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方志资料看明清时期通州的漕运
郑民德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 聊城 252059）
摘要：
明清时期的通州为北京左辅，是重要的政治与军事枢纽，作为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漕运重镇，明清两朝中央政府不但在通州设重兵守护粮仓，而且置仓场侍郎、坐粮厅、通惠河郎中、厅汛等官员疏浚通州河道、修筑闸坝、催攒漕船、收支税粮，将通州视为畿辅之门户。同时通州政治地位的变迁也与自然地理环境、漕运政策、国家方略密不可分，正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通州在明清五百余年中一直享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盛名。
关键词：
通州；漕运；仓储；运河
明清时期的通州位于京杭大运河北端，紧靠全国政治中心北京，是一座典型的运河与漕运城市。其境内不但有白河、浑河、榆河、通惠河诸水，水利资源极其丰富，而且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经济发达，是屏卫京畿的重要商贸与军事基地。乾隆《通州志》曾云:“是州为左辅雄藩，神仓重地，舟车之所集，水陆之要冲，川原奥衍，民物恬熙”
。乾隆朝仓场总督蒋赐启亦说：“漕运之资于水利大矣，通州为漕渠重地，以外有潞河，内有通惠河也，金始因潞以通山东、河北之粟，元郭守敬遂议浚通惠河，乃罢陆挽，民甚便之，由是商贾辐辏，四方云集者日益众” 。通州自元代通惠河开凿后始“编篱为城”，逐渐成为依靠漕运而兴起的与北京、天津、临清、淮安、苏州、杭州而齐名的运河名城，除经济发达、人口辐辏、商业繁荣外，通州在明清两朝还是仓储要地、政治枢纽、军事重镇，其对稳定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产生了巨大作用。通过对《通州志》、《畿辅通志》、《顺天府志》、《畿辅安澜志》等地方志资料的搜集、辨别、整理，不但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与研究明清通州地域社会面貌的丰富材料，而且对于了解通州城市的发展演变与运河漕运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一 众河汇流，漕运重地
通州“去京师四十里，潞、浑二水环绕其东南，幽燕诸山绵亘其西北，地大物博，襟带千里，天储在焉，水陆要会，非他郡可比”[3]。通州之所以能够成为漕运重地与商贸中心，与该地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众多河流的汇聚，不但为通州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水利资源，而且为运河的开凿、税粮的输送、商品的流通也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保障每年数百万石漕粮顺利到达北京，明清政府不但在通州设立了一系列河道与仓储管理部门，而且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疏浚通州河道、建置闸坝、实行河工建设，从而在长时期内实现了漕运运行的稳定与水道的安澜。
通州运河自州境北关外石坝楼起至香河县扳罾口止，长一百三十里，在旧漷县东四里，“四水会流，故称泗河。四水者，一即潞河，一即富河，一即通惠河，一自京城左安门外草桥流入南海子，东出宏仁桥，由南新河至张家湾入白河”[4]。其中白河源自东北，富河源自西北，两河在通州城东北合流，然后通过石坝楼汇归运河，长五十里。还有一河名漒漒河，源出顺义县牛栏山，流入通州境后又迂流至香河县归运河，长九十里。通州水系复杂，河流纵横，各水道之间既有交叉，又各自独立，而且很多河流经过人工治理后,成为京杭大运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调节运河水源、保障漕运的作用。通州运河的主源白河上游为沽河，“源出宣化府赤城县北独口边外，一曰堤头河，一曰独石泉……北方诸水惟沽河源流最混，其名称亦乱，以其下至通州合东、西二潞水，故谓之潞河”[5]。另一河富河“在州城北，源出瓮山，自白羊口经榆河下流为沙河，由顺义县南界流至州东北与白河汇”[6]。而通惠河“旧名大通河，经大通桥至通州分流，一自旧城西水门流入城内，至东门出。一自新城西门外，绕新旧城南折向东北，乃合流至张家湾城东南外入潞河”[7]。白河经牛栏山后，汇潮河、榆河(即富河)、浑河诸水至张家湾总称为潞河，潞河与通惠河汇聚后又被称为北运河，即“白河与沽河会，潮、榆、通惠诸水其流浸大，复有西北诸泉水入之，而以白河为经流，毕会于通州之南，曰潞河，为漕艘抵通之要道”[8]。
明代著名专利专家潘季驯曾说：“杨村以北通惠之水，势若建瓴，白河之流淤沙易阻，夏秋水涨则惧其潦，冬春水微则病其涩，浮沙之地既难建闸以备节宣，惟有濬筑之工殊为吃紧”[9]。面对通州复杂的水道环境，为保障漕粮运输，明清政府不但设立了众多河道管理部门，而且在数百年间修建了一系列河工设施，力争将河工建设与国家漕运紧密结合，实现中央与地方社会利益的协调与统一。明代嘉靖七年（1528年）设通惠河工部郎中一员，驻扎通州，负责通州至天津一带的运河工程与水道治理，其中“大通桥至通州石坝、里河闸座雁翅、剥岸，每年二月管理通惠河郎中会同户部坐粮厅郎中查勘估计，将桩木于通州竹木局半价，砖于砖厂各取用”[10]。除通惠河与坐粮厅郎中外，通州知州、州同、州判及各地的卫所、厅、汛、县等官员均对通州段运河具有协防的职责，这些官员上要服从于总理河道的调遣，同时还要担负起物料的采购、夫役的征派、银两的调拨等事宜，是中央行政与地方公共管理职能的集合。明初，通惠河曾置庆丰、平津、澄清、通流、普济等闸，用以调节运河水源，保障漕船航行，每闸设工部主事一员管理闸务，三年一代，通惠河郎中设立后裁撤，所有河道事宜统一划归郎中。万历时，整顿通州河务，规定“通州普济等闸五，共夫九十三名；浅铺十，小甲十名，夫一百名；修堤小甲八名，夫七十五名。通州左卫浅铺二，小甲二名，夫二十名；修堤小甲三名，夫二十六名。通州右卫浅铺四，小甲四名，夫四十名；修堤小甲四名，夫三十六名。定边卫浅铺二，小甲二名，夫二十名；修堤总甲一名，小甲四名，夫四十五名。神武中卫浅铺三，小甲三名，夫三十名；修堤小甲五名，夫四十五名”[11]，通州段河道共有浅铺二十余处，小甲与夫役数百名，这些基层的河政管理者负责水道的疏浚与堤坝、闸座的修缮，主要从沿河州县及卫所兵丁中招募。除此之外，明代通州河工建设频繁，其中“永乐十二年八月修通州、三河等处水决堤岸”，“英宗正统四年六月通州至直沽闸三十三处为雨潦所决，诏发附近丁夫修筑”，“成化六年七月工部奏通州至武清蔡家口河口并堤岸被水冲开一十九处，宜起儹兵民并修筑以便漕运，从之”，“万历三十一年工部议挑通州至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即筑堤两岸”[12]，正是由于数百年间国家对通惠河的不断建设与治理，才在长时期内保障了京通仓储的丰盈与水道环境的稳定。
清初设通蓟兵备道一员兼管通州河道，康熙八年（1669年）改为通永河道，十一年（1672年）复为通永道，漕运通判一员驻张家湾，通州州同一员，州判二员，务关同知一员协同处河道事务。雍正年间置直隶河道总督统辖北京、通州、天津等处水利事宜，通永道及其属官均归其管辖，乾隆十四年（1749年）裁撤直隶河道总督后，河道事务由直隶总督兼管。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直隶总督方观承奏称：“通惠河工既归通永道经管，应设汛防。通惠河南北两岸各四十里分四汛，自大通桥至平下闸南北岸各设一汛，均为上汛。自平下闸至通州北关南北岸各设一汛，均为下汛。即将庆丰、通流两闸闸官改为河缺，自大通桥至平下闸南岸堤坝各工归庆丰闸闸官管理，是为南岸上汛。自平下闸至通州北关外葫芦头，又自分闸至南浦北岸堤坝各工归通流闸闸官管理，是为北岸下汛。其北岸上汛，南岸下汛以古北口、石塘路两经制外委改设通惠河与两闸官分司堤坝工程，均归务关厅管理。所需岁修抢修银两俱照旧于坐粮厅税课银内动拨”[13]，其中作为基层河政管理部门的汛设河兵二十名，四汛共八十名，每年河道工程所需银两由务关厅估算后报请通永道复核，然后移文坐粮厅，申报仓场总督，经总督奏报朝廷后方能开销。这样就形成了闸官、汛、厅、河道、坐粮厅、仓场总督层层递进的河道行政建制，各部门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牵制。清代对通州河道的整修与疏浚也不遗余力，早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白河决武清县筐儿港，第二年“圣祖仁皇帝亲临视阅，命员外牛钮等于冲决处建减水石坝二十丈，开挖引河，夹以长堤而注之塌河淀，由贾家沽道泄入海河，杨村上下百余里河平堤固”[14]。雍正六年（1728年）又“拓筐儿港旧坝阔六十丈，展挖引河，改筑长堤，七年疏浚贾家沽道，分减既多，消泄亦畅，故坝门以下河水安流”[15]，经过康熙、雍正年间对通州水道的大规模治理，使该区域频繁的洪涝灾害有所减轻，农田水利建设与国家漕运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通州作为明清重要的运河城市，其水陆交通都比较发达，“自朝阳门至通州四十里为国东门孔道，凡正供输将，匪颁诏糈由通州达京师者悉遵是路，潞河为万国朝宗之地，四海九州岁致百货，千樯万艘辐辏云集，商贾行旅梯山航海而至者，车彀织络相望于道”[16]。雍正七年（1729年）修通州石道“计长五千五百八十八丈有奇，宽二丈，两旁土道各宽一丈五尺，长亦如之。其由通州新城、旧城至各仓门及东西沿河道亦建修石路，共计长一千五十余丈，广一丈二尺及一丈五尺不等，费帑金三十四万三千四百八十四两有奇”[17]，该工程耗时一年，用度庞大，建成后不但便利了运送漕粮的车辆入仓，而且对于加强通州与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通州诸水环绕，区域内部的交通往往依赖于桥梁等设施，据《通州志》记载，通州共有桥梁数百座，这些桥梁大小不一，功用也不尽相同，但都反映了通州作为运河与漕运之城的特征，如闸桥、通利桥、石桥、板桥、东门桥、赶验桥、南门粮桥、元宝桥、新城石桥、通济桥、通运桥等。通州官方的交通机构则为驿站与铺递，驿站专门用来传送官府文书与军事情报，而铺递类似于邮局，为加强各区域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而置。通州有潞河驿与和合驿两处驿站，均设立于明永乐年间，其中潞河驿位于旧城东关外潞河西岸，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裁撤，将驿务归并和合驿。和合驿位于州东南三十五里的张家湾，因处于白河、榆河、浑河三河交汇处，又名合河驿。潞河驿与和合驿有驿丞管理，下有夫役数十人，钱粮由通州知州掌之。通州铺递原有八处，铺兵三十名，后漷县归并六铺，铺兵二十四名，共十四铺，兵丁共五十四名。这些兵丁分置于投文铺、东路三铺、州前铺、召里铺、烟郊铺、西路二铺、东流铺、大黄铺等，每铺根据路程里数有兵丁一人到数人不等。驿站驿丞与递运铺大使及其下辖的胥吏、兵丁、夫役俸禄银两从通州府库支取，“和合驿驿丞及张家湾巡检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皂隶二名，共工食银十二两。通流闸闸官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皂隶二名共工食银十二两。桥夫二十名，共工食银二百三十四两，铺兵三十名，共工食银二百八十两”[18]。
明清时期的通州作为京畿重地与漕运枢纽，其政治与交通地位都异常重要。为了使关系国家命脉的京杭大运河畅通无阻，明清中央政府不但在通州设立了系统严密的河官、漕官、仓官，而且数百年间不断修建水利设施，置专人负责闸座的启闭、堤坝的维护、桥梁的修造等，从而使明清漕运在长时段内实现了稳定国家统治的目的。另外，封建政府疏浚通州河道，虽只是专注于保漕，但各项水利机构的设立与河工设施的修建，对于减少通州地区的水患灾害，安置地域社会的闲散人员，促进经济商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二 天子之仓，国家命脉
漕运是明清封建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京仓、通仓、水次仓则被称为“天庾正供”，对维系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秩序的运转起着重要的作用。明清两朝每年通过运河运往京、通二仓的江南漕粮规模在数百万石左右，这些粮食不但用以供应皇室日需、百官俸禄、军事开支，而且对于保障京畿地区粮价平衡、灾荒赈济、公共工程施建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名山藏》曾言：“京仓天子之内仓也，通仓天子之外仓也，淮、徐、临、德仓置外，所以备凶旱，防不虞也”[19]。明御史阮鹗在说明通州地位重要性时也说：“通州一城，实漕运襟喉之地，南控江淮，西望关塞，东邻海寇，北迩边夷，遂于其地多建仓庾以丰储积，而复屯重兵二万五千以守之者，盖上以拱护京师，下以与东西北诸边声援相接，缓急之际可犄角以为赖耳……且新旧二城周围不下十数里，中设大运仓廒不下七百余座，内储军粮不下数百万石，集官民船艘不下数百万只”[20]，正是由于通州仓关系国家命运，所以明清两朝设重兵防守，并且置仓场总督、坐粮厅、仓监督等官员专门负责处理仓储事务，而对于仓廒的修建、夫役的雇募、粮食的出纳也制定了严格而系统的章程与律法，力图将通州仓卫护京城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通州是一座因漕运与仓储而兴起的城市，早在金代就已设丰备仓、通积仓、太仓，元代开凿会通河与通惠河后，将海运、河运、陆运相结合，通州更成为北方重要的仓储基地，当时有广储仓、有年仓、庆丰仓、延丰仓、乐岁仓、富衍仓等十三仓，存储漕粮上百万石。明永乐与天顺时置大运西、东、中、南四仓，正统十四年（1449年）总督粮储太监李德、镇守指挥使陈信建通州新城以卫护仓储，其中西仓在新城中，廒三百三十座，计一千六百五十间；中仓在旧城南门内以西，廒一百三十六座，计六百九十七间；南仓在新城南门内，廒一百二十座，计五百一十间，后归并中仓；东仓在旧城南门内以东，廒四十一座，计二百零五间，隆庆年间归并中仓。所以通州仓在明代经历了由四仓向二仓的转变。清朝建立后，同样非常重视通州仓储的建设，初有通州中、西、南三仓，“通州中仓计九十八廒，在天花牌楼东，西仓计一百二十四廒，在天花牌楼南，旧有南仓八十一廒，乾隆十八年奏裁”[21]，而雍正《畿辅通志》则载“大运西仓廒二百三座，大运中仓廒一百一十九座，大运南仓廒八十一座，以上三仓俱在通州”[22]，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州仓廒座的数量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与漕粮规模、改折比例、漕政政策密不可分。
明代通州仓的管理呈现金字塔式的结构，最高管理者为户部，兼管者为户部下辖的湖广清吏司“郎中一员，员外郎一员，主事四员，内三员管通州大运等仓”[23]，专管者为户部尚书或侍郎、坐粮厅郎中、仓监督主事等。明初通州仓并没有专门的管理者，只是由户部司员经理，宣德年间定户部尚书督其事，同时设太监一员总督仓场，正统时另置户部侍郎一员不治部事，专理京通仓储，景泰二年（1451年）设巡仓御史一员巡视通州仓，而京仓则由东城御史带管，二者属监察性质，主要职责是监督仓场有无弊病以及缉拿盗窃仓粮人犯等。成化十一年（1475年）始设坐粮厅员外郎“专管通仓坐拨粮斛，禁革奸弊”，而监仓主事“专管收放粮解”[24]，还有协助进士三四员到户部量差办事，修仓工部主事一员常驻通州。明代通州仓又包括若干卫所仓，其中大运中仓含定边卫仓、通州左卫仓、通州右卫仓、通州卫仓、神武中卫仓；南仓含通州卫仓、通州左卫仓、通州右卫仓、定边卫仓；西仓含通州卫仓、通州左卫仓、通州右卫仓、定边卫仓、武清卫仓、神武中卫仓；东仓含神武中卫一仓，后并入中仓。各卫所仓有指挥使、经历司、镇抚司等官员，具体负责人员为“通州左卫大运南中二仓攒典各一名，西仓攒典二名；通州卫大运南中二仓攒典各一名，西仓攒典二名；定边卫大运南中二仓攒典各一名，西仓攒典二名；神武中卫大运中东二仓攒典各一名，西仓攒典二名；武清卫大运西仓攒典二名，太仓银库攒典二名”[25]。大运西仓内有大督储官厅一座，监督厅一座，各卫所小官厅六座，筹房二间，井二口；中仓内有大官厅一座，东门掣斛厅一座，各卫仓小官厅五座，筹房二间，井一口；东仓内有神武中卫仓小官厅一座，掣斛厅一座；南仓有各卫所仓小官厅四座，筹房二间，各门掣斛厅各一座。关于各仓墙外与仓储内部的守卫与巡逻，“铺兵二百八名系通州等六卫正军内拨送各仓，墙外守铺，昼夜巡逻”，仓门把守官兵则“取拨致仕军官守把四仓，共九门，每门各二员老军，余丁共十名，一年一换，办事官半年一换”[26]，各仓的维护修缮工作由通州各卫派出一定数量的兵丁每年额修仓廒五十五座，“如有损漏随时修葺者不在此限，修仓军夫做工八月至冬寒难以兴作则令办料四月”[27]。除仓储本身外，明代政府也非常重视粮仓辅助设施的修建，嘉靖七年（1528年）筑通州石坝，每年正兑京粮由石坝进入通惠河，通过普济、平津、庆丰等闸运往京师，土坝则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郎中于仕廉所建，位于州城东，漕粮由此运往通州大运中、南、西仓，其中石坝由通州判官管理，土坝由通州州同管辖，两坝附近均有布袋厂、席厂、号房等。另有板木厂一处，每年收贮松木、楞木，用以铺垫仓房；晒米厂一处，位于新城外西南角；窑厂两处，东黑窑厂在城东南八里，西黑窑厂在城西南二十里，二厂所烧造砖瓦用于仓廒建设；土坯厂三处，东坯厂在旧城南门，西坯厂在新城南门，西北坯厂在新城西北，三所坯厂均有官地，打造的土坯用以修仓。关于通州仓存粮的数量与比例，明代在各个时期是有所变化的，宣德八年（1433年）漕粮总数为五百余万石，以三分为率，通仓收二分，京仓收一分；正统二年（1437年）攒运粮数为四百五十万石，以十分为率，通仓收六分，京仓收四分；成化六年（1480年）以后，“漕运粮储每年四百万石，正兑京仓七分，通仓三分，除京仓不计外，通仓收粮一百四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内粳米一百二十七万八千三十六石，粟米二十七万八千五百八十四石，改兑京仓四分，通仓六分”[28]。通州仓存粮在成化以前占全部漕粮总数的十分之六七，而成化后数量减少，这说明国家对京城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京仓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且漕粮存储于京仓，也更加便利于调拨，用于满足各项需求。
清代基本沿袭了明代通州仓的管理方式，但是在某些方面也有明显的变化。如户部仓储官员由明代的单一制变为满汉双轨制，“总督仓场户部满汉侍郎各一员，巡漕御史一员，户部坐粮厅满汉各一员，大运西仓满汉监督各一员，大运中仓满汉监督各一员，漕运通判一员”[29]，其中仓场侍郎驻通州新城，掌仓谷委积，通惠河运务；坐粮厅负责漕粮输仓及通济库出纳等事；各仓监督掌仓粮收支及晾晒。双轨制的实行，一方面凸显了清代重视满族官员的地位，同时也要照顾到汉族官员的利益，另一方面满汉官员可以相互监督，彼此牵制，对于防止仓储腐败也具有一定的意义。清代对通州仓廒座的规格有着严格的要求，顺治初年“定京城八仓，通州三仓，每仓以五间为一廒，每间七檩六椽，阔一丈四尺，深五丈三尺，山柱高二丈二尺五寸，檐柱高一丈一尺五寸，每廒顶各开气楼一座，廒底砖砌，上铺木板。廒门及墙下均开窦穴以泄地气，每仓有官厅、官舍、科房，石坝、土坝、朝阳门外各有号房，大通桥有盘粮厅，有号房”[30]。乾隆八年（1743年）以前各仓水井不甚多，后因火灾频发，通州西仓增加井六口，中仓增加水四口，清代对仓廒的规划，不但增强了管理者对国家粮储的控制与运作，而且为仓廒的建筑与修补提供了便利之处。清初通州仓的防卫工作由铺军一百四十五名，披甲八旗军一百二十名轮流看仓，以缉拿盗米人犯，雍正二年（1724年）裁去铺兵，增加满洲披甲一百二十名，同时为改善官兵的住宿条件，在通州南关外高地建兵房二百四十间。有清一代，通州仓的存粮规模与明代不同，明代是按照每年的漕运粮数，按照一定比例分配到京通二仓，而清代并无定数，“由仓场总督查派各仓，按本年抵坝漕粮计算，运留通仓三四十万石不等，不分正兑、改兑”[31]，清代通州仓存粮数目的减少，不但说明了漕运的发达程度不如明代，同时也是大量调拨通仓存粮到京仓的结果，清代京城人口众多，加之用于平粜与赈济的粮食数目庞大，仓储积蓄经常捉襟见肘，就只好通过减少通仓存粮增加京仓储备的方式缓和粮食危机。
明清时期的通州仓是储备国家漕粮的基地，所以其行政管理与粮食调度备受中央重视，“司锁钥者有官监出纳者，有部大夫总会计者，有中官辈，而从事漕运自指挥以下岁不减数十百人”[32]，完善与系统的仓储建制不但增强了封建统治的基础，而且为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开支提供了稳定的物资来源，这也是明清两朝将京通仓储视为“天庾”的原因。另外在封建王朝，通州仓与北京仓处于全国仓储体系的最高层，其地位远远大于常平仓、社仓、义仓，除了因京通二仓位于京畿要地，收储全国八省数百万石漕粮外，更重要的是京通仓是统治者能够直接调用的粮食来源，在灾荒与战乱时期，这是保障统治者控制全国的基础。
三 衙署林立，商业都会
通州虽在金代就已是漕运重地，转运枢纽，但并没有城池，元代通惠河开凿后，通州政治地位提高，方“编篱为城”。明洪武二年（1369年）大将军徐达、常遇春、郭英北伐攻克通州，裨将孙兴祖筑城，城址在潞河西，外墙为砖甃，中实以土，周围九里十三步，连垛墙高三丈五尺，有四座城门，分别是东为通运，西为朝天，南为迎薰，北为凝翠。正统十四年（1449年）为保护在城池外的粮仓，粮储太监李德又建通州新城，新城周围七里，东连旧城，有城门两座。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顺天府尹刘畿因边寇入侵筑张家湾城，“周围九百五丈有奇，厚一丈一尺，高二丈余，内外皆甃以砖，东南滨潞河，西北环以濠，为门四，各有楼，又为便门一，水关三”[33]，城设守备一员，率兵五百人守护，城外有皇木厂及入京大道。康熙九年（1670年）由于通州城池年代久远，多有坍塌，知州宁完福修新旧二城，“旧城周围一千六百二十六丈五尺，新城周围一千二百六十三丈，城根宽三丈四尺，顶宽二丈三尺，城身外高三丈四尺，内高二丈二三尺至三丈不等”[34]，这样通州一地共有城池三座，分别为旧城、新城、张家湾城，其中新城与张家湾城都是为了卫护漕运与仓储而设，这也充分体现了通州运河之城的特点。通州在嘉靖前属顺天府，为直隶州，下辖三河、武清、宝坻、漷四县，嘉靖末年属密云道，顺治七年(1650年)属通密兵备道，十四年（1657年）改为通蓟兵备道，仍领县四，顺治十六年（1659年）裁漷县，领县三，康熙时属通永道，雍正六年（1728年）为东路厅管。明清两朝，通州虽归属变化频繁，但在多数时间内归中央直接控制的顺天府管理，这既说明了封建国家对通州的重视，同时也是城市地理、政治、军事、经济环境变迁的结果。
明清通州拥有便利的水陆交通、发达的商业经济、密集的人口、庞大的仓储，所以备受封建王朝重视，城内衙署林立、官廨遍布、房宇星罗棋布，是一座政治性色彩比较浓厚的城市。其中清代仓场总督衙门位于新城南门东，为明总兵府改建；通永道衙门在州城内天恩胡同偏东；户部坐粮厅署在新城内西察院，为原明总督粮场太监居住的忠瑞馆；大运西仓监督署在坐粮厅后，即明代忠敬馆；大运中仓监督署在州旧城南门内；东路厅署在州新城内草厂；理事厅与漕运厅署在张家湾城内；通州知州署、州同署、州判署均在通州城内；土坝掣斛厅在土坝，为州同督漕公廨，每年南运漕粮抵通时驻扎于此；石坝掣斛厅在石坝，明时称督储馆，有大官厅一座，为州判督漕处所；驿丞署与巡检署在张家湾城内；左营都司署，张家湾营都司署都在张家湾城，右营守备署在通州州治西南。这样从从二品的仓场总督、正四品的道台、正五品的坐粮厅郎中到正五品的直隶州知州、正六品的主事、从六品的同知，最后是从九品的巡检与不入流的驿丞，而军事机构都司与守备分别属正四品与正五品。从通州衙署级别来看，几乎涉及到了明清所有行政建制的品级，其中关于仓储与漕运的占绝大部分，即使作为地方行政人员的知州、州同、州判除理地方民事与刑名外，也必须承担大量的漕运事务。通州作为政治性与漕运性城市在明清是没有区别的，因为其地理区位、政治环境、交通优势没有丝毫的改变，不过相对于明代六卫在通州的驻扎，清代通州军事性城市的色彩变弱，这是因为明代通州位于边畿，时刻受到蒙元残余势力、后金、海寇的威胁，所以驻重兵防护城池与粮仓，而清代并没有这些威胁。
明清通州经济繁荣，商业发达，为“水路总会通衢，商民辐辏”[35]，其下属的张家湾城亦“为潞河下游，南北水陆要会，自潞河南至长店四十里水势环曲，官船客舫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36]。当时不但每年上万艘漕船汇聚通州，运军与漕运水手将夹带的南北方货物在此交易，而且为数更多的商船与民船也紧随其后，将通州视为运河沿线重要的商业码头，他们贩运的物品既有布匹、粮食、水果、竹编、年画等日用品，也有数量众多的丝绸、瓷器、玉器、象牙制品等，从而使通州百货聚集、物阜民丰，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明正德九年（1514年）因通州客商云集，“设皇店于通州张家湾，榷商贾，舟车微至，担负之利亦皆有税”[37]，掌税太监于经“岁入银八万之外，即以自饱，斥其余羡为寺于香山而立塚寺后”[38]，如此高的货物税收，也反映了通州商业的繁荣程度。万历年间，张家湾作为通州的税口，其“商税大约银三千零九两，铜钱二百八十八万七千七百六十文，曲一十五万二千八百斤，条税银一百五十五两六钱，船税银二十二两七钱”[39]。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河南巡抚李国亮奏称:“卫河一带旧为行漕故道，直抵通州，现今商贾船只往来不绝，漕船亦无阻滞”[40]，可见河南与通州段运河已是商业要道。同治元年（1862年）虽然此时运河早已改道，漕粮大半改折，但通州却依然是商业重地，甚至很多外国商人也在此贸易，“俄商在通州买土货应预先报明，东坝按各国税则完一，正税由东坝发给执照，注明货色包件若干，沿途不得销售”[41]。
明清通州关厢井巷繁多，有旧城前后左中右所、旧城东大街路南、东大街路北、西大街路西、北大街路东、北大街路西；新城西大街路南、西大街路北、南大街路东、南大街路西；旧城东关厢、南关厢、北关厢；新城南关厢，西关厢，这些地方都是店铺林立，商业发达之地。张家湾城南关墙、西关墙也集市兴盛，人烟辐辏，有永元号、济生堂、天圣斋、天成楼、二友轩、庆和成等近百家店铺与当铺，其经济也相当繁荣。通州专业性市场分布于州城各主要街口，其中“米市在州城鼓楼前东街口，柴市旧在州南门内大街，今在南门外石桥南，猪市在州南门外，牛市在州城中十字街，骡马市在牛市东小市，鱼市旧在州城内鼓楼前西街，今在十字街南，南北果市旧在州东门内，今在鼓楼后”[42]。每日集的有东关与北关集场，为杂粮市，“张家湾集场逢单日集期，烟郊集场逢一四六九集期，宏仁桥集场逢二五七十日集期，西义集集场逢二五八日集期，漷城内集场逢双日集期，县前马南街、永乐店集场逢单日集期，马头店集场按日早集期，牛堡屯集场逢一五三八日集期，于家务集场逢二四七十日集期”[43]。除集市外，每年大大小小的庙会、香会、药王会也是通州百姓与各地商帮从事商贸的好时机，如关帝庙有庙会“香会陈积，百货互相市易，演剧礼神，游人杂沓”[44]，娘娘庙有庙场，孤山庙有庙场，广福寺有庙场，药王庙有庙场，九神庙有庙场，这些庙宇寺观每年都举行一定日期的庙会，期间南北商货如同山积，交易量十分庞大。
明清通州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便利的水陆交通与国家优惠政策的刺激，才吸引了大量的外地商人来此经商贸易，而外来商人的致富又促使本地百姓“往往逐末者多，务本者少”,从而使本土经济与土著商人的实力不断增强。所以，通州的政治与经济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国家漕运而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繁荣又进一步提高了通州的政治地位。
四 结语
通州作为作为明清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是运河名城、仓储重地、交通枢纽、军事重镇，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延续了数百年的漕运，不但为封建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正常运转提供了保障，而且也使本土的经济与商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使通州文化呈现出融汇贯通、集合南北、繁荣兴盛的气象，而通州境内的古水利设施、大运仓遗址、明清衙署等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中国大运河申遗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与天津、德州、临清、徐州、淮安这些运河城市不同，通州虽也位于运河沿线，也是漕粮转运的基地，但是其政治地位远远高于这些城市，国家对其重视的程度也仅次于京城，作为顺天府下辖的直隶州，从其衙署的数量与规模以及卫所军队的编制可以看出，通州不愧为京师“左辅雄藩”。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