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东运河城镇的历史变迁
——以阿城、七级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郑民德 李永乐
摘要：明清时期由于漕运的刺激与影响，山东运河沿线出现了许多经济与商业较为发达的小城镇，其中阿城与七级即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二镇虽然无法与临清、济宁、聊城、张秋等著名的商业城市相齐并论，但仍然是周边州县盐业、粮食、杂货的转销枢纽与集散地，其经济地位非常重要。除此之外，二镇境内有诸多的水利设施以及管理河工、水利、漕运事务的人员，这种因漕运而带动地域经济发展，因经济发展又提高了城镇政治地位的模式在山东运河流域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
关键词：运河；城镇；阿城；七级
中图分类号：K248/249 文献标识码：A
阿城、七级二镇位于鲁西平原，是明清时期山东运河沿线重要的漕运与盐业枢纽，虽然二者的行政建制仅为镇，并且在经济地位上无法与张秋、颜神、景芝等“山东三大镇”相媲美，但是在国家漕运的刺激下，中央政府不但在此兴修了大量水利枢纽以调节运河水源，而且利用便利的水陆交通将山东各地粮食与食盐调运到此进行转发，从而使二者成为沿运重要的物流与商业基地，号称“金七级，银阿城”。目前学术界对天津、德州、临清、济宁、淮安等沿运大城市的研究较多，并且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而对诸如七级、阿城等小城镇着墨不多，因此有进一步深化与扩展研究的必要。
1 河工水利设施与国家管理
明清两代倚漕为命，所以对保障运河畅通的水利与河工设施异常重视，山东闸河作为京杭大运河中最为关键的一段，不但需要汇聚泰沂诸泉、汶泗等水、南旺之湖来保障与调节水源，而且沿线的闸、坝等河工设施对于运河畅通的意义更加重要。为了使每年数百万石漕粮顺利入京，明清政府一方面在阿城、七级等沿运城镇兴修河工、筑闸置坝、积蓄物料，一方面设管河官员严密监控这些区域运河的日常状况，以便在发生紧急事务时作出及时的应对。同时河工与水利设施是否完备也反映了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现实，在政治清明、国库充裕、社会稳定的环境下，中央政府一般会投入巨资，大规模的整顿与兴修运河，反之则几乎置之不问。
阿城与七级二镇明初属东平府，后属东平州、兖州府，清代属兖州府，是阳谷县下辖的两个运河城镇，二地“实为输挽咽喉，此固南北之要地也”[1]，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早在元代，封建政府就在此设阿城上下闸、荆门上下闸、七级上下闸等重要的水利枢纽以节制运河水源，其中“荆门上闸去镇北十里，元大德六年建，永乐九年重修；荆门下闸，南距荆门上闸二里，元大德三年建，永乐九年重修；阿城上闸南距荆门下闸十里，元大德二年建，永乐、隆庆中重修；阿城下闸南距阿城上闸二里，元大德三年建，永乐九年重修；七级上闸南距阿城下闸十二里，元元贞二年建，永乐、成化间重修；七级下闸南距七级上闸二里，元大德元年建，永乐、嘉靖间重修，以上并属阳谷县”[2]，荆门、阿城、七级三对复合闸均属漕河正闸，都修于会通河开挖后十年左右，属元政府完善漕河水利设施的阶段。当时之所以在阿城、七级修造如此众多的闸座，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阿城、七级二镇处于会通河的咽喉位置，距漕运枢纽聊城、临清、济宁距离适中，每年漕船到此必须保障船只的平稳航行，因此设置闸座不但可以调节不同区域之间水源的分布，而且对于漕粮顺利入京也意义重大。其次，山东闸河段本来就水源匮乏，而张秋、阿城、七级作为重要的漕运码头需水更甚，平时不但漕船汇聚，而且周边的运粮船、盐船、杂货船纷纷集中于此，所以置闸可以防止因频繁的航运造成水源的过多流失。最后，在运河考察中，我们发现阳谷县境内运河不但闸座较多，而且运河路线非常弯曲，境内叫作湾、皋、海的村子极其常见，这同样是为了节约水源而人为制造的河流弯曲，其目的就是利用闸座与弯曲减小水的奔流速度，使水源保持足够长的利用时间。虽然元代创立了会通河，但因当时分水口设置不合理，导致“河漕繁费，遂开海运”[1]，由此“终元之世，海运不废”[3]，所以会通河利用的效率并不高，相关的水利设施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与维护，于是在元末时不但运道淤塞，而且闸坝也基本坍塌废毁。
明清两朝建立后，对于江南漕粮的需求更甚于元，于是对七级、阿城段的水利建设更加重视，会通河“自荆门上闸达七级下闸三十八里属阳谷县界，其镇（张秋镇，与阿城、七级同属阳谷）有工部都水分司，兖州府捕河厅通判，本县主簿厅并东阿、寿张二厅，各岁拨本县夫役供焉”[1]，仅仅以镇建制的张秋、七级、阿城，竟然有正五品的工部郎中、正六品的通判管理，其原因就因为漕河在此经过，是国家每年数百万漕粮的必经之路。据《行水金鉴》载，七级、阿城、荆门三闸尺寸为“头闸长一百尺，阔八十尺，两直身各长四十尺，两雁翅各斜长三十尺，高二尺，闸空阔二丈”[4]，每闸由闸官一人负责日常的启闭，“三闸共闸夫一百五十名，每名十两八钱，共银一千六百二十两，俱本县（阳谷）支领，内七级闸夫二十名寿张县支领”[5]，除此之外，三闸附近还有负责修河、捞浅、筑坝等夫役数百名，由老人十二人率领，入清后三闸虽仍由闸官、主簿、县丞管理，而且增加了沿河巡视的千总、百总与把总，但夫役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从明代的数百名减少为一百余名，其工食银两依然从阳谷、寿张两县支取，总额数在三百余两左右。明清两代之所以用如此众多的人员，耗费如此大量的财力维护三闸，就是因为三闸放水行船之法关系漕运，其运用方式为“按分汶入北塘河当要之闸曰荆门、曰阿城、曰七级，所以束水不使之下泄者也。北河引汶行运，惜水如金，自分水北流至戴庙而下，荆门闸先受之，为水门一大关键，与砖板、天井、在城诸闸等重。次则阿城受荆门之水积蓄而节宣之，其在荆门下犹天井、在城之有赵村、石佛也。又次则七级承阿城下流、荆门顺下之水，渐落渐低，若七级不束，下源告涸矣”[6]，各闸之间密切配合，一般为启下闸即闭上闸，闭下闸即启上闸，以减少水源的过多流失。尽管规则详细，并且有专人管理这些水利设施，但如果在实际运作中毫无章法，也会对国家漕运造成很大的危害，如诗《行路难》记“猬毛鼠目锐头卒，闭闸索钱何咆勃。弯弓射舟口护漕，书生辟易群咄咄。持将漫剌干河官，官差放闸卒盘跚。阿城买路聊城始（自东昌至阿城索钱放闸），三日才行六十里”[7]，这首诗不但体现了闸河段行舟的艰难，更将管闸胥吏的贪婪与盛气凌人刻画的栩栩如生，真实的反映了明清时期运河航道管理的现状。
明清时期的河工水利设施重在维护，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进行修缮与建设，不但会妨碍国家漕运的正常运行，而且可能导致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从而对地方社会秩序产生冲击。明代七级、阿城、荆门三闸主要在永乐、嘉靖、隆庆三个时期进行了重修，其中隆庆六年（1572年）规定山东闸河每二年大挑一次，以九月初一日兴工，十月终完，相关事项北河工部郎中必须预先题报漕运衙门、山东巡抚及都察院，“其南旺月河及临清、阿城、七级等处淤浅俱调附近驿递等夫协同现在徭夫依期挑浚，合用桩草钱粮及廪粮工食亦于兖州府库河道银内动给，北河郎中仍与南旺主事往来督查”[5]。乾隆元年（1736年）河东河道总督白钟山奏言，“运河之阿城、荆门、梁乡、土桥四闸建置年远，坍损过甚，亟须拆修，共估需银二万三千两有奇”[8]，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修山东运河厅属德胜闸，捕河厅属阿城下闸，从山东巡抚钱臻请也”[9]。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经河道总督钟祥奏请，又“修山东运河厅属师庄闸，泇河厅属彭口闸，运河西岸减水闸。捕河厅属七级下闸，上河厅属戴湾闸”[9]。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从铜瓦厢决口后，山东张秋、七级、阿城段运河备受其害，不但淤塞南行，而且众多水利工程也被损坏，光绪五年（1879年）清政府试办江北漕运，“惟十字河现复淤塞，张秋运口背溜不顺，八里庙南岸陡起淤滩，荆门、七级一带亦须大加挑深，削平河底”[10]，于是命河督严饬各管河道加快施工进程，以速漕运。光绪七年（1881年）山东巡抚周恒祺奏“遵旨浚河利漕，请将运口改在陶城埠并开挖新河以达阿城闸，又以北运河淤浅并饬属分别挑修”[10]，光绪年间朝廷虽然多次对闸河段进行疏浚与挑挖，并对运口的选址进行了多次商讨，但由于此时黄河早已北徙，山东西部州县屡遭洪涝之苦，运道也大不如前，所以种种努力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内河运送漕粮的能力几乎丧失殆尽。光绪十一年（1885年）有大臣认为“河运漕粮，南自清江至陶城埠，北自临清至天津设法浚导，尚可通行，独自陶城埠至临清二百余里，河身淤高，难于疏导，莫如试办阿城至临清铁路，为南北大道枢纽，阿城、临清二处各造仓廒数，所以备储米候运”，该建议提出后，经会商，仍然有诸多的问题难以解决，如“惟阿城一带，距黄河甚近，倘遇河水漫决向北冲刷，于铁路有无妨碍，不可不预为筹计”[10]，李鸿章也提出“陶城埠至阿城河身十八里，填实筑高建路，即以东堤为铁路座身似尚直捷，临黄坚筑码头工程必大，惟虑淤沙太深，根底不坚，未能经久，黄流变迁无定亦须随时迁移”[11]，诸多不利的自然因素加上此时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最后该铁路没有成修，山东运河段也随之衰落下去。
总之，明清两代政府对山东闸河段的管理可谓不遗余力，尤其对南旺、荆门、七级、阿城等关键性的枢纽工程尤为细致，所以国家漕运在长时段内得到了稳定的运行，这自然与漕河的畅通是分不开的。但同时随着漕运的衰败与黄河的北徙，山东鲁西运河流域也备受其害，不但地方州县屡遭水患之苦，而且运河水利工程也坍塌废毁，逐渐失去了调节水源，保障漕运的作用，这种变化既是国家财力匮乏与河政衰败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了清末社会各项事务百废待兴的现实与格局。
2 盐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清之际山东运河流域依靠漕运而兴起了一系列的城市与城镇，除德州、临清、聊城、济宁等在全国有相当知名度的大型城市外，一些规模较小的县镇也充分利用便利的水陆交通实现了自身经济地位的迅速提高。如东阿县“邑当南北孔道，水陆要津，轴舻沿溯，轮蹄杂沓，人聚五音，货居百郡，所谓通都大邑也……百物殷繁，五方商贾辐辏”[12]，阳谷“船至谷人遐迩来，观者或辇，阿胶、胶枣、棉布、瓜仁等物与船带，大米、赤砂、竹席、葛布等物杂沓交易，各得其所”[1]。而位于阳谷、寿张、东阿三县交界处的张秋镇更是繁茂，“夹河而聚，枕寿张、阳谷之境，三县之民，五方之商贾辐辏，并列肆河上，大较比临清而小耳”[13]。阿城与七级二镇距这些重要的商贸枢纽非常近便，其中阿城因是重要的盐运码头，被称为“银阿城”，而七级在此转运的粮食较多，所以被称为“金七级”，二地各自发挥地域经济的优势，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阿城在明清之际是重要的盐业中心，中央政府不但在此设立盐运分司，而且众多的山西盐商也在此囤积食盐转售四方。明代北河工部郎中谢肇淛曾作《运河谣二十首》，其中即有“阿城春水满，夹岸尽鱼盐”之句。顾炎武在《肇域志》中载“阿城在县西四十里会通河西岸，阳谷界也，谓之阿城闸，夹河而居者数百家，贾人贩盐者往焉，阿井在故阿城中”[14]，可见明代阿城即是食盐的营销地，在介绍另一商业点鱼山集时亦言：“鱼山集即古鱼山，在大清河西岸，盐舟自泺口上至此而泊，陆载之张秋、阿城，居民有车马者从贾人转毂，其有田者为之顿向其利矣”[14]，利用便利的水陆交通，商人与阳谷土著居民从事盐业，因此而发家致富。顺治、康熙时，山东盐业中心逐渐由张秋与阿城并存集中到阿城一地，这是因为“盐河由济南府泺口直至张秋，故以前盐船俱至张秋卸载，其后张秋一带盐河淤塞，不能通舟而盐商始迁至阿城矣”[15]。当时每年春秋两季，山东盐政亲自在济南检查盐的称量工具与质量，“然后分销各引地，河南、江南引地谓之南运，引盐由泺口运至东阿县鱼山南桥地方卸地入囤，易车陆运至阳谷县阿城镇，豫省则自阿城装船，或由运河至鱼台县之南阳镇，转湖车运至砀山之李家口渡黄，或由运河至沛县之夏镇转湖车运至萧县之管粥集渡黄南运”[16]，无论是运到河南还是江南的食盐，均以阿城作为转运之地，这是因为阿城作为水陆交通枢纽，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在此转运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为了保障盐的垄断性经营，清政府对于私盐贩卖进行严厉的惩罚，并且在沿河各城镇设立关卡，对过往的商人与船只进行搜查。乾隆十四年（1749年）题准“天津、阿城、淮安、仪征等处产盐之乡，贫难老幼一遇漕船经过，充塞河干，负盐售卖，令督抚转饬地方营汛官弁严行稽察，毋许老幼男妇随船贷卖，其舵工水手应需食盐只需向官铺售买，每船总不许出定例四十斤之外，如多带私盐即严拿究治”[17]。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规定山东商运引盐，每引一包重225斤，由永埠场运到兖州府阳谷县阿城卸载，然后分运济宁州、徐州府、曹州府，沿途关卡不得盘剥，并严查私盐销售，以防其与国家官盐争利[18]。道光十一年（1831年）宣宗谕内阁“查明天津以南之于家堡、杨柳青、独流、砖河等处，天津以北之北仓、丁字沽、西沽、海口及故城县之郑家口、头望、二望、三望，直东两省交界之油坊、渡口驿并山东境内七级闸、阿城闸、张秋一带，均系私盐装载之地，总由营汛员弁得规包庇，以致私贩越境而行，深堪痛恨，著直隶总督责成天津镇总兵严督沿河营汛弁兵上紧访拿”[9]。
除盐利外，阿城与七级二镇人口众多，商业也较为发达。明人帅机曾在《过阿城七级》中曰：“七级何清浅，千航鼓吹喧。蟠云堤险固，瀑布水潺湲。孔道民居密，涓流国计存。三齐形胜地，陵谷几更翻”[19]，这一首诗不但反映了阿城、七级二地航船甚多，人口密集，而且更表明了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山东的形胜之地。崇祯末年著名史学家谈迁在途径山东运河段时，在日记中写道“过上闸二里曰下闸，又十里阿城上闸，亦羡市盐贾鹜焉，有土寨。又三里下闸，为小市，枣梨弥望……七级镇，古渡也”[20]，当时不但本地所产的水果、杂货、鱼盐在此交易，而且七级还是东阿、阳谷、平阴、肥城、莘县五县漕粮的交兑地，俗称“七级水次仓”。每年漕运季节，会有大量的商人与民众在此从事粮食交易，从而丰富了当地粮食市场的种类与数量。步入清代后，阿城与七级仍是繁盛之地，“闸河以台庄入东境为商贾所聚，而夏镇、而南阳、而济宁、而张秋、而阿城、而东昌、而临清，皆为水码头，而济宁为尤大，与济南长山之周村相埒”[21]。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山东巡抚崔应阶奏称,“阳谷县所辖之阿城镇，烟户稠密，船只络绎，为五方杂处之区，必须专设文员弹压，查阳谷县县丞并无专职，应请将县城移驻阿城镇”[8]，得到了朝廷的批准。道光九年（1829年）包世臣过闸河，“抵七级闸，闸入阳谷境，夹岸俱有市，阳谷、莘、东阿三县兑漕水次也……十里至张秋闸，闸入寿张境，夹河为城，西半城乃商贾所聚，土产毡货为天下最”[21]，这些文人的记载虽没有详细的说明阿城、七级二镇的商业发展情况，但是我们从这些只言片语中也可以观察到当时这些运河城镇商业的繁荣。
明清时期阿城与七级商业发展虽然高于一般的市镇，但却远远没有达到临清、济宁、张秋这样的水平，这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阿城、七级虽然属于运河枢纽，交通位置优越，但却没有重要的管河机构，像县丞与主簿这样低级别的官员是无法与张秋的北河郎中、捕河通判相齐并论的，更别说与临清兵备河道、济宁河道总督相比了。其次，虽然阿城与七级都有自身的特色产业，那就是盐运与粮食贸易，但其他各类商业并不发达，也没有如张秋、临清、济宁那样出现诸多的商帮与会馆，所以不能对二地的经济进行过度的拔高。最后，阿城与七级的基层市场多为农民剩余产品的交换，交易多以粮食、水果、布匹为主，不存在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还没有完全与国内其他市场融为一体，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并不高。
3 导致阿城、七级二镇衰落的原因
与其他山东运河城镇一样，阿城与七级因漕运而繁荣，最终亦因运河淤塞而衰落，除此之外，自然灾害与频繁的战乱也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夺山东张秋运道后，阳谷、东阿、寿张三县备受水患之害，浩浩荡荡的洪水“东流入东阿境，挟汶水穿运河，占小盐河，夺大清河至郭家口，经本境八十余里，运道由是大坏，漕船阻遏不行，而沿河两岸居民田畤庐舍淤没殆尽，荡析离居不堪其苦”[12]，光绪末年随着东河河道总督与管河厅的废除，黄运二河更处于几乎无人管理的状态，“汶河尾闾入黄之处历年淤垫，出水不利，上游两岸民田洼地，囤水为害”[12]。除东阿外，寿张县受黄河的危害更为严重，“河决兰阳经范县之张集入县杨庄界，占清水河道，汪洋泛滥，巨浸滔天，黄河自此复入县境。光绪十三年夏六月自冈堤决水力尤猛，逾县城下数里，刷大堤缺口，倒折灌城，城垣、官署、祠庙、市房倒塌成泽国，举目其鱼，官民交困”[22]。山东运河州县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自然灾害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一、明清两代为保障闸河水源，人为的破坏了自然河道的布局，使周边环境承受自然灾害的能力急剧下降，因此一旦遭遇大的洪涝灾害，便常常损失惨重。二、清末随着漕运的衰败与铁路、轮船业的兴起，山东运道淤塞不通，国家疏于管理，诸多的水利设施也失去了调剂洪流的作用，于是黄河对山东西部州县的破坏极为惊人。三、明清中前期设官分职，有专业人员维护与修缮河工，所以黄运两河尚能受到约束，清末随着河道管理部门的裁撤，滚滚洪流如入无人之境，一泻千里，沿岸农业、百姓、城镇均受其荼毒。
除自然灾害外，明清末年频繁的战乱也是加快山东运河城镇衰落的重要原因。万历二年（1574年）兵科给事中李戴言山东七级下闸贼寇，“轻赍银随粮而行，无护送巡逻，为盗所窥，如探囊取物，又有无赖运官花费银两，假称被盗，殊为不便，宜委官另解” [23]，可见此时运河区域社会已不稳定。崇祯十四年（1641年）山东梁山又爆发李青山起义，他们不但攻打张秋、临清、东阿等城镇，而且切断运道，屠杀运粮官军，造成“杀人盈野，岁饥民剥树皮食之，枣一升值钱五百，兖东西四百里寂无人”[24]的惨状。与明末相比，清末山东鲁西运河流域的战乱更甚于明，早在乾隆年间王伦起义时，阿城、张秋、七级等地便遭受兵燹所害，居民纷纷逃亡，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咸丰十一年（1861年），“曹属观、朝、濮、范遍地皆贼，四五百里间征鼓烽烟声色不绝，土教诸匪分合出没不可辨。其著者范县廖家桥廪生王来凤号称办团练，纠濮范数百十村众推为堂主，俨袭皖匪故态……匪党分屯阿城、七级、张秋，连陷阳谷、朝城、观城，围寿张，十七日陷濮州”[25]，同年曾格林沁奉命剿灭捻军与教匪，其部下镶蓝旗蒙古都统西凌阿“破贼于东昌，焚贼巢，克七级镇，进克张秋，又破曹州红川口匪”[26]。清末山东运河流域的战乱具有长期性、连续性、危害性大的特点，并且这些战乱又与自然灾荒、漕运衰败、闹漕斗争相结合，进一步扩大了其破坏力，使当地民众的生活更加艰难，激化了他们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
4 结语
作为中国京杭大运河沿线上的重要城镇，阿城与七级有着丰富的运河文化资源，其境内尚存的闸座不但是明清漕运兴衰的历史见证者，更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明清运河水利设施的素材，其历史与现实意义都非常巨大。如今中国大运河申遗正如火如荼的进行，阿城与七级是运河十六节点城市聊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加强自身传统文化的挖掘，如何协调好运河的历史与现实、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十分重要。其中阿城的海会寺、盐运司会馆、刘公祠有着浓厚的运河文化气息，而七级作为阳谷八景之一的古渡口、七级台阶、清末古街，更是与明清漕运密不可分。目前七级镇政府正投资16亿元打造运河文化名镇，争取实现旅游与历史资源的和谐开发与发展，在保护好古渡，古闸，翟家祠堂、药铺、酒坊，“一碑担两间”茶馆等原汁原味运河古迹的同时，积极修复漕运衙署、运河粮仓、冉子书院、功德牌坊等消失了的古迹，努力恢复当年那种“冠盖风云集，楼船日夜通”的盛状，从而实现运河古镇的再次崛起与繁荣。
参考文献：
[1]董政华.阳谷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印行，1968.
[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5册，山东上）[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
[3]陈全之.蓬窗日录（卷3）[M].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刻本.
[4]傅泽洪.行水金鉴（卷101）[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谢肇淛.北河记（卷6）[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康基田.河渠纪闻（卷7）[M].清嘉庆霞荫堂刻本.
[7]蒋薰.留素堂诗删（卷3）[M].清康熙刻本.
[8]官修.清高宗实录（卷28，卷793）[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影印本.
[9]官修.清宣宗实录（卷2，卷402，卷190）[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影印本.
[10]官修.清德宗实录（卷106，卷126，卷215）[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影印本.
[11]李鸿章.朋僚函稿（卷24）[M].清光绪本.
[12]周竹生.民国东阿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印行，1977.
[13]吴怡.东阿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印行，1977.
[14]顾炎武.肇域志（卷19）[M].清钞本.
[15]张伯行.居济一得（卷6）[M].清正谊堂全书本.
[16]王守基.盐法议略[M].清滂喜斋从书本.
[17]官修.大清会典则例（卷43）[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34）[Z].民国景十通本.
[19]帅机.阳秋馆集（卷4）[M].清乾隆四年（1739年）修献堂刻本.
[20]谈迁.北游录（纪程）[M].清钞本.
[21]包世臣.小倦游阁集（卷17）[M].清小倦游阁钞本.
[22]王守谦.寿张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印行，1977.
[23]官修.明神宗实录（卷29）[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
[24]朱彝尊.明诗综（卷100）[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张曜.山东军兴事略（卷11上）[M].清光绪刻本.
[26]赵尔巽.清史稿（列传204）[M].民国十七年（1928年）清史馆本.
文字来源：《中国名城》 2013年第9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