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聊城5月28日电 （记者张清俐 通讯员罗衍军）5月26日，由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主办的第五届运河学论坛暨《运河学研究》辑刊首发仪式在山东聊城举行。与会学者围绕“文化视野下的大运河研究”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傅崇兰认为，国际上对中国运河的研究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可以追溯到13—14世纪的欧洲，具有代表性的是马可·波罗将其在中国的见闻写成《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书中对中国运河进行了介绍。第二阶段是18世纪后期，英国人马嘎尔尼出版《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以及英使访华团报告等，将沿大运河的见闻作为当时的中国国情来描写。第三阶段是20世纪上半叶至今，中国运河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标志着对中国运河的研究迈向了新阶段。
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顾问李殿魁认为，京杭大运河是一条运输的河、文化的河、生态的河，更是一条科技的河。其中历时八年建成的戴村坝——南旺闸，成为大运河上最具科技含量的工程，是中国古代水利科技成果的集中体现，被称为古代京杭大运河的“心脏”和灵魂，保证了京杭大运河明清两代全线畅通了500多年。未来应发挥山东的自然地理优势，科学设计梁济运河段；恢复戴村坝——南旺闸，是京杭大运河文物保护的一项紧迫性抢救任务。
中国运河在历史上所发挥的经济社会作用，体现了公共水利工程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互动关系。浙江大学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主任孙竞昊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运河是公共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政权、政治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浙东运河为例，隋唐全国性大运河以杭州为南端，也带动了杭州以东、以南运道的整治和规范化。两宋时期，特别在偏安东南的南宋，浙东运河走向鼎盛。但同时也应看到，水利工程的发生与发展受到区域自然结构、经济发展和政治气候的制约和影响。
此外，中国运河沿线的地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王健认为，历史上大运河沿岸是城镇的重要发祥地，江苏、浙江、山东、河北、河南、安徽等地均有大量运河古镇；运河古镇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也发挥着重要功能。当前，运河古镇的发展繁荣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建立行之有效的沿岸城镇合作协调机制；突出特色，建设运河古镇；注重运河古镇建设的多功能性；重点恢复古镇河道水系，激活古镇乡村间的联系。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吴欣梳理了近年来运河学研究的进展。“运河学”学科的创建在学界达成共识，在运河学的内涵、知识体系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运河文献收集整理工作成效显著，已建立“运河文献数据库”，出版《运河志》《运河文献集成》等；田野考察工作有序推进；运河文化及区域社会的研究迈向新台阶，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为运河研究奠定了基础；运河史、运河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研究风生水起，将生态主题引入研究之中，解决了诸多现实问题。
对于运河学的发展，吴欣认为，应当完善和发展运河文献数据库建设，促进学科建设与社会发展的进一步结合。在坚实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完整的运河学学科体系。在研究的方法与路径上，注重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将文献整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区域与跨区域、整体研究相结合，聚焦整体史视野下的区域史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1日。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