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文化的地学分析

 

运河文化的地学分析

 

 

陈永金，王王云，刘加珍，李新委

[摘要]京杭运河文化是以漕运目标下形成的不同文化区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社会理念、生产方式、文化艺术、风俗民情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融合而形成的跨流域、跨文化圈而形成的文化综合体。京杭运河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京杭运河文化是水文化、是漕运基础上形成的商业文化、是景观文化和生态文化。京杭运河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作用表现为：京杭运河是文化廊道，改变了中国文化格局、促进了各文化圈的交融和中外文化的交流。研究分析京杭运河文化对区域社会经济建设的作用与意义是：加强运河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推动运河文化产业化开发、珍惜自然资源、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京杭运河；文化廊道；文化圈；环境保护

 

一、引言

 

英国学者泰勒认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其他在社会中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综合体。运河文化乃是人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跨自然水系的通航、漕运，促进运河流域不同文化区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社会理念、生产方式、文化艺术、风俗民情等领域的广角度、深层次交流融合，推动沿运河流域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全面发展而形成的一种跨水系、跨领域的网带状区域文化集合体[1]。探讨运河文化对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对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对于合理保护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建设生态文明具有积极意义。

二、京杭运河文化的特征

（一） 京杭运河文化是水文化

水是我们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生命活动和生命过程离不开水，人们生活离不开水，生产活动也离不开水，而且交通也主要依靠天然河流。古代文明都是在大江大河流域，大的城市聚落都傍河而建。运河则是人们认识自然，主动利用自然规律为社会活动服务的产物。运河的开通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运河的通航受自然水文条件的制约，在京杭运河山东段，由于气候特征、水文特征、地势特征的影响，引水，节水，避水成为漕运的重要保证。

1.引水

运河是以水为介质的运输系统，水是必备条件[2]。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山东西部年降水量仅有江南地区一半强，江南地区湖荡星罗棋布，河流纵横交错，只要人为将不同水域联系起来就能满足航运的需要，而在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南旺自右而北，距临清三百余里，无他水，独赖汶”[3]。从汶水等一些河流引水济运是京杭运河山东段的重要特征。除汶水外，元明清政府还从黄河、洸河、泗水、马颊河、徒骇河、漯河等引水成为运河漕运的重要支撑。与河水相比，数量众多的泉水对运河的通航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此外运河两岸的系列湖泊为运河引水提供了稳定支持。

2.节水

由于受山东中部山地的影响鲁西地区中部高南北低，其中济宁南旺为脊，南旺自右而北，距临清150km，其落差为30m，南旺至徐州落差近40m[4]。山东段运河所需水源来自中部的汶泗等河，为了避免珍贵的水分沿地势倾泻而下，在会通河上修建了系列水闸，控制水流，调节水位。会通河上设闸17座，济州河上设闸21 座，保障漕运的顺利进行。后来会通河上的船闸增至27 座, 明代陆续增至67 座。船闸有专人管理，过往船只过闸要先行等候，达到一定数目才开启船闸放行，一般船只要在闸前等候数天甚至十几天才等到开闸，这也为船上人员上岸贸易消费提供了条件，

3.避水

京杭运河南阳至沛县间河段, 地势低洼, 易受黄河泛滥侵淤而影响遭运, 为使运道避开黄河侵淤, 明嘉靖七年1528 年着手于昭阳湖东另开新河,同是为避开黄河对运河的干扰1593 年在运河枣庄段以东新开挖泇河，伽河自夏镇南李家口起, 东南傍微山湖至韩庄, 东出经良城、万庄、台儿庄等地,下注邳州直河口泗水故道,全长二百六十里, 运道由此大通。如今东西泇河都仍然存在。

4.管水

政府设置了河道管理的夫役，而且趋于专业化，有泉夫、堤夫、坝夫、闸夫、塘夫、湖夫等，主要职责主要是疏浚河道、修筑堤防; 启闭船闸、节制水流; 管理泉源、输水供水。明清时期有管理漕粮和漕运的专门官职及相应的下属机构, 他们的职责主要是监督、催促漕粮征收; 管理运河沿岸的粮仓;管理漕船运输。为了保证漕粮运输安全准时, 明清政府制定了许多法规条例, 内容包括漕粮开仓兑运的时限, 各地区漕船的行驶次序, 各河段的行驶速度, 抵达通州的时限, 漕粮短缺的赔偿, 漕船夹带土宜的数量及种种漕运禁令。这些法规条例对运河沿线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另外, 从事河道、漕运、制作、税收管理的官员常住于运河沿线的大小城镇, 十几万漕运兵丁每年往来于运河上, 数以万计、十万计的民工几乎年年从事运河堤防修筑、河道疏浚、闸坝建设,会通段沿线十四个州县泉夫数共2632 名，管理泉夫的老人98 名[5]。中国北方不仅降水量远低于江南地区，而且降水的季节分配差异悬殊，6—9 月降水量占全年总量的50％～ 70％，而10 ～ 2 月降水量仅占全年总量的10％ [6]。为了将丰水期的雨水资源储存起来供旱季使用，人们把运河沿岸的南旺湖、马踏湖、蜀山湖、马场湖、安山湖等作为水柜。后来，山东运河南段的独山湖、南阳湖、 昭阳湖、微山湖也成为一宏大的水柜群[7]。

运河的设计规划与管理也促进了水文学的发展，元朝郭守敬在运河规划中最早提出了“海拔”的概念，为水工地质测量开创了先河，他比德国大数学家高斯早了560 多年。他还开创性地实施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多个河段的厚化河道。明朝的潘季训为了治黄保运提出“束水攻沙，蓄清刷黄，大筑高家堰”，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库—— 洪泽湖，综合解决了蓄水、供水、冲沙、分水、防洪等到多项水利需要[8]。在利用水柜济运方面，在各水柜设置收水闸和放水闸，雨季时开收水闸，旱季时开放水闸，另外还设置了斗门，将所蓄之水分济南北运河。“汶汩涓流，其患在涸，湖以蓄之，使之不匮；闸以节之，使其可渎，此治涸之法也。”[9]

（二）京杭运河文化是商业文化

京杭运河的修建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漕运，将江南丰富的物产运输到北京。每年经过运河的船只仅漕船就达1 － 1.6 万只，运兵丁达十几万人。运送粮食等国家需要物资的同时,往往允许每只船夹带一定数量的私货，免于纳税，以供船上人员资用。弘治时每船带物限10 石，到万历时则至60 石之多。这样，大批商船来往于槽河之上，将南方出产的丝绸、茶叶、糖、竹、木、漆、陶瓷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货、煤炭、杂品等亦经运河运往南方[10]。

漕运的兴盛促进了商贸的发展，带动了运河城市的崛起。会通河刚刚开通时的元天历年间，东昌路（聊城）的商税收入比濮州、冠州和高唐州的总和还要多（图1）。济宁在漕运最盛的明、清之际 “市杂荆吴客”，有数以万计的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省商人、手工业者在此定居经商生产。临清是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的城市，已开始就有浓厚的商业氛围。“四方商贾辏集，多于居民者十倍”、“服贾之民亦什居其六”，临清商人中以徽商最多，济宁商人中吴越最多，占十之八九[11]。

临清本不产竹，但临清人当时所用的生活器皿像篮子、筐子、筛子等皆为竹子所作，而其原料来源则是从江南漕运过来。当然不仅是临清，聊城、济宁都有竹竿巷这个地名，可见漕运对运河沿线民众生活的影响。而以曾经的行业名称为街名的现象还不止竹竿巷。济宁有：姜店街、果子巷、馓子胡同、菜市口街、瓷器胡同、柴禾市街、纸坊街等。

（三）京杭运河文化是景观文化

京杭运河的贯通，使之成为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繁忙的漕运，忙碌的人流既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也成为亮丽的风景，沿线地区经济的发展，特色建筑的拔地而起，进一步使运河景观突兀起来。“毗陵六逸”之首的恽南田曾生动地描绘古运河常州段两岸的风光：“红林古岸影重重，每到斜阳色更浓。夜泊不知明月上，谁家倚席动歌钟。”“十月江南风未寒，吴山楚水望漫漫，怪来青眼篷窗底，只向毗陵两岸看。”

会通河一段因为地势差异显著而水资源不足，为了节约仅有的水资源使其发挥最大效益，各朝代政府都在注重修建河闸，等待过闸的船只形成的庞大阵容本身就是壮观景色，而争先恐后过闸的情形更不必说，杨廷秀的《过舞闸》一诗描写到：“春雨未多河未涨，闸官惜水如金样。聚船久住下河湾，等待船齐不教放。忽然三板两板开，惊雷一声飞雪堆。众船过水水不见，船底怒涛跳出来。下河半篙水欲满，上河两平势差缓。一行三十四楼船，相随过闸如鱼贯”[12]。“阻舟安山闸”一诗所写“北河水涩河流湾，百步一曲如回环。南河水流闸满地，十里一闸闸昼闭”[13]。明代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诗作《鳌头矶》描写了运河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景观：“坼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14]。

明人薛碹有首《临清曲》描写了临清城市景观：“临清人家枕闸河，临清贾客何其多。停舟落落无可语，呼酒只对长年歌。”正因如此，明时朝鲜人崔溥在其著作《漂海录》中才特别将临清与江南并论道：“繁华丰阜，无异江南，临清尤为盛。”[15]《竹枝词》则描写了济宁商业贸易情形：“济宁人号小苏州，城面青山州枕流。宣阜门前争眺望，云帆无数傍人舟。城中圜门杂嚣尘, 城外人家接水滨。红日一竿晨起候，通衢多是卖鱼人。”

康熙42 年（1703 年）康熙黄帝视察河工，顺运河来到东昌，并到了刑部左侍郎任克溥家宅，为其题写楹联“绿水本无忧因风皱面，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1709 年康熙又一次来到东昌，为光岳楼题写“神光钟暎”，这是康熙传世不多的墨迹之一，故该匾弥足珍贵。

至今仍存的运河两岸景观名胜北京的自不必说，天津有玉皇阁、清真寺、广东会馆、文庙；沧州有铁狮子、景州塔；德州有苏禄曾东王墓；临清有鳌头矶、猞猁塔、大宁寺；聊城有光岳楼、铁塔、山陕会馆、海源阁、东昌湖、景阳冈；济宁有太白楼；徐州有云龙山、乾隆行宫；扬州有大明寺、文峰塔、瘦西湖、二十四桥、何园；镇江有京口三山、北固山、陵口；常州有红梅阁、天宁寺、近园；无锡有梅园、锡山、蠡园；苏州有拙政园、沧浪亭、虎丘、寒山寺；杭州有西湖、六和塔、龙井、虎跑等。

（四） 运河文化是生态文化

元代齐履谦著《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记载，郭守敬在开通会通河和通惠河之前，进行了详细的大地测量，他曾“寻黄河故道，纵广数百里间，结尾测量地平，或可以分杀河势或可以灌溉田土”。这说明运河开凿前必须把握规律，按地形条件结合水流规律选择和规划运河的河道走向。

京杭运河的开凿在很多河段是在已有河道的基础上疏浚而成，京杭运河山东段的开通疏浚维护过程使人们对水资源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加强。为了保证漕运的顺利进行，除了引汶绝济外，就是广引源自运河以东山地的泉水，不需随便挪作它用，并且在引水渠上种植树木遮荫，以最大限度减少水分的蒸发，真正做到了惜水如金。

北方地区降水的季节分配极其不均，为了保证干旱缺水季节的漕运，在运河沿线广置水柜，将洪水期的水分保存起来，以备旱时之蓄。水柜的设置，有效调节了水资源时空配置差异，并将洪水期的水患巧妙地转化为资源，这比大禹治水的以疏代堵的做法更科学，为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保护开辟的新道路。也是我们今天倡导的雨洪资源化利用源头。水柜的设置主观上保证了漕运的正常进行，客观上扩大了可用水资源总量，并且通过水柜形成的自然和人工湿地对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都具有重大促进作用。

为了运河漕运顺利进行，1417 年明政府设总理河道，招募夫役进行河道维护管理，按工种有浅夫、堤夫、泉夫、溜夫、闸夫、坝夫、塘夫湖夫等。其中堤夫的职责是巡守堤防，种草植树护岸；泉夫：管理泉河，沿河渠种植树木为水遮荫，减小水分的蒸发；塘夫和湖夫的职责是守护塘、湖防止盗决私引和私采芦苇等植被[16]。“永乐十七年，政府特设夫役、泉夫。其职责一是疏浚泉源、泉道；二是栽种泉道两岸之柳树，遮蔽泉水，使泉水不易蒸发，保持泉水的流量，泉道不阻”[17]。

 

三、运河的文化功能

 

（一）京杭运河的文化廊道功能

地学、生态学中的廊道是指不同于周围景观基质的线状或带状景观要素。常见的廊道景观有农田间的防风林带、河流、道路、峡谷等。廊道的功能有：生境，传输通道，过滤和阻抑作用，能力、物质和生物的源和汇[18]（P233）。京杭大运河不仅沟通的南北经济交流，也成为文化的廊道，南北文化得以交流。

漕运的兴盛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从而带动了文化的发展，山东快书就是起源于山东临清，并沿运河向全国各地传播开来[19]。八角鼓原是满族人的乐器，清王朝定都北京后，八角鼓已作为鼓书、单弦等曲艺的伴奏乐器，并有专业艺人演唱，盛行于宫廷和北京、天津、东北各地。清代中叶，北京的八角鼓曲种沿运河南下传入山东，在聊城、临清、济宁等地，又演变成为“山东八角鼓”。济宁是鲁文化也即儒家文化的源地，在运河未全线贯通济宁之前，无论是达官贵族还是黎民百姓其价值取向多是重农轻商甚至抑商。运河贯通后，在南方商业文化思潮的熏陶下，济宁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们逐渐从轻商变得重商甚至追商捧商[20]。

由于北方水资源紧张，而且由于和黄河的关系复杂水患灾害频繁，于是乞求河道安澜的金龙四大王庙首先在济宁出现，并进一步在北方各沿运城市流行开来，后来沿运河传向江南地区，京口、南京、苏州、杭州、无锡无不有金龙四大王庙。起源于福建传播于江浙的天妃( 又称天后、马祖) 信仰沿运河向北传播, 至清代, 山东京津的运河城镇大都建有天妃宫。

（二）京杭运河改变了文化格局

历史人口流动主要是从动乱地区向稳定地区流到，从人口密集地区向人口稀少地区流动，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流动，从生产力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从文化发展程度高地区向低的地区流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次人口迁移分别是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安史之乱”以及两宋时期的战乱。从地理的角度看，主要是从中国北方逐步向南方迁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从西到东，从北到南。人口三次大迁移给江南地区不仅带来大量的劳动力，而且带来先进生产力，使江南得到开发，经济逐渐发展，后来的人口迁移使经济重心移到了江南地区，江南也成了文化的高地。从中国历代著名文人、科学家的地理分布可以看出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和时空变化。唐宋以前，陕西、河南、山东占绝对优势，外带以后南方逐渐崛起。这为文化由南向北流动奠定了基础，而运河的贯通为文化的南北交流提供了平台。

江南是中国最富庶最奢靡的地方，也是中国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地方，下至贩夫走卒皆能知书识字。这种现象会自觉不自觉地通过运河从南方流到北方，从而对北方产生影响。史载南北漕运最盛的明、清之际，济宁“市杂荆吴客”，有数以万计的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省商人、手工业者在此定居经商生产。他们为济宁带来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思想和文化[20]。

明清两代山东出了10 名状元，其中有6 名出自运河沿线地区，他们是武城韩克忠，茌平朱之蕃，聊城傅以渐、邓钟岳，济宁孙毓桂、孙如仅。清代著录状元99 名南方籍88 名，北方仅有11 名，这其中山东一省出了6 名文状元：聊城的两人分别是顺治三年丙戌开国首科状元傅以渐，康熙六十年(1721 年) 辛丑科状元邓中岳；济宁的两人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 甲辰科状元孙毓桂，咸丰三年(1853 年) 癸丑科状元孙如瑾；潍县的两人是光绪二年(1873 年) 丙子恩科状元曹鸿勋，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 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状元王寿彭。临清文科进士唐宋时只有3 人，元无记载，而明代骤升至63 人，清代有所下降为32 人；文科举人，元前无记载，明有162 人，清有79 人；贡生明有253 人，列贡生240 人；清有194 人，恩拔副优贡生70 人[21]。是运河改变了济宁、聊城的经济状况，进而提升了文化发展水平，才有了精英人才集中出现。在明清人才尽出江南的大背景下，临清这种人才局面实在难得。

（三）京杭运河推动了各文化圈的交融长达1700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沟通了中国南北，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联系在一起。将以地域单元为基础形成的文化单元吴越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相互联系，有机融合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的主体，增强了中华各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成为维系中华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22]。

济宁地处黄河下游，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儒家文化就发源于这里，“文不经商，士不理财”是本土居民世代恪守的基本信条。源于江南地区的运河文化的主体是商业文化，京杭运河山东段开通后，商业文化随着江南丰饶的物产来到北方，两种文化在这里交汇，儒学文化中的“义”与商业文化中的“利”有机统一，形成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信为本，礼仪为先”等为理念的儒商文化。加拿大的一位专家则把济宁称作“一个南方特征的北方城市”。

张秋乃东昌府辖下的一个小镇，运河运河开通后也是齐之鱼盐，鲁之枣栗，吴越之织文纂组，闽广之果布珠琲奇珍异巧之物，秦之罽毳，晋之皮革，皆荟萃其间[23]。各地商人也通过在运河城镇建立会馆，将本地的建筑技术、雕刻绘画艺术、民间信仰、生活习俗带到了运河区域，也将从运河区域和其它地区商人那里接触的文化带到自己的文化圈中，从而促进各文化圈的交流与进步。

反映明清运河流域市井生活的小说《金瓶梅》以运河城市临清为背景，里面里的方言现象引起了文学家、语言学家的广泛关注，通过对相关研究总结共有：山东方言说、河北方言说、北京方言说、河南方言说、山西方宫说、内蒙古西部方言说、兰州方言说、江淮次方言说、武当山伍家沟方言说、扬州方言说、湖南平江方言说、临川方言说[24]。不同地理单元不同文化圈的人都能从金瓶梅里找到自己地区独有的方言，说明运河促进了人口的流动迁移，从而起到了文化传播功能和带动了不同文化的交融。

（四）京杭运河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元代京杭大运河开通后, 来中国的外国人或自南方进入北京、或自北京经南方返国, 他们都要乘坐运河的船只经过山东境内。意大利旅游家马可·波罗( 1254 – 1324) 在中国活动长达十七年之久,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其著作《马可· 波罗游记》一书中对临清城市的繁荣有大量描述。另一位意大利人鄂多立克( 1286 – 1331) 在《鄂多立克东游录》一书中记录了济宁的商业贸易状况，在经过临清时，其助手贝纳德留在临清传教一生。永乐十九年(1421) ,苏禄国东王在经运河南下返回途中在德州病逝, 其后人在德州居住下来为其守墓改为温、安二姓。最早进入山东的西方传教土是耶稣教会在中国的奠基人—意大利人利马窦，他的传教活动主要在北运河一线[25]。　　

四、京杭运河文化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一）加强运河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运河文化是水文化，是漕运文化，是商业文化，同时也是景观文化和生态文化。围绕运河河务、漕运、船务和渔业等, 融会中国各地的建筑、起居、饮食、服饰、信仰和礼仪等, 形成了独特的运河风情和民俗文化。运河文化对当时中国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其给后人留下的丰厚的遗迹、遗址、生活习俗、文化艺术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亿万民众的精神家园，因此，要对运河文化进行精心保护，合理开发，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运河岸边的东昌古城就是一座保存完好，独具特色的文化遗存。近年来，聊城市加大了对这座湖水环绕、方方正正，遗迹众多的古城的保护与开发力度。以具有城中心的光岳楼为原点向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方向辐射过去的道路两旁分别建按照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建筑进行规划建设，让人们走在不同的街道即实现历史的越感，这种古典与现代的结合，保护与开发的结合将开辟运河文化保护的新视角。

（二）推动运河文化产业化开发

运河漕运的发生发展到衰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留给后人的精神和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发掘、保护和科学地开发利用。大力发掘其文化价值是保护的前提，合理开发利用是更高水平保护的要求。发展旅游是开发利用的重要形式之一，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没有文化内涵的旅游开发是没有价值的资源浪费，是不可能长久的。悠久而深厚的文化遗存只有通过旅游活动，才能实现其自身价值，传播其影响力。在京杭运河未开通前的山东是典型的农业文化, 鲁地民俗尊重传统、质朴务实, 具有正统性、传承性和保守性特征。运河为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这种特色表现在旅游上就是为本区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多元化的民俗旅游资源,使运河区域民俗旅游与其他区域内的民俗旅游有着鲜明的差别[26]。当前，京杭运河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整体还处在较低水平，作为文化代表的任何遗址、文化特质背后都是博大精深的内涵，旅游产品开发应该注重其上下游产品的连贯性，即产业化，这样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

文化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美国文化产业产值超过2 万亿美元，占GDP 的18 －25％；日本文化产业产值占GDP 的14％。我国文化产业还处在较低水平，具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2010 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达11052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2.75%。广东文化产业增加值2524 亿元，占中国文化产业比重超过四分之一；作为一个文化大省，山东省文化产业产值1230 亿元，占GDP 的2.73%。京杭运河沿线各省市应该通过互相配合，相互协作，既将自己区域特色的文化产品包装好开发好，又要避免相互重复，做好运河文化产业化开发。

台儿庄古城的开发是运河文化产业化过程中一个较成功的例子。台儿庄古城将曾经的商铺、当铺、府宅按照当时的样式格局复原，游人不仅可以游览，还可以住宿，实现文化的时空穿越。临清在运河文化开发尤其是产业化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作为建造北京皇城主要建筑材料的临清贡砖其生产工艺、质量保证等都具有鲜明特色；鳌头矶、临清钞关所代表的运河文化和经济社会状况是无与伦比的，可惜由于受到资金、认识等因素的限制还没有很好地开发利用，其产业化开发利用潜力巨大。运河文化产业化开发应该紧跟时代脉搏，旅游开发是其重要一面，但不是全部，还应该通过电影、电视、戏曲、尤其是新兴的动漫等形式，让更多的人，更快地速度领略其文化魅力，实现保护与开发的有机统一。

（三）珍惜自然资源

中国曾经在很长时间里以地大物博而自豪，其实，中国的自然资源总量并不是得天独厚，尤其是与庞大的人口基数相联系时更是捉襟见肘。就是由于对自然资源没有清醒的认识，才导致很多人盲目认为我们国家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挥霍浪费现象严重，环境破坏导致区域不可持续发展。其实，古人在开通疏浚京杭运河过程中已经认识到自然资源尤其是水资源的短缺，他们通过引水、节水、管水，尤其是创造性地修建戴村坝、利用自然湖泊作为水柜[27] 等措施，才使京杭运河漕运维系了几百年。

当前，水资源短缺严重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600 多个城市中，有400 多个城市缺水，其中200 多个严重缺水。与此同时，工农业及生活用水过程中的浪费现象严重，环境污染导致水危机进一步加剧，如果没有民众对水问题认识的提高，南水北调无法从根本解决水资源不足的问题。应该通过广泛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水资源不足的认识，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污染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作城市用地，广大城市土地被水泥硬化起来，土地吸纳雨季水分的能力大大降低，对地下水开采强度的增加，导致地下漏斗的面积越来越大，频频出现陆面沉降、天坑、海水入侵等现象。应该通过退耕还湖、建设人工湖泊，广设池塘等措施，增加湖泊湿地面积，从而增加对雨季降水的储存能力和地下水回灌能力，实现雨洪资源化利用，缓解水资源短缺问题。

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才能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京杭运河也有负面教训留给我们，为了引泉济运，明末崇祯时汶、泗泉源达226 处，清康熙年间所开发的泉源竞达430 处之多，虽然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漕运大济”，但无节制地开发地下水资源，破坏水循环的平衡，地表水的正常补给受到影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 “如天时亢旱，泉水亦无涓滴，一遇淫涝，随地涓流，故泉可恃而无可尽云。”这种违拗水循环自然规律的“泉河”，最终也没有维系下来[27]。以色列不足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养育着700 万人，国土的70% 为沙漠所覆盖，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度。但以色列人通过发展滴灌技术，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农产品不仅能够满足国内的需求，而且大量向国外出口。这对我国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水资源，对我国区域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四）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古人在对京杭运河管理过程中，特别注重生态的保护，例如，通过在运河堤防上种植柳树等实现堤防的加固，在运河附近地区辟有专门种植树木的区域，通过种植柳树等树木，遇有决堤现象，可以通过就地取柳枝与泥土结合的方式，维护堤防的安全。通过自然湖泊和人工湖泊的修建来调节水分的季节分配问题，不仅实现了水资源的合理利用，而且增加了湿地面积。湿地被成为地球之肾，具有提供水资源、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均化洪水、促淤造陆、降解污染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当前，我国湿地面积比历史时期大幅度下降，如海河流域明清时代的湖泊湿地面积约2367km2，现在不到900km2[28]，已影响到了区域生态安全，与此同时，污染却越来越严重，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无法稳固。

森林被称作地球之肺，京杭运河上专门从事水资源管理的泉夫、湖夫、塘夫种植树木，防止盗采沿河、沿湖植被，客观上保护了森林生态系统，维护了生物多样性。夏朝时期，我国森林覆盖率约为60%，元代为26% 左右，新中国成立前夕降为12.5%[29]。森林湿地是地球生态系统的支撑系统，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到我国楼兰文明的陨落，无不是森林湿地遭到毁灭性破坏的结果，历史教训应该吸取。如今，我国将生态文明提到战略高度，加大森林湿地生态保护，才能保护经济建设的成就，才能实现区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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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来源：《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