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清大运河上的行船次序

漕运为军国重计，凡京城所需南货，全赖江南漕船带运，而江南所需北货，亦赖漕船带回[1]（，故漕河管理备受重视，涉及漕粮、钞关、仓储、堤防、闸坝、夫役、物料、钱粮、船只、土宜等多个方面。每年通过运河北上的漕船最多达11000余艘，此外还有贡鲜船、商民船等，其数量更为可观。船只通过河道的重要节点，如过淮河、过徐州洪、过闸、盘坝等，不可能集中于几天内完成，往往需持续几个月的时间，这种情况下，制定适当的行船次序是非常必要的。明代为确保漕粮的正常北运以及回空船只的及时南下，规定“运舟过尽，次则贡舟，官舟次之，民舟又次之”[2](，其本意是在考虑漕运优先的前提下，力保皇家船只和商民船只的通行，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往往大打折扣。分析明清时期运河上不同船只的通行次序，有助于加深对河道、漕运等相关问题的了解，但以往有关运河的研究中，忽视了对不同船只通行情况的综合考察。本文故不揣浅陋，试作如下分析。

一、贡鲜船等特权船只的通行次序

为皇家运送时鲜贡品的贡鲜船，可在运河上畅行无阻，其它船只都要避让，是运河上的特权船只。按规定，贡鲜船队每帮由一名宦官负责，由龙江、广洋等卫所的水军撑驾，掌舵者为车驾司副郎，朝廷专门发给特别的通行证，每年往返于运河南北。

明代，每年通过运河运往北京的贡品，类型繁多，名目不一，大体可分为如下几类：一是皇家必需的日用品，如诰敕轴、神帛、笔料、竹器等；二是腌制或干制物品，如腌菜台、紫苏榚等；三是不加冰的时鲜物品，如天鹅、鹧鸪、樱菜、荸荠、芋、桔、藕、橄榄等；四是加冰的时鲜物品，如鲜梅、枇杷、鲜笋、鲥鱼等。

加冰鲜品中的鲥鱼，自每年的五月十五日祭奠孝陵后，立即开船北上，限六月下旬到北京，七月初一用于祭奠太庙，然后作为御膳，供皇帝品尝。如此一来，运送船只必须昼夜兼程、急如星火，沿途还要添加冰块[3](。时人何景明《鲥鱼》诗生动地描写了冰冻鲥鱼的运输情况：

五月鲥鱼已至燕，荔枝芦桔未能先。

赐先遍及中珰第，荐熟应开寝庙筵。

白日风尘驰驿骑，炎天冰雪护江船。

银鳞细骨堪怜汝，玉箸金盘敢望传。

正德、嘉靖年间，五月份便已有鲥鱼运送至京，但到万历中期以后，由于水环境变迁等因素的影响，河道通行不顺，出现了不能及时运达的情况。再加上管理不善，往往等鲥鱼全部采办完毕后，才匆匆置办装具，甚至还附载其它货物，“勾当稽留，动踰旬日，沿途淹顿，又致愆期”，结果等到了京师，色味全变，根本称不上时鲜物品。而且，船只的延迟还往往有碍筑坝蓄水，影响后面其它船只的通行。

鉴于鲥鱼出产在四月份，所以应赶在 后抓紧采办，五月初全部采完，同时预备好船只冰块，一经采完，立即发运，不出半个月可过淮河。此时正是黄河伏汛之前，于筑坝无碍，一旦不能赶在伏汛前过淮，淮安通济闸来不及筑拦河土坝，容易遭遇伏水暴发，导致黄河倒灌、势猛难御、里河淤垫、挑浚不便。因此，根据总河潘季驯的建议，要求贡鲜船只按期采办发运，限四月采鲜品，五月中旬过淮河，六月初筑坝，不许无故延缓过期，以致有碍河防，如有故意违反者，将受到惩罚。至于成熟较晚的杨梅等物品，潘季驯建议南京马、快等空船于未筑坝之前，预先过淮等候，停泊于坝外，及时利用空船接运南来的物品[4](卷一二)。至万历末年，时鲜贡品的运送每况愈下，甚至出现了不用冰的情况，直接将鲜鱼稍微晾干便装船北运，一路变质腐败，臭不可闻。《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曾搭乘运载进鲜贡品的船只北上，一路上被臭鱼熏得“几欲呕死”[3](卷一七)。

明代贡鲜品的运输，由南京兵部守备衙门等专门机构负责，毎年进贡物件3000余起，用船162只，涉及南京司礼监、南京守备并尚膳监、司苑局、内府供用库、御马监等衙门，所运物品除南京司礼监制帛2起用船5只、南京司礼监笔料1起用船2只外，其余155只全部用来运送南京守备及尚膳监各项时鲜物品（表1）。

表1 南京各衙门运送鲜品一览表

资料来源：《明会典》卷160《工部十四》；（明）朱国盛、徐标：《南河全考》卷下《贡船考》；

运送时鲜贡品的船只，主要由一些体积小、速度快的黄船、马快船等承担，此种用船制度明洪武时创设于南京，最初职能是“储备水战，以防不虞”。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宫中所需生活用品大多从南方调拨，南京遂成为江南贡品的采办地。为及时运送进贡宫廷的物品，黄、马快船成为首选船只，“用黄快船以装贡物，设运船以挽漕粮”。快船原额998只，成祖定都北京后，作为运载进贡器物之用，“诸人不可乘，诸物不可载”[7](卷二)。天启三年（1628年）正月，南京贡鲜船停止运行 [8](卷二二)。至此，明代贡鲜船的历史宣告结束。

作为特权船只，黄、马快船的通行颇引人注意。一方面，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其优先地位；另一方面，黄、马快船仗势欺人，在运河上恣意妄行，给漕运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也引起了管理者的注意。

明宣德四年（1429年），要求除运送紧要贡品的船只外，其余运粮、解送官物以及官员、军民、商贾等船只到闸，都需要等待积水至六七板后，方许开闸放船。乗坐马快船或递运站的船只到此的公差、内外官员等人，如事务特别紧急，也只能由附近驿站提供骡马，通过陆路前行，不许违例开闸。如有违反，将受到严厉惩处。

鉴于贡鲜船的特权优势，便有人打起乘坐贡鲜船的主意。成化九年（1473年）二月，朝廷进一步下令，要求淮扬以北的运河官员，凡遇到南京进鲜等船只经过时，务必要逐一查验，核对无误后方可放行。即便是这样，仍有不少人违反。二十二年（1486年）六月，政府发布“漕河禁例”，规定各闸只有贡鲜船到时即开放，其余务必待积水而行，若积水未满，或虽水积满而船未过闸，或下闸未闭，均不许擅自开闸放船。若豪强胁迫擅开，走泄水源或开闸不依帮次，争先斗殴者，由闸官将其挐送管闸以及巡河官处究问[10](卷一五九)。但实际上，仍有人明目张胆利用马快船只运送其它物品，却不受惩罚。弘治十四年（1501年），御用监王瑞等用黄马快船60余艘，运送神像到武当山，吏部尚书倪岳、兵部尚书马文升上疏阻止，但皇帝对此听之任之，并不加以制止，仅要求沿途不许生事扰人。十五年（1502年），朝廷再次重申“漕河禁例”的有关规定，强调进贡鲜品船只到即开放。淮安一带为防止黄河的侵扰淤垫，严格闸坝的启闭，只许漕船、贡鲜船由闸出入，而官民船只悉由五坝车盘而过。[4](卷七)

就运河各地段而言，最能够体现鲜船特权的，是徐淮段和山东段运河，前者是因为面临黄水倒灌的威胁，后者是因为面临水源不足的困扰。淮安清口为黄淮交会之处，“两河会合，潆洄激荡，重运出口，牵挽者每艘常七八百人，或至千人。鸣金合噪，穷日之力，出口不过二三十艘。而浊流奔赴，直至高、宝城下，河水俱黄，居民至澄汲而余”，因此备受重视。于是建闸置坝，严格启闭，除“重运、回空及贡鲜船只放行外”，即闭坝拦黄。凡官民商船，俱令通过盘坝的方式往来。淮安以北的徐州古洪、内华二闸，比照淮安通济闸事例，每年六月下旬筑坝，不许擅自开放，特殊情况下，甚至贡鲜船只到达时，“亦酌量盘剥”。[13](卷三四)

山东运河从临清以南至台儿庄，河道近千里，其水源主要来自山东诸泉。由于南旺南距台儿庄高差120尺，北距临清高差90尺，水流落差大，费力积聚的水源很容易走失。于是需多建造闸坝，或数里置一闸，或数十里置一闸，规定“惟进贡船只，随到随开，其余务待积水”。每年春夏之交，天旱水涸，阿城、七级之间借安山等湖水以济牵挽，以便进鲜船只依照期限入京[9](卷七)。南旺、临清一带，河道大挑、小挑亦俱有钦限，毎年十月十五日筑坝，次年二月初一日开坝，遇有贡鲜船到此，另为设法前进。其余官民船只俱暂停通行，等候开坝放行，如有势豪之人敢于阻挠者，听任管河衙门从重究处。并将上述规定用大字书写，刻于石上，立于南旺板闸旁，示众遵守。隆庆六年（1572年），再次重申挑浚时惟有进贡冰鲜船只可设法前进，其余均暂停止。

政府在给于贡鲜船特权的同时，也制定了一些禁令，诸如禁止附搭黄、马快船，禁止贡鲜船只夹带，可谓“令甲森严，历历可考。”但实际上，私搭滥载、借机渔利的情况屡禁不绝，特权船只故意悬挂写有“御用”、“上用”、“钦差”、“钦取”字样的旗帜[7](卷二)，“南北往来，道路如织，皆持势纵横，强索财物，凌辱官吏，强迫军民，官司欲盘结，皆称‘御物’，人不敢阻止，嗟怨满道，所不忍闻”[14](卷一二二)。以高宝河段船闸为例，一年初春天旱水涸之时，有管闸人员正准备蓄水通舟，恰好有马块船只到来，不肯由坝车放过去，而强行开闸，随便出入，闸官无可奈何[15](卷八)。

成化元年（1465年）九月，南京吏部郎中夏寅在运河旅行途中，亲见马快船私自夹带的情况，其中一船所运贡物不过一箱一柜，其余空间均用来夹带客商或私货。十四年（1478年），南京内官覃力朋进贡时，率领马快船100余艘，多搭载私盐，役派民夫牵挽，还从各州县驿递处索取银两500余两以及大量钱帛。船队行至山东德州甲马营时，武城县派典史率人盘查，覃力朋以其人多势众，抗法拒查，致使典史牙齿被打折，一人被杀死，伤者甚众。[11](卷九二)此外，上文所述沈德符搭乘运鲜船一事，也是该船随便载人、借机渔利的明证。

黄、马快船的做法扰乱了运河的正常通行秩序，加重了沿途官府以及百姓的负担。就官府而言，每年春天，贡船自南京北上，中途要更换夫役人员达19次之多，每处雇夫用银五六十两，沿途大小衙门皆受其害[14](卷七六)。就百姓而言，也是苦不堪言，明陆粲《客座赘语》载：“卫人语及快船，无不疾首蹙额。盖有千金之财，出一差而家徒四壁者矣。”[16](卷二)弘治十七年（1504年），吏部尚书马文升称：“南京进鲜船本为奉先殿设，挽夫至千人，沿途悉索，今扬、徐荒旱，愿仿古凶年杀礼之意，减省以苏民困，命所司议行之。”[8](卷五二)因此，减少甚至取消这种船只，成为百姓的强烈心愿。嘉靖年间南京兵部侍郎顾济死后受到供奉，“南都人祀之”，原因就在于他曾建议朝廷裁减马快船。

以上黄、马快船，均是明代运送贡品的船只。清代以后，虽没有南京贡鲜船只的侵扰，但皇家的其它船只经行运河时，也要优先通行，其它船只纷纷避让。例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为保证皇太后所乘之船四月份沿运河通行，要求来自江南省的首进各帮，于正月至二月初渡黄，四月初抵天津，以便到西沽一带回避，如不能赶至天津，即于临清口外卫河上游回避；要求二进帮船于洪泽湖的太平河、养马滩等处回避；令三进帮船中途于髙邮金湾六闸、扬州三岔河、常州高桥等处回避，等四月初皇太后由顺河集启銮之后，再催攒北上。回避皇家船只，难免会影响正常的漕运限期，乾隆皇帝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乾隆五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的上谕中指出，此次巡幸山东，回銮时自济宁登舟，由水程回京。以前三四月间正是漕船衔尾北来之时，若因回避御舟停泊不前，未免延误漕运，允许商民船只于两岸暂泊，等御舟一过，即可前行。

漕粮是“天庾正供”，是漕运的根本目的，故运河上通行的漕船，次序上占据一定的优先地位。例如，淮安一带为防止黄河的侵扰淤垫，严格闸坝启闭，只允许“漕艘、鲜船”由闸出入，而官民船只“悉由五坝车盘”。运河上的通济等闸，只许漕船及贡鲜船只经行，待到六月初旬，两类船只全部过完后，才开始筑坝节水[4](卷7；卷14)。上文提到的明代“运舟过尽，次则贡舟，官舟次之，民舟又次之”的说法[2](卷上)，此后一再提及，清朱之锡《运闸运船宜整理疏》有载，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二月，工部回覆巡漕大臣侯于唐的奏疏称，闸座启闭，有关粮运，务需按照旧例，首先粮船，次及官商。上述规定强调了漕运的重要地位，但多数情况下是一种理想化的行船次序，在皇权时代，“运舟”基本上是不可能优先于“贡舟”的。

通行在运河上的漕运船帮，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承担大规模漕粮运输的卫所船帮；另一种是承担“白粮”运输的民间船队，其来源不同，在运河通行次序上也不尽一致。就总体的地位与行船次序而言，军运漕船次于贡鲜船只，但优先于一般商民船只。

明永乐以后，随着都城的北迁，军运逐渐取代了民运，粮长也从主要领运者的地位，退居到“白粮”运输之中[20](P77;P112)。从此，除少部分白粮仍由民户承担外，绝大部分漕粮任务都由运军各“总”承担。运军的建制为12总或13总，辖漕卒12万人，漕船1万余艘，平均每船10余人，运粮约300石。“总”以下是卫所漕帮，“帮”是对漕运进行分组管理的手段，类似于宋代的“纲”，各帮拥有的船只数量不一，从二三十艘到七八十艘不等（见表2）。漕船按帮行驶的规定由来已久，明成化六年（1470年），户部有“旧例，运粮船挨帮而行” [21](卷八四“成化六年十月乙酉”)的说法。弘治十五年（1502年），户部批准都御史张敷华的建议，将回空粮船与王府马快船两岸分行，“以防阻冻”；将卫所官军船只与民运船只沿两岸分行，以免混行阻塞，有误粮运[15](卷八)。万历十五年（1587年）规定，每年回空粮船，根据卸粮先后顺序，挨次编号，填写议单，以便沿途机构按号稽查，一旦发现后船已过但前船仍未到者，没收所运私货，同时处罚押运官员[22](卷一)。

表2 万历年间各总所管卫所、漕卒、漕船、漕粮数目一览表

资料来源：王再晋《通漕类编》卷2《漕军数目》；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09页，表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