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东运河区域“水神”研究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水神”研究

吴  欣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 山东运河区域水利工程复杂，在官方“治水”、“保漕”与民间“祈雨”、“自保”的观念和文化传承之中，运河区域水神系统不断被“建构”起来，并因此形成了“正祀”与“杂祀”的区别。正祀河神或是自然河流之河伯，或是唐宋以来卓建功勋的官吏，或是明清因治河有功而被神化的臣、民。漕运的政治目标和神道设教的文化控制手段是正祀河神大量存在的原因，而运河区域固有的经济结构、文化传统与运河畅通之间的矛盾，又形成这一区域水神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关键词] 水神；山东运河区域；明清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水神是古代水利的非物质文化形态，也是制度文化与民间社会在长期变迁中不断层累的创造性产物。运河所流经的山东区域，泉、闸、湖、坝、浅等水利工程最多，且最为缺水。因此，其水神信仰呈现出“治水、保漕与祈雨、自保”相济相左的矛盾和特点。在“鬼神为造化之迹，而迹之最显者莫如水神”[1]的观念之下，官方极力扩大水神的数量，且多以外来水神为崇祀对象，以此来保障漕运之政治目标，而地方社会原有的文化传承及现实需要，又使其信仰带有强烈的区域甚至家族特征。目前，有关运河水神的研究尚未展开[2]。作为观察国家制度与基层社会组织建构的文化形态，水神信仰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对区域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的掌握，并进而获得区域社会文化观念的形成与逐渐改变的地方性知识。本文即利用正史、档案及田野调查所获之碑刻、家谱等资料，通过对山东运河水神信仰的分布、类型、来源等内容的研究，探讨运河区域水神的民间记忆与官方神道设教的意识形态的融合与分离，进而完成对区域社会信仰文化的脉络性研究。

一、山东运河与水神庙宇分布

京杭运河在山东境内自南而北，由“兖州、曹州、泰安、东昌、济南五府，济宁、临清二直隶州，境经三州十六县五卫，皆会通故道。”[3]由于运河所经之处地形复杂，水源来源广泛，故而运河的名称较为复杂，除会通河一名外，还有闸河、泉河之说。所谓闸河，是因为运河沿岸“相地置闸，以时启闭，自分水至临清，地降九十尺，为闸十有七，南至沽头，地降百有十六尺，为闸二十有一”，[4]故曰闸河。所谓泉河，是指“漕河在州城东北，自州北以达于临清，所谓泉河也，汶泗之水与诸泉汇流而成川，故曰泉河” [5]。事实上，闸、泉的功能都是为蓄水而设，以解决该段运河水源缺乏的问题。运河水源最多来自于“五水”，“向所称五水济运，曰汶、曰泗、曰沂、曰洸、曰济是也”[6]。同时还以湖储水（又称水柜）“储水以益河之不足”，“湖泉之水，导引蓄洩以济漕”。[7]

如此复杂的地形、水源以及闸坝等水利设施的分布，决定了运河水神信仰的多样化，即河神、湖神、泉神等水神都在这一区域中得到崇奉。正如《泉河史》中所记：“漕河神祠在济宁州城南天井闸上，不详韧始。万历二十二年，知州万民命移于河东漕运总府中，祀东海之神，西渎，淮北渎，济、洸、泗、汶、沂、百泉、诸河，闸、坝、堤、堰各神，有司春秋致祭。……”[8]同时，在维护运河畅通、保障漕运的过程中，诸多“人格神”亦不断被朝廷赐封，明洪武年间，朱元璋就曾下诏曰：“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著入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二年又诏天下神祗，常有功德于民，事迹昭著者，虽不致祭，禁人毁撤祠宇。”[9]。

下表为笔者根据山东运河沿线地方志及正史资料所统计运河水神的分布情况：

从上表来看，水神众多且繁杂，结合相关史料对其进行梳理，该区域水神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多分布在为运河重要水利地点以及较为重要的城镇，如闸、坝、口、湾等地和济宁、临清、聊城、德州、张秋等运河沿岸重要城镇。其次，水神中既有自然之河神、龙王神，亦有因治河有功而被人们崇祀的人格神，如宋礼、陈瑄、白英等。复次，其中既有官方极力推崇的正祀水神，如天妃、金龙四大王等，亦有民间祭祀的地方性神祠，如羊使君等。最后，这些水神或是山东运河区域特有的神祠，或是来自其他区域的水神，如二郎神等。运河区域水神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如何形成？在这其中，我们最为关注的是官方正祀水神与该区域民间杂祀水神如何融合并进而成就了运河区域社会信仰文化的特质？

二、运河水神：治河与漕运的保障

从功能角度看，山东运河流域所有的水神包括两大系统，一是河神系统，二是与祈雨有关的水神系统。其中河神系统，又可以分为“治水神”与“保漕神”两种。虽则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有交叉，但从神灵所持“功力”及民众的信仰程度来看，又存在着一定差别。

自然河神“曰河伯之神”，因为会通河本身是纯粹人工河，因此其自然水神即是为运河提供水源的诸河神，如济宁河东漕运总府所敬奉的漕河神就是汶、泗等河流的众河、泉之神，“济宁州漕河神祠，在州南运河北岸，所祀为济、汶、泗并诸湖百泉之神”[10]。《北河纪》对其记载更为详细：“漕河神祠旧在济宁州天井闸上，万历二十七年移于河东漕运总府，有司春秋致祭（州境后有诸湖神祠、汶水神祠、大望神祠、洸水神祠、泗水神祠、百泉神祠、济水神祠）。[11]当然，每条河流自身也有神庙，如济渎河神，其神庙在兖州府东关金口坝；汶水神庙，其神庙在宁阳县，始建于明成化十一年；泗水神祠，属于运河的泗水水段，其神庙在泗水县，始建于宋代；卫河神庙，属于运河的卫河段，其神庙在大名府，始建于宋代。

与一般水神信仰不同，运河自然河神来源复杂，这些河神所管辖的水源将直接影响到运河漕运功能，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被统合进运河系统，成为运河河神，获得官方正祀。以乾隆五十四年漳河神受封为例，其过程为：“戊申夏，重运阻浅卫河者两月。琳[12]时奉命筹划漕运，集官民船分段拨运，费巨路涩闸畚无效。……乃虔祷告临清之神祠。越日澍雨从西南来，自朝即太行山以西即河北三郡皆以时雨报，……次日，乃九尺有余。不漫不消，三日之内漕自出闸。”于是，“琳乃飞章入奏，拜手扬言曰：盛乎哉！圣人格神于千里而外，致泽于一瞬之中。盖若是之，大且速也，请晋神号以志民庆。奏入帝。曰：可。部议晋利运封号并御书联额，命出动巡抚臣敬谨供奉，以答神庥。”[13]如此，一条为运河提供水源的自然河河神因对漕运的贡献而被官方封赐，也因与运河的特殊关系而被列入国家祀典。

作为人工河，运河本身无法以自然河神的形象佑人，但这并不表明运河没有河神，因为运河的主要功能即在于运漕，因此，其河神的形象即是以“保运”为主旨的神灵，这些神灵是金龙四大王、晏公、萧公等，其中“金龙大王”最为官民崇奉。金龙大王，为谢绪，南宋末年人，据朱国桢《涌幢小品》记载：其义不臣虏，赴江而死，尸僵不坏，乡人瘗于祖庙之侧。及至大明兵起，谢绪示梦与朱元璋，辅佑圣主。时明元会战战于徐州吕梁洪，士卒见空中有披甲者来助战，遂大胜元兵，此即是谢绪首显灵应。至明成祖永乐年间，开凿会通渠，舟楫过吕梁洪，祷告金龙四大王，无不应验。吕梁是黄河南流水急浪大的一处险关，也是明清运河漕运北上必经之地。明太祖为感谢谢绪助明军，封其为金龙四大王，立庙黄河之上。其后，谢绪又护漕运，因而又兼为运河之神。并成为身兼黄、运二河神为一身[14]。从该记述来看，金龙四大王的信仰应缘于明代，但是成书于弘治年间王琼的《漕河图志》却认为：至少在元代，已经存在大王信仰，与之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神灵，但只有金龙四大王信仰最为兴盛，“都水监马之贞[15]……建祠三，以迎休报劳，今诸祠皆废，此庙独存。”关于其中原因，王琼认为，尽管“非神司此土”，但因“有庇佑人民之德，而不可无者……今神祠岁不可考，而历代祠祀如此，谓非阴相默佑，有功德于民者能如是乎？”[16]他认为，该信仰如此兴达，原因在于运河各类漕运组织和水利组织的信奉。

正如王琼所言，在笔者目力所及的各种文献资料中，金龙四大王信仰最为多见，信众包括各类商帮和沿岸的地方民众。例如，万历四十六年山西商帮在临清修建大王庙，并立碑曰：“盖长闻之非神，不神□□□神，匪□□□纪，匪庙不纪。人以神依妥其厅从来矣。仰惟敕封金龙四大王，神寓地□□□□天表，威镇江河津流率土敷储存运保商舟，神功浩荡不容复赘。凡我西晋贸易闽赣者，咸荷顺风以护送，而□江鄱阳毫不为患信仁圣之庇护焉”[17]。又因为山东运河段多闸，过闸是最为危险及困难的事情，金龙四大王也被看作是运河闸神，临清州会通闸、临清州南板闸、临清州新开闸都有大王庙。据《清门考源》记载：漕帮“粮船至三大闸时，先在大王庙内焚香唱戏谢神。人集如山，百官照料，而后过闸。过闸船由下而上，非神功不能做到安渡危境。”[18]

当然，运河保漕河神又不仅金龙四大王，另外如晏公、张六五等亦是漕运水神。关于晏公，其成为漕运神灵的过程较为复杂，笔者据正史以及地方志、笔记资料佐证考察，《明史》、《明纪》卷3《太祖纪》以及《明太祖实录》中并无晏公这一人物，只是《明一统志》有晏公曾为平浪侯，晏公庙建于洪武十九年的记述。但运河沿岸地方志中对其庙宇建立的记载却很多，包括运河沿岸的《嘉靖山东通志》、《隆庆仪真县志》《隆庆临江府志》、《天启淮安府志》等等。同样，明清笔记《广志绎》、《七修类稿》、《檐曝杂记》也多有关于晏公显灵色神奇故事，并且将其与明太祖朱元璋联系起来[19]。可见，晏公作为一个人物其存在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作为神灵有被需要的价值和被神化的过程。张六五则是北宋时的漕运官张夏，任上因“河决覆舟”而遇难。崇祯元年(1628年)十一月，被“封护漕河神张六五为灵应英济侯”[20]。

诸上水神在运河中以保漕为主要功能，他们几乎都来自于山东运河之外的其他区域。与之不同，运河的另一类水神则以司河患为主，因治河有功而被封为河神。这类神亦多是“人格神”，可分为两类，一是官员，二是地方人士。例如为会通河的疏通做出重大贡献的两位人物——宋礼和白英，就分别在济宁南门外天井闸、戴村坝等地被崇祀敬奉。宋礼是永乐年间任工部尚书，开挖的新运河的过程中，在当地老人白英帮助之下，解决了南旺的“水脊”这一妨碍运河通行的重大难题，正德年间被“国家以先生有开河之功，特允诣臣之请，命官建立庙宇于南旺分龙王庙之左”[21]。与宋礼同时受奉的还有刑部左侍郎金纯、都督周长等。作为一个普通人，白英也被封赐，据《万历汶上县志》记载：“白英，老人也，永乐，中书宋礼寻胜国会通故道，献计导百余自入汶，筑坝戴村，横亘五里遇汶，全流出于南旺，四分南流达于淮泗，六分北流达于漳卫……”正德七年(1512年)，白英被追封为“功漕神”，清雍正又加封白英为“永济神”。光绪五年，又敕封为“白大王”。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岸畔，傍宋公祠修造了“白公祠”。

其他的治河功臣也在运河沿岸有被人崇奉的神祠，如运河重镇张秋的韩公祠、刘公祠[22]等。诸上多神共同的特点即为国家所崇祀，因治理运河或保漕之功绩而受封为“大王”、“将军”名衔，他们“或生为名臣，能御灾捍患；或有功德于民者，故殁而为神；或有阴翊国家，保佑生民，皆足以崇奉祀，以求福利也。”[23]从他们身份上看，“如果说‘大王’基本上是由河督一类的大官和已经被渲染得可与大官比肩的某些天才人物转化而来，那么‘将军’们生前则大半是下层官吏、河兵和平民。”[24]这些水神的神化过程有着各自不同的契机和原因，但是保运输粮的政治特征，是其形式基础。

三、运河区域水神：民众日常生活的佑护

运河各类河神是因运河而被奉祀的神灵，而运河流经区域的水神则与之有着一定区别，我们又可以将这些水神称为“地方性水神”。这些水神或与运河有着一定的关系，如“龙神”[25]，对运河本体而言，龙神的功能更多在于治水保漕，而在民间，其功能仍与民众的祈雨有关；或只是保佑这个区域的灾祥的地方神，再如羊使君、二郎神等信仰，其存在与运河关系不大，只是因神本身与水有着某种关系而被沿岸民众崇祀，甚至成为他们生活中一种符号，或者一种手段。

以龙神为例，运河区域的龙神庙有两类，一类是官方修建之龙王庙，二是民间龙王庙。明永乐年间，南旺分水工程完成后，朝廷即建庙立神，名为“分水龙王庙”。南旺分水龙王庙“之南通济宁北抵安山，皆入河故道，通楫往来甚便，其上建龙王庙以镇之”[26]，龙神之功“岂非以兹地之水易洩而难蓄，而觊神阴相其源流也耶”。[27]为此，明清两朝不断加大对南旺分水龙王庙的扩建、补充，使龙王庙成为规模庞大、水神庞杂的庙宇。清帝乾隆六下江南，多次驾幸南旺分水龙王庙，往来的漕船商号也无不祭拜于此，“济故当漕艘孔道，商民帆樯往来其地者，无不乞灵龙神……”[28]

与之相对应，在运河沿岸各个村庄中，亦有龙王庙，这些庙宇与前者有所不同，具有地方社会文化的特质。例如在运张秋镇北海子村，亦有龙王庙，但不同是，这座庙宇被附加以“北海”之名。关于该龙王庙，当地流传一个与之相关的秃尾巴老李[29]的故事。故事大概如是：山西大旱，一对夫妇逃至山东，正值妻子分娩。时大雨倾盆，干旱顿解，但女子产下之子却有尾巴，（按：是为龙王之子），父亲遂将其尾巴砍掉。小龙伤痛之际，离家四处游荡，终落脚于东北白龙江处，与江中白龙决战，决战之中得到移民东北的山东人的帮助，取得胜利，自此对东北山东人照顾备佳，人们遂将白龙江改为黑龙江。黑龙为感谢父母养育之恩，每年春天回山东上坟，并带来降雨。这个在当地流出已久的故事，将明代山西移民和始于清顺治年间的山东人闯关东的史实结合起来，赋予了龙王降雨之外的另一种地域亲情。这个龙王与保运的龙王故事大相径庭，在民间，龙不仅具有降雨的功能，而且是有情有义的神灵，更具有亲切感，容易被人们认同。

“羊使君”也是这一区域中的水神。关于该神的来历，《山东通志》中如是记载：“晋羊使君开运二年，守博州，河溢城没，使君祝天，免生民垫弱，愿以身代。投水而死”[30]，在《东昌碑刻》中，我们亦见到如此碑文：“身为牺牲，祷于洪水，洪水无知，没而后已。民思其人，立庙以祀。呜呼，伟功不书于史。”[31]关于这一记载与碑刻的真实性，就现有资料来看，并不能确定，但对于一个信仰而言，故事是否可信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延传的过程中，承载了地方文化，并为地方带来神佑之灵。

另一具有民间区域特征的水神是二郎神，二郎神“俗以演义之谬，谓二郎为杨戬，遂称杨二郎，非也。二郎神乃秦将李冰之第二子。冰命二郎鑿离堆山间渠，引水灌成都十一州县之田，有功于民，蜀人立庙祀之，时显灵异。”[32]该神如何来至运河区域？据《阳谷县志》中记载：“河有蛟龙，有南方逐蛟者……滨河者不可不知”，显然这种记载只简单说到有南方人来此，传授治河蛟的方法，并未具体谈及传播路径[33]。笔者查阅其他各个时期的《阳谷县志》，并无二郎神庙之记载。但与县志记载不同，我们在阳谷县运河东岸义合村进行田野调查时却发现该村刘氏家族庙碑中，有两通二郎神庙宇重建的碑刻。其中一通碑为明万历朝礼部尚书于慎行书写的《重修二郎神祠兼建禅堂碑》，此碑言及重修，可见该庙由来已有。而该碑碑阴记载的内容为捐资者之名，这些捐资者涉及九个村庄的刘姓——张秋席市场、大年刘庄、汤家庄、刘辛庄、冯家院、阎家庄、杨家庄、董家庄、西陈庄，其他姓氏并未参与其中。第二通民国刘氏家族《创建学校又重修二郎神祠碑记》，说明了刘姓之所以对该神如此崇信的原因：“始祖初迁时，神屡托梦，欲与偕天遂共升，以至立祠，以妥其灵。是神兴吾刘氏”。该碑还谈到“庶学校兴禅祠未久，无替是余合族之所□全也。”[34]可见，刘氏家族已经将二郎神信仰与其家族的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该族强化宗族意识与进行宗族建设的手段。

在运河沿岸区域水神中，另有“三官庙”、“七圣堂”、“关帝庙”“玄武庙”等神祠，他们虽然不是专门性的水神，但是“乡民或遇旱涝之灾……祈祷辙鲋”[35]。笔者在运河沿岸的156个村子所做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大多数村庄中最为普遍的庙宇不是官方所提倡的水神信仰，而是诸上四种庙宇，几乎每个村都有庙宇遗址，在老年的记忆中，这些并非水神的“神灵”同样具有保佑降雨的功能，如三官庙中所供奉的神灵，“上元天官赐福大帝，中元地冒赦罪大帝，下元水官解危大帝。道贯玄元，德根天地，千旋万化，掌握三灵，照见天下万国九州之地，江河湖海之内，浮间世界之中”[36]；而玄武大帝同样“为澍雨为逐蝗，神功默佑”[37]。在老人们的口述故事之中，当地亦流传着“晒关公”的习俗，即每年天旱无雨时，人们就将关公从神庙中请出，通过惩罚其神力之弱而完成祈雨的任务。至今当地还流传着这样的谚语“扫的扫，推得推，不过三天下满坑”（将关帝神像从庙宇中请出，然后对其宝座周围的尘土进行清扫，以此来达到祈雨的目的）。民众日常生活事象似在表达着这样的理念：相对于官方极力推崇的运河水神，普通人更多的信仰着与其文化传承与家族组织密切相关的神灵。

四、结论

运河区域的水神数量较多，笔者统计周馥所著《河防杂著》“水府诸神礼典记”中，列有80多位水神，注有名称、祭祀地点及其身世来历。其中虽多为黄河神灵，但在运河区域也多有祭祀。应该说“鬼神为造化之迹，而迹之最显者莫如水神”[38]的虔诚崇拜是水神存在的基础，例如明代宗遣太子太保兼都察院都御使王文，奉香帛太牢，祭曰：“河流泛滥，自济宁州以南至於淮北，民居农亩皆被垫溺……朕实伤切於怀，夫朕为民牧，神为河伯，皆为帝所命，今河水为患，民不聊生，伊谁之责？固朕不德所致，神亦岂能独辞？必使河循故道，民以为利而不以为患，然后各得其职，仰无所负，而俯无所愧，专侯感通以慰，恳切谨告”[39]。在如此为政前提之下，面对黄运关系、运河工程维护、漕运安全等复杂的甚至难以解决的问题，官方不得不依赖于神灵，将更多的水神纳入正祀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官方在治河与保漕过程中的无奈。具体而言，一方面从治河的角度，在运用治河能臣进行工程上的治理和维护同时，将各地神灵都引入到运河之中，综合神力，助运保漕。同时将运河能臣“神话”，形成对后世的激励，即所谓“诚所谓报已往之功，为将来之功也”[40]。

另一方面，满足漕运的政治需求。漕运是明清事情的重要的枢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整体平衡，因此在相对凶险长途漕运的不可预知性，也促使官方在解决漕运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加大对漕河水神的“培植”，将海神、南方的河神或前朝的水神都纳入进来，丰富了漕河神系统。

同时，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相对富庶，各种社会力量交织，商业繁茂，矛盾集中，外来人员较多，社会结构复杂。在“古者神人杂处，而民用惑，故圣王之制，而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敬神之所以治民也”[41]的神道设教前提之下，强化水神信仰，给予其官方认可，更有利于对各种阶层、各职业人群加以控制。因此，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水神崇拜，既在于以维持水利活动的公众参与性，更在于以神的意志来强化公共管理的权威性。因此，官方大量封赐水神，形成了正祀的运河水神呈现出数量众多、功能各异、信众有别的情况。

正祀即为国家所认可的神灵信仰，但是民间存在的杂祀水神则以其鲜明的地域性、家族性在运河区域中不断的被延续传承。如此民间性水神，在该区域中又有其自身形成脉络和原因。在此，我们尚且不能将每一种民间信仰的脉络作一细致的梳理，但面对大量存在的官方水神，民间的“自我选择”却也有自身的深意。第一，运河作为人工河，其开挖与航运，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更主要的是对农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保运”的政治前提之下，治理黄河和为运河提供水源，使山东运河的南北区域都受到一定程度上影响。例如，明《兖州府志》记载：“漕在东省，出入郡境者师居其七，而汶、泗、沂、洸诸水，挟百八十泉之流，转输以入于运，环千里之土，居名山大川之列，以奉郡水，涓滴之流，居民无敢私焉。”[42]沿岸之人谓“此水（运河）在农为大患，在商则为小补”[43]。因此，在如此对抗的过程之中，民间形成与官方保漕治水神灵不一致的信仰是合理的，也可以说，以保漕为主体的运河神灵对民众的庇佑并不灵验，因此民间形成具有地域特色且家族神灵不足为奇。第二，区域文化的历史累积。龙王、羊使君、二郎神等信仰在这一区域中有自己的层累基础，龙王信仰虽最为普遍，但这一区域的龙王同时又在山西移民和闯关东等脉络中增添了区域文化的内容，从而强化了信仰本身的认同度。二郎神，这种外来之神在本地获得支持，则与刘氏宗族的家族建设有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宗族强化宗族意识进行宗族管理的一种手段。无疑，这样的神与祖先的结合，赋予了神灵更强的佑护功能。因此，在区域社会中，某一水神产生和完善的进程，是区域社会发展沿革的历史脉络的反映，扩展了我们认知区域历史文化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