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与重构：清末山东东西部州县的物产与商业
郑民德
摘要：清末中国社会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在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商品经济与国内“经世致用”思潮的双重影响下，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进而刺激了近代化的生产方式在某些区域与领域的产生。山东，作为传统华北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其所辖各州县在清末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经济中心由西部运河城市群转移到胶东沿海城市群，由单纯的农业经济向近代化的农、工、商经济转变。
关键词：清末；山东；物产；商业
明清时期的山东，经济与商贸中心受交通路线与地理环境的影响较为明显，西部运河流域的临清、聊城、济宁、德州由于既是国家漕运码头，又是南北物流中心，所以其经济实力在山东首屈一指，而东部沿海的招远、平度、福山、蓬莱、胶州、即墨、日照虽有依山负海之利，但因交通方式的落后与传统中国轻视海权思想的作祟，其经济在明清500余年间一直没有较大的发展。延续至清末，随着运河的断流与漕运的衰败，山东的经济中心由西部运河流域转移到东部沿海区域，除潍县、周村这些传统商业地外，烟台与青岛迅速崛起，逐渐成为山东经济的翘楚，不但是华北地区重要的物流中心，更是中国北方地区著名的进出口商业港，而山东东西城市经济形势的变化除与地理环境及国家政策有莫大的关系外，更是开埠通商、铁路兴起、海权扩张等因素影响的结果。笔者在查阅了大量清末及民国地方志与乡土志后发现，清末山东东西部各州县的物产与传统社会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变化，但在某些领域已经采用了近代化的生产方式与工具，经过初步加工后进行出口与销售，而烟台与青岛正是因为转口贸易的兴起，逐渐成为山东最重要的商业枢纽。
一、清末山东东西部州县物产的异同
清末山东东西部各州县的物产因气候、土壤、水利、种子培育等方面的差异，既存在一定的区别，也拥有着广泛的共性，但总体上仍以五谷、家禽、水果、林木、药材、花卉、矿产为主。在继承传统物产优势的基础上，这一时期各地物产的商品化程度明显提高，与以往那种受制于交通条件不能远距离贩运的小商品经济相比，清末经过初步加工的农产品不但产量大增，而且突破小范围市场的阻碍，销往周边省份，甚至通过沿海口岸远销外洋。同时因各地民风、习俗、文化环境的不同，各地物产在种类、名称、商业价值方面也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呈现出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特色，其实质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与西方近代商品经济的博弈与融合。
遍查清末与民国山东方志，各州县基本将物产分为植物天然产、动物天然产、矿物天然产，其中植物又包括五谷、药材、花卉、林木、瓜果等；动物包括家畜、禽类、鱼类、昆虫类等；矿产包括煤、金银、铁、锡、硝等。除此之外，代表本地手工业水平与区域特色的陶器、瓷器、木器、丝绸、土布、食品、油料、水果也往往是该地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物产构成类型几乎涵盖了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但是与传统农业有所差异，清末山东很多州县种植烟草、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的比例逐渐超过粮食作物，番薯与玉米也得到了广泛的种植，而谷、麦、豆、稻的种植比例逐渐缩小，这既是清末山东农业产业结构在传统基础上的继承，也是在近代新的经济形势下的重构。
清代山东中西部的济南府、东昌府、兖州府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利资源丰富，是山东传统的农业中心，这里的农作物不但种类繁多，产量较高，而且经济作物的种植程度远高于东部沿海州县。如济南府章丘县，主要种植黍、稷、稻、谷、麦、豆、薯、芝麻这样传统的粮食与油料作物
[1]92
，其中小麦与谷为大宗，水稻则因气候与灌溉条件的限制，只能在某些狭小的区域内种植，其产量不是很高，大量食用时需要从市场上购买。同属济南府的禹城县，“麦有大小两种，常食者为小麦，黍性黏，稷用其米为饭祀神，菽即豆，粟即谷，玉蜀黍名玉米，蜀黍即高粱”[2]59
，不但对农作物的种类进行了说明，而且将别名、用途、性质都做了介绍，使我们能够一目了然的了解本地区的种植结构。东昌府堂邑县属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日照丰富，有马颊河、大运河灌溉之利，所以农业较为发达，其中仅谷类就有十五种之多，麦则有大麦、小麦、荞麦，豆“曰黄豆、曰黑豆、曰绿豆、曰青豆、曰小赤豆、曰豌豆、曰扁豆”[3]195
，豆的名称不同，用途也就各异，如黄豆主要用于榨油，绿豆与豌豆磨成面后作为谷、麦等粮食作物的辅助，黑豆则用于喂养马匹、牛、羊等牲畜。馆陶县，“麦，大小两种，大麦间或有种者，而小麦居多，秋种夏熟。荞麦亦非土人所常种，惟旱年雨后则种之……粟有黄白两种，粱米有青黄白，皆粟米大宗。黍有黄白赤三种，当暑而种，故名。稷似黍而茎短，穗不下垂，谓为百谷之长，以先种也。蜀秫俗呼高粱，有红白二种，红者为大宗。芝麻有黑白红黄四种，亦曰胡麻，以其种出大宛国，故名，种者不多”[4]349
。高唐州粮食作物也以麦、玉米、黍为主，但经济作物棉花与桑蚕业比较发达，“棉花本境土田皆种之，为出产第一大宗，长绒花特产……旧有之桑皆系野产，饲蚕出丝光色颇逊，光绪三十一年知州周家齐推广桑蚕之利，改良土壤，购南桑二千株，嘱州人候选教谕张学笃绕地试种，青葱茂勃，蔚然成林”[5]128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清末山东西部州县的粮食作物种类与传统社会相比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而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则有所扩大，这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追求而进行的种植结构的调整，不但是农民自身思想意识的改变，更是市场与农产品商业化的刺激。
山东东部的招远、平度、寿光、日照、莱阳、高密等地农产品与西部差异不大，如招远县，“招偏邑也，其境多山，其土瘠，其民贫，其俗敦庞而淳朴”
[6]1
，农作物以粟、黍、麦、蜀黍、稻为主。平度县除种植普通五谷作物外，“光绪十三年邑教民袁克仁从美教士梅里士乞大种落花生与人试种，后遂繁滋，旧种几绝”，德国人占据胶州湾后，邑人“又间种马铃薯，俗号地蛋，番薯俗号为地瓜，近载种者益广，其瓜干兼运邻邑”[7]179
，可见传教士与西方侵略者的入侵对于中国传统农作物的改良与新作物的引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鲁东南的日照县濒山临海，土地非斥卤即沙壤，农业生产条件较差，作物有黍、高粱、麦、豆、花生等[8]124
，其中花生除榨油外，还通过海路贩运至其他省份进行出售。牟平县，“县内土产，除普通物品外，动物如山珍海味，植物如药材海菜，矿物如沙金食盐，皆余地方特产，不但供境内之用，并可以原料制品装运出口，虽地狭人稠，农产物不足自给，而山海之利，受赐良多”[9]137
，只能以地方的特产优势来弥补农作物产量的不足。莱阳县境产粟、高粱、麦、豆、胡麻、玉米等，其中粱“古亦曰粟谷……苗分青赤，粒分赤黄，米分黏与不黏，黏者可酿酒作糕，为人民重要食粮，秸可饲牲”，棉花“以前惟有木棉，至元间草棉始入中国，一名古贝草，元史谓之古贝棉，土产质良，种植无多”[10]645
。胶州稻的产量较大，“稻以水陆为分，胶之稻陆者十之八九，产邑之南郡，水稻惟产麻湾之畔”，而豆也以颜色分为白豆、黄豆、菉豆、黑豆、绛豆、青豆、茶豆等十数种，“黄者用尤广”[11]635
。高密县，“县治东部及东南部跨胶河一带，多系黄沙土，间有墨壤；南部地多砂砾，系黄壤；西南部以及西部其滨潍河及五龙河等河地方因河流变迁，多带黄沙土，余皆黑壤或间带青黎色，含碱性；北部地势洼下，水多沮洳，土壤多半黑黎色，含碱质且带有粘液性”[12]148
，主要种植粟、稻、麦、豆、胡麻、蜀黍等，间种棉花与花生。
通过对比可知，清末山东东西部州县的农业种植结构基本相似，主要粮食作物均为谷、麦、玉米、高粱，油料作物为花生、芝麻、大豆，经济作物为棉花与烟草。但是因地理条件、土壤肥沃程度、灌溉资源的差异，山东西部州县的种植环境明显好于东部，这表现在农作物种类多、产量高、经济作物比例大等诸多方面，但东部沿海州县也充分发挥本地的其他资源优势，通过农产品加工、矿产开发、动物毛皮制作等附加值较高的商品实现了经济效益的快速提高。
除农作物外，清末山东东西部各州县的地方特产在区域经济中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些产品包括水果、丝绸、布匹、瓷器、昆虫、毛皮、花卉、食品等，多数都是经过初步加工，提高附加值后进行销售。像肥城县产蟋蟀，“一种且以时好而为出境畅销之一品焉”
[13]122
。馆陶县所产羊枣，“俗名小枣，亦名羊矢枣”；桃，“五木之精，性能避恶，有毛秋、金银、络丝数种”；李，“种类不一，佳者呼为嘉庆李”；梨，“有秋白、五香、葫芦、雪花数种，多有从卫河往天津售卖获厚利者”；葡萄，“有水精、马乳二种，近来销售之路颇广，但土人未能请求种植”[4]352。曹州府菏泽县牡丹冠绝天下，与洛阳所产牡丹齐名，商人“每年秋分后将花捆载为包，每包六十株，北走京畿，南浮闽粤，多则三万株，少亦不下两万株，共计得值约有万金之谱，为本境特产”[14]101
，另一特产耿饼美味可口，远近闻名，“耿饼出城东北乡，以刀旋去柿皮，晒之即成，耿庄作者尤良，故名。耿饼每充献贡品，因之名誉益远，若柿果收成中稔并无虫害、茵害，每年有二百万斤，其味较东西山饼，真有云泥之别也”[14]122
，二者都是当地民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度县林果业比较发达，“果之属蒲桃最多，岁运出境，穷之民赖此度生”[7]180
。莱阳梨又名茌梨，有数百年的栽培历史，“名驰南北，为果中上品者指此，相传邑人于茌平得来，谷雨始花，仲秋实熟，皮粗糙而无渣滓，清香甜脆，远非河北雅梨，江苏砀山梨所及，每熟时商贩廛聚，分运青岛、烟台、济南及平津、辽沈、沪粤等处”[10]654
，不但名声较大，而且销往全国各地，有着很高的品牌知名度。高密县榨油业兴盛，有芝麻、豆、菜子、花生四种油料作物，其中豆油与花生油是出口的大宗，另有地方特产粉条，“俗名细粉，菉豆制者最佳，番薯次之，前装船南运为北货出口大宗”[12]156
。
棉布业、蚕丝业、皮革制造业、陶瓷业也是清末山东各州县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济南府禹城县不但皮革销售量极大，而且酿酒业、榨油业、布业在山东也首屈一指，“酒以麦造曲和高粱酿于池，上用锡釜，下用铁釜甑之；油用黄豆榨者为豆油，用花生榨者为果油；粗布用棉线织者为绵布，用麻线织者为夏布”
[2]60
。兖州府泗水县虽以动物皮毛为毡、帽、毯等，但产量较低，仅在本境销售，五谷中“惟麦最佳，制为粉，甲于山东，行销最广”[15]
。恩县“动物制造产，每年商人来买，运往天津、济南等处销售，为本境出产大宗。植物制造产，本境棉绒细软洁白，为近州县之冠。布，本境妇女多以纺织为业，布客采买运往奉天、山西两处出售，为本境出产之大宗。被面制成蓝白个花，外商多有贩运出境者”[16]89
。清末平度县针对传统纺织备受西方近代机织业冲击的现状，“知州曹倜设农桑学堂，邑绅许崇棫、崔锡禄等提倡购南种栽湖桑，邑人间知其利，出丝亦洁白”，并且“购东洋大机，延聘工师教学徒织宽面布”[7]182
，高唐州知州周家齐为与西人争夺利权，““创办工艺局，仿东洋人力机织洋布，用东洋人力轧花车制棉绒，视旧日以子棉外售，所省值多矣”[5]132
，菏泽县也设工艺局，“以本境棉纱织为线毯，现甚畅销，又以东洋棉线织为东洋布，柳条布、布手巾等物”[14]122
。
综上所述，清末山东东西部州县虽受到了近代生产方式的影响，在纺织、铸造、种植等方面引进了新品种与新技术，但仍然是在传统小农经济基础上的革新，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新式制造业或者手工业。所产物品也仍然以初级产品为主，加工程度不高，在于西方产品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新思潮的兴起与“实业救国”的影响，这种近代化的趋势必将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革新与重构。
二、商品经济与物流业的发展及对比
清末以前，山东省的经济中心位于鲁西运河流域，这里的运河城市群依靠发达的水陆交通、国家政策的刺激、商人商帮的汇聚、物流体系的完善实现了经济的长久兴旺与发达。咸丰后，随着黄河北徙、运河断流、漕运衰败、战乱频起，这些运河城市受到了沉重打击，不但经济地位一落千丈，而且商业优势也逐渐转移到了青岛、烟台、潍县等沿海开埠城市。沿海城市的兴起与运河城市的衰落实质是近代海洋贸易战胜内河贸易的结果，而铁路的修建、航运业的发达、新的物流体系的建立又加剧了东西部城市之间的经济与商业差距。这种由传统向近代，由西部向东部，由自然经济向近代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也体现了近百年来中国经济变革的趋势与规律。
清末山东东西部州县商业在销售产品类型、价值总量、运销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曹州府范县出口商品有，“五谷路运北至新集、临清，河运东北至泺口、蒲台，每岁销行二十五万余石。草辫，路运朝、观等处，转运青岛出口，每岁销行约万余斤。枣梨，路运镇江、安徽等处，每岁销行约万余斤。牛羊皮，路运直隶、河南等处，每岁销行约千余张。丝，路运聊城之沙镇、长山之周村等处，每岁销行约千余斤”
[17]51
，进口物品则为“棉花路运自临清、莘县等处，每岁销行四万余斤。布衣鞋帽路运自周口、周村等处，岁售约五千金。纸张、火柴、煤油、杂货，路运自临清、东昌、济南等处，岁售约万金。铁货，路运自清、怀、潞等处，岁售约千余金。药料，路运自禹州、辉县、祈州等处，岁售约二千余金”[17]50
，由此可见，范县进出口之商品遍涉河北、河南、安徽、山西、江苏等诸省，甚至远销海外，但其售出物品仍然以初级产品为主，而进口物品则为附加值较高的手工业品，所以在市场交易中本地产品并不占优势。另一城市德州，“外销杂粮水运天津，销行岁计三万石，花生岁计十三万斤，山薯岁计二十万斤，西瓜岁计十八万斤。帽胎水运至天津，销行北京及东南各省，陆运至山西、陕西、河南各处销行，每岁共七千四百余顶”，大商人吴全印几乎垄断了当地的草帽业，“水运至天津，销上海、广州、烟台、北京、保定等处，岁计二万一千顶，陆运销济南、河南、山西、陕西等处，岁计一万三千顶”[18]217
，德州产品之所以先转往天津，再销往外地，是由于运河断流后，德州至天津的卫河仍然能够通航，利用河道运输不但能够降低成本，而且在天津这样一个商埠与全国性物流中心进行商品的发售十分便利。东昌府恩县，“牛皮东运至济南、章丘、潍县，系陆运，北运至天津，系水运，每岁约计五三千万觔，为本境之大宗。木棉，运至周村、潍县等处销售，系陆运，每岁约八十万觔，为本境之大宗。小麦由卫河水运至天津销售，每岁约千余石，花生由卫河水运至天津销售，每岁约数百万觔。粗布东运至济南，西运至山西，俱系陆运，每岁约数万匹，红枣由卫河至天津出售，每岁约数百万觔，为本境出产之大宗”[16]92
。高唐州，“木棉北运至济南章丘、潍县，南运至济宁、滕县等处销售，俱系陆运，每岁约二千余万觔，为出境第一大宗。粗布运至济南、沂州、潍县等处销售，岁约七八千匹，陆运。地毯销售河南、天津等处，岁约四五千床，陆运。钱褡，销售省城及北路天津等处，岁计五千个，陆运……羊皮陆运至天津、青岛外洋各行销售，岁约三千张，牛皮陆运至天津、青岛外洋各行销售，岁约一千张”，输入品“向由天津、济南运自青岛，铁路通后，皆由青岛或周村运至城内”[5]137
。总之清末山东西部各州县是重要的农产品与初级产品出口地，本土具有较高附加值的商品不多。这些物品除通过水路与陆路销往天津及外省外，还在山东境内的济南、潍县、烟台、青岛等地销售或转口，这充分证明了清末物流中心已由西部运河流域转移到了东部沿海城市。
近代前的烟台与青岛属默默无闻的弹丸之地，正如《胶澳志》所说：“胶澳地瘠民贫，物产稀薄，农林畜牧概不发达，顾湾阔而水深，方向位置举得其宜，外当黄海之门户，内通中原之奥区，固天然之商业地也”
[19]777
，在开埠通商前，烟台与青岛虽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但无发展商业的有利条件，所以其经济发展程度甚至不如当时的莱阳县。清末莱阳市场繁荣，是南船北马汇聚之地，“凡平、掖、栖、招之土产，江、浙、闽、广之舶品，胥以此为集散所，虽自海口淤塞，商场移金家口，犹号称为莱阳码头，当烟台未兴，土产若油饼、猪、盐、沙参之属，南方棉、纸、竹木、蔗糖之类，山西之铁锅，周村之铜货，博山、淄川之煤炭、瓷器于焉转输”[10]663
。1861年烟台被迫开埠通商，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随着东海关与胶海关的设立，胶济、津浦铁路的修建，烟台、青岛两地迅速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进出口贸易港，不但是山东乃至华北商品物流的集散地，更是中国对开外放的门户与窗口，而莱阳“迨青岛继复开港，龙口开埠……有不能立足之势矣”[10]663
。烟台与青岛的开埠一方面促进了两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造成了两个城市之间的竞争。在开埠时间上烟台早于青岛，1897年之前青岛口只是烟台东海关的一个税卡，所征税收必须上缴东海关。德国强占胶州湾后，胶海关脱离烟台控制，“本埠进出口贸易逐年进步，一日千里，迥非其他各通商口岸所能企及，统全国之口岸而比较，其贸易额青岛港恒居第六位或第七位，而在北方各港位列第三，彼烟台、宁波等港通商较青岛早四十年而进步大有逊色”[19]778
。特别是胶济、津浦铁路修建，成为青岛经济发展的大动脉，“运道便利费省而行速，土产畅销，荒地日辟，职业道广，工资日高，而人民购买力日以旺盛，需要之进口货亦日以繁”[19]778
。而烟台在青岛未通商前是山东唯一的贸易港，青岛开埠后其受到了巨大冲击，“胶济路通而分其一部分东走青岛，津浦路通又分其一部分北走天津。顾烟台之贸易额当光绪二十七八间已达四千五六百万两，自光绪三十年胶济全路通车，青岛日盛，烟台日衰，不数年而贸易额退至三千万两以内，其后又稍见恢复”[19]778
。为将青岛开埠后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清晰的表示出来，特列表如下：
清末至民初青岛港年贸易额
[19]779
通过上表可知，青岛港贸易额从1900年不足四百万两到1913年的6040万两，贸易额整整增加了15倍，而轮船贸易量更是上涨了数十倍，这一数字充分体现了青岛开埠后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与经济发展并行的是土货与洋货比例的变化，“当设关之初，土货出口本超过洋货进口之数，其后土货出口之进步缓而洋货进口增加较速，以致相形见绌。自一九零二年以降，土货仅当进口洋货之半数，一九零八年以降出口土货约当进口洋货十之八或十之九，直至千九百十二年即民国元年出口土货始得超过进口洋货”
[19]781
，这一现象的产生是因为开埠之初西方对中国的原料产品需求较多，而中国本土民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依然很牢固，对西方商品存在着抵制心理。其后随着物美价廉的西方商品的涌入，中国本土经济受到冲击与排斥，不但出口量降低，而且中国经济逐渐沦为西方经济的附庸，直到一战前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才有所恢复。
总之，清末山东西部州县商业发展依然延续着传统的模式，在运输工具、贸易总额、进出口数量等方面都无法与青岛、烟台等海港城市相齐并论。尽管在近代经济思想的影响下，西部州县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较大突破，如将各类经过初步加工的产品运往天津、青岛、烟台等港口出售，但因交通与技术条件的限制，这种发展举步维艰。而烟台与青岛凭借着天然良港的地理优势与开埠通商的经济优势，迅速从落后的荒芜渔村成长为国际性贸易枢纽，实现了从传统向近代的巨变。
三、小结
清末山东东西部州县物产与商业的变迁实际是当时中国东部沿海省份的缩影，随着近代先进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工具的引入，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在某些领域与部门出现了近代化的趋势。但因自然地理环境、文化环境、商业环境的差异，沿海地区的近代化程度明显高于内地，这突出表现在烟台、青岛等海港城市开埠通商后的迅猛发展，其经济潜力、管理模式、物流体制都明显优越于带有浓厚传统小农经济色彩的鲁西地区。但在认识到清末山东经济存在延续与重构的基础上，我们也不能随意的将其发展程度进行拔高，因为当时传统经济虽有了近代化的趋势，但却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即使是东部沿海地区，也并非所有的州县都能达到青岛、烟台的发展程度，因此清末山东经济整体步入近代化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参考文献：
[1]杨学渊.章丘县乡土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2]王汝汉.禹城县乡土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3]卢承琰.堂邑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4]熊廷献.馆陶县乡土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5]周家齐.高唐州乡土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6]张云龙.招远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7]丁世平.续平度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8]陈懋.日照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
[9]宋宁章.牟平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10]王丕煦.莱阳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11]张同声.胶州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
[12]余友林.高密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
[13]李传熙.肥城县乡土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14]杨兆焕.菏泽县乡土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15]佚名.泗水县乡土志.物产.商务[M].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石印本.
[16]刘儒臣.恩县乡土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17]杨沂谨.范县乡土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18]冯翥.德州乡土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19]赵琪.胶奥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文字来源:《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