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与故宫学

     

大运河与故宫学

王云 崔建利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 山东聊城 252059）

摘要：故宫与大运河堪称我国古代史上最能体现劳动人民智慧同时也是浸透着无数平民百姓血汗的伟大工程。两者的营建都是以保障皇家生活需要、体现皇权等级秩序、维护封建王朝政权的稳定为根本出发点，并且不计成本，不惜代价；京杭大运河为故宫营建提供了便捷的运输途径，保障了皇室生活及皇权的稳定；运河史研究在运河交通、运河经济、运河文献等方面与故宫学研究存在相同或相通之处，两者具有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

关键词：运河 故宫 皇权专制

故宫又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作为我国从古至今保存最完整最庞大的皇宫建筑群，故宫所体现和包含的历史文化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堪称一部凝固的、浓缩了的皇宫史乃至中国古代史。正如当代学者曹兵武所言：

从物质的层面看，故宫尽管只是一个建筑，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紫禁城，但它是皇城中的紫禁城，是都城中的宫城，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几千年中国的器用典章、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等积累的结晶。故宫作为中国唯一的保存完好的的皇家建筑，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形成这样一个格局，它是一个集大成者……中国文化历来讲究器以载道，因此它们凝固了传统的特别是辉煌与鼎盛时期中国文化的技术、意识和社会制度。[①]

自从1987年故宫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人们对故宫价值的认识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化，故宫的一系列文化学术价值也日益为学界所重，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2003年故宫学概念的提出。故宫学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按郑欣淼先生的观点[②]，故宫学研究领域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紫禁城宫殿建筑群，二是文物典藏，三是宫廷历史文化遗存，四是明清档案，五是清宫典籍，六是故宫博物院的历史。这六方面的内容不仅点明了作为中国浓缩历史的故宫不是孤立的个体，更重要的是明确了故宫学研究内容的多侧面和多视角。因此，从中国历史上与故宫有着内在联系的史迹或遗存入手对故宫和故宫学加以审视和阐发，应是故宫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而在所有与故宫密切联系的重大历史遗存中，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大运河特别是明清以来的京杭大运河尤其不应被忽视。

大运河是一个历史概念，在目前的学术表述中，其内涵并不是十分确定，有时被用作中国古代运河的通称，更多的时侯则代指京杭大运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运河发展史上，不同时期的运河在具体位置、开凿状况、与历代王朝首都的关系等方面多有不同。大体说来，元代以前的中国大运河主要以洛阳、开封等古都为中心向南北延伸，略呈弯弓状；元代建都北京，政治中心由中原地区移到北方，漕运物资便没有必要再绕弯经过洛阳等地，于是有了山东运河的开凿，使得大运河在北京和杭州之间近乎成直线，人们形象地喻之为弃弓走弦，这是由中国大运河到京杭大运河的关键一步，从此，京杭大运河几乎成为中国大运河的代称。京杭大运河虽然在元代初具刍形，但由于没有解决山东地段的水源补给问题，漕运能力大受限制，元大都所需物资还主要依靠海运。直到明成祖迁都北京并且成功地解决了山东段运河的水源补给问题之后，京杭运河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完全通航，成为明清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生命线。本文讨论大运河与故宫学的关系，立足于中国运河史，但重点是京杭大运河与故宫学的关系。

一.皇权专制视野中的故宫与大运河

故宫与大运河堪称我国古代史上最能体现劳动人民智慧同时也是浸透着无数平民百姓血汗的伟大工程。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大运河则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人工河道工程，作为贯穿南北绵延1700公里的交通大动脉，京杭运河无论从工程的形式还是用途来看，和故宫似乎无可并论之处。但从封建时代家国一体的政治现实及浓厚的皇权专制意识来看，两者又有着本质性的联系：

1.两者的营建都是以保障皇家生活需要、体现皇权等级秩序、维护封建王朝政权的稳定为根本出发点。

“若是用一个现代人的立场来评价一部2000多年来的中华民族史，从最根本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帝王兴衰的闹剧史和悲剧史：即，由‘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这一国家的基本制度编制剧本，从商鞅发端，由秦始皇率先登台表演，到汉武帝推至高潮，在唐玄宗手分阶段弄到鼎盛，至康雍乾三帝转盛而衰，直到袁世凯黯然谢幕，其间，究竟浸泡着中华民族的多少血泪，只有老天爷才知道。”[③]这段话虽不无偏激，但也从某种意义上道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专制体制的基本特征。这一点从故宫及大运河的营建过程及其终极目的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故宫的建筑始终按《周礼·考工记》中“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帝都营原则建造，在建筑布局上贯穿南北中轴线。整个故宫建筑大体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是皇帝办理朝政大事、举行重大庆典的地方，以皇极殿（清代称太和殿，又称金銮殿）、中极殿（清代称中和殿）、建极殿（清代称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东西以文华殿、武英殿为两翼。其中太和殿是宫城中等级最高、最为堂皇的建筑，皇帝登基、大婚、册封、命将、出征等都在这里举行盛大仪式或庆典，此时数千人欢呼万岁，数百种礼器钟鼓齐鸣，极尽皇家气派。内廷即后寝，为生活区，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东西两翼有东六宫、西六宫，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皇帝的“三宫六院”，是皇帝平日处理日常政务及皇室居住、读书和游玩的地方。坤宁宫后的御花园，是帝后游赏之处，园内建有亭阁、假山、花坛，还有钦安殿、养性斋，富有皇家苑囿特色。出御花园往北为玄武门(清代改称神武门)，是故宫的北门。

总体来看，故宫设计之严密，整体气势之宏伟，主次配合之巧妙，施工之精到，感染力之强等等，在存世宫廷建筑中无出其右，从总体规划到建筑形制完全服从并体现了中国古代宗法礼制的要求，突出了至高无上的帝王权威，是中国二千多年专制社会皇权思想的集中体现。

同故宫一样，大运河的开凿与营建同样体现了浓厚的皇权专制色彩，历代王朝经营维护大运河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出于巩固皇权专制政权的需要。我国地势西高东低，主要河流比如黄河、长江都是从西向东，而南北走向缺少一条大河流。在我国古代没有比舟船更方便的交通工具的情况下，用人工开凿一条南北走向的运河以通漕运，就成为历代王朝巩固皇权的首要选择。

元朝定都北京后，政治中心由中原一地区移到北方，“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④]，元朝政权对大运河的依赖性进一步加强。元政府废弃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格局，开修会通河，基本取直了原来自洛阳南到杭州、北到涿州的大运河，航程缩短上千里。京杭大运河的修通，基本保证了元朝统治集团所仰赖于江南的物资粮食的供应。元代末年，南方群雄并起，截断了运河经济对元政权的支持，迫使蒙古族统治集团放弃对中原的统治，退守漠北。明清历代王朝的统治中心也大多在北方，但统治者无不重视运河的作用，并且采取许多措施，加强对运河流域的政治、经济的控制，保证这个经济、政治、文化的大通道的畅通。应该说，历代王朝对运河的开凿与开发，无不是围绕着巩固和强化王朝的政治统治而展开的，其最直接的目的即是出于军事需要和经济开拓的需求。由于运河区域在全国范围内始终处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的重心位置，因而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着力控制的最重要的政治区域。每一代王朝统治者都要凭借运河区域理想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和卓越的人文环境，来驾驭全国。同样，王朝的嬗变与鼎革，也总使运河区域的武力争夺和战争角逐最为激烈。在某种意义上说，谁拥有了运河地区，谁就能建立起稳固的政治统治，从而控驭全国。可见，运河的畅通与否直接影响着封建王朝的兴衰甚至更替。如果说故宫主要从皇家日常行政及家居方面体现和维护了皇权至上的观念及皇权政治的稳定，大运河则主要交通运输功能上实现并体现了皇权至上理念及王朝政治的稳定。

2.两所工程的营建都是倾国家之力，不计成本，不惜代价。

明初营建故宫，所用石料大多采自北京远郊和距京郊二三百里的山区如房山等处。这些石料往往重达几吨甚至几十、几百吨，如现在保和殿后檐的台阶上就有一块云龙雕石重约250吨。明人李诩在其《戒庵老人漫笔》中记曰：“乾清宫阶沿石，取西山白玉石为之，每间一块，长五丈，阔一丈二尺，厚二丈五尺，凿为五级，以万人拽之，日凿一井，以饮拽夫，名曰万人井。”[⑤]其运输的难度可想而知。故宫主要建筑物的梁柱，在明初营建时皆以整根棺木为之，所需的木材大多采自四川、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地，无数平民被迫在崇山峻岭中的原始森林里伐运木材，湖北竹溪县鄂坪乡慈孝沟村南300米处，地势幽狭，是当年采办皇木的地点之一，这里至今还清晰地保留着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重修大内宫殿采皇木时留下的摩崖题刻，其辞云：“采采皇木，人此幽谷，求之未得，于焉踯躅。采采皇木，入此幽谷，求之既得，奉之如玉。木既得矣，材既美矣，皇堂成矣．皇图巩矣。”[⑥]。这么庞大笨重的树木要从重山峻岭中运出，还要经过几千里的路途运到北京，在当时的难度和花费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下面这段文字摘自当时一位朝臣的奏疏：

陛下肇建北京……凡二十年，工大费繁，调度甚广，冗员蚕食，耗费国储。工作之夫，动以为万。终岁供役，不约躬耕田亩以事力作。犹且征求无已，至伐桑枣以供薪，剥桑皮以为楮。加之官吏横征，日甚一日。如前岁买办颜料，本非土产，动科千百。民相率敛钞购之他所。大青一斤，价至万六千贯。及进纳又多留难，往复辗转当须二万贯钞，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后既遣官采之产地，而买办犹未止。盖缘工匠多派牟利，而不顾民艰至此。

……

自营建以来，工匠小人假托威势，驱迫移徙。号令方施，庐舍已坏。孤儿寡妇哭泣叫号，仓皇暴露，莫知所适。迁移甫定，又复驱令他徙，至有三四迁徙不得息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经月逾时，工犹未及。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⑦]

这段奏疏所反映问题的真实性和说服力是不容置疑的，它让后人在感受故宫的灿烂辉煌时，同样不应忘记辉煌背后的血泪和悲惨。正如加纳诗人威廉斯在一首诗中所写：“多少年前奴隶们忍受着饥饿和苦役将你建成。他们跪在地上劳动，为帝王的权势竖起这座纪念碑。帝王的荣华富贵一如沉落的夕阳，唯有这座标志着普通人民顽强精神的纪念碑，却留存人间。”[⑧]

开凿运河的艰巨工程对劳动人民来说也是一场灾难。两千年的运河开凿营运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无数平民百姓的血泪史。隋炀帝强征几百万民工修筑运河，使成千上万的民工惨死在运河工地上。还强制天下15岁以上的丁男都要服役，共徵发了360万人。同时又从五家抽一人以供应民工的伙食，连老人，未成年人，女子也不放过。隋炀帝还派出了五万名彪形大汉，各执刑杖，作为督促民工劳动的监工。因为劳动负担很重，监工督责太急，所以不到一年，360万民工死者竟达250万人。元明清时期的京杭运河由于要解决黄河与运河的关系这一棘手问题，运河的修建维护任务之艰巨、费用之庞大、服役民工之苦、无数次决堤对沿河两岸平民造成的伤害之大等等，都是难以想象的。《山东运河备览》中有关挑河的这段纪述，略可窥斑见豹：

昔胡伯玉言：河渠徒役，防旱防溢，迄无休暇，裸袒从事，不罹蒸湿，则病瘃皲林。《郎山纪事》谓，南旺大挑，昼既靡遑；夜尤业业，非漏下二鼓弗休。邪许之声，相闻数里。时值祁寒，滕六大作，淤泥亦成坚冰，丁夫茕穷琐尾，非有绵缊厚缯沾体涂足，尽皆皴裂，顾此能不恻然!……临清、南旺、济宁、彭口岁岁积淤，无论大、小挑之年，总须一律施工，登山盘远，每土一方，需夫三名，长河每土一方，需夫二名，八闸砂礓，每土一方，需夫五名，莫不立雪餐冰，竭蹶将事，其情状有伯玉诸人所不能言者。[⑨]

挑河是京杭运河维护中的一项常规性工程，主要是定期清除河道中的泥沙淤积。这段引文所述只是诸多运河维护工程中的一个环节，范围也仅限于山东段运河。

二.漂来的北京城：京杭大运河与故宫的不解之缘

1.京杭大运河为故宫营建提供了便捷的交通途径和方式。营建故宫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据说明代故宫的营建仅备料就用了10余年时间。所用城砖，分别由运河流经的河北、河南、山东、江苏等府州县烧造，其中以山东临清为最多。这首先是因为临清当地的运河淤积土质好，俗称“莲花土”，细腻无杂质，沙粘适宜，用这种土烧出的砖，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茁实，不碱不蚀；再就是当地的烧造工艺技术娴熟、独特。烧出的砖品种齐全、色泽纯正、形状规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运河提供了便捷的交通。临清傍临运河，贡砖烧成检验后可直接装船解运京师。明、清时期临清沿运河十几里范围内有上万座官窑为北京烧贡砖，窑工多达几十万人。康熙时客居临清的江南文士袁启旭曾赋诗吟咏当时烧砖的情形：“秋槐月落银河晓，清渊土里飞枯草。劫灰助尽林泉空，官窑万垛青烟袅。”[⑩]合格贡砖相当一部分是搭乘漕运船只解运到北京。当时规定，官船过临清码头到京城，必须义务捎带临清贡砖40块，民船、商船义务捎带20块，至天津张家湾码头后，再从陆路转运到京师。

除了故宫，整个北京皇城从城墙到钟鼓楼、文庙、天坛、地坛等大部分都是用的临清贡砖。所以，临清当地至今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临清的砖，北京的城，相隔八百里，漕运六百年，紫禁城上有临清。”

紫禁城宫殿的地面多用金砖铺设， 这种砖俗称大方砖或细料方砖，在苏松五府——苏州、松江、应天(今南京)、镇江、常州等地设厂烧造，其中又以苏州窑厂所烧金砖最为最著名。苏州一带土质细腻，含胶体物质多，可塑性大，澄浆容易，制成的砖，质地密实。经选土、练泥、澄浆、制坯、阴干后，入窑烧制130天才能出成品。这种砖只供皇宫专用，皇宫用1块砖，必得有3块以上备选，没选上的一律要予以粉碎，这样算来，其造价是相当昂贵的。而且它的工艺要求极为苛刻，要达到敲之有金玉之声，断之无微毫气孔。之所以称为金砖，除上述因素以外，还因为这种砖只运京仓，只供皇宫大内使用，故也称“京砖”；南方人的方言很难分清楚“京”和“金”，故而统称做金砖。在苏州一带烧造金砖，除了质地优良这一根本性因素外，苏州等地处于大运河的沿岸，方便大批金砖的运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砖石之外，木材也是故宫营建维修需要的大宗物资。这些从四川、两湖、两广等地采办的上好木料经辗转运输，最后沿大运河运到北京，堆放在广渠门外通惠河二闸的南面，即当时的神木厂，以备使用。

2.京杭大运河保障了皇室的日常生活。在京城所需物品中，除了占主要部分的煤、木炭、毛织品、琉璃瓦、搪瓷器和占小部分产于华北的丝织品外，其他大部分生活必须品都产于南方。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粮食，即漕粮。漕粮中征自苏州、松州、常州、太仓州、嘉兴、湖州的粳米、糯米称白粮，由民船直运北京，入内务府，专供朝廷、贵族使用。粮食之外，宫廷生活中的其他日用品、生活侈奢品多通过贡船、时鲜船等运送至北京。明人沈德符在其《万历野获编》中的这段记述，基本上能反映当年皇室生活物品的多样、奢侈及其对京杭运河的严重依赖：

南都入贡船，大抵俱属龙江广洋等卫水军撑驾。掌之者为车驾司副郎，专给关防行事，入贡抵潞河，则前运俱归，周而复始，每年必往还南北不绝，岁以为常。闻系文皇帝初迁北平，所设定制有深虑存焉。其贡名目不一，每纲必以宦官一人主之，其中不经者甚多。稍可纪者，在司礼监则曰神帛笔料，守备府则曰橄榄茶梅等物，在司苑局则曰荸荠芋藕等物，在供用库则曰香稻苗姜等物，御用监则铜丝纸帐等物，御马监则惟苜蓿一物，印绶监则诰敕轴，内官监则竹器，尚膳监则天鹅鹧鸪樱菜等物。其最急冰鲜，则尚膳监之，鲜梅、枇杷、鲜笋、鲥鱼等物，然诸味尚可稍迟，惟鲜鲥则以五月十五日进鲜于孝陵，始开船，限定六月末旬到京，以七月初一日荐太庙，然后供御膳。其船昼夜前征，所至求冰易换，急如星火，然实不用冰，惟折乾而行，其鱼皆臭秽不可向迩。[11]

三.运河史研究与故宫学

大运河既是历代王朝维护皇权的重要工具，也是中国两千多年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大展台。如果说故宫是一座集中展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特别是上层主流生活及意识形态的文化宝藏或博物馆的话，大运河则是保存和融汇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历史长廊或百科全书。从一定意义上说，对大运河和故宫的研究，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进行的中国史研究。由于大运河与故宫都是皇权专制实现的工具、凭借或手段，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运河史的研究与故宫学研究在内容方面有诸多共同之处，具有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关系。

运河史的研究包括很多方面，象运河漕运及交通、运河经济、运河区域社会与民俗、运河文献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可以开阔故宫学研究的范围和视角，让故宫学研究跳出狭隘的故宫视野而得到拓展和深化。

1.运河交通。运河漕运及交通是大运河最重要的功能，也是最能体现大运河与故宫关系的一个方面。大运河又称漕河，其根本功能就在于进行漕粮及其他物资的运输以满足皇室及王朝政治的需要。历代王朝对漕运规则的制定无不体现出皇权专制这一根本原则。如漕粮中有征自江苏苏州、松江、常州、太仓，浙江嘉兴、湖州等地的糯米，称作白粮，是专门用来供应皇室生活及百官奉禄的。来往运河的船只过闸待闸，历代王朝都有严格规定，一般船只（包括漕船在内），只能等到闸内积水到一定位置才可放行，但对于供应皇室生活的时鲜贡船等却不限此例，如成化九年(1473)二月，兵部尚书白圭拟定了南京各衙门法定时鲜贡船数、装载物品名称、数量等，制定了漕河禁例十七条。其中第一条就是有关时鲜贡船规定：“各闸见时鲜贡船随到随启。”[12]

除漕运之外，运河交通史中与故宫学有密切联系或在某种程度上能体现故宫学研究内容及视角的还有很多，比如明清皇帝沿运河南下巡行。明清历代帝王中，清朝皇帝的南巡次数是最多的，其中，又以康熙、乾隆为最。二人在位时间均过60年，各有6次大规模的南巡之举。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三年到四十六年（1684—1707）间曾经六次南巡，乾隆帝在乾隆十六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51-1784)间进行了六次南巡。当时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在向国内的报告中特别提到：“皇帝不肯一日留京，出入无常，彼中有‘马上朝廷’之谣矣。”[13]对于沿运河巡行而言，又可称为“船上朝廷”。帝王沿运河南下，除了巡游享乐以外，也有了解社会民风民俗、治理河工、海塘等方面的安排。皇帝沿运河南巡的一切活动虽主要在京外运河沿线展开，但大学士、学士等相关人员多随行，皇帝仍然日理万机，皇帝的沿河巡行相当于将朝廷内务及行政中枢移至船上，所以，这方面史实的研究不仅是运河史的内容，同时也应作为深化和拓展故宫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或切入点。

2.运河经济。运河经济史几乎可视为中国经济史的缩影，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朝廷或皇室政治、经济、生活等方方面面，宦官干预运河经济事务管理就是其中的典型。宦官是中国古代宫廷文化中的重要现象，也是故宫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明代，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宦官任职机构随之膨胀，干政之风愈演愈烈。正如赵翼所言：“正统以后，则边方镇守，京营掌兵，经理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矿、市舶、织造，无处无之。”[14]宦官在皇帝的明暗支持下或干预朝政、或被派出地方经理督办知项事务，加剧了明王朝政治上的腐败，激化了朝廷与地方和百姓的矛盾。这一点在在宦官干预运河钞关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钞关作为京杭运河上的税收关署，既是京杭运河畅通的产物，也是商税制度在明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到明中期，各大运河钞关税务管理被宦官所垄断，他们依仗皇权横征暴敛,激化了商民与政府的矛盾，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著名的临清钞关“马堂事件”就是典型事例。除此之外，象这类宦官干预、影响运河事务的现象还很多，它们都是运河史或运河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果故宫学研究中仅仅将宦官现象局限于宫廷史迹或史料，对历代宦官往来运河的所作所为或对运河事务的干预现象不加以关注，显然是得不出科学而全面的结论的。

3.运河文献。运河文献既是运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从事运河史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或平台。在这方面，运河史研究与故宫学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运河文献研究与故宫学在内容上的关联或互补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故宫中所藏的历史文献中含有大量的与运河有关的文献，这些文献既是运河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故宫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据初步统计，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上谕档和大臣奏疏中，内容涉及运河的文献就有5000件左右，这些文献是研究历代河道工程、治水思想、河务管理、漕粮运输、运河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的第一手材料。目前这些材料使用起来较为困难，一是多为尚未被整理出版的档案原件，文献查阅不方便且工作量很大；二是上谕奏疏的内容与史实未必完全吻合，需要与其他资料互为依据，方能弄清事情原委及君臣言论的内容实质。这就大大限制了这类文献的流传及学术引用，因此将其中的重要史料编排影印，实为嘉惠学林的盛事。这无论是对故宫学研究还是对运河史研究中的相关文献整理来说，都是不应忽视的基础性前提性工作。当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文献显然不是故宫文献的全部，明清四五百年的运河营建维护、漕粮及各类物资的运输、漕政及河政、涉河官员升迁、各级各类官员的涉河涉漕奏疏等等，所涉文献可谓数量庞大，并曾广泛分布于朝廷及皇宫内务各机关和部门。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动荡，应当有相当多的文献遭流散佚失，几经劫难被保存下来的文献也因战乱及各种人为因素被分藏各处或各地，除大部分归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象台湾故宫博物院、大陆各重要文博单位、国外各有关图书博物馆等均有收藏。将这类文献归纳汇总并加以整理或出版，显然也是故宫学研究所应开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虽然任务艰巨，但对于学术研究、文献的流布和传承等等都是功德无量之举，当然也会大大方便并促进运河文献的研究和利用。

二是很多运河文献中含有大量的与故宫或皇室有关的肉容。

聊城大学运河文化研究中心李泉教授在《京杭运河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5]一文中将目前的运河文献归纳为五种类别，一是专门著作。二是史书方志。三是档案资料，四是政书类书，五是文集笔记，六是外国史料。应该说这几种类型的运河文献中涉及故宫或皇室内容的地方都很多，象专门著作中有关漕运、河道、运河城市等内容的著述；史书方志、政书类书中有关皇帝皇室的各类记载等等，可谓数量众多。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外国史料，这些史料的作者大多是当时外国来华人员，他们入境后往往通过运河到达北京与朝廷或皇帝进行交流交往，故在他们行程纪述中对朝廷、故宫及皇室生活的反映内容很多，由于来自异域眼光和评价，这些史料的客观性真实性更值得重视。

《利马窦中国札记》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原名MatteoRicci‎，1552—1610）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后的见闻琐记。书中对当时的大明王朝官员、朝政及皇室生活多有反映。比如对宦官现象的记述：“在北方各省还有一种野蛮的行径，那就是阉割大批的男孩。这样他们就可以给皇上做奴仆……几乎全国的行政事务都操在这类半男半女的人的手中，单单在皇宫里这类人数目就达万人之多。”[16]朝鲜大臣崔溥被誉为“东方马可·波罗”， 他于明朝弘治年间遇风暴从韩国漂流到中国，于浙江三门登陆，然后沿大运河北上，将其所见所闻辑录成《漂海录》一书，其中关于明代运河工程、宦官奢华骄横、南北社会生活及风俗习惯差异等记述，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英国人斯当东所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记述了英国使臣沿运河到北京谒见乾隆皇帝的所见所闻，保存了当时中国社会尤其是运河沿岸风物人情及大清王朝朝政及官员的真实状况。特别是英国使节谒见乾隆皇帝过程中因中西礼仪差别而出现的尴尬局面，显示出大清皇帝唯我独尊，以天朝上国自居而对已经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外部世界仍然茫然无知的浅薄嘴脸等等，在汉籍文献中是很难见到的，这些著作无论对运河史研究还是对故宫学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

郑欣淼先生曾提到：“故宫学研究范围虽然宽广，但故宫文化的核心是以皇宫、皇权、皇帝为重点的皇家文化”。 [17]这句话既强调了故宫学的核心内容或本质特征，又点明了故宫学研究的宽途径和多角度。运河史研究显然是故宫学开辟新途径拓展新视野的一个重要领域。对于故宫学研究者而言，既要立足故宫本身，也应对与故宫学相关的其他领域如运河史研究等有所涉猎或关注。正如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素所言：“故宫文物典藏的整理与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极富扩展和兼容的领域。譬如故宫藏有一些敦煌文书，为了整理与研究这些敦煌文书，就不得不对整个‘敦煌学’有所涉足。”[18]同样，对于运河史研究人员来说，熟悉、研究并充分利用故宫实物及文献典藏，不仅是一种捷径，也是运河史整体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