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丘市清代《铭德记功碑》考释

安丘市清代《铭德记功碑》考释

裴一璞

2013年，笔者在山东省安丘市留山考察“石墙围子”遗址时，在山顶寻访到碑刻一通，名《铭德记功碑》。碑高1.87米，宽0.76米、厚0.25米，原被埋于地下，近年来始被发现，重立遗址旁。因石碑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可辨，成为遗址内最为完整的珍贵石刻。遗址荒芜已久，故石碑少为外界所知，至今未有深入研究。今试对碑文重加辑录，并对碑文反映的事件及文献史料价值进行考释，以就正于方家。

一、碑文

《铭德记功碑》刻于清同治四年（1865），主要内容为安丘留山民众抗击捻军侵扰，在朝致仕官员、本籍士绅李湘棻等人率领下依山筑墙，护卫乡里的事迹。碑文上端镌刻“铭德记功”四字，正文分95行、17列，共591字。迻录如下：

铭德记功

国家至治蒸上，息养兵革，迄于今二百馀年矣。乃辛丑岁杪，英夷犯粤，简帅徂征，云舫李公与其职焉。云翁素有经济，谙兵略，故所往辄奏肤功。一岁三迁，历官漕督。其堂侄尹亭先生，是时主政秋曹，精于吏治，声振邦中。壬子，乞养归田，屡征不起。越辛酉春，南捻扰及东境，遭荼毒者吾邑尤甚。适云翁引退家居，爰备器械，固守留山，而邑西幸赖保全。夫居高临深避兵之,称为上策者也。贼退后，云翁乃以倦勤之故，委任尹亭先生，遂相厥地势，鸠工筑垣，蜿蜒十馀里，若石城之状。不数旬，工已告竣，御敌之策，靡不周备。延至中秋，贼复来扰。远近邻里，扶老携幼，聚集如此，咸恃以为无恐。而先生规度严肃，与赞襄诸君子，明礼义，讲亲睦，罔不帖然服从。历九月初旬，贼又蜂拥而至。于时，众怀义愤，意欲决战。而先生曰：“嘻！贼可击也，而未可以轻。吾辈祗宜保身家，惜性命，诛贼数百人，不足释吾恨；伤吾一二人，愈以滋吾忧。”其慎重之意，与慈惠之心，蔼蔼溢于言表，虽古名将，何以加焉！嗣是贼履我境，莫敢仰视，而数万生灵，安全无恙。此固先生之德化所致，亦可见云翁知人善任之深衷矣。未几，云翁遽捐馆舍，先生亦因瘁染疾，中年谢世。扰攘之际，靡所适从。乃以先生仲兄虞臣总理诸务，井井有条，众咸悦服；又兼云翁长君小舫，从戎十馀年，智勇兼备，更运筹以佐之，殆所谓后先辉映者欤？呜呼！云翁以词部摄戎行，勋业烂如，光昭史册，信足传矣！如先生者，向使命受朝廷，利安社稷，其丰功盛烈，岂不足铭彝鼎而被弦歌？乃遭遇时变，以大材而仅小试，固先生之不幸，而乡邑之受其庇荫者，究何有穷期哉！兹为勒石于山，俾后之览者咸慕尹亭先生之德，而先生之名，亦如兹山而并永矣！故略陈事实，以仿夫岘山遗碑之意云尔。

云舫讳湘棻

尹亭讳莘遇

虞臣印廷遇 优廪贡生、江南知县

小舫印麟遇 恩监生、直隶即补道

貤封文林郎、四川知县、优廪生朱凤翰 譔文

例授修职郎、即选教谕、副贡生孙垣霭 书丹

赞襄山务：郑廷翔、马宛超、聂若海、郑中道、李宗德、李咸中、李荀、李华祝、王崇章、李崧遇、曹松龄、李仁镜、朱凤翰、曹芑丰、李纯福、王登元、李华春、李鸿锡、李鸿举、李德澍、李端遇

匠工 李明

同治四年岁次乙丑六月十三日 立石

二、碑主生平及碑文事件解读

1.碑主生平及事迹

《铭德记功碑》以赞颂李莘遇为主，涉及主要人物有李湘棻、李莘遇、李廷遇、李麟遇四位，四人关系为父子、叔侄、兄弟。关于诸人的生平事迹，因史料记载详略差距较大，以李湘棻最为详尽。据民国《续安丘新志》：“李湘棻，字云舫，道光壬辰进士，选庶吉士，改户部主事，迁员外郎。辛丑，随参赞大臣隆文赴粤，襄戎幕，以功奖知府并戴花翎。壬寅，选授宁国府知府。宣庙诏对称旨，擢太常寺少卿。带兵防堵江北，特命署理漕运总督，寻实授。坚明约束，重运速竣，屡擒巨盗，崔符屏迹。丁母忧归，以里误罢职。咸丰庚甲，忠亲王僧格林沁调赴天津，办营务。旋值捻匪东扰，回籍督办团练，质田募勇，乡人倚重之，卒于家。”[1]新修《安丘县志》后予增补，入“人物传”：“李湘棻（1798—1866），号云舫，夏坡乡夏坡村人。二十岁乡试得副榜，后在辛庄子教义学，边教边学，攻读三年，第二次乡试中举人。1832年（道光十二年）中进士，钦典翰林院庶吉士，后授户部主事，升员外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英国侵略军在广州寻衅扰乱，李湘棻随从参赞大臣隆文赴粤处理有关事宜。因襄赞军机和参战有功，奖以知府衔，并赏戴花翎。授湖北勋阳府知府，旋改为宁国府知府。后升任太常少卿，会同总督麟庆办理淮安、扬州一带防务，亲自带兵防堵江北。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代理漕运总督时，为防外国侵犯，先后三次奏陈大江南北的防务部署。道光帝阅其奏折后，一夜三传入宫，甚赞其议，实授漕运总督，兼任督察院右副都御史。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春，湘棻回乡料理母丧，被御史袁甲三参奏，以贻误国事被罢职。1853年（咸丰三年），起用他帮办团练，赏还原漕运总督衔。1854年（咸丰四年）二月，因防御太平军不力，又因单衔由驿奏事不合章程，清廷再次予以罢职，遣送边疆服苦役。僧格林沁亲王竭力保奏，准暂留其营，经营日照合山矿务。1858年（咸丰八年），调赴天津，因增修炮台，加强海防，以御英、法侵略有功，赏四品顶戴，赏还花翎。1866年（同治四年），湘棻奉命回籍督办团练防御捻军，不久病卒。恩赏二品封典，诰授资政大夫。”[2]

李莘遇，为李湘棻之侄、兄李湘茝之子：“李湘茝…子莘遇，字尹亭，道光丁酉拔贡生，刑部七品小京官迁主事。咸丰辛酉，捻匪肆扰，莘遇在籍，率乡人筑堡于刘山，依以免难者数万人。”[3]李麟遇为李湘棻长子：“李湘棻…子麟遇，字小舫，恩监生，官晋州知州，调景州，从忠亲王剿贼于连镇，充翼长。又奉调赴楚北军营，迭膺奖擢，免补知府，以道员归，直隶候补并加按察使衔。”[4]李廷遇仅见于《铭德记功碑》，由“乃以先生仲兄虞臣总理诸务，井井有条，众咸悦服”来看，他是李莘遇的二兄。

2.碑文所述事件解读

《铭德记功碑》主要介绍了咸丰十年（1861）安丘西南民众在留山建造“石墙围子”抗击捻军侵扰的过程，故碑文所述内容与捻军在山东的行动相关联。咸丰六年（1856）初，豫、皖两省五州县众捻首领请张乐行赴安徽雉河集（今涡阳县城）会盟，建大汉国。[5]捻军建立后，活动范围主要在淮河以北，以与太平军南北呼应。山东成为捻军活动的重点区域，“顾山东兖、沂、曹为西三府，频年备捻，民渐知兵，堡塞日多，野无庾积；东昌在黄河之北，武定海隅斥卤，非贼所心艳；济、泰二府大军所萃，不能任其蹂躏；惟青、莱、登为东三府，久未被兵，家给人足，户有盖藏，民情朴茂，兵倍久驰，贼中知之久矣，奸民每为贼向导，所遣间谍不下数十辈云”。[6]安丘所在的青州府因地方富庶、人不知兵屡次成为捻军侵扰的地方。

咸丰十年（1860），捻军尖子黄旗旗主张敏行等自淮北率四万馀众开往山东，“绵亘六十里，兵声火绝，数百里皆震。”[7]消息很快传至安丘，同年“三月，知县陈用衡至，夏五月，谕士民团练，城内外共十馀团。”[8]李湘棻等人大约此时得到兴办团练、集民自卫的命令。次年二月，捻军由戴庙、安山渡过大运河东岸，直插山东腹地。[9]该月捻军行至安丘，攻破县城，官民被杀者众多：“春二月，捻匪陷城，时城垣久圮，议修未果，月之二十三日贼至，官民奔避，城遂不守。贼踪遍及四境，焚杀掳掠，越六日乃去。知县陈用衡遇害于雷家沟；把总石万魁拒贼于三山，死之；景芝县丞李辉卸印未去，亦死焉；绅民妇女殉难者各数千人。…三月修城，时遭寇乱，故谋易集，四乡亦各起坞堡御贼。”[10]故碑文所言“越辛酉春，南捻扰及东境，遭荼毒者吾邑尤甚”，亦可知留山团防的建立正在此时。八月捻军途径安丘留山，百姓奔入“石墙围子”避难。捻军在此遇阻，遂避开留山再攻县城，“八月捻匪再至，二十一日辰刻，贼至南登印台下窥城，城上发炮击之，始退。是夜，贼焚南关、西关，次日黎明遂北去。”九月，捻军由潍县再至安丘留山，碑文载“历九月初旬，贼又蜂拥而至”。一年之内，捻军三次侵扰留山，面对捻军的挑衅，李莘遇主张稳固坚守的策略，由碑文可知民众修建“石墙围子”的初衷仅限于自保。在留山民众抗击捻军中，石墙的防御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数万生灵免遭屠炭。由碑文看，大约在捻军撤退后不久，李湘棻、李莘遇叔侄相继去世。因捻军仍在山东境内流动，留山民众遂共同推举李莘遇的二哥廷遇主持山务。李湘棻的长子李麟遇先前曾在忠亲王僧格林沁手下充当翼长，从军十馀年，熟悉军务，前来辅佐。在李氏家族的率领下，留山“石墙围子”团防得以坚持下来。

为纪念这段时期安丘民众在李湘棻、李莘遇等人率领下兴办团练、建造石墙、抗击捻军的事迹，同治四年由朱凤翰譔文、孙垣霭书写的《铭德记功碑》在山顶树立。石碑除了介绍李氏家族的重要贡献外，还列举了二十一位赞襄山务的人员，其中依然不乏李氏家族的成员，如李崧遇、李端遇等人；即使刻碑的匠工也有交代，使后人能够更清晰这段历史。

三、碑刻文献史料价值

1.弥补史书文献记载的不足，并可与相关史料互证

对安丘“石墙围子”的记载，民国《续安丘新志》仅仅提到：“旋值捻匪东扰，（李湘棻）回籍督办团练，质田募勇，乡人倚重之”；“咸丰辛酉，捻匪肆扰，莘遇在籍，率乡人筑堡于刘山，依以免难者数万人”。而《铭德记功碑》不仅详细介绍了李氏办理团练、兴修石墙的过程；并且对民众凭借石墙抗击捻军侵扰的史实也一并做了介绍。另外，关于李湘棻等人的传记，《铭德记功碑》亦可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如史书并未提及李廷遇及李麟遇兄弟经办留山防务，相关记载仅见于该碑。对“石墙围子”的建筑格局，人员分工配置，史书也未提及，唯有碑文做了详细介绍。该碑在安丘所修的历届县志中均未提及，也不见于其他书籍记载。因此，它对于了解捻军在安丘的活动及民众抗捻的历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显得弥足珍贵。

此外，《铭德记功碑》还可用来与相关文献互证。如关于李湘棻为官的生涯，“乃辛丑岁杪，英夷犯粤，简帅徂征，云舫李公与其职焉”，可与《续安丘新志》中“辛丑，随参赞大臣隆文赴粤，襄戎幕”相印证。通过互证，可知“简帅”正是指隆文。隆文，“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红旗人。道光中，…偕奕山督师广东，意不相合，甫至，病，忧愤而卒，谥端毅。”[11]可印证文隆确在中英鸦片战争期间赴粤处理防务。此外，在《清史稿》中载有李湘棻的三条记载：“（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辛巳，以李湘棻署漕运总督。…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子，命李湘棻会同耆英筹办江北善后事宜……九月甲午，命李湘棻以三品顶戴署漕运总督。”[12]《续安丘新志》亦言李氏“特命署理漕运总督，寻实授”。可以确认李湘棻在留山举办团练，是以三品致仕官员的身份召集民众。同时亦可知李湘棻在隆文逝后，又跟随耆英筹办江北防务，“耆英，字介春，隶正蓝旗。…（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粤事急，…调耆英广州将军，授钦差大臣，督办浙江洋务。”[13]李湘棻以办理江防有功，实授三品漕运总督，碑文中“云翁素有经济，谙兵略，故所往辄奏肤功。一岁三迁，历官漕督”可与互证。对李湘棻的去世，地方志载“卒于家”，碑文言“云翁遽捐馆舍”，印证了方志的正确。对李麟遇的从军及官衔，地方志载“又奉调赴楚北军营，迭膺奖擢，免补知府，以道员归，直隶候补并加按察使衔”，碑文中“云翁长君小舫，从戎十馀年，智勇兼备”、“麟遇，恩监生、直隶即补道”亦可与之互证。

2.为研究清代山东捻军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铭德记功碑》除文献价值外，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山东捻军史的研究，是研究全国捻军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因为东捻军是在山东遭受重创后（由数万锐减至千余）不久即在扬州覆灭，西捻军则完全是在山东境内被清军歼灭。但目前涉及山东捻军的史料多见于学者编著及地方志书中，如清人张曜的《山东军兴纪略》、民国《续安丘新志》等，而具有文献价值的实物资料则较为少见。《铭德记功碑》是安丘留山民众根据抗捻亲身经历而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所记载的史实可视作山东甚至全国地方民众应对捻军侵扰的一个缩影。从碑刻记载的民众扶老携幼躲避捻军的情况，可以窥探当时北方民众对捻军的态度。捻军是以获得生活资料为斗争目的结捻而起，没有斗争纲领和明确的政治目标，为获取更多生活资料才组织起来向外地“打粮”，这就决定他们的斗争矛头不是指向封建统治阶级，而是指向当地或外地的富户[14]。捻军的斗争目标使他们很难得到北方民众的支持，长期孤军流动作战，最后难免失败。《铭德记功碑》生动记载了安丘西南民众在封建官绅的领导下，对捻军侵扰地方所怀有的敌视和畏惧之情。这种真实写照反映了当时捻军对地方的破坏以及民众的应对，对研究山东捻军史提供了地方舆情的重要参考。同时，碑文所反映的史实，也可作为研究山东捻军史的个案分析，以实物资料的形式使其更具真实性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