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与城镇变迁
—以清代天津杨柳青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郑民德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清代天津杨柳青是京杭大运河沿线重要的市镇，依靠运河交通之利与国家漕运政策的刺激，杨柳青实现了从风景小镇向商贸城镇的转变，并且其雕版年画业销售遍及东北、西北、华北、东南等几乎全国主要城市，实为北直隶地区具有重要地位的商埠与码头。
[关键词]杨柳青，运河，城镇，社会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清代因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与国家漕运的需要，在沿运一线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商业枢纽，如天津、临清、聊城、济宁、淮安等，这些城市依靠便利的水陆交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到此贸易，不断成长为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大型商业中心。而杨柳青、张秋镇、泊头、南阳、夏镇、台儿庄虽然在政治与经济地位上无法与上述大城市相齐并论，但也依靠地域交通之利，将本地产品与外来商品相结合，通过运河输往全国各地，实现了从偏僻村落向商业市镇的转变。清代杨柳青北踞京津，南接沧景，境内有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滹沱河、漳水等河流，交通便利，商贾云集，为北直隶重要的水陆码头。目前学术界对杨柳青的研究多关注于其年画业的变迁，而对区域水道治理、商业发展、基层社会着墨不多，因此有着进一步深化与拓展的空间，这对于丰富运河文化的内涵、促进运河申遗、发展运河市镇的旅游业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杨柳青其名的由来及清代河工管理
现在的杨柳青镇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为天津市西青区的重要政治、文化、经济、旅游中心，总人口近11万，是天津市与环渤海经济区最大的乡镇。杨柳青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北宋景德至元丰年间（1004年—1085年）因黄河北徙，洪水带来的泥沙淤塞成大片土地，大清河与子牙河两河又冲积形成“三角淀”，东流入海，该地因河流纵横，地近海滨，所以初名“流口”，即众水汇聚入海之意。其后，北宋军队为抵御辽、西夏等军队的进攻，又沿大清河两岸筑堡、植柳、布防，于是该地杨柳遍布，风光宜人，又称“柳口”。金代贞祜二年（1214年）由于该地人口逐渐增多，商业逐渐兴起，金政府在此置巡检，以管理地方治安，并建镇为“柳口镇”。从宋代“流口”之地的兴起，到金代置“柳口镇”是杨柳青兴起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杨柳青的军事据点的特征突出，有限的商业、手工业也主要为军队服务，其人口规模、经济发展程度、政治地位均不高。
元代建立后，定都北京，大规模的南粮通过海运输往京城，天津作为海运漕粮的中转站，逐渐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杨柳青受其影响，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元延祐（1314年—1320年）年间，曾任侍制的袁桷在《朱窝杨柳青地近沧州余爱其名雅作古调五首》中吟道：“朱窝杨柳青，客亭尘漫漫。为你多离别，我生无由完”[1]，该诗虽表达的是作者的离别之苦，但在诗名中却说明了杨柳青与沧州较近，并且是一处有人烟居住，甚至聚赌的村落[2]。同一时期，曾担任过翰林院编修的揭傒斯在《杨柳青谣》中亦道：“杨柳青青河水黄，河流两岸苇篱长。河东女嫁河西郎，河西烧烛河东光。日日相迎苇檐下，朝朝相送苇篱旁。河边病叟常回首，送儿北去还南走。昨日临清卖苇回，今日贩鱼桃花口”[3]。该诗的信息量较大，不但说明当时杨柳青地方狭小，居民主要从事打渔、卖苇等营生，而且当地民众依靠便利的运河交通，经常到沿线的临清、桃花口等地做一些小买卖。通过两首诗可以看出，元代是杨柳青初步发展的阶段，在运河交通的刺激下，逐渐成为了沿运的一个小村落，但又因终元一代主要行海运，所以杨柳青的发展程度有限。
明代建立后，随着海运的罢黜，运河漕运成为了国家税粮转输的主要方式，天津也设卫所，置仓储，逐渐成为了京杭运河沿线重要的城市，在这种情况下，杨柳青的人口、经济、商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交通运输方面，明政府不但在杨柳青设置驿站，以保障航运与陆上交通的畅达，而且“由静海县东岸北至天津右卫境西岸，北至武清县境有浅铺八，曰钓鱼台、曰双堂、曰在城、曰独流、曰沙窝、曰辛口、曰杨柳青、曰稍直口”[4]，杨柳青是天津运河段比较重要的水工重地，有专人负责这一区域的河防、工程、水利等。明弘治时礼部侍郎程敏政在《静海道中》写道：“地名杨柳青，园林隐映可爱”，并作诗“春阴淡淡绿杨津，两岸风来不动尘。一日船窗见桃李，便惊身是卧游人”[5]，可见明代中期时杨柳青舟船通行，风景秀丽，是一处能让官员、诗人抒发感慨的去处。另一嘉靖时期苏州卫指挥张元凯在经过杨柳青时，也吟道：“两岸蝉声客梦醒，片帆初落暮云停。故人无奈年年别，江南江北杨柳青”[6]，在杨柳青这样的运河渡口送别亲朋故友，听到蝉声，看到帆船、落日，难免会给人带来一种凄凉与孤寂的心情。
杨柳青在元明两朝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其角色主要是风景小镇，史料中关于其经济、商业、人口的记载几乎没有，只是到了清代，杨柳青才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这主要体现在河工建设、商业发展、文化繁荣等几个方面。清代，北直隶地区有永定河、子牙河、南北运河、东西淀等重要的河流，这些河流要么为国家漕运要道，要么直接关系到京畿地区的安危，所以尤为清政府所重视。在制度管理上，清代统治者设直隶河道总督、永定河河道、子牙河通判等官员负责河道的疏浚、工程的兴修、物料的筹备等；在关键河段的防守上，则有河兵、闸夫、浅夫、河夫等人员进行布防，及时对杨柳青、杨村、泊头等地的河防险情进行处理。乾隆三年（1738年）清政府将原驻于王庆坨的三角淀通判移驻于杨柳青[7]，以便就近管理附近河流与湖泊，在一镇设立正六品的管河通判，充分显示了清廷对其地的重视。除通判外，天津设城守营都司一人，下辖千总一人，把总四人，其中把总一员驻杨柳青汛，管理河东汛地，有马兵二名，步兵三十一名[8]。具体情况为“杨柳青汛分防天津杨柳青地方，距城三十里，东十里至北斜村与本营北马头汛界，南二十四里至宫家庄与静海王庆坨界，西十八里至沙窝村与静海营汛界，北一里至药王庙与静海营王庆坨界”[9]。这样上至都司、通判，下至千总、县丞、把总，形成了一整套的河防体系，不同官员之间既有职务上的差别，又存在着工作上的协调与合作，共同维持着杨柳青等河段的安澜与平稳。同时，由于杨柳青处于运河、盐河、子牙河、大清河等河流的交接地带，“河窄水逆”[10]，所以极易发生大水导致溃堤、决口等事件，因此清政府对该段河道的治理也非常重视。嘉庆六年（1801年）东、西淀池之水冲毁运河堤坝，穿运而过，沿河百姓与漕运均受其害，所以有大臣建议“必得添权家口减河，庶运河方免涨溢，并必得修复隔淀叠道，自独流镇至杨柳青四十里，自杨柳青至天津三十五里皆当接筑大堤”[11]，希望通过坚筑堤坝的方式使淀池洪水不再侵运，从而达到保漕的目的。光绪元年（1875年）修杨柳青段运河堤坝，其中“杨柳青东运河堤银九百三十三两三钱三分，又挑挖淀河银一万一千三百二十四两三钱四分二厘六毫”[12]，后又“大直沽漫口坝工银二千一百三十九两三分二厘，又杨柳青等新埝坝工银五千六百八十八两三钱六分，又霍家嘴减河坝工银二千六百两”[13]，光绪十六年（1890年）天津练军提督何永盛“帮同堵筑南运河杨柳青及北运河东西两岸漫口”[14]。清末光绪年间对杨柳青运河的治理，对于保障区域社会的安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传统保运思想的影响下，北直隶地区的自然河道及水环境长期被人为的破坏，从而导致洪涝与干旱等自然灾害的不断发生，仅靠清末社会对某一河段的治理与重视，不可能恢复传统漕运的兴盛，更不可能实现区域社会农业的健康发展。
清代，杨柳青利用便利的水陆交通，设置了多处渡口、驿站、急递铺以方便官方、商旅、民众往来。《畿辅安澜志》记载“杨柳青渡在静海县北四十五里，东去天津四十余里，即古柳口也，自此渡上韩家树抵京师比天津差近”[15]。除这一官渡外，杨柳青镇还有不少义渡，如“卫河既在村中，有大船渡人，曰义渡，凡三处，以通南北。义渡者，由仁人义士捐款造船以渡行人也……盐河在村北有二渡口以通北乡，东口曰白滩寺，西口曰官厅儿……盐河上游既多商贩运输，亦交通便利”[16]。杨柳青水驿在天津城外，“旧在武清县南一百五十里杨柳青，嘉靖十九年移置于此，属静海县，极冲。现存水夫九十五名，夫头十名，探听夫二名，买办、送牌夫二名，共银二千九百八十六两九钱五分三厘六毫六丝一忽……遇闰按月加增，驿丞掌之”[17]，在一镇之地设置如此众多的驿站人员，充分显示了该地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除渡口与驿站外，杨柳青还设有急递铺以传送紧急文告，从而快速实现中央与地方之间讯息的沟通，其中“静海县城南为双塘铺、钓台铺、辛庄铺，北为独流铺、王庄铺、辛口铺，又北为杨柳青铺、稍直口铺，又东北为小直沽铺，额设铺兵二十六名，每年共支银一百五十六两”[18]，各铺之间相互连接，彼此协作，共同发挥着传递信息的功能。
杨柳青从北宋、金、元时期的军事据点，发展到明清重要的运河城镇，是与运河的畅通、漕运政策的刺激、国家定都北京等一系列因素分不开的。正是由于其地交通发达、地理位置优越，所以中央政府才会在杨柳青兴修水利、施建工程、设置管河衙署，而一系列有利政策的施行，又反过来提高了杨柳青的政治地位，加快了商旅与货物的流通，提高了本地居民的经商意识，从而进一步加快了杨柳青的崛起。
二、经济变迁与近代交通业的兴起
清代杨柳青是京杭运河沿线重要的商业市镇，依靠便利的水陆交通与位于京畿腹地的优越地理位置，杨柳青不但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商帮、商队到此经营，而且本地的土著居民也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从事铸造、雕版、绘画、饮食、杂货等手工业与商业，从而使区域社会经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除此之外，杨柳青还是长芦盐、山东盐贩售的中转站，每年有大量的官盐、私盐在此囤积与销售，国家甚至在此设立关卡以查缉私贩，保障政府盐利的专营性。杨柳青从清代康熙年间开始兴起，到乾隆、道光时期商业达到鼎峰，其后因太平天国、义和团等运动的兴起，加之运河断流、区域社会秩序紊乱、西方帝国主义入侵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的趋势遭遇重挫，商业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在清末发展实业与兴修铁路的背景下，杨柳青抓住这一时机，重新实现了崛起与发展，将雕版年画等商品推向了全国与世界，形成了与江苏桃花坞、潍县杨家埠齐名的特色品牌。
明末清初人谈迁在《北游录》中记道“杨柳青，地多柳市，倍于独流，自独流以来夹水盈盈，似邵伯、高邮道中也”[19]，可见明末清初杨柳青商业并不是很繁盛，谈迁也认为杨柳青只是一处美丽的运河小镇而已。到了清代，因天津地处“两河之交（卫河、白河），为噤喉重地，卫（天津卫）东为小直沽口，畿辅群川悉由此而达于海矣”[20]，优越的水运交通不但为天津城市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而且也使杨柳青、杨村等乡镇迅速崛起。乾隆时，杨柳青商业有了很大发展，据《畿辅安澜志》载“柳口在辛口北十里，天津县西三十里，今名杨柳青，居民数千家，商贾辐辏”[21]，已成为著名的运河市镇。嘉庆时，杨柳青经济持续发展，不但全镇人口达到近5000户，25000余人，而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年画业，据统计，当时全镇有年画店铺30多家，从业者近5000人，达到了一种“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繁荣局面。道光后，虽然持续不断的战乱对杨柳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杨柳青经济仍然在逆境中顽强的成长与发展，《天津杨柳青小志》载“杨柳青有运河及盐河之交通，人民因之多业商，而客于四方，农圃者仅百分之一二耳。咸、同以后，往新疆者曰赶大营，左文襄公定新疆之驻兵所在也，其始也多畏远而往者少，得利易。其后往者渐多，而得利较难，杨柳青村人往新疆者日积繁多，于是乌鲁木齐之傍有新村，曰杨柳青，杨柳青人之所聚居也。农业率为商客之副业，投资以牟利，非农性也，故农性人绝无而仅有”[22]，《辛卯侍行记》同样写道“杨柳青，古柳口也，北临淀水，南枕漕渠，轮帆凑集，廛市殷阗。其民有业绘事者，贩售四方……俗好远游，自蒙古草地走新疆伊利者以千计”[23]，从这两段史料可以看出，杨柳青不但是外地商人的汇聚地，而且本地土著商人也远赴新疆开拓商路与贸易，甚至达到了形成新村落的程度，可见杨柳青商业文化浓厚，外出经商也是本地人的一种传统。
光绪年间，杨柳青仍比较繁荣，《壶天录》曾记“有村名杨柳青，距天津三十里，市廛闹热，户口数万，皆沿河而居，业船者比户皆甚，俗称养船，盖以之养赡身家也”[24]，诗歌《过杨柳青》亦道：“傍水成村柳色妍，估樯密织大堤边。河流入海不忍去，七十二沽相转旋”[25]，繁忙的商船、民船、盐船密布于杨柳青运河河道，带来了大量的人口、商货，从而繁荣了本地区的经济，带动了饮食业、服务业、典当业的发展，促进了杨柳青市场与运河其他经济区的交流、融合与互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天津南三十里杨柳青，一巨镇也。当联军之四出骚扰，华民闻风逃避，而杨柳青市大民多，艰迁徙。本镇首富石姓者乃出其家财供联军之食用，与之约勿扰居民，联军义之如约行，且为遣兵保护，故杨柳青一镇始终完善，当时闻风迁往者数万人”[26]，杨柳青石姓大户的义举，不但在战乱中保全了镇中百姓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而且也使杨柳青的商业与经济没有遭受大的损失，防止了其因战乱而急剧没落的趋势。
由于杨柳青位于运河中枢，津门要地，商货辐辏，人烟密集，所以成为了清政府征收货税与查缉私盐的重要关口。据《重修天津府志》载“厘捐总局在北门（天津城）外五彩号胡同，同治十年正月设，先是天津有义馆厘捐归员董经手，归公无几。总督北洋大臣李改由官办。遵照奏定章程，按货估计，每银一两抽捐五厘，委道府经理其事，并于大红桥、陈家沟、马家口、双庙街、杨柳青、老龙头及宁河县境阎庄闸口等处设分局七所，岁收约数万金解海防支应局公用”[27]。除厘捐外，清末还在运河沿线征收官船税，其中天津“官船税局在北门外茶店口，分卡二，一在红桥，一在杨柳青。同治九年督院以津郡水路通道，商贾云集，船只往来如织，而北洋驻防各营差使繁重，诚恐借端滋扰，公私两误，饬天津道海关仿照大名府官船局章程，派员专办”[28]。另外杨柳青作为南北船只往来的必经之路，往往是私盐贩运的重灾区，大量的漕运水手、盐枭、商民为躲避高额的盐税与国家的专营政策，经常将长芦盐、山东盐沿着运河私自销售到沿运一线，以谋取利益，这就直接影响了政府对盐利的垄断，所以为封建统治者所严厉打击，而设卡缉私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措施。道光十一年（1831年）上谕“陶澍奏筹议粮船夹带私盐，请扼要稽查一折。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省军船往往于回空时夹带私盐，必应严行查禁。据陶澍奏，天津一带于家堡、杨柳青、独流等处及沧州之砖河地方，现经直隶委员巡查，著琦善严饬该员等查拿私艇，堵截囤贩，有犯必惩，以杜透漏”[29]，同年又“添派天津分司运同及天津府知府、同知，总司稽查，并于于家堡、杨柳青、独流各处添派盐务官各一员，其砖河地方添派沧州知州就近督率办理”[30]，命两江总督陶澍与直隶总督琦善这样的高级官员及知府、知州等地方官员查缉杨柳青与江南等地的私盐贩运，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运河区域私盐横行的现状及政府对盐利的重视。
有清一代，杨柳青经济与商业总体上呈现较为稳定的状态，但是在清末仍然受到了战乱与兵燹的打击。咸丰三年（1853年）清军与太平天国北伐军、捻军在天津混战，清廷谕令“逆匪窜入静海，连次被创，仍盘踞独流镇、杨柳青一带，并于该镇两岸扎立木城，意图抗拒”[31]。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直隶爆发，其天津首领曹福田打算扫平租界使馆，“英德美三国旅津之商人皆相对而泣，津郡居民多因乱向他处逃避，河中船只皆滞塞难行，杨柳青镇河中经拳匪用船，节节拦住，凡有往来之船皆须搜索一番，以查奸细为名任意劫掠，且有诬为教民被杀投尸河者，甚至连杀数人，河水为之变色”[32]，清末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这两大武装起义，对杨柳青经济的打击非常严重，不但导致商人离散、百姓流亡、经济衰退，而且使地方社会秩序陷入紊乱的状态，治安状况恶化，使所谓的畿辅之地也不再稳定。关于清代中后期杨柳青镇的混乱局势，文人林昌彝曾在《杨柳青避寇》中写道：“杨柳青人家两岸罗雪屏，司关小吏如蝗螟，洋烟吐纳闻臊腥。沧州城门血为醴，流离万室愁伶仃。一妇抱子逃駉駉，我救其子哀三龄。其母投水如蜻蜓，举足一跃归河灵”[33]，这一纪实性的文字记载，深刻的描述了战乱期间普通百姓的苦难以及对民生造成的巨大危害。
虽然清末的战乱对杨柳青镇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在光绪末、宣统年间兴起的“新政”改革中，杨柳青也被卷入了近代化的的浪潮，成为了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从而又带动了新一轮的崛起与发展。宣统二年（1910年）邮传部奏“津浦铁路定线设站，略称津浦全路南迤沪、宁，越长江以资衔接，北通京奉，即在新站合轨，将来江浙各路输运北省及东北各路输送南省皆以此路为枢纽至天津总站，则由新开河起点与京奉合站，就堤头渡北河绕道小北圩门，直趋杨柳青，再渡运河至良王庄以接南行之路，所有津郡商货由城厢往者仍至京奉新站，由租界往者仍至京奉老站，均能装载津浦车辆，可控驭全路，使贸易日增”[34]，津浦铁路从1908年兴工，至1912年全线通车，北至天津总站，南至南京浦口，全长1000余公里，不但加快了天津等地商货的转运速度，而且使杨柳青等处的年画、豆饼、铸造品、杂货等迅速销往全国各地，甚至南亚、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一种附加值高、影响力大、集约化经营的特色品牌。
清代杨柳青经济的发展与交通方式的变迁、政治局势的变革、近代化的影响等因素密不可分。在传统经济形势下，杨柳青依赖便利的运河交通，吸引了南来北往的商人与商货，加上本地商人的开拓精神，所以成为了京杭大运河沿岸重要的商业市镇。经济的发展不但使杨柳青镇店铺林立、商货云集、人口辐辏，而且也使当地的民俗与文化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杨柳青小志》载“杨柳青夹居两河间，得其流通畅豁之气，而活泼流动以为性，至其言语声音，亦随之多曲折而明亮，商业之获也丰，故其用之也奢，奢华则轻财，轻财则不吝，于义举不难于慈善……惟趋商谋利之风既兴，读书文学之道遂改，科举废而学校兴，尤一致同归于利途，而高尚之士人风化，早已无形消歇矣”[35]，正是商业与经济的发展，才引起了传统文化的变革，使近代化的重商因素逐渐渗入地方社会的风俗之中。清末黄河北徙、运河断流、战乱频起对运河流域城镇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但是与张秋、临清、聊城等城市的一蹶不振相比，杨柳青借助于近代铁路交通方式的兴起，充分发挥本地域的特色产品优势，又再次实现了崛起与发展，顺利实现了从传统运河漕运到近代铁路运输的转型。
三、清人诗歌中的杨柳青与运河文化
清代京杭大运河沿线不但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商贸、物流中心，而且也是文化中心、信息中心、民俗中心。当时沿着大运河南来北往的不但有商船、民船、盐船，而且还有入京赶考的举子、赴任的官员、游览的文人墨客等，这些作为掌握较多文化知识，视野面开阔的社会上层人员，不但在运河行进中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为以文字与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且往往集结成册出版，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杨柳青作为京杭大运河沿线与京畿腹地的重镇，加之景色优美，更成为了传统知识分子抒发感慨的地方，这些感想既包括对当地景色、市镇、商业等的描述，也带有作者借景抒情，以物显志的意味，充分体现了古人那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与境界。
清初杨柳青受明末战乱的影响，呈现出一派萧条没落之相，时人刘正宗在《宿杨柳青》中写道：“青青杨柳岸，兹地旧为名。乱后人初集，霜前杵自鸣。繁星随橹定，远浪入云平。摇落桥边色，空伤旅客情”[36]，在诗中，作者主要表达了一种孤寂、凄凉的游子之情，人初集、霜夜、繁星、船橹、浪花等景色都带有一种单调、萧条的意味，正好与作者的心情相适合。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杨柳青人口增多、商业繁荣，相关的诗歌也体现了这些现实，如李调元的《杨柳青》云：“管弦随画舫，曲折逐邮亭。天雨蔚蓝碧，人烟杨柳青。烟深村不辨，雨过市微腥。此地鱼虾贱，谁为倒醁醹”[37]，而《杨柳青小歌》中写道：“记取当年旧驿亭，独流流水送吴舲。清风三尺丝千缕，又见芳津杨柳青”[38]，另一诗《舟过杨柳青有作》亦道“天津桥南酒初醒，轻帆已抵杨柳青。夕阳未落月已上，市风卷出鱼虾腥。河流之字凡百折，漕船衔尾催严程。是时晚凉袭衣袂，汀花岸草生微馨。水鸟掠船有野趣，浦云过江无滞形”[39]，这三首诗都为写景之作，第一首单纯写景，雨后的市镇既空气清新，天空明净，同时又有浓浓的炊烟使村落深远莫辨，从而带有一种朦胧之美。第二首为忆古思今之情，作者过去与现在均经过杨柳青，但是景色与心情却是完全不同的。第三首则反映了作者现实的感想，酒醉初醒、轻帆、夕阳、市镇、鱼虾、漕船、汀花、水鸟、浦云，众多的景物出现在同一首诗中，不但不显杂乱，反而把作者的心情、运河的风物、市镇的特征错落有致的表达了出来，以情寓景，情景交融，显得非常的形象与生动。 另外杨柳青作为南北交通枢纽，有渡口、驿站，这些设施往往是客人停留，送别亲人、故友的地方，所以关于离开之情的诗歌也比较多。如乾隆年间历任礼、工、户、兵、吏五部尚书的彭元瑞在《寒食过杨柳青》中吟道：“春光已作寒食节，客路始逢杨柳青。地脚渐南衣觉重，潮头近海气多腥。伤心时物乌衔纸，望远程涂鸟刷翎。不见野棠花似雪，何年窀穸妥先灵”[40]。嘉庆时福建按察使李赓芸在夜泊杨柳青时也写道“夜泊问何处，地名杨柳青。销魂南北驿，分手短长亭。浓露滴疏草，空江摇乱星。临船一枝笛，哀怨不堪听”[41]。这两首诗均表达了作者做客他乡，异地远游的凄清、伤感之情，远离故里，没有亲人的倾听与交流，所以只能把浓浓的感情寄托于野棠、长亭、疏草、空江这些景物之上，虽明为写景，实为抒情。
清代关于杨柳青的诗歌，多以写景为主，主要描绘了运河城镇的风物，表达了作者当时的心理感想。这些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与传播是与京杭运河分不开的，正是因为便利的交通运输，才使大量的人员得以在这些运河城镇停留、驻足、抒发感想，才得以留下这些文字性的记载，才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运河、了解运河、研究运河的宝贵资料。
四、结语
清代京杭大运河沿线作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区、文化区、商贸区、物流区，连接了华北、华东、江南三大经济带，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促进了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淮河流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刺激了诸如天津、德州、临清、聊城、徐州、淮安、张秋、杨柳青、泊头等城市与城镇的兴起与发展，使这些市镇成为了集漕运码头、交通枢纽、商贸要地、文化名城于一身的重要运河节点，这些城镇的崛起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依靠运河便利的水运交通及国家漕运政策，迅速实现了飞越式的发展，并在这种稳定的环境中延续繁荣了数百年。这种长时段与持久性的发展，既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杨柳青等城镇具有调节自身经济结构，适应时代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区域社会秩序平衡与稳定的功能。
综合来看，杨柳青的发展轨迹既与张秋镇、盛泽镇、南阳镇、泊头镇存在着一定的类似之处，同时也有自己的特点。元、明两朝，杨柳青虽距离运河重镇天津较近，但其经济并不是很发达，只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小镇。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明代是天津逐步发展的阶段，尚没有达到鼎盛时期，所以其辐射力有限，杨柳青、杨村、独流等镇并没有商业发展的优势与便利条件。其次，明代的杨柳青河工要地的性质比较明显，但是其人口数量不多，尚没有建立起适合大量人群与商货聚集的码头与市场，本地民众的经商意识还不是很强，所以缺乏快速发展的条件。最后，明代杨柳青商品种类单调，其具有优势的年画、铸造、杂货也多在清代发展与达到高峰，在明代还没有形成规模与产业化经营。而杨柳青在清代的发展则经历了以下阶段，清初至乾隆年间是杨柳青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阶段；乾隆至咸丰年间是其兴盛与繁荣的阶段；咸丰至光绪末年是其在挫折中曲折前行的阶段；宣统年间是杨柳青利用近代铁路运输重新振兴的阶段。
杨柳青作为明清运河沿线的重要城镇，其特征不仅体现在河工枢纽、漕运码头、商贸重地等几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其保留的运河文化与遗产，其中最能体现杨柳青传统风俗的就是南运河文化风俗区，年画文化、宗教文化、城乡文化、民俗文化，这些文化与古镇相得益彰，展现了杨柳青独特的人文魅力，具有极高的旅游价值与学术研究价值。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