，由于京城人口众多，粮食与各类物品不能自给，每年需要从江西、两湖、浙江、江苏等省份运入大量漕粮，这些漕粮加上运军附带的土宜商品，对于北京市场的活跃与物价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大运河就是明清两朝的经济命脉，是其赖以存在与维持的物质基础。与北京这样的政治性城市不同，天津、德州、临清、徐州、淮安、杭州、苏州等城市则主要凸显了其经济功能，这些城市依靠国家的漕运政策与优越的交通位置，不但顺利完成了城市的转型与发展，而且更实现了经济的飞跃与繁荣。如天津是流通型与生产型相结合的城市，号称“盐务总汇之地”，同时也是奉天、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粮食集散的场所，吸引了晋商、徽商、洞庭商、山右等诸多商帮前来从事商业贸易，使其成为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临清位于会通河与卫河交汇地带，由于其地交通发达、商业兴盛，被称为江北五大商埠之一，有着“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的美誉，在明清时期也是以布匹、棉花、粮食、杂货的大量汇集而闻名全国，其商业影响甚至远涉西藏、青海、内蒙等地。聊城也是江北运河重镇，被称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因其“四方商贾云集者不可胜数”，所以仅临近运河的三条街道就有“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之称。济宁作为会通河畔的商业都会，由于其地“南控徐、沛，北接汶、泗”，成为漕河要害与南北商贾辐辏之所，显示经济发展水平的商铺、牙行、典当行、车行、船行更是星罗棋布，遍及全境。徐州自古为“南国锁钥，北国门户”，在明清时期不但是政治、军事、交通要地，而且也是南北物流的转输枢纽，当时运河上“使船往来无虚日，民船、贾舶多不可籍数”，其商业发达程度与济宁、临清、扬州等城市齐名。淮安是明清江南漕粮北运的起点，因安徽、浙江、两湖等地的运船与商人多在此启程北上，所以“本土及四方商贾皆萃焉，货具陈，甲于旁郡”，每当漕运季节，淮安便轴橹如云、帆樯如林，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局面。除较大规模的商业城市外，由于运河漕运的刺激与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一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城镇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进步，像山东省张秋镇“在东阿界中，枕阳谷、寿张之境，三邑之民夹河而室者以数千计，四方工贾骈至而滞鬻其中”，境内财货山积、街道密布、商人云集，有“小苏州”之称。另一运河名镇台儿庄“跨漕渠，当南北孔道，商旅荟萃，居民饶给，村镇之大，甲于一邑，俗称天下第一庄”，其经济与商业发展水平也远超普通的县城。其他如南阳、夏镇、阿城、濮院、盛泽、震泽等镇也依靠运河之利，充分发挥本地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优势，成就了数百年的辉煌，在明清历史上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因明清运河城市商业的发达与交通地位的重要性，所以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了更好的控制这些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封建统治者不但设立行政与军事机构以保障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在临清、徐州、淮安、杭州等地置钞关征收商品税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通州、天津、德州立水次仓以存储漕粮，这一系列国家部门的建立不但提高了运河城市的政治地位，而且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然运河城市的闻名也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与经济上，各地的水利工程、古代建筑、民俗文化也无不深受运河影响，如济宁南旺分水枢纽与清江高家堰大坝被称为与四川都江堰相齐名的水利工程，而通州燃灯塔、天津天后宫、临清鳌头矶、聊城山陕会馆、淮安漕运总督部院更是这些运河城市的标志与符号，纪念着昔日的繁华与兴盛，让后人去回忆那逝去的历史。同时大运河也是文化与艺术交流的廊道，使京剧、吴桥杂技、东昌葫芦、杨柳青年画传等播到全国各地，加强了不同艺术形式的互动与交融，对于促进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运河是一条人工河，是中国古代人民辛勤劳动与智慧的结晶，运河城市的水利工程、会馆、书院、碑刻、寺庙更是宝贵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与学术价值。昨日的风云虽已散去，跌宕起伏的历史也早已定格于时代的画面，但作为后人的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保护好祖先留下的东西，让曾经的文明能够得到重现与发扬光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过度追求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与片面性，很多运河城市的遗迹不但没有得到较好的保护，反而被破坏殆尽，这不能不让人惋惜与遗憾。随着中国大运河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临近，希望各个运河城市抓住有利时机，开拓进取、创新思维，将保护与开发相结合，将运河历史遗产与城市经济、旅游、文化相结合，实现城市在物质与精神层面上的双提高，将运河城市的品牌推向全国与世界。
文字来源：《中国文化报》2012年6月14日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