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贯穿山东半岛的胶莱运河，全长400余里，因沟通胶州湾和莱州湾而得名，号称中国的“苏伊士运河”。胶莱运河开挖于元至元十七年（1280），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该河“与海运相表里”[①]，用于漕粮海运，由淮河口经海路横穿山东半岛至天津，以避开内河航运的黄河侵扰以及海运的山东半岛成山角风涛之险，因此“议海道自不得不议胶莱运河，以防海运之阻”[②]、胶莱河为“议海运者所必讲也”[③]。以往有关胶莱运河的研究，侧重于其兴废变迁的历史以及开发的意义，[④]而从管理者决策的角度分析胶莱运河治理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张居正（1525-1582）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其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多个方面，其中也包括运河治理的重要决策。但目前有关研究主要围绕张居正改革整体研究、张居正改革的措施及其评价、张居正的思想及其与相关人物的比较、张居正资料的考辨、地方政治研究、中西方关系、其他公案等方面展开，
且时间上集中于万历时期，对于运河治理中的相关问题则关注不多。[⑥]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胶莱运河治理决策的角度分析张居正在隆万之际的政治活动，以期有助于加深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一 隆庆以前胶莱运河的开浚与停罢
元至元十七年（1280）所开胶莱运河，曾因花费人力物力巨大，不久便湮废冷落，此后一百多年不再被提及。直到明正统六年（1441）二月，山东昌邑县百姓王坦上言，称内河漕运时时水浅，舟行不便，漕卒终年不得休息，以前江南曾经通过海运输送漕粮，至今仍有故道可供疏浚利用，建议自苏州太仓转输山东胶州，转运至掖县，再浮海至直沽，可避东北海险数千里，较漕河更加近便。但工部讨论后认为，漕运已有成规，无须再加变更，“事遂寝”[⑦]。
直到近百年后的嘉靖年间，因漕河泛滥，
复海运呼声迭起，胶莱河遂再次被提及，为“议海运者所必讲”[⑨]。嘉靖十一年（1532），巡按御史方远宜等提议开胶莱新河，后因马家墩数里皆石冈而作罢，但方远宜的建议引起了很多人对胶莱河的持续关注：十七年（1538），山东巡抚胡缵宗报告称，元代的胶莱河石座旧迹仍在，仅马壕一段不通，建议募夫凿治30余里的淤道。副使王献也建议开凿崂山之西马壕运道，指出该运道元代曾尝试过，但遇石而止，没有成功，认为此运道由淮安清江浦口，经新坝、马家壕至海仓口，抵达直沽，只循海套而行，可免泛洋绕海之险。得到批准后，十九年（1540），王献于旧渠西七丈处开凿新道，但施工相当困难，上层土石相半，往下为岩石层，又往下石坚如铁，通过“焚以烈火，用水沃之”等方法，一条长14里、宽6丈、深3丈的运道开通。第二年进一步疏浚治理胶莱新河，导引张鲁河、白河、现河等河水以增加水势，使之更加深阔，设九闸，置浮梁，建官署守护。由元代的借海潮行运，变为引河水、湖水、海水济运。至此，整个胶莱河仅剩中间分水岭30余里未打通，眼看大功告成。但总河王以旂建议先开平度新河，以便恢复海运，僵持不下之际，恰遇王献调离，于是工程未竟而罢，前功尽弃。
王献所开运河半途而废，后屡屡有人上言，请求毕其未竟之功。嘉靖三十一年（1552），给事中李用敬、贺泾以及御史何廷钰等建议，继续开浚王献未完工的胶莱新河。经山东抚按官勘查预算后，朝廷最后以所需费用浩繁而作罢。[⑩]此后十多年时间，胶莱河之议沉寂下来。
总之，由于河运的种种弊端，在隆庆之前尽管多有开胶莱河、复海运的讨论，但最终均无果而终。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海运尽管成本低，但多患风涛，[11]且面临“放洋之险”、“覆溺之患”以及胶莱河“海沙易壅，又水潦积淤”的水源和浮沙问题；其二，内河航线虽然也存在水源问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维持，但随着水源工程的建设、平底浅船的建造、闸坝与水柜的设置、水次仓的设立等一系列措施，使该线路成为当时情况下最好的选择；其三，嘉靖中后期，倭患成为举国震惊的大事，明政府多次下令实行海禁，规定“片板不许下海”，所以尽管成化至嘉靖间复海运呼声渐高，但始终遭到强烈的反对，得不到皇帝的支持。其四，饷辽粮食需求的变化。明初“俱因本色饷辽，故海运不得不通”，后来“改用折色”[12]，故政府没有大规模往辽东海运粮食的必要。
二 张居正与隆庆间胶莱河的停罢
隆庆以后，倭寇问题的被动局面得到以改善，海运的一大威胁随之缓解。隆庆改元后，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与此同时，内河漕运却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至隆庆初年，黄河河患“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专在徐、邳”[13]，河工重点随之移至徐、邳地区，运道固定且水流更加湍急，内河河患不断。自隆庆三年（1569）以来，黄、淮暴溢，横决高家堰，入灌诸湖，遂成巨浸。自此以后，凡遇伏秋，水必长发，“下河为穽府，陵谷未迁，风景顿异”[14]，“留城以下，清淮而上，遇值夏中黄水泛滥，漕船遂多漂失”[15]。到隆庆五年（1571）四月，黄河复决邳州王家口，自双沟而下，南北决口十余处，溺毙运军上千，损失漕粮40余万石，运河河道匙头湾以下80里皆淤。因河道淤塞耽误漕运，总漕陈炌和总河都御史潘季驯被罢官，于是胶莱河海运之议纷起。[16]此时，给事中李贵和提请开浚胶莱河，身为内阁首辅的高拱鉴于“运道不通，修治已久，劳费无算而绩效茫然，京师且坐困”的现状，极力主张开浚胶莱新河，以使漕船由淮河人海，穿胶莱河，从海仓口出海至天津。他强调开凿新河可行，“计其道里非遥，费亦不多，若得遂成，则二道并行，脱有一道之变，亦自有一道之通，此万年之利也”，自称“新河虽系科言，而意则仆出”。并全力劝说曾反对开河的山东巡抚梁梦龙成就此事，希望梁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开拓，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果，“千万其勿阻也” [17]。
但在是否开凿胶莱新河这一问题上，最主要的是另一重要阁臣张居正与高拱意见不一。张居正早在隆庆元年（1567）便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隆庆二年八月上《陈六事疏》，提出了对时弊的分析和对策。此时的张居正担任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是地位次于高拱的次辅。张居正认为开胶莱运河不妥，不仅需要开凿胶河和沽河的分水岭，费工颇巨，需动用大量人力、物力，难免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更主要的是水源不足，海沙侵入河身，新开的运河河道将难以畅通，无法达到漕运的目的。
开浚新河，事关重大。但张居正位在高拱之下，如直接提出反对意见，可能激怒高拱，促使他一意孤行，失去挽救的余地，但如果等到工程失败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就会劳民伤财，对国家造成巨大损失。[18]而且这时张居正提出反对意见，还可能引起政治上的麻烦，影响二人的继续合作，危及自己的仕途，因此他“以其意出于玄翁，未敢遽行阻阁，故借胡掌科一勘”，遂向高拱建议派给事中胡槚去查勘。胡槚是高拱的亲信，高拱自然信任他，不过胡槚为人有识见，不随众以为是非，能够亲临实地查勘，不是臆料猜度之人，故“取信尤易”[19]。考虑到这几点，张居正决定推荐工科给事中胡槚前去实地勘察，并亲自致书胡槚，勉励其从“国计”的大局出发，避免“罄有用之财，为无益之费，持固必之见，期难图之功”[20]。
胡槚会同山东抚按官查勘后发现，所有水源均无法利用：一是王献所凿河渠流沙善崩，致使下游“浮沙易溃，不能持久”；二是所引白河、现河、小胶河、张鲁河、九穴、都泊等河流湖泊，水量太小，致使上源“水泉枯涸，无可仰给”；三是胶河虽水源较足，但地势低下，不能北引。于是向高拱提出“苟率意轻动，捐内帑百万之费，以开三百里无用之渠，如误国病民何”的报告，请求“亟罢其事，并令所司明示新河必不可成之端，勿使今人既误而复误后人也”
。
山东巡抚梁梦龙亦指出开胶莱河不可行，称王献所开河道，春夏泉涸之时无水可引注，秋冬暴涨时无处可蓄泄，且南北河口处海沙易壅塞，导致船只停滞不通。而放弃胶莱河，全部通海运则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称：
其淮安至天津一道计三千三百里，风便两旬可达，况舟皆由近洋，洋中岛屿联络，遇风可依，非如横海为渡，风波难测，比之元人殷明略故道实为安便，大约每岁自五月以前风顺为柔，过此稍劲，诚以风柔之时出，并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即千艘万橹保无他患，可以接济京储羽翼，漕河省牵挽之力，免守帮之苦，而防海卫所犬牙错落，又可以严海禁、壮神都，甚便。[22]
高拱采纳了胡椟等人的提议，取消了这项工程，强调自己这样做是从国家大局出发，“盖可开则开以济运，所以为国也；不可开则止，以免无利之害，亦所以为国也，而我何与焉”
。张居正事后也通过给胡椟的信，不失时机地肯定高拱“高爽虚豁”的可贵品格，称“盖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以为可行而行之，固所以利国家；以为不可行而止之，亦所以利国家也。此翁之高爽虚豁，可与同心共济，正在于此，诚社稷之福也” 。至此，隆庆间恢复胶莱河之议“乃复报罢”[25]。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对张居正的性格特点、操守作风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其一，充分显示了张居正机动灵活的策略。其人思想深邃、刚毅深沉、多谋善断，是个“沉深有城府，莫能测” [26]的人，他让高拱的门生去调查，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又不会开罪高拱，从而保证了以高拱为主、张居正为辅的联手改革的延续，保证了“隆万大改革第一阶段”[27]丰硕成果的取得；其二，充分展现了张居正对官场中人物的深刻洞察力以及巧妙的人事掌控。他能正确地挑选人才，合理地使用人才，对派遣胡椟胸有成竹，相信胡是一位立足事实的人，同时也确信高拱尽管自负，听不得直言，却能勇于面对事实，信任自己的手下，不会刁难他的学生。
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胶莱运河为讨论漕粮海运时所经常被提到，但二者并不等同。张居正反对开凿胶莱河，以避免工程劳民伤财，但并不反对海运，对于绕道山东半岛的直接海运还是接受的，这点与高拱存在很大的一致性，因此隆庆六年三月总漕王宗沐试验海运的时候，张居正并没有反对，只是在实验失败后才指出王“颇有好功之病”[28]。
三 张居正与万历初年胶莱运河的讨论
在是否和怎样修凿胶莱运河的问题上，尽管高拱、张居正之间最终以意见统一而作罢，却透露出张居正“毅然有独任之志”[29]的端倪。韦庆远研究指出，到隆庆末期，高、张二人实际上已甚难再和衷共济以共事，一条槽上难拴两条犟驴，当时非高逐张，则张必代高，这已成为潜在的必然趋势。他还指出，此时高张在治漕方案中表现出的意见分歧，可能又与他们在隆庆五年之后关系的微妙逆转有关。[30]至隆庆六年（1572）六月，爆发了“壬申政变”，宦官冯宝赶走了高拱，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主持裁决一切军政大事。
万历初年张居正独揽大权以后，与隆庆末年反对开凿胶莱运河的情形大不相同。竟从一个坚决反对开胶莱河的人转变为不惜动用“东土百姓财力”，不惜排除各种反对异议以开河的宰相。[31]此后，朝廷屡屡出现疏浚胶莱运河之议。万历三年（1575），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侍郎徐栻提议复胶莱河，认为海运的根本困难在于“放洋之险”和“覆溺之患”，只有自胶州以北，杨家圈以南，开挖百里河道以通海潮，才能去此二患。他们的建议得到了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亲自写信鼓励他，并责成山东巡抚李世达“共济此事”[32]。徐栻经实际查勘发现，该地地势高峻，不能通潮。引泉源可行，但需开挖250里引河，凿山引水，筑堤建闸，花费需百万。这个结果令皇帝非常生气，再派刘应节前往勘查，应节认为南北海口水俱深阔，船只可以乘潮。实际上，刘应节所提议的新河，摒弃了元代的故道，尽管线路缩短，但存在明显的弊端，正如后来大学士沈一贯所言：一病于黄埠岭之险峻，再病于马家濠之巉岩，三病于大小㳓之直冲，故疏凿不易，迄无成绩耳。[33]后来的河南道御史高举也认为，刘应节旋开旋罢的原因，“以舍故道而凿黄埠岭”[34]。到万历四年（1576）三月，当巡按山东御史商为正详陈开凿胶莱河之不可行，建议停止开凿，以免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时，[35]其建议同样也得到了张居正的支持。
分析万历初年重开胶莱运河之议，发生于黄河淤决、京杭运河受阻之时，但这一事件实际的行动有限，多是止于口头的讨论，最后仍“终未果行”。同时也可看出，短短几年，张居正对胶莱运河的态度发生了两次大的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万历初年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当时黄河泛滥，运河淤塞，漕运困难，针对漕运的问题，开胶莱新河作为治河方法遂再次被搬出来，张居正此时权衡利弊，面对现实，为减少运河治理的其它麻烦，实现早日通漕，选择了支持胶莱运河；其二，万历初年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根据樊铧的研究，一是张居正对出生于山东潍县经历丰富的刘应节的建议非常重视；二是当时情况下可供选择的解决漕运困难的手段就只剩下胶莱河了；三是该建议得到了山东地方官员的大力支持，而且万历之初大规模倭寇风波已经过去，国家最紧要之事莫过于漕运了。因此张居正对于此时开胶莱河成不世之功志在必得[36]；其三，张居正的个人因素也是一个方面。张居正秉政之初，不愿树敌太多，在一些事情上顺水推舟是可以理解的，故此他允许胶莱河的讨论，否则决不会有人敢在万历初重提开胶莱运河之议。
四 小结
综上所述，漕运为国家经济命脉，嘉隆之际胶莱运河的治理活动，固然根本原因在于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但社会政治的影响亦不可忽视，体现了明代“以河运为本策、海运为旁策、胶莱为备策”的治漕指导思想，主要决策者张居正的个人因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胶莱运河治理是隆万大改革开启阶段的重要一环，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隆庆时期实为大改革的始创期，实为其后万历朝进一步的改革奠立基础和确定政策走向的关键性时期，[37]故其作用不可低估。从此漕粮海运被内河航运所取代，漕粮运输最终由海洋走向内河。
虽然在胶莱运河的问题上，张居正前后出现了180度大转弯，透露出其中暗含的朝臣之间的角逐，但不能因此认为完全是出于个人私利的高张之间的政治斗争。实际上，影响决策选择的根本原因是对自然与社会的客观因素的接受，正如韦庆远研究指出的，一个政治活动家，随着形式的变化和本人认知的深入，改变自己前此的认识，改行新的决策，当然也是合乎事理的。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