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有着近2500年的历史，是与长城齐名的世界著名文化遗产。运河不但造福了两岸人民，加快了祖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民族统一，而且对于造就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大运河的历史变迁与价值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 郑民德
中国大运河源于春秋，延续至今，是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精神与智慧的结晶。从开凿于长江中下游到分布于全国各地，从距离较短的区域运河到全国性的京杭大运河，从单纯的军事作用到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功能的综合运用，这不但体现了中国水利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同时也是一部中华民族不断进步与发展的历史。
中国运河的历史变迁
漕运，即利用水路运输粮食与物资，并不仅仅指人工开挖的运河，也涵盖自然河道、海洋与湖泊。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即“刳木为舟”，产生了最早的漕运活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漕运的范围与功能日益广泛，随之而产生的人工运河在分布范围、长度、作用上也日益扩大，其开发、管理、维护也逐渐成熟与系统，成为了传统中国重要的政治行为。
中国有史记载的最早运河为邗沟，由春秋时期位于长江下游的吴国开凿。吴地处水乡，百姓习于舟辑，加上其国王夫差有争霸天下的野心，所以开凿了沟通长江与淮河的邗沟，该河利用射阳湖、白马湖、樊梁湖等自然水域，用于运输军粮与兵丁。为与北方强国齐争霸，夫差还在山东定陶东北开凿了沟通济水与泗水的菏水，这样吴国舟舰可以从淮河进入泗水，然后再由泗水进入菏水，最后入济水，大大方便了军队与战略物资的输送。除邗沟外，春秋战国时期的运河还有魏惠王开凿的沟通黄河与淮河的鸿沟；齐国在都城临淄附近开凿的沟通淄水与济水的淄济运河；秦国在关中开凿的郑国渠及四川岷江流域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这些运河或水利枢纽一般都具有以下特征，那就是主要利用了自然水道，人工开凿的距离较短，多数都用于农业灌溉与军事需要，维护成本小，其维护与管理没有得到割据政权足够的重视。
步入秦汉大一统时代后，随着都城人口的增加与军事行动的频繁，国家对漕运的需求日益庞大，运河的开凿与维护也逐渐成为封建王朝重要的政治活动。秦朝不但通过海运输送漕粮到北部边疆抗击匈奴，而且在黄河沿岸设置敖仓，将全国之粮通过自然与人工河道输往咸阳与其他军事要地，甚至为统一南越，还开凿了沟通湘水与漓水的灵渠。西汉在充分利用前代运河的基础上，又在关中开凿了白渠、龙首渠、六辅渠等运河，从而使关中地区水利设施密布，成为千里沃野。东汉运渠继承秦与西汉，并没有施行较大规模的工程，只是重新疏浚了流经山东曹县、单县边境的汴渠，加固了沿河的堤防，从而使黄河对运河的威胁减弱。
三国与魏晋时期，虽然诸侯割据、战乱频繁，前代运河悉数被毁，漕运也一度停滞不前，但不少地方政权为谋求自保，也在小范围内开凿了一些运河。如著名政治家与军事家曹操就非常重视运河的开凿，他开白沟、平虏渠、泉州渠运输军队与物资，以攻打袁绍与乌桓，其继承者魏晋，也相继开凿了贾侯渠、讨虏渠、广漕渠、淮阳渠、百尺渠、白马渠、鲁口渠等运河，以便于农业灌溉与军事征伐，其中东晋大臣荀羡在山东地区从洸水引汶水，开挖渠道，进兵东阿以抵挡前燕军队的进攻，而桓温北伐时，也曾在山东金乡附近开挖运河，沟通泗水与汶水，人称桓公渎。
隋唐迎来了中国运河开凿的高峰时期。这一阶段不但开凿了连通长安、洛阳、杭州、扬州、北京的广通渠、永济渠、山阳渎、江南河，而且在运河沿线设立了诸多的漕仓，用以存储与转运税粮。隋唐运河长达2700余公里，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五大水系，加快了祖国南北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对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无论是在开凿规模、分布地域、功能作用上，还是在管理与维护上，隋唐运河都较前代有了巨大的进步。隋唐时期流经山东的主要是永济渠，该渠的渠首位于沁水入黄河处，流经河南后，进入山东的临清、武城、德州等地，然后进入天津，最后达北京。
两宋虽然经济较为发达，但却均未完成全国的统一，时刻受辽、金、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势力的干扰，因此无法开凿全国性的运河。北宋的运河主要为开封附近的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金水河，其中汴河最为重要，江南所产粮米、西山煤炭均通过该渠运往开封，其他三条河道的运输量均不及该河。南宋偏安江南，运河治理多位于江苏、浙江、两湖地区，相关的漕仓与水利设施也多集中于此，由于这些地区水源丰富，所以漕运效率较高。两宋时期山东的运河主要为广济河，该河原为唐代开凿的湛渠，后因战乱而废毁，宋建立后发曹州、单县民丁数万人进行了修浚，并引京、索二水入广济渠以增加水源，开挖泗水与菏水之间河道，使渠道的运输能力大为增强，其后并多次修缮与维护。与宋并立的金也非常重视运河的利用，金政府不但设立专门的管河机构治理山东境内的黄河与北清河，而且武城、德州、夏津、临清等地官员均加“管勾漕河事”的头衔，以负责流经该地区运河的管理与漕运事务。
元明清是中国运河漕运事业最为发达的阶段，漕运总督、河道总督、仓场总督的设立；漕法、漕规、漕例、漕限的制定；运军、河兵、船厂、仓厂制度的完善；粮长、支运、兑运、长运制度的确定，都反映了中国运河与漕运逐渐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系统。元代所开运河，主要为流经山东的济州河与会通河，以及北京与通州的通惠河，其中山东段运河因水源匮乏，主要利用汶、泗等季节性河流，所以沿河一线设立了数十座闸座，用以调节流量。明朝初年还在山东济宁的南旺镇置分水枢纽工程，将附近自然河流与泉源的水全部引入运河，并在附近开挖湖泊以调控水量，从而使山东运河通航能力大为增强。除开凿河道外，明清政府对于运河的管理与治理也非常重视，先后对位于山东与江苏的南阳新河、泇运河、中运河进行了治理，每年投入数百万两白银对黄、淮、运进行综合治理，但因当时吏治腐败、河道淤塞、战乱频兴等原因，传统内河航运大受打击。特别是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后，山东张秋运河被拦腰截断，其北聊城、临清、德州、天津段运道逐渐无法通航，最终导致了中国传统漕运的衰落。
民国初年，曾对江北运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治理，但旋因军阀割据、财政匮乏、技术缺失等因素而陷入停顿。抗战时期，运河区域位于沦陷区，更无法进行管理与治理，甚至很多河段已淤塞不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航运水利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视，不但提高了航道标准，修建了大量的现代化闸坝桥梁，而且每年都对运河进行疏浚与维护，从而使其运输能力大为提高。如今，随着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成功，加上南水北调工程的进行，中国大运河迎来了新的春天，无论是其历史文化的研究，还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经济与生态效益的结合，都必将引起国家与社会的重视，都必将对中华民族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运河的功能与作用
中国大运河与长城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都体现了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但长城更多的是防御与保卫的功能，而且属静态性的遗产，在现在社会仅具有观赏与旅游的功能，早已失去了其军事意义。但是大运河却不是这样，它延续数千年，至今仍然在发挥着航运、灌溉、观光、调水等作用，而由其创造与衍生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不计其数。
首先，运河具有军事方面的功能。中国早期的运河，如邗沟就是吴王夫差为了运输军队与物资，北上与齐国争霸中原而开凿，其他像鸿沟、灵渠、平虏渠、泉州渠均是如此，甚至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在山东开凿的桓公渎也是适应军事征战的需要。除军事方面的因素外，向京城供粮，也是早期运河的重要作用。都城是中国古代王朝的心脏，是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所以聚集了大量的人口与军队，对粮食等物资的需求量十分庞大，修建连通京城的运河，不但可以满足各类物品的需要，而且对于统治者强化对全国的控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运河具有重要的经济与商贸价值。古代中国属于农业社会，对粮食的依赖程度非常大，而由于当时科技水平较低，所以农业发展更多的是看天吃饭，通过开挖连通自然水域的运河，不但可以灌溉土地，运输粮食，而且对于调控水旱环境，维持小区域内的生态平衡也具有很大的作用。另外，秦汉时期，多从山东运粮到关中，后来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与北移，经济中心的南移，人工运河的方向也逐渐由东西向南北方向演变，特别到了元明清时期，运河裁弯取直，不再经过河南，与隋唐相比缩短了上千公里，这就是因为当时政治中心在北京的原因。随着国家漕粮由江南源源不断的流向北方，民间社会的商业、手工业、服务业也随之兴起，如明清山东运河流域内的德州、临清、聊城、张秋、济宁、枣庄迅速成为全国重要的漕运码头、商贸中心、河政要地，呈现出一种商贾云集、货物山积、轴橹纷接的繁荣场面，像临清有“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的美誉，聊城也号称“漕运之咽喉，天都之肘腋”，德州因位于商路通达之地，号为“九达天衢”，甚至连兖州府的张秋镇也依赖便利的运河交通，发展为与苏州、杭州齐名的大城市。随着人口的聚集与经济的发达，不但徽商、晋商、洞庭商人、山东黄县商人纷纷来到运河城市经商贸易，甚至连漕船上的军丁与沿岸的百姓也谋取蝇头小利，借以增加收入与改善生活。据史料估计，明清时期每年沿运河流通的粮食数量达数十亿公斤，其他布匹、铁器、杂货、干果等商货更是不计其数，国家为此专门在天津、临清、济宁、杭州等地设立钞关征收商税，以此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正是由于运河贯通南北，才使传统中国的商业发展得到了便利的交通与运输条件，形成了影响力巨大的东部运河经济城市群，对沿运区域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再次，运河水利河工技术的进步为中国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京杭大运河沿线，有着诸多的闸、坝、堰、堤等水利设施，这些水工建筑不但起着保障漕粮运输，使各类船只顺利通过的作用，而且对于调控水源、节制洪峰、农业灌溉也有重要意义。像山东济宁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就有着巨大的科技含量，它将附近自然河流与泉源的水集中到运河的最高点，然后实行分水，使七分北流，满足北方运河水源匮乏的弊病，三分南流，使之与南方运河贯通，并在附近置南旺、马踏、安山等湖泊以调节运河水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水利工程系统。其他像聊城的周家店闸、土桥闸、荆门上下闸、阿城上下闸、魏家湾减河，德州的四女寺水利枢纽、哨马营与甲马营减河，都是山东运河上的重要水工设施。这些河工技术在明清数百年间不断发展与进步，不但在当时出版了大量的河工书与水利书，形成了一整套的河工抢修、维护、修缮的措施与办法，而且对现在黄河、运河、淮河水利工程的实行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甚至连三峡大坝船闸都借鉴了古代船闸的施工原理，可谓影响深远。
最后，运河的文化交流功能也非常重要。运河既是经济带，也是文化带，南来北往的人群不但将本土的文化习俗带到了沿运各地，而且与当地文化相互撞击与交融，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特色文化。在运河流域，由于商业的刺激，也促进了小说写作与刻书业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均产生于运河流域，其他像《三言》、《二拍》、《金瓶梅》、《聊斋志异》等书籍里的很多场景也均取材于运河沿线城市，描写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这充分说明了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沿线居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天津、德州、聊城、临清、杭州等大城市逐渐兴起了大量的藏书家与刻书家，而书坊、书肆、文具店更是不计其数，甚至连戏曲、杂技、信仰也借助便利的交通条件在运河区域传播与发展，从而使当地百姓的娱乐生活更加丰富与开放，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素养。
运河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中国大运河延续数千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创举。如今运河虽然不能完全通航，但两岸遗留下来的闸坝、钞关、码头、会馆，世代传承的民间艺术与文化习俗却依然在诉说着大运河的功绩与伟大。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利用时间最长、创造价值最大的人工水道，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世界文明史上也非常罕见，所以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是大势所趋与理所当然。2005年，我国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城市规划专家郑孝夑、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首次联名提出中国大运河申遗的呼吁。2006年2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58位政协委员集体响应，提出了《大运河申遗提案》，5月国家公布大运河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后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社会，都对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投入了大量资金，使濒临绝迹的诸多文物得以保存与维护。如今8年过去了，2014年6月，在卡塔尔首都举行的第38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终于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对多年来致力于保护运河的国人是一个回报与收获。但申遗成功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新的形势下，如何更好的保护运河，发挥其历史与现实价值，让其继续造福于运河两岸民众与华夏民族，已成为国家与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不但关系到运河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延续，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事。
首先在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因中国运河申遗包括隋唐运河、明清运河与浙东运河，所以其分布区域非常广泛，需要不同城市之间、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而运河流经地区遗留的河道、水利设施、碑刻、码头、衙署、会馆更是不计其数，如何整合运河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好祖先留下来的这些财富，是一个非常严峻、复杂、繁琐的问题。在当前形势下，运河诸城市除了要大力宣传运河的保护思想外，还要加大对区域社会群众运河知识的普及力度，让普通民众参与到运河的保护、宣传、开发中来，将运河与经济发展、生态平衡、旅游振兴、民生社会密切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全民运动与长期事业。
其次，在运河旅游开发上，要坚持保护为主，开发为辅，不改变运河文化遗产本色与原生态的政策。在某些运河城市，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与布局，往往存在着盲目开发、过度开发、毁灭性开发的弊端，他们不关注运河文化遗产历史价值，更不重视人文环境与文物古迹的协调统一，急功近利，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增长与城市品牌效应的扩大，对运河文化遗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运河申遗的成功，对于沿运城市发展旅游业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何突出地域文化特色，将运河旅游资源与其他资源结合起来，实现经济、生态、民生效益的多重提高，是运河城市面临的重大问题。开发不是毁灭，更不是推翻旧的，建立新的，而是需要科学布局、适度引导、合理利用的长期规划。只有这样，才能让运河旅游开发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最后，2014年6月24日，“京杭大运河城市旅游推广联盟”成立大会在杭州召开，运河沿线18城市积极参与，这对于整合运河旅游资源、强化城市旅游合作、打造运河旅游带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必须看到，运河旅游想要真正搞活与做大，绝非靠一个联盟或运河申遗成功的好机遇就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长期与持久的工作。运河城市因经济发展实力、交通位置、文化环境不同，也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与难题，所以突出特色，体现地域优势，找到与其他运河城市不同的发展思路，做到吸引人、留住人，让城市的魅力不断展现，才能让丰富的运河文化资源真正发挥出其价值。
文字来源：《山东支部生活》 2014年第10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