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通州仓花户对仓储的危害
郑民德，王云
[摘 要]
清代北京、通州仓又简称京通仓，是存贮全国数百万石漕粮的仓储群，对京城皇室日需、官员俸禄、驻军供给、灾荒赈济、粮价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京通仓花户作为保障仓储运转且地位较低的下层群体，在清代中后期逐渐成为威胁京通仓粮足额的重要因素，他们不但掺假使诈、盗窃仓粮、私卖米票、科索旗兵、影射把持，而且与仓监督、胥吏、地棍相勾结，逐渐将国家粮仓变成堕落腐败的渊薮。
[关键词]
京通仓；花户；漕粮；弊端
清代依漕运为国家血脉，所以对京通仓储的建设非常重视，不但设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保障每年数百万石税粮入京，而且置仓场总督、坐粮厅、大通桥监督、查仓御史、仓监督等官员，负责监督京城十五仓与通州大运中仓、大运西仓的粮食收支、廒座修补、日常晒扬等，极力维持“上关天庾，下系民生”的京通仓作用的发挥。京通仓中除监仓官员外，更多的是花户、书办、攒典、皂吏、小甲等下层群体，他们虽在仓储中占主导，但社会地位与薪水待遇却极为低下，其收入往往不能满足其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为改变现状与博取利益，清代中后期京通仓花户利用手中掌握出纳仓粮的权力，与不肖官员、地棍、胥吏相勾结，分肥营私、贪污受贿、欺瞒舞弊，动辄盗骗国家仓粮数百石到十数万石，成为国家大蠹。面对日益严重的京通仓弊，清政府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整顿，但因漕运的没落与吏治的腐朽，直到清末，京通仓花户对仓储的危害没有得到丝毫改变。
一、清代京通仓花户的侵盗形式与国家对策
清代京通仓花户主要从大兴、宛平、通州等京县百姓中招募而来，据嘉庆二十年（1815年）陕西道御史松长奏：“各仓花户应由大、宛二县招募殷实良民结送仓场充补。经仓场议覆仍循旧例饬令各仓招募土著良民取具邻里甘结并连名互结，俟充补时，京仓行查大、宛二县，通仓行查通州，查明取具切结，到日著役起算，历役五年即令报满，以防盘踞把持，仍将报满日期咨部查核”[1]。可见，仓场衙门对京通仓花户的选拔有着严格的标准，其诠选地域、身份品性、当差时间、监督考核均有章程。清代京通仓花户的数量在数百名左右，京城禄米、南新、旧太、海运、北新、万安、本裕等十五仓及通州大运中、西仓每仓为十数人到数十人不等，每名每月仅领粮折银三钱九分，其待遇非常微薄。清初，康雍乾三朝对仓储积弊非常重视，不断对京通仓进行整顿，所以花户危害不大，延至乾隆后期，京通仓花户巧于弄法，“各仓花户有头役，有散役，额设虽有定数，而其实多寡不同，散役人等无非著名花户所援引，非其戚党，即其友朋，总属通同一气”[2]；而且“吏役往往于役满后改名复充，甚至暗中盘踞，任意舞弊”[1]，严重损害了国家正常的粮食储备。据史料载：咸丰、同治年间“各仓花户，挪移掩饰，亏短偷漏，迨至放米之时，搀和沙土、克减斛斗，更有地方土棍，依附花户，名曰吃仓，种种弊端，尤难枚举”[3]。面对如此严重的仓储弊端，仓监督并非不知，而是在收取贿赂后“俱不能实力整顿仓务，甚或通同舞弊，致花户等执法营私，益无忌惮” [1]，从而使仓法律条成为具文。
清代京通十七仓有着严格的看守制度，内有满汉监督二人，查仓御史一员巡视仓储，外有官兵调拨，令其日夜巡查，以防偷窃米石，遗失火烛等弊，并且每当仓粮出纳时“该监督等将仓内外闲杂人等概行禁止，不准入仓，如有搅乱仓务及身后把持之人由该监督查拿惩办”[1]，对于盗窃漕粮的花户、胥吏人等“粮数至一百石以上者拟绞监候，其一百石以下即照盗仓库钱粮一百两以下例办理”[4]。仓储管理与律法虽然严密，但必须有正直无私的官员执行与监督，“监督得人则全仓可以望治，如不得人则诸务逐渐废弛”[2]，一旦法久废弛，其威慑作用也必将大打折扣，法的制约与惩治效果也就会消失殆尽。
二、乾、嘉时花户对京通仓危害的萌芽与发展
乾隆元年（1736年），京城北新仓发生花户、吏役侵盗案，乾隆帝谕令内阁“向来仓场弊窦甚多，我皇考加意整理，诸弊始得肃清，今北新仓吏役辄敢偷盗米石，目无法纪，甚属可恶，该监督玉福、管之采俱著革职，交与刑部，并案内有名人犯严审定拟俱奏，该侍郎总理仓场事务，漫无约束，甚属不合，著交部察议具奏”①。乾隆帝对花户与吏役的严惩，甚至连监督及仓场侍郎均受牵连，则体现了其整顿仓储的意志与决心。乾隆十八年（1753年），巡视京通仓给事中伊龄阿在太平仓察看，在冬字廒搜出钱文十二千，经值日花户何详供认开廒放粮时向正白旗佐领收取钱文十九千“每打出一个佐领的米，花户头儿要我钱二百文，每一个佐领还有给骁骑校饭钱三百文，给本仓书办钱二百文，每一廒满汉监督家人各给钱五百文，以上各项钱文俱是花户头儿耿文武收去替我开发，下剩的钱算是我合挖笆的，抬斛的分用”②。在该案中，花户与仓中书办、巡视兵丁、杂役、仓监督通同舞弊分肥，置国家律法于不顾，而领粮兵丁为获取好米，又不得不贿赂花户人等，甘受欺诈与科索，正所谓京通仓花户“视旗丁为佃客，人所共知”[5]，而京通仓则是其谋取利益的土壤。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本裕仓开放旗丁甲米，花户李祥等“在海淀地方向陈文连碓房取钱，被提督衙门拿获，该监督等漫无察觉，交部议处，仓场侍郎一并交部查议”[1]。花户盗取漕粮或米票后，一般均会将其卖给与其勾结的粮店或米铺，然后将所得钱财与仓内蠹虫瓜分，形成共同取利的链条与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富新仓花户李老与土棍杨老相互勾结，勒索领粮旗军，索取钱财，情节异常可恶，像这样小小的花户与土棍竟敢胆大妄为向八旗将领索取钱财，私自放账取利，是因为他们与仓内监督官员有密切的联系，通过分赃而得到权贵的庇护，从而使仓储弊端日甚一日，屡禁不止。该案引起了乾隆帝的高度重视，除命严讯各犯，查明缘由外，杨老与李老及相关勾连人员“均属目无法纪，俱应从重发往乌鲁木齐，给种地兵丁为奴，先行枷号四个月，游示各仓，惩一儆百，满日发遣”[6]。乾隆一朝，在国家严酷律法的惩治与威慑下，京通仓弊虽不断发生，但总体上没有发生较大的仓案，京通仓储也维持着丰盈的状态，其赈济灾荒、平抑粮价、保障供给的功能也达到了清代社会的顶峰。
嘉庆朝是京通仓弊端日益严重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不但发生了数次惊天巨案，而且仓储内部的腐败与黑暗也日甚一日，损耗仓粮数目与涉案官员人数均已超过前代。嘉庆七年（1802年），浙江道监察御史秦维岳奏称：“现在直隶米价之贵，其故不在直隶收成之少，而在各仓花户需索之多，缘官员、兵丁应领食指较少而使用乏资，兼恐赴仓领米难定美恶，是以多将米票转售米铺，虽属违禁而暗自通融，其衰益亦总在民间。但铺家买的米票，必领好米方能获利，势不能不嘱托仓中花户，花户以米价腾贵为居奇，索费自必过多，米铺亦必将所用使费俱摊入米价内售卖”③。秦维岳将京城米价昂贵的原因全归于花户苛索，虽有偏颇之处，因为京师粮价主要由外商贩京米数与京通仓粮流入市场的米数共同决定，花户对抬高粮价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主要原因，不过从这一奏折可以看出，京通仓花户私卖米票、暗放黑档米的现象已非常严重。嘉庆十四年（1809年），通州大运西仓花户高添凤与仓中甲头、攒典、仓书沆瀣一气，并在其弟番役高二的保护下，把持仓储，弄虚作假“据该犯等逐层供吐，始而多出斛面，少收斛面。既而乘运送土米出仓之时夹带好米，以致将王贝勒、贝子等俸票重支冒领，加以钓扇偷窃，甚至私出黑档，蒙混盗卖出米尤多，作弊尤大，而监督等亦复通同作舞弊，得贿分肥，明目张胆，毫无顾忌，近日甫将白米各廒派员盘验，尚未查竣，已亏短至十数万石之多，殊可骇异”，其中“西仓地字廒短少白米七百余石，中仓法字廒短少白米四百余石，此外廒座尚多……约计一廒或短百余石，数百石及千余石不等，米色亦多不纯……西仓存贮白米五十二廒，只抽查十三廒，已短米八千五百余石，中仓存贮白米二十六廒，只抽查五廒，已短米一千一百余石”[7]。高添凤通州仓侵盗案几乎涉及所有监仓官员与杂役人员，侵盗漕米竟达十多万石，其数目之巨，在清代极为罕见。
高添凤一案仅过两年，嘉庆十六年（1811年）六月，又发生了万安仓花户方世德把持仓务案，当年万安仓监督出缺，理应调补一员，但当仓场总督命裕丰仓监督万克星额、禄米仓监督海章阿前往万安仓署理监督时，两人均百般推脱，甚至宁愿告病开缺也不赴任，经仓场衙门调查，始知花户方世德有方老虎的绰号，把持仓务，所以人人害怕，都不肯去。以堂堂六品户部官员竟然畏花户如狮虎，这也充分说明了京通仓花户的势力盘根错节，已将整个仓储纳入自己的彀中，而朝廷任命的官员反而形同傀儡，任由不肖花户控制与摆布。
清代京通仓弊由乾隆朝的偶发到嘉庆朝的爆发，说明这一弊端与国家政治、经济及法制的变迁相联系，在重法、重惩、重治的环境下，仓弊发生的概率与危害性都会较小，一旦法制废弛，加之统治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违法现象就会呈不可遏制的趋势。京通仓花户之所以胆大妄为，违法干禁，盗骗国家粮储而毫无顾忌，除了腐朽官员的庇护与笼罩外，还与法的懈怠不无关系，当国家法律成为一纸具文而毫无威慑力之时，各种违法、犯法，甚至以法谋私的现象就会大量出现。
三、清中后期京通仓弊的泛滥
嘉庆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帝虽意识到京通仓弊日益严重，也惩治了一批犯案的官员与花户，但由于漕运的日益没落及吏治的不断腐败，京通仓巨案仍然不断涌现，呈现惩之不完、罚之不尽的趋势。清中晚期的京通仓案与前朝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延续了乾隆、嘉庆两朝仓案的特点，主要为仓中花户、胥吏、书办与官员相互勾结，偷盗仓米、私卖米票、苛索旗丁；（2）发案率之高，损耗仓粮数目之巨，均超前代，清前代京通仓案虽有偶发，但大案与巨案不多，而中后期仓案年年频发，甚至一年发生数次，并且经常出现亏损数万石、十数万石的大案；（3）清中后期漕运衰败，粮储不足，运河运力降低，而商贩米石及海运、铁路等近代化运输方式在京通仓粮输送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道光二年（1822年），兴平仓已任满期限花户刘瑞改名复充，“因希图指借公事，开销官钱，辄进仓帮同身后办事，随将官钱侵蚀，情节实为可恶。嗣后著仓场侍郎督同各监督等，随时认真稽查，役满者即照例饬令退役，毋许逗留，倘仍视为具文，任令蠹役日久把持，别经发觉，或被人控告，定将该侍郎等一并惩处不贷”[8]。退役花户仍可进仓把持仓务，其原因在于巨大利益的诱惑，由于其在仓经营多年，与官员及其他杂役相互沟通交接，因此，即使退役仍然可以背后影射或改名复充，将京通仓视为其谋利的鱼肉。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江南道监察御史田润奏称：“臣闻向来米粮入仓之后，搀和抵窃，无弊不作，常出于竟想之所不及，推原其故，总缘花户在仓盘踞年久，外人不便应役，所有近仓一带无业之徒素沾花户之余润，无不受其指使。退役之后接充者，多半即其子侄亲友，而该役仍在身后影射办事，通同把持，表里一气，监督之忠厚者多为所愚，其贪婪者更为所买，此其所有明目张胆，作奸犯科，未有人敢过问者”，因此，请求此后花户不再由本仓监督招募，而是改由“顺天府转饬大（大兴）、宛（宛平）两县出示招募，查明实系家道殷实之土著民人加结申送顺天府验看后移送各仓当差，毋庸再取地方官印结，即以至仓之日为始，满限五年退役，俟一二年后将各仓额缺全数补足，按名分派廒座，专其责成，似此变通办理于慎重遴选之中有互相牵制之义，即有一二不肖之辈，亦不从影射把持，弊源可以永除，仓务自有起色，不似从前以一气之人办一家之事，得以为所欲为，毫无顾忌矣”④。田润所奏确实符合当时京通仓的现状，而且其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只注重花户的诠选，而不能严厉整顿吏治的措施，只能属治标不治本之法，不可能从根本杜绝京通仓弊的源头。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御史谢启昆又上书奏：“窃维仓廒舞弊久干例禁，臣风闻京城裕丰仓花户崔安及已革花户，现在身后办事之王宏升、陈瑞，并挪移廒座，压陈放新。之孟七又开设太和米局，积囤米石，之仓书任四、任五等均系著名勾串舞弊之人，若不严拿惩办，于仓储大有关系，而旗民人等受害不浅”⑤。像这种仓储积弊案在道光一朝不胜枚举，京通仓花户舞弊之法更是推陈出新，绵延不绝，其窃取国家仓粮也逐渐由鼠偷雀耗到鲸吞虎噬，从暗度陈仓到明目张胆，已成难以治愈的痼疾。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运河山东段被冲决，漕路不畅，京通仓储匮乏，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采买粮米，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京通仓花户仍然没有停止对国家仓粮的损害，使早已千疮百孔的京通仓更加山穷水尽。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旧太仓开放正蓝旗满洲甲米，查看廒内米石霉变不堪食用，经该都统等赴仓查验，所阄盛字廒内米色浥烂，竟至二万余石之多，显系花户使水舞弊，实堪痛恨，旧太仓花户王瑞著即拿解刑部，严行审讯，所有霉变米石，责成花户等照数赔偿，监督锡纯、高铎于该仓米石潮湿，并不督饬花户认真挑晾，亦难辞咎，均著摘去顶戴，一并先行交部议处”[9]。花户之所以将粮米使水，是因为用水后粮食发涨，增加重量，可以将多余干洁粮米盗出仓外，然后卖给粮铺取利，而京城百官与驻防兵丁却不得不食用霉烂之米。咸丰九年（1859年），御史征麟奏：“近来京仓窃米之案，层见叠出……北新仓有积年著名土棍，勾串该仓官人，夜间开廒，预备偷挖米石，外间更有官人作为向导，百余人各持器械入仓，任意窃取，似此积滑棍徒，目无法纪，于仓储大有关系”[10]。京通仓防守森严，有满洲披甲守卫，本来外间闲杂人员不可能入内，但在仓中花户、胥吏的蒙蔽下，利益人员相互勾结，偷盗仓米，甚至上百土棍公然入仓抢劫，似入无人之境，这也充分说明了此时京通仓守卫已形同虚设，成为一帮盗贼与腐吏的天下。同治元年（1862年）通州大运中仓发生粮米霉变案，“中仓米数，共应存四万三千余石……现存米数，大有亏缺情形，且米色参差不齐，霉变掺杂，均所不免”，经查共亏损达二万五千石之多。同治二年（1863年），大运西仓再发亏短粮米一万三千八百余石的大案，穆宗皇帝极为震怒，命“所有该仓花甲、头役李英、范继先、张平汰、王锦汶等，均著交刑部严行审讯，按律惩办，毋得稍有宽纵”[3]。这样，仅同治前两年，京通仓连发三大巨案，亏损仓粮近四万石，数目极为惊人，这种大案的出现实为仓储弊端积累恶化的结果，国家整顿无力，监督官员对仓弊也置若罔闻，从而加剧了京通仓走向衰落的步伐。
光绪朝京通仓花户损害仓储，盗骗漕粮的现象有增无减，其对国家政治与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更为深远。光绪五年（1879年），德宗谕内阁“京通各仓关系天庾正供，岂容颗粒亏短，乃近来该花户等辄敢盘踞把持，乘机侵盗，实属不成事体，嗣后著仓场侍郎实力稽查，倘再有前项情弊，即行从严惩办，至招募仓书、花户，务当查照章令，该州县取具邻右，切实报送，遇有案犯，一并根究治罪，以重仓储”⑥。光绪帝此说甚至以连坐之法以约束花户的犯罪行为，但在当时“河弊、漕弊陈陈相因，一漏尠，一蠹薮”的严峻形势下，只能属不切实际的官话与空话，不可能从根本上祛除已病入膏肓的仓弊。光绪七年（1881年），稽查甲米御史顺龄奏：“臣等风闻各仓花户每多营私舞弊，各旗章京领米日期均有匪徒身后代领，把持仓务，以致领放迟延，弊端百出”⑦。光绪十年（1884年），朝阳门内城根一带土棍唐荫亭、唐二、唐顺城、唐瑞、唐五等“勾结兴平、太平仓花户杨钰即杨保山、马春山即马会子、宋鸣歧即宋文凤等互相勾通，在兴平、太平二仓把持扰乱，每遇开仓放米时，任意阻滞留难，剥削渔利分肥，领米者不得实惠，甘受其害，种种弊端，难以枚举”⑧。此处的唐家五兄弟号称“唐家五虎”，是京仓附近有名的土棍，他们与花户相勾结，勒索领粮旗丁，谋取私利，而仓中花户之所以还有别名与绰号，是其隐瞒身份，躲避上官检查的一种手段。光绪十六年（1890年），禄米仓亏短粮米达十五万五千石之多，经户部官员调查及皇帝谕令“总由花户、仓匪因缘为奸，监督各员漫不加察，以致积成巨亏……所有拿获之花户郭启泰及全才、张六即张世和等，著刑部严行审讯，究出亏短之确情，按律惩办，该监督户部主事容恩、都察院都事孟守箴职司典守，于仓储亏短毫无知觉，实属形同聋聩，且恐有徇私侵蚀等弊，均著先行交部议处，撤去监督之任，听候传质”⑨。
光绪朝京通仓弊的滥殇是前朝积累延续的结果，在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形成牢不可破的壁垒，正如当时大臣所奏“仓场衙门向称弊端薮，侵欺耗蚀，百孔千创，天庾虚竭，几至不可究诘……然于花户仓匪之案，若再不从重处治，则涓涓细流不已，将成江河，京通各仓必至侵盗一空”⑩。其语虽说明了当时京通仓储的现状，也意识到了法律惩治的重要性，却没有从根源上找到仓弊产生与严重化的原因：如何正确处理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在人治的社会中，不能贯彻法的严肃性与威严性，在行使法的过程中又存在情大于法的现象，这种歪曲与畸形的情法关系，必然会引发各种腐败现象的产生。
四、结语
清代北京、通州十七仓作为京城粮食储备的重要基础与来源，对保障京畿地区的政治、社会稳定及灾荒赈济、粮价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清政府十分重视京通仓储的行政与制度建设，对执行也不遗余力。清前期，京通仓虽有弊端，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非常关注吏治的整顿，且监仓官员严格执行仓法条例，所以，花户与胥吏等并不能掀起狂风巨浪，只能从事一些规模较小、隐蔽性较强的非法行为，并不能对京通仓造成大的损害。同时，这一时期与仓储有较大关系的漕运、河道、税粮也能够正常运转，在各种有利因素的配合下，才出现了清前期京通仓丰盈、国库充裕、经济繁荣的大好局面。乾隆后，由于京通仓粮平粜与放赈规模庞大，加之此时京通仓花户的徇私舞弊行为日益泛滥，仓储粮食逐渐匮乏。特别是清末，京通仓花户竟敢明目张胆侵盗国家官粮，大案、巨案屡禁不止，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京通仓控制的削弱与社会统治秩序的失衡，更进一步说，这也是导致清朝衰亡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参见《谕内阁北新仓吏役盗米著将该监督革职积案内有名人犯严审定拟》（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547）。
②参见《参奏花户何祥放米勒钱文请治罪事》（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3-0747-012）。
③参见《奏为京城各仓花户需索过多致米价上涨事》（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3-1841-033）。
④参见《奏为酌拟京仓招募花户章程事》（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3-3376-033）。
⑤参见《奏为仓花户开设米局收买米票囤积米石请敕查拿审办事》（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3-3376-078）
⑥参见《谕内阁京通各仓花户侵盗仓谷著严办侵谷花户并查照章令招募花户》（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1356）
⑦参见《奏为各仓花户营私舞弊把持仓务请饬查明究办事》（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3-6673-047）。
⑧参见《奏请饬拿仓匪唐荫亭并花户杨保山等事》（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3-6674-035）。
⑨参见《谕内阁禄米仓亏短著刑部严审拿获之花户步军统领等严拿在逃花户监督等交部议处》（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1411）。
⑩参见《奏为特参丰益仓监督等执法舞弊请暂时解任候审并花户刘敬三加等治罪事》（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3-667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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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来源：《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6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