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京杭运河引水工程及其对农业的影响
李德楠
摘要：
引水济运是解决京杭运河通漕问题的重要手段，体现了各河段的自然地理特征,一切引水活动都围绕在“保漕”的前提下进行。这种情况下，很难兼顾国家运道与地方民生，难免会给农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其中水源紧张的会通河、卫河、高宝河等河段矛盾最突出。关键词：
京杭运河 河工建设 农业环境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是通过人工河道将自然水系连接起来的水利工程，跨越五大水系，各河段皆“因地为号”[1](卷85《河渠志三》p2079)
。明代有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别，清代除河漕段因黄运分离而有所变化外，其余各段与明代基本无异。河道不同称谓反映了运河各段的水源特点，运河船只每艘装载货物达数百石，需要充足的水源保证，许多情况下需采取引水济运的措施，但引水济运在解决水源问题的同时，难免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拟在复原明清时期京杭运河引水济运过程的基础上，探讨其对农业的负面影响。
一、明清运河的引水济运
为解决运河的水源问题，历史上多采取引河水、泉水、湖水等水源接济运河的措施，兴建了大批的引水工程。
1 、引河水济运
京杭运河沿线河流众多，有潮河、潞河、白河、桑干河、卫河、沁河、汶河、洸河、洙水、泗水、雩水、沂水、黄河、淮河、长江、仓溪、云溪等。历史上，这些河流都曾被作为济运的水源加以利用。下面主要就引黄河水、引泰沂山地河水、引漳、沁、丹水等引水加以分析，以便对运河的引水问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1）引黄济运。
黄河是北方地区最大的河流，因而常被作为济运的重要水源。就时间而言，“借河为漕始于永乐” ；就地点而言，引黄济运北不过临清，南不过淮河，主要利用于中间两个重要的河段：一是引黄入会通河济运，二是引黄入徐淮段运河济运。
济宁以北的南旺为会通河制高点，南旺以北运河主要依靠汶河来水，“余无所资，每苦浅涸”，水源相对紧张，需引黄河水至张秋济运。明景泰四年（1453年）徐有贞治河，在开封金龙口开渠三十里，引黄河水东北入张秋漕河以济运[3](卷3《河工纪》p610)。成化年间，黄河的六条主要支流中，有五条入运河，其中与会通河有关的有两条，北面的一条至阳谷县入漕河，南面的一条至鱼台塌场口入漕河[4](卷2《河沁汴》p109-110)。弘治年间刘大夏治河，筑长堤阻挡黄河入侵，“极力排塞，不资以济运”[5](卷249，嘉靖二十年五月丁亥p1)，此后治黄者坚持“北堤南分”的治河方略，不轻易做出引黄河水入张秋济运的决定。南旺以南的运河主要利用汶、洸河水以及嘉祥、巨野以东的田地坡水，偶尔引黄自曹州至鱼台塌场口入运。例如永乐九年（1411年），侍郎金纯自河南封丘金龙口引黄河水至鱼台塌场口，与汶水会，经徐州、吕梁二洪，南流入淮[1](卷83《河渠志一》p2031)。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夺大清河入海，运河被拦腰截断，张秋以北别无其它水源，仅能引黄河水济运。两江总督曾国藩建议在黄河水涨未落之时，闭闸蓄水，或者在平水南闸以东修筑挑水坝，引黄入运。同治十一年（1872年），河道总督乔松年请求在张秋立闸，借黄济运。[6]（卷127《河渠志二》p3790）
徐淮段运河，明代时借黄行运，常受河堤溃决与水流浅涩的困扰。天顺七年（1463年），因运河淤浅，右副都御史王竑总督漕运，疏浚黄、沁二河，分水灌入运河，经二洪下流至清河一带，运道通行无阻。成化间黄河入运的六条支流中，有两条与徐淮段运河有关，一条至徐州入漕河，一条至宿迁入漕河[4](卷4《奏议》，卷2《河沁汴》p180,p110)。弘治以后，黄河迁徙不定，徐淮段运河常面临乏水的困扰。当时的情况是，黄河出境山以北则闸河淤塞，出徐州以南则二洪干涸，[1](卷83《河渠志一》p2039)故引黄入徐淮段济运的记载频频出现[7](卷3《河防》p33-76)。万历中期，黄河两岸全面筑堤，黄河主流被固定于徐州至淮安段运道，极大缓解了运道的水源问题。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泇河的开凿，避开了徐州段黄河、二洪之险，引上游沂河水以及邹、滕等地山泉水出直河口入运，该段运道引黄河水济运的情况大为减少。
清顺治元年（1644年），黄河自然回复故道，由开封经徐州、邳州、宿迁至云梯关入海[6]（卷126《河渠志一》p3716），徐淮段遂不再担忧水源问题。相反，更担心的是如何避开黄河暴水的冲决，故清初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轻易采取引黄济运的措施。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河道总督靳辅开凿中运河，漕船所经行的黄河仅剩数里。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因当年洪泽湖蓄水量极少，萨载、李奉翰等建议引黄入洪泽湖济运，故《清史稿》评价说，“借黄济运，自此始也”，不过这只是局部的引黄济运，与之此前大规模的引黄不可同日而语。到嘉庆末年，黄河屡次决口，致运河淤垫日甚，不得不进一步借黄济运。道光间漕督魏元煜、大学士英和等建议筹办海运。咸丰三年（1853年）改漕粮由海道运至天津，从此以海运为常
[6]
（卷127《河渠志二》p3788）
。
引黄济运固然可解决运河的水源问题，但弊端显而易见：一是黄河的泥沙问题。引黄难免泥沙俱下，淤积运河，增加疏浚的负担，因此明中期徐有贞、白昂、刘大夏治河时，尽量不引用黄河水济运
[1](
卷83《河渠志一》p2022-2027)
。二是黄河水量不稳定。冬春季水小，可引用黄河水，夏秋洪水季节引黄反而危害无穷，所以说漕渠“必赖黄河之水自西入之，而后漕运流通，水利深广。然或过多又反为害。故方欲引之，而又欲塞之”[4](卷2《河沁汴》p110 )
。古人对这种两难抉择有清晰地认识，明正德、嘉靖年间的工部侍郎王軏指出：“圣朝建都于西北，而转漕于东南。运道自南而达北，黄河自西而趋东。非假黄河之支流，则运道浅涩而难行。但冲决过甚，则运道反被淤塞。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 [8]( 卷184《王司马奏疏》p1874)
（2）引泰沂山地诸河水济运。
鲁中泰沂山地是汶河、泗河、洸河、大沂河、小沂河、泇河、彭河、薛河、沙河等众多河流的发源地，清人张希良《河防志》云：“漕河原不资黄，惟用洸、汶、沂、泗诸泉沟之水。”早在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尚书李奥鲁赤开济州河150里，北自泰安州设一闸，导汶水入洸水，东北自兖州为一闸，遏泗、沂二水会于洸，至济宁会源闸分流，南北济运。二十六年（1289年）开会通河，在宁阳县东北堽城筑坝，截留入大清河的汶水，使汶、洸于此处分流，作金口闸引汶水西南流，至济宁南北分水济运。由于技术原因，“元人于济宁分水，遏汶于堽城，非其地矣”[9](卷1《图纪》p524 )
，影响了济运效果。
明初在元堽城坝的基础上进行改建，又在堽城坝下游坎河以西筑戴村坝，堵住了汶水北支入海的通道，使汶水尽出南旺，南北分流，南流接徐沛者十之四，北流达临清者十之六。明正统间改兖州金口堰土坝为石坝，以蓄积泗水、小沂河等上游来水以济运。成化间开济宁西河，自耐牢坡至塌场口90里，引汶水入河。成化十一年（1475年），主事张盛改堽城坝为堽城闸，增加了洸河水量，西南流至济宁，汇沂、泗二水济运
[10](
卷1《山东漕河考》p146)
。清雍正四年（1726年），内阁学士何国宗等建议对戴村坝加以修筑，并在汶水以北建坎河石坝。九年（1731年），总河田文镜改坝为闸，建矶心56个，中留水门55个，安闸板以资宣泄。嘉庆十九年（1814年），河道总督栗毓美认为戴村坝低矮、致使汶水多旁泄，建议照旧制增高。[6]
（卷127《河渠志二》p3785）
（3）引泇、彭、薛、沙等河济运。
泇河以东、西两泇水而得名，二泇汇合后，又南流会彭河、武河，再南合蛤鳗、连汪诸湖，至邳州境会沂水入黄河。南阳新河开凿前，运河自济宁出天井闸至徐州茶城会黄、沁二水，其水源有泗水、洸水、小沂河等。南阳新河开凿后，运道由昭阳湖西移至湖东，并疏凿王家口，导引薛河入赤山湖，疏凿黄浦，引沙河入独山湖。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李化龙开凿泇河后，利用泇河、沂河、武河等水源，自夏镇经韩庄、台儿庄至邳州泇口入黄河，避开了330多里的黄河、二洪之险。泇河的开通改变了沂河、武河等河流的自然流向，将彭河、丞河、沂河等纳入到运河水系，洪水季节，沙河、薛河、彭河诸水可通过闸坝入湖蓄存，枯水季节放入运河济运，增加了水源。
（4）引漳、沁、丹等水入卫济运。
卫河发源于河南辉县苏门山百门泉，东流会合淇、漳等水，经馆陶至临清与会通河会合，经德州出天津入海。临清板闸以东全赖卫水济运，“运道得之，始无浅涩虞”。[1] ( 卷87《河渠志五》p2129 )
明万历以前，漳河自馆陶入卫，增加了卫河水源，足以行舟，无需引水。引水入卫主要集中于明后期和清前期，漳水、沁水、丹水等是重要的济运水源。
明隆庆、万历年间，漳河北徙入曲周县滏阳河，东入馆陶的水流断绝，漕船浅涩难行。万历十五年（1587年），沁水决武陟县东岸，都御史杨一魁建议趁机导沁入卫济漕，因反对而作罢。三十三年（1605年），湖广茶陵知州范守己提出在沁口建一石闸，引沁河东流入卫济运，建议仍未被采纳
[1] ( 卷87《河渠志五》p2135 )
。上述讨论的基本观点是通过引沁入卫济运，减杀黄河水势，但此做法不仅增加农田被淹的危险，而且沁水混浊，易导致临清、德州一带湮塞[10]( 卷1《临清至天津漕河考》p150)
。泰昌元年（1620年）十二月，总河侍郎王佐鉴于“挽漳难，而引沁多患”，建议引丹水入卫，也未能实行。崇祯十三年（1640年），总河侍郎张国维因“漳河他徙，卫流遂弱”，再次提出引漳水、沁水、丹水，疏通滏河、洹河、淇河三水入卫，但仍未能实施[1]( 卷87《河渠志五》p2131)
。综上可见，明代引水入卫等还停留在讨论阶段，并未真正付诸实施。
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卫水微弱，粮运涩滞难行，于是筑堰漳河之上，分流灌溉民田之水入卫济运。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卫河微弱，由馆陶分流漳水济运
[6] （卷127《河渠志二》p3775）
。三十六年（1697年），自明隆庆万历间北徙的漳河忽然分流，仍由馆陶入卫，到四十七年（1708年），全漳之水汇入馆陶，漳、卫合流，水势凶猛，卫河屡患涨溢[11]（卷7《漕渠·李公堤记略》p12
）
，恩县、德州、馆陶等首当其冲，于是在德州哨马营、恩县四女寺建坝开支河减杀卫河水势，由钩盘河达老黄河入海[6] （卷127《河渠志二》p3776）
。六十年（1721年），沁水涨决，在河南武陟县木栾店入黄河，由开州（今濮阳）、长垣流至山东张秋镇，根据侍郎张伯行建议，筑塞黄河决口，引沁入运[12]( 卷4《引沁入运》p64-65)
。嘉庆七年（1802年），两江总督松筠连续上疏建议引沁入卫，以利漕运[6] （卷342《松筠传》p11115）
。道光十八年（1838年），卫河浅涩，难以济运，根据山东巡抚经额布的请求，变更三日济运、一日灌田的旧例，将百门泉、小丹河各官渠官闸一律畅开，暂避民渠民闸，如有卖水阻运盗挖等行为，立即严惩。与明代相比，清初的引水济卫已不再限于纸面上的讨论，而是得到了很好地执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卫河漕运环境的变化。
（5）引沁入黄济运
。除引沁入卫济运外，还有引沁入黄济运的措施。沁水浑浊，常致河床淤高、河道频繁迁徙，与黄河十分相似。明代，沁水又称小黄河，河、沁、汴三河分合不定，沁水居北、黄河居中、汴水居南，黄河北徙则与沁水合流，南徙则与汴水合流，故明王琼《漕河图志》卷一在总结成化年间各段水源时称：“自徐州西北来，东南流至清河县入淮者，沁水也。”天顺八年（1464年），因运河水浅，都察院都事金景辉建议引河、沁二水，以免济宁一带拥塞、留滞[4](卷4《奏议》p180 )
，但未能实行。弘治十一年（1498年），黄河决归德，小河口北抵徐州段水流渐细，河道浅阻，工部员外郎谢缉建议堵塞归德决口，筑堤引沁水至徐州，得到批准。次年，漕运总兵官郭竑上副使张鼐所撰《引沁河议》，建议引沁水入渠，济二洪之运，但未被采纳[1]( 卷83《河渠志一》p2134)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后，治河者筑堤于河南武陟木栾店，将沁水截入黄河，此后沁水基本固定在由武渉县入黄河的线路，无须再引至徐州入黄济运，再加上清代中运河开凿后，运河基本避开了黄河的侵扰，遂不存在引沁济运的必要了。
2
、引泉水济运
上述洸、汶、沂、泗诸河，追溯其源头，相当部分来自山泉水。引泉水济运主要集中在通惠河和会通河段，前者引北京西山诸泉，后者引鲁中泰沂山地诸泉。
（1）引北京西山诸泉济运。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开成的通惠河，导引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再引一亩泉、石河泉、冷水泉、玉泉诸水至瓮山泊。文宗天历三年（1330年），中书省大臣进言：“世祖时开挑通惠河，安置闸座，全藉上源白浮、一亩等泉之水以通漕运。今各枝及诸寺观权势私决堤隁，浇灌稻田、水碾、园圃，致河浅妨漕事，乞禁之。”[13]( 卷64《河渠志一》p1590)
为确保通惠河水源稳定，元文宗令大司农、都水监严加管理，确保西山诸泉能够济运。
明代，通惠河上游废弃不治，当时把北京东便门外大通桥至通州的一段称为通惠河（后称大通河），并重新疏浚。永乐年间，修筑白浮泉以下各闸，但不久即淤。成化年间，重修大通桥至张家湾60余里河道，浚治泉源，增设水闸，但因白浮泉一带地近皇帝陵区，禁止动土引水，所以上源仅限于玉泉、瓮山泊二源，致下游水量大为减少。嘉靖初年，通惠河已淤积至无法通航，漕粮被迫贮藏于城外五十里处。嘉靖七年(1528年)，根据御史吴仲的建议，修治通惠河，改造闸坝工程，以节约水源。
清代称通惠河为玉河或大通河，以玉泉山的泉水为源。《畿辅安澜志》论及通惠河河源时称，旧源为白浮山神山，“今源自玉泉山之玉泉，曰水源头，亦名玉河”
[14](p330)
。乾隆十四年（1749年）将瓮山泊改建为昆明湖，新湖深阔为旧泊的两三倍，并建有闸、坝、涵洞等，以控制蓄洪。
（2）引山东诸泉济运。
汶、泗、沂发源的鲁中山地为寒武纪、奥陶纪石灰岩地带，泉源众多，“运河得以不溃，惟泉源是赖”，但每年春夏之交，天旱水涸，阿城、七级等闸“如置水堂墺之上，舟胶而不可行”[15](
自序1、卷2《河渠志上·诸湖蓄泄要害》p1,p18)
。明初，工部尚书宋礼采用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在堽城坝下游坎河以西筑戴村坝，引水经小汶河至南旺。宋礼修建闸坝的同时，平江伯陈瑄开发山东诸泉，汇入汶河，并在运河东西两侧分别设置水柜、水壑，以济漕运。[1](
卷153《宋礼列传》p4204-4208)
万历年间，河臣杨一魁开凿徐州小浮桥处，筑义安山，浚小河口，引武、沂泉济运。其后，政府大力开发泉源，将泰安、新泰、莱芜、宁阳、汶上、东平、平阴、肥城等三府十八州县的泉源纳入到运河水系，故山东运河又有“泉河”之称。刘天和《问水集·诸泉》称：“运道以徐、兖闸河为喉襟，闸河以诸泉为本源，泉源修费，运道之通塞系焉。”
统计发现，明初山东诸泉大致100多处，以后逐年增加
①
。其中，泗水泉林是泉源集中的地区，正统九年（1444年），漕运官员汤节疏凿泉林泉源十三处，以济漕运[4](卷6《碑记》p280 )
。鉴于泉源的重要性，明清“漕河禁例”特别规定：“凡决山东南旺湖、沛县昭阳湖堤岸及阻绝山东泰山等处泉流者，为首之人并迁充军，军人犯者徙于边卫”。此外还专门设立工部管泉分司，派设主事、泉夫，以管泉浚泉。今新泰城西北的西周村，犹存明正德十年（1515年）所立保护西周泉的碑碣[16](p148)
。
3 、引湖水济运
运河沿线湖泊众多，较大的有安山湖、南旺湖、马踏湖、马场湖、独山湖、微山湖、南阳湖、骆马湖、洪泽湖、高邮湖、氾光湖
②
、练湖等，小一些的有蛤蟃湖、连汪湖、柳湖、周湖、黄墎湖等，都曾被用来作为济运的水源。
（1）引北五湖和南四湖水济运。
济宁以北的南旺、马踏、蜀山、安山、马场合称北五湖，是济宁以北运河的主要水源；济宁以南的南阳、微山、昭阳、独山合称南四湖，是济宁以南运河的主要水源。王琼《漕河图志》所载运河沿线用于济运的积水闸，多位于寿张至徐州之间，沿北五湖和南四湖分布。其中，蜀山湖收蓄汶河伏秋多余之水，待满载漕粮的重运经临时，由金线、利运二单闸宣泄济运；马场湖收蓄府、洸二河之水，当重运经临时，由十里、安居二斗门宣泄济运；独山湖承泗河、白马河、漷河之水并济宁、鱼台、邹、滕等州县山泉坡水；昭阳湖承南阳湖水并济宁、鱼台、金乡、单县、曹州、定陶等州县坡水，下达微山湖；微山湖承昭阳、南阳诸湖及金乡、单县、曹州、定陶等州县坡水，汇成水柜，由韩庄湖口双闸宣泄，以济韩庄南边八闸和江南邳州、宿迁一带运河。万历后期泇河开成以后，微山湖成为泇河的主要水源，成“为两省第一要紧水柜”[17]( p467 )。
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黄河决开州（今濮阳），横流至山东张秋，阻断运河，于是筑南旺、马场等湖堤，蓄水济运。康熙帝还曾担忧地指出，“山东运河全赖湖、泉济运，今多开稻田，截上流以资灌溉，湖水自然无所蓄潴，安能济运？”
[6] （卷279《张鹏翮传》p3777）
。雍正四年（1726年），派钦差勘议南旺、独山、马踏湖，“增修堤堰闸坝支河，添斗门闸板”[18]( 卷1《大事志》p12 )
，以确保运河水源。当湖内之水无法直接排入运河时，便通过水车将湖水车入运河济运。水车济运始自明正德年间，每湖安装水车350余部[15]卷4《人文志·制南旺水车纪略p44》
。
（2）引骆马湖水济运
。
骆马湖位于宿迁县西北，上受沂河之水，下出董、陈二沟入黄河。泇河开成后，沂、武诸河入黄水路受阻，在低洼地汇集形成骆马湖，后水域不断扩大，将周、柳等湖连成一体。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靳辅于清河县西黄河北岸开中河一道，上接张庄运口，引骆马湖清水济运，因水清沙少，河床不易淤垫，运河得以正常通航，但一遇天旱泉微，湖水浅涸，仍有水源不足之困。雍正八年（1730年），河道总督嵇曾筠称，以前宿迁骆马湖利用十字河口门引湖济运，兼以蓄清刷黄，后因湖水微弱，担心黄河水倒灌，遂堵闭河口，建拦湖坝，致使湖水不通运河，仅依靠黄河水济运，“致中河之水挟沙淤垫”，建议复开十字河旧口门，引湖水入中河，刷深运道，拦湖坝酌量开宽。得到批准。乾隆七年（1742年）五月，因运河水流浅涩，粮艘较往年濡滞，不能如期抵达通州，黄河以北邳宿一带，虽有微山、骆马湖水，但所蓄不多，且通流不畅，遂于上游梁家山开浚支河二道以济运道。[19](卷 167， 乾隆七年五月甲戌p113)
（3）引洪泽湖水济运。
洪泽湖原是泄水不畅的洼地，明中期以后，黄河下游南北两岸筑堤，使黄河全流入淮，大量泥沙淤积到下游清口附近，淮河泄流日益不畅，遂使洼地内的诸多小湖泊水位增高，湖面逐渐扩大，连为一体。明后期，河臣潘季驯重筑高家堰，“捍御洪泽全湖水势，保护淮扬两郡民生。蓄清刷黄，通漕济运”[20]( 卷2《高堰石工论》p496)
。
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规定，如逢漕船正行之际，黄河水暴涨，关闭裴家场引河，引洪泽湖清水由三汉河通过济运坝，循靳辅所开七里闸河至文华寺入运，以济漕运
[6]( 卷127《河渠志二》p3776)
。乾隆五十年（1785年），连续几年大旱，洪泽湖干涸，于是采取引黄济运的策略，结果导致清口一带淤积更加严重，此次“借黃济运乃系一时权宜”，此后不得已將湖水筑坝闭住[19]( 卷1247，乾隆五十一年正月辛酉p750)
。
嘉庆中期，因洪泽湖泄水过多，运河浅涸，于是命江、浙大吏兼筹海运[6] （卷122《食货志三》p3593）
。
（4）引高、宝诸湖水济运
。
从淮安至扬州的运河西岸，南临大江，北抵长淮，别无泉源，只靠湖水接济[4](卷4《奏议》p185 )
。运河以西较大的湖泊有宝应湖、界首湖、白马湖、氾光湖、高邮湖、邵伯湖等，其湖水均可用于接济运河[10]( 卷1《淮扬漕河考》p140)
。“南自瓜仪，北抵淮安，俱藉宝应、氾光湖诸水接济”[5]( 卷 241 ， 嘉靖十九年九月辛丑p4876 )，故淮扬运道有“湖漕”之称。正德十年（1515年），都御史丛兰、总兵官顾仕隆奏称，自淮安清河口至扬州瓜州、仪州两坝，长400余里，全部依赖高邮、宝应二湖蓄积无源之水
[21]( 卷8《漕例略》p490)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江南副总河嵇璜建议：挑河筑坝，使湖河水势相平，将各坝开放，则湖水既减，又可容纳来水；伏秋水盛之时，泄高邮湖水入运河，再通过车逻、南关二坝排出。道光十一年（1831年），高邮湖水漫马棚湾及十四堡，湖河相连，两江总督陶澍请依嘉庆间旧例，运河决口时，重空粮艘均绕湖行[6] （卷127《河渠志二》，卷310《嵇曾筠传附子璜传》p3787,p1062）
。
（5）引练湖水济运。
江南运河自常州至苏州地傍太湖，为一片泽国之地，不担心无水。苏州至杭州段可利用仓、云诸溪之水。常州以北至镇江，可利用宜、宿、溧诸山之水。但是过丹阳后，地势较高，水源缺乏，是治理的重点所在，于是练湖便成了该段运河的主要水源地。练湖位于丹阳县西北，初期以灌溉为主，自唐至清则以济运为先[22]( p254 )。至治三年（1323年），江浙行省强调练湖的济运功能，称“镇江运河全藉练湖之水为上源，官司漕运，供亿京师，及商贾贩载，农民来往，其舟楫莫不由此”
[13]( 卷65《河渠志二》p1633)
。泰定三年（1326年），镇江路达鲁花赤设立练湖关防，控制水量，以确保漕运畅通。不过有元一代，漕粮以海运为主，练湖的济运作用有限。
明洪武年间，因运道浅涩，依练湖东堤建三闸，借湖水济运，后渐堙废。建文帝中期，漕河易涸，仰练湖水源，运舟得以通行。万历二年（1574年），岁贡生员许汝愚上言，称东南运道水势之涩莫甚于丹阳，地势之高莫甚于夹港，建议自丹阳起至镇江蓄为练湖、焦于湖和杜墅湖三湖，“以济漕河之用”[23]( 卷27，万历二年七月癸巳p673 )
。万历年间，因练湖无源，仅靠潴蓄，湖底复淤浅，御史尹良建议增堤启闸，以便济运[1]( 卷86《河渠志四》p2107)
。清初，练湖破坏严重，“一时侵田者多至九千余亩”[24] （卷3《请复湖疏》p35-36）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后，练湖被垦为湖田[10]( 卷1《江南漕河考》p139)
。
二、引水济运对农业的影响
京杭运河将沿线河湖山泉纳入到运河体系，形成了以运河为轴心的四通八达的水系网络，增加了运河的水源，确保了漕运的畅通，保护了运道的安全，解决了部分地区的内涝问题，增加耕地面积。但同时也应看到，单纯以通漕为目的治水活动，难免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水源最紧张的河段如会通河、卫河、高宝河，是矛盾最突出的地区。
1 、会通河段引水济运对农业的影响
会通河北起临清，南至沛县，中间南旺一带地势高耸，水源尤为匮乏，一些重要的水源工程设施集中于此，通过一系列引水工程，将山东诸泉水经沂、泗、汶、洸等河道引入运河。天旱水少之时，严格限制灌溉用水，要求“灌田者不得与转漕争利”
[1]( 卷72《职官志一》p1762)
，“举名山大川之利以奉都水，滴沥之流，居民无敢私焉 ”[25]( 卷19《河渠志》p5
)。严格的水源控制措施往往导致农田干涸、耕播失时，尽管有沿河百姓多开水田，偷偷放水济运，但一经发现，将立即被禁止。《大明律》特别规定：凡是阻绝泰山等处泉源者，为首之人发附近卫所充军，军人发边卫充军。清代也要求大臣严加管理，康熙六十年（1721年）上谕称：“山东运河全赖湖、泉水济运，而今多开稻田，截上流以资灌溉，湖水自然无所蓄潴，安能济运？”[6] （卷127《河渠志二》p3777）
其结果正如清魏源所评价的，山东之水惟许害民，不许利民，旱则益旱，涝则益涝。[26](p408)
就具体工程而言，通过建设堽城坝和戴存坝，将有限的水源长距离引至运河，沿途耗损严重，浪费了本可用于农业的泉水。明代建戴村坝时，坎河口仅筑土坝拦截，洪水过大时可冲毁土坝而入大清河，运河两岸之州县“犹未为大害”，后由于万恭垒石为滩、潘季驯筑石为坝，遂使水不能入海，尽趋南旺，“漫决横溃，洋溢民田”
[12]( 卷6《治河议》p103)
。明巡漕御史朱阶评价戴村坝说：“汶虽率众流出全力以奉漕，然行远而竭，已自难支。”[1]( 卷85《河渠志三》p2099)
清雍正初年，河督齐苏勒因汶水太小，不能济运，将玲珑坝堵实。雍正四年(1726年)，内阁学士何国宗又增筑石坝，结果导致“濒河患水，运河积沙”，将戴村坝东北民堤冲开百余丈，淹没东平民田。
2 、卫河段引水济运对农业的影响
卫河两侧皆为“漕农交赖之要区”
[19]( 卷49， 乾隆二年八月乙酉p837 )
，每年四五月间漕运通行时，卫河上游全部堵塞渠口，严禁民众私自泄水灌溉[27]( 第二册《疆域志·河渠》p23)
。如雨水调匀之年，运河水势充足，仅将百脉泉等渠闸照旧官民分用；如遇雨泽延期河水浅涩，即将民渠民闸酌量启闭，以济漕运；如遇亢旱之年，令每三日放水济运，一日灌田，五月十五日以后听民便用[28]( 卷7p409 )。道光十九年（1839年），卫河浅涩，山东巡抚经额布请求变更三日济运、一日灌田的旧例，建议将百脉泉、小丹河各官渠官闸一律畅开，暂避民渠民闸，如有卖水阻运盗挖等情弊，即行严惩。大臣文冲等也指出，卫河需水之际，正是民田待灌溉之时，民以食为天，“断不能视田禾之枯槁置之不问”，但是“漕运尤重于民田”，一旦天时亢旱，应暂闭民渠民闸，以利漕运
[6] （卷127《河渠志二》p3788）
。这种情况下，一些往来船只不得不贿赂临清闸官，于板闸底下作弊，放水出口，使粮船能够及早过闸，以免拦住不行[10]( 卷1《临清至天津漕河考》p150)
。直到清末漕运停止以后，上游居民灌田蓄水，涵洞日增，截流不得北下，农业用水情况才有所好转[27]( 第二册《疆域志·河渠》p27)
。
3 、淮扬运河段的引水济运对农业的影响
淮扬段运河尽管水源相对充足，但仍存在引水济运与农业的矛盾。明正德年间，因遇天旱，田苗枯死，高邮运河沿线百姓聚集500多人，各持铁锹、锄头、短棍，齐声呐喊，将高邮湖堤岸挖开五丈七尺，以泻水灌田。由于该河专为进贡鲜品及漕运而设，因此备受重视，官府下令承办为首之人
[21]( 卷8《漕例略》p490)
。
三、小结
综上所述，引水济运是解决京杭运河部分河段通漕问题的重要手段，体现了运河各段的自然地理特征，一切引水活动都围绕在“保漕”的前提下进行，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漕运的畅通。这种情况下，很难兼顾好国家运道与地方民生的关系，往往给农业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引水工程往往将大量的泥沙带到运河，使运河承受山水，不免淤垫，阻碍运西田水的顺利排泄，危及农田和村落的安全，给当地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造成济漕与农业的矛盾；另一方面，每年漕船北上季节，正是雨水稀少、水流浅涩的时节，同时也是农业亟需用水的时期，为确保引水济运的顺利实施，政府严格水源的控制，诸水“涓滴皆为漕用”，二者之间遂不免产生矛盾。其中，水源紧张的会通河、卫河、高宝河等矛盾最突出的河段。但从文化的角度言之，无论是“保漕”前提下的河道、闸坝、堤防、湖泉建设以及相关管理制度的制定，还是负面影响下造就的神灵信仰、民间传说等，都是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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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①
王琼《漕河图志》记成化年间山东兖州、青州、济南三府泉源163处；正德年间王宠《东泉志》载180处；嘉靖初王以旂《漕河四事疏》记旧泉178处，新泉31处；《职方地图》载山东十三州县泉源234处；黄承玄《河漕通考》记隆庆时十八州县泉源244 处；隆庆万历年间张克文《新泉序》称以前旧泉226处，新发现36处；万历中胡瓒《泉河史》共记十八州县泉源294处；万历后期谢肇淛《北河纪》记入汶河泉源 144处。靳辅《治河方略》记载清初泉源430处；雍正间《河漕备考》列主要泉源180处；清《两河清汇》记十七州县泉源共420处；《山东通志》引《会典》记载清代泉源425处；乾隆年间陆耀《山东运河备览》载478处；清《泉河图》载十七州县泉源共478处。
②
“氾光湖”亦作范光湖，《明史》标点本作“汜光湖”，误。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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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清）魏源.魏源集[M],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
[27]徐子尚.民国临清县志[M].民国23年铅印本.
[28]清）陆耀.山东运河备览[M].故宫珍本丛刊[Z].海口：海口出版社，2001.
文字来源：《农业考古》 2013年第4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