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楠、胡克诚
[提 要]“沉粮地”前身是清康熙、乾隆时期的“沉地”、“沉田”、“水沉地亩”或“水深难涸地亩”，民国初年始见“沉粮地”的称谓。“沉粮地”是官方认定的免税地，乾隆中期两次豁免赋税，赋予了其法定免税的财政属性。与“沉粮地”相对的是“缓征地”，后者虽未经认定，仍保有纳税之名，但实际上也不纳税。“沉粮地”的形成深受黄运地区水环境变迁以及国家漕运政策、河工建设等因素的影响，其形成过程与南四湖的塑造过程同时进行，由此而发生的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都是适应这一地区生态系统变化的结果。
山东西南部的南阳、昭阳、独山、微山四湖，总称南四湖，但直到清代才连成一片。这一湖面扩展的过程，伴随着大量农田的淹没，造成了济宁、鱼台境内大片的“沉粮地”。关于“沉粮地”问题，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侯仁之的硕士论文《续<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将其作为一条重要史料从济宁地方志中摘录列出。[1]1980年代初，邹逸麟《从地理环境角度考察我国运河的历史作用》一文也对“沉粮地”略有提及。[2]后来，部分关于山东灾害史的研究中亦间有论列。[3]但总体而言，学界尚未有关于南四湖沉粮地问题的专门研究成果。
实际上，沉粮地的演变可看作是鲁西南、南四湖地区乃至整个黄运地区环境与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沉粮地”的演变过程以及与南四湖关系等问题，不仅有助于厘清该地区人地关系的特点、加深对黄运变迁问题的认识，还可为当前的地域开发、南水北调、移民搬迁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提供借鉴。基于此，本文借助清代档案奏折以及学界利用不多的《山东南运湖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山东南运湖河水利报告录要》、《山东南运湖河工程计划书》、乾隆《鱼台县志》等文献资料，[4]并辅以有关南四湖移民村落的实地调查资料，拟在复原沉粮地由良田到泽薮演变过程的基础上，探究水环境变迁影响下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从“沉地”到“沉粮地”
“沉粮地”是一个极具地域特色的概念，全部坐落于大运河以西的山东济宁、鱼台两县[5]。《山东南运湖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明确提到：“济宁、鱼台境内沉粮地亩，旧系民田，因地势低洼，被水侵占，不能得土地之收益，于是地主请求国家免其赋税。迄今百余年，水患愈演而愈剧，此数千顷民田，愈无恢复之希望，人民抛弃所有权，已成习惯，即此一端，国家与人民两方损失，殆有不可胜言者矣！”[6]可见“沉粮地”不仅是一种位于济宁、鱼台境内的“水淹田”，而且这种“水淹田”是“国家免其赋税”的。
与“沉粮地”常并列出现的是位于运河东岸的“缓征地”。[7]通过对二者的比较，有助于加深对“沉粮地”概念的理解。
其一，“沉粮地”与“缓征地”均为水淹地亩，分别位于运河两侧，坐落位置存在差异。《山东南运湖河第一届报告书》以及《山东南运湖河水利报告录要》关于水利规复及受益田亩的调查中提到，沉粮地、缓征地统称作“积浸田亩”，主要分布在济宁、鱼台、东平、东阿四个州县，济宁“有沉有缓”，鱼台“有沉无缓”，东平、东阿“有缓无沉”。其中济宁、鱼台两县共沉粮地340364亩，缓征地333600多亩，合计673966亩，[8]拥有全部的沉粮地以及绝大多数的缓征地。其二，“缓征地”面积总体上多于“沉粮地”，这些土地雨季淹没、旱季涸出，“惟中岁收麦一季，甚旱可望有秋，潦则并麦亦无，十年之中常缓征六七年，缓征岁亦不同，故无确定数目。”[9]不过单就济宁、鱼台而言，沉粮地更多一些。其三，“例缓之地犹可按籍而稽，告沉之田已无存卷可考”，相比缓征地而言，沉粮地由于多年无法涸出，遂被“抛弃所有权”，[10]最终成了无主之地的代名词。其四，“沉粮地”与“缓征地”最突出的特征体现在税赋方面的差异，“济宁、鱼台境内沉粮地亩，旧系民田，因地势低洼，被水侵占，不能得土地之收益，于是地主请求国家免其赋税”[11]。“缓征之地尚有纳赋之名义，但不实行耳，主户亩数官册可征；其余沉粮地告沉，蠲赋远在前清乾隆年间，距今百五六十年，浸水既久，无利可资，主户变迁，无从究诘，殆已成为无主之公田”。[12]也就是说，“沉粮地”是官方认定的免税之地，“缓征地”尽管未得到明确认定且仍有纳税之名，但实际上也不纳税，二者“同在停征之列”，以至于后人“遂将沉缓两种地亩混成一类”。[13]
“沉粮地”一词的英文翻译也有助于加深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前文提到的《山东南运湖河水利报告录要》是山东南运湖河疏浚事宜筹备处第一、二届两届报告的中英文对照缩写本，作者慎重对待“汉英互译，名词文义良费斟酌”。关于“沉粮地”的英文翻译，除了直接音译为“Ch,en Liang Ti”外，多被译作“swamp”（沼泽；湿地；困境；淹没、浸没、使陷于困境；使忙于应付）或“inundated land”（泛滥地区、淹没地区），尤其前一种用法“swamp”最普遍，例如卷首所附“济宁鲁桥间运河附近之沉粮地”，其英文翻译即是“swamp along Canal between Tsining and Lu Chiao”[14]。与沉粮地（inundated land）相对的缓征地则被译成“exempted land”。其英文原意分别是，“淹没地”和“豁免、免税地”。结合前面的论述，本文认为这一翻译既突出了沉粮地（inundated land）与缓征地（exempted land)免税的共同特征，也表明了“沉粮地”完全沉入水底、难以涸出的特点。
综上所述，“沉粮地”的概念兼具三层含义：一是专指南四湖西岸济宁、鱼台境内的一部分水淹田；二是指被湖水淹没，暂时失去生产能力，但尚有涸出规复收成可能性的区域（如无涸出规复的可能性，或放弃了这种希望，则沉粮地就变成南四湖的一部分，不再称“地”了，这也是今天南四湖区不再有“沉粮地”的原因）；三是国家明文规定的享有免除赋役责任的灾田，与之相对的是南四湖东岸的“缓征地”。免税的财政属性是“沉粮地”更本质的特征，“沉粮地”中的“粮”突出的是税田的纳税责任，“沉粮”即表明纳税责任因田沉入水而取消，并非仅仅字面意义上的粮食被淹没。故民国时期，潘复等人测绘沉粮地、缓征地的直接目的便是通过排水恢复土地的纳税能力，以增加国家或地方财政收入。因此，有学者认为“沉粮地”中的“沉粮”是指良田上已成熟、快要收割的禾粮，被急骤而来雨水淹没的看法，是“望文生义”。
上文“沉粮地”概念既已明确，但概念具体出现于何时，还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目前一些有关南四湖的研究成果中，认为“沉粮地”一词出现于乾隆中期，并注明资料来源是乾隆四十一年陆耀编辑的《山东运河备览》，[15]但笔者查阅《备览》全书，并未发现“沉粮地”字样。进一步检索后发现，上述研究者并未直接参阅《备览》原书，其谬误乃间接引用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所致。该志书中有一段关于南阳湖形成过程的记载，并在文字最后注明“《运河备览》”字样：
南阳湖，旧在鱼台县境内，今则兼及州境。北面旧横坝在鱼台境，康熙二十三年，知州吴柽筑，横亘运河、牛头河之间，长一千二百六十丈，所以防湖水北泛者。乾隆间，湖已北溢。二十年，复于旧横坝之北筑新横坝，东起州境鲁桥、枣林闸北，运河西岸，西至秦家庄，长约六里余，南距旧坝约五里余。近时水泛滥益北，两坝俱毁，与运河、牛头河之溢水合，北抵石佛闸，西逾牛头河，面积大十余倍，所谓沉粮地也。地产鱼，又多野鸭，居民鱼猎以资生计，舟船大器皆所素习，故咸丰时尝结团拒匪。湖无垦田，惟于种苇之地，每亩岁取百文。
其南阳湖受金、单、曹、武等县坡水入湖。
《运河备览》 [16]
如不仔细核对原文，乾隆二十年后即出现“沉粮地”的说法，似乎并无不当。但细查《山东运河备览》“南阳湖”条可发现，地方志所引实际上仅最后一句“（南阳湖）受金、单、曹、武等县坡水入湖”。也就是说，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作者注释的《山东运河备览》，仅指上文最后下划线部分，而非整段文字，引文之前均为县志作者的叙述，故“近时水泛滥益北，两坝俱毁，与运河、牛头河之溢水合，北抵石佛闸，西逾牛头河，面积大十余倍，所谓沉粮地也”中的“近时”，并非紧接“乾隆二十年”，而指作者生活的“清末民初”。笔者遍查现存的康熙、乾隆、道光、咸丰四部济宁州志和康熙、乾隆、光绪三部鱼台县志，各种相关资料中仅发现“沉地”、“水沉地”、“水深难涸地”等名称，均未见有“沉粮地”三字。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中也指出，“沉粮地，前志只载‘水深难涸地亩’，未经分析”[17]。
实际上，“沉粮地”的称谓直到民国初年才正式见诸潘复的《报告》。该报告借助较科学的勘探测绘技术，绘制了详细的济宁、鱼台沉粮地地图。《报告》中的沉粮地资料也为后来纂修的地方志所参考。十二年后的民国十六年（1927年），曾任济宁地方官的潘守廉、袁绍昂等人编纂的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和民国《济宁县志》即列有沉粮地相关内容，两部方志卷首所附“舆地图”中均有“沉粮地”字样。其中，民国《济宁县志》“济宁县境全图”中有“沉粮地”的地界范围（图2），[18]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食货志》则详细记录了济宁、鱼台沉粮地内的村庄和人户，并附“按语”加以说明：
兹查济宁南牛头河、北牛头河、张家堰、谭村寺、师庄五地方四十村庄，计地三百九十六顷七十九亩，及鱼台县地五百九十五顷，于乾隆二十四年告沉。济宁前五地方，并杨郭庄、石佛、新店、新闸、仲家浅、鲁桥、枣林十二地方，四十四村庄，计地九百六十八顷四十八亩；鱼台县地一百零三村庄，计地七百零八顷八十七亩，二十六年又复告沉。三年内，济宁告沉地八十四村，一千三百六十五顷二十七亩，鱼台共沉地一千三百零三顷八十七亩，通共沉地二千六百六十九顷十三亩。[19]
在志末“跋文”中，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的作者还特别强调将“沉粮地”问题列入方志写作的重要意义：“然戎事既息，而泛滥告灾，一州三属，时忧昏垫，官吏困于图维，乡人之通达时务者，穷于擘画，其患终未有艾也！……至于今日数百里之地沦为泽国，且为扁仓莫拯之痼疾也！呜呼！观吾州之《续志》，亦可以考见沉灾之本末矣！”[20]
二、“沉粮地”与南四湖的消长
“沉粮地”的形成与演变，与南四湖的消长密不可分。关于整个南四湖形成过程的研究，学者关注较多，[21]但对于“沉粮地”与南四湖消长的关系则少有关注，而且对于其中南阳湖的形成过程多语焉不详，远不如昭阳、微山、独山三湖清晰。
（1）明后期的南四湖与水沉田地
南四湖是昭阳、独山、南阳、微山四个湖泊的总称。该湖区原为泗河沿线的一片低洼地带，元代开挖大运河后，泗河成为运河河道，不过当时大片的湖泊景观尚未出现。据《山东运河备览》等史料记载，四湖中最早出现的是昭阳湖，其前身是元代的刁阳湖，该湖初现时范围很小，周回不过五到七里，位于南阳镇以南，留城以北。明初，昭阳湖达到十余里，永乐九年（1411年）宋礼重开会通河，设南旺、安山、马场、昭阳四大水柜济运，昭阳湖迅速扩大。到弘治年间，周回达80余里。嘉靖五年（1526年）黄河溃决，灌昭阳湖，湖面进一步扩大。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朱衡开凿南阳新河时，昭阳湖北面已接近鱼台县的谷亭镇，与孟阳泊会合。
其次出现的是独山湖，该湖由滕县、鱼台等地泉水汇聚而成，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开凿南阳新河后，运道移至南阳、昭阳两湖以东，新运河以东州县山水被阻隔，逐渐潴水成湖，因最初聚于独山脚下，故称独山湖。由于该湖又位于南阳镇以南，因此一段时间内也叫南阳湖[22]。至隆庆二年（1568年），独山湖建湖堤30余里。据研究，独山湖形成之初，面积不大，明正统至嘉靖末年，与阳澄湖合而为一，达到“周回七十里”。嘉靖末漕运新渠开凿后，独山湖被隔在运河东岸，汇聚东面山区的坡水，面积迅速扩大，清初达到近二百里。[23]
再就是微山湖的出现。明弘治至嘉靖年间，受沙河、漷河、薛河等淤垫影响，微山岛周围出现了赤山、微山、张庄、吕孟、武家、黄山等独立的小湖泊。万历十九年（1591年）大水，微山湖湖面一度扩张，夏镇至留城一段运道河湖不分，行船艰难。“东则微山、吕孟诸湖，西则马家桥、李家口一带，汇为巨浸，牵挽无路，军民船只栖泊无所。工部主事余继善采伐官民树株，架木桥20余里，暂得牵挽。”[24]为“避留城一带之湖水”[25]，总河潘季驯主持改开李家口河，但不久“徐、沛、鱼、滕诸郡邑雨涝大作，泉湖湓溢，汪洋滔天”[26]，漕运新渠很快为积水所困，李家口河最终淹没于湖中。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黄河大决单县苏家庄及曹县，冲溃沛县四铺口太行堤，灌昭阳湖，入夏镇，横冲运道，“鱼台一县，沦为水国矣。十五社之地，存者一舍有余，八千余顷之田，存者不及千顷，而环城之水高于城者二三尺，堤防垂坏，旦夕不支”。[27]万历后期泇河开成以后，微山湖成为泇河的主要水源，为“两省第一要紧水柜”。[28]到清朝初年，赤山、吕孟、微山、张庄、武家等小湖泊，上承南阳、昭阳两湖汇集而来的水，逐渐连成一片，北至夏镇，南至茶城，凡郓城、嘉祥、巨野、鱼台、金乡、城武、曹州、定陶、寿张、阳谷、曹、单各州县之沥水皆汇于此，成为兖、徐间一茫茫巨浸。[29]
南阳湖出现最晚，其前身是元代的孟阳湖。南阳湖得名并取代之前的孟阳湖，当因南阳闸的修筑。[30]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因引黄济运，牛头河下游淤积严重，导致了南阳湖雏形的初步形成。南阳新河开成以后，遇山水东突，则以南阳湖为潴蓄之池，增加了湖水来源[31]。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黄河决单县苏家庄，北灌南阳，“鱼台、济宁间平地成湖”[32]，鱼台至济宁间出现了农田沦入水中的情况。不过总体而言，南阳湖当时尚未真正成为固定的湖泊，湖泊与水沉地的关系仅是暂时的，导致湖面暂时扩大的突发事件对周围耕地的影响有限，且湖面主要限于南阳镇以南的鱼台县境内。“南阳湖”名字的出现时间和正式的“南阳湖”出现时间是不同的，后者当晚至清康熙中期以后。
（2）清康熙间的南四湖与水沉田地
清朝初年，统一的微山湖已基本形成，不过由于形成不久，仍习惯沿用各湖原有名称。据康熙十九年（1680年）成书的《山东全河备考》记载，“鱼台、沛、滕、峄县接境诸湖”共计14个，分别为昭阳湖、枣庄湖、李家湖、郗山湖、微山湖、吕孟湖、张庄湖、韩庄湖、独山湖、马肠坡湖、常阜湖、平山湖、白山湖、白浴湖。该书同时也指出，以上诸湖虽名称各异，但各湖泊之间实际并无限隔，北自南阳坝，南至徐州利国监，绵延200余里，其中最大的是昭阳湖，[33]周围达180余里。[34]
清朝初年，南阳湖仍尚未形成独立湖泊，顺治间谈迁《北游录》中仍有“独山湖，即南阳湖也”的说法[35]。当时鱼台县以东仅有独山、昭阳二湖，分别位于南阳新河的东西两岸，直到康熙中期以后，南阳湖水面不断扩大，向北扩展至济宁州境内，大水经久不退，使得大片粮田长期浸没于湖水之中，难以涸出。
康熙中期南阳湖的扩大与牛头河有直接关系。牛头河下游在鱼台西北塌场口入运，南旺以南宋家洼之水以及济宁以南洼地之水都经牛头河泄入昭阳湖。后来随着谷亭、塌场口一带河道的堵塞，济宁南乡一带水面不断扩大。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济宁知州吴柽在运河与牛头河之间修筑了一条1260丈的大坝（旧横坝），以防昭阳湖水北泛。拦河坝的修筑虽保护了济宁南乡的耕地，却导致湖水水位逐渐抬高，积水在横坝以南的区域蓄成了较高水位的南阳湖，沿湖州县农田庐舍被湖水吞没。[36]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又于济宁县境西北疏挖了新开河，自钓鱼嘴与牛头河会，同注谷亭，西部坡水顺河注入南阳湖，使湖面不断扩大，周围40多个村庄及大片良田化作“沉地”，南阳镇遂被包围在水中。为加强南阳镇与鱼台本土的联系，康熙三十年（1691年）知县马得祯修筑马公桥一座，“为鱼邑往来要道”。[37]十几年后，大水仍未散去，到济宁任职的张伯行在《居济一得》中提到，“济宁、鱼台等处，无论旱潦，田沉水底，数十年不能耕种。余到任后，闻之骇然”，“济宁东南及鱼台等处田沉水底已经十数余年矣”，“济宁南乡一带，地势洼下，迩来叠罹水患，有地不尽耕种，县罄吁嗟，哀鸿甚悯，皆因杨家坝开通放水，不入马场济运，而径经由运河转至南阳湖，南阳一湖不能容纳，遂漫入南乡一带，是以民田受淹。”[38]
（3）清乾隆间的南四湖与水深难涸地
自康熙后期至乾隆初年，短短数十年间，南阳湖湖面随着济宁、鱼台水沉地面积扩大而急剧扩张。乾隆十年(1745年)，南阳湖湖水越过旧横坝北漫，淹没济宁南乡谭村寺、张家堰、枣林等40余个村庄。[39]现存的“名传后世”碑（俗称“沉粮碑”），真实地记载了这一“良田成泽国”的过程。[40]因“横坝不能阻水”，为防止南阳湖水的扩大倒漾，乾隆二十年（1755年），又于旧横坝之北五里牛头河和运河之间再筑一新横坝。新坝东起鲁桥南、枣林闸北运河西岸，西至秦家庄，长约6里。[41]
乾隆二十一至二十二年（1756-1757年），黄河于苏鲁交界的孙家集决口，河水漫入微山湖，殃及运河，致“河湖倒漾”，济宁、鱼台等处“洼地秋禾被淹”（图3），鱼台、金乡、济宁、峄县、滕县五州县各村庄“民房被淹，多有倒塌”。[42]徐州荆山桥淤垫，南阳、昭阳、微山等湖水无处宣泄，泛涨异常，于是政府开挑伊家河，添建韩庄滚水坝，疏浚荆山桥河道。经过治理，“东省滨湖洼地，凡为异涨所淹者，尽皆涸出”[43]。二十三年，又于微山湖南筑拦黄坝，但不久济宁、鱼台等地再遭水患，导致“湖益壅，于是遂有二十四年告沉之事”[44]。
对于“实在水深难涸”的田地，乾隆二十四、二十七两年，经抚臣阿尔泰奏明，豁除济宁、鱼台二州县水沉田地共2600余顷，其豁粮地内计水淹村庄200余处。[45]其中，济宁“除水深难涸地亩一千三百二十三顷五十六亩三分三厘有奇，内一则地五十八顷四十八亩一分七厘有奇，二则地一千二百六十五顷八亩三分三厘有奇”。[46]鱼台两次分别“豁沉地五百九十五顷八十二亩九分三毫”和“豁沉地七百八顷八十六亩六分四厘”[47]，使得该地区的田赋数字发生了变化。因此后来编纂乾隆《鱼台县志》时，不得不重新修订与前志不符的数据，该志《凡例》称，“田赋自乾隆二十四年详豁沉地后，其地丁额征及起运各款与前志不符，今以现行条例列于前，旧志所载附于后备考，尊时制也。”[48]由此可知，济宁、鱼台境内的“沉地”赋税虽在康乾时期多次获得缓征和临时性蠲免的优待，但在地方财政统计上，仍负有纳税责任，所以说清康乾时期“沉地”、“沉田”、“水沉地亩”、“水深难涸地亩”等概念最初仅是直观描述一个事实和结果，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和二十七年（1762年）清廷两次批准豁免济、鱼“水深难涸地亩”赋税，明确免除了相应的纳税责任，才赋予了它法定免税的财政属性。
乾隆间新横坝再加上康熙间知州吴柽所筑旧横坝，马公桥以北共有两座土坝。新旧土坝的建设导致“北界（济宁）州境横坝，南则马公桥”之间的南阳湖湖面抬高，使得建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的马公桥深受其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知县冯振鸿重修马公桥，增加十七孔以便泄水。到乾隆二十八年，因微山湖泄水不畅，再加上曹、单、丰、沛一带将顺堤、耿家二河开通入湖，湖内受水量增加，“大水漫及，洼地益广”。巡抚崔应阶建议疏浚荆山桥河，“使湖水得以畅流，东省滨湖洼地固有裨益……而江省铜、沛二县水淹地亩亦可涸出”[49]，清政府遂差大学士兆惠赴荆山河查看形势，估工挑浚。数月河成，“沉地尽涸，居民咸赖”[50]。
乾隆二十七年，山东巡抚阿尔泰所上“奏为济鱼二州县积水难涸应征钱粮漕米请豁免事”奏折附图中，即已绘出“南阳湖”字样，为马公桥以北至旧横坝间的水域（图4）。[51]这也是目前所见地图中“南阳湖”三字的最早记录。[52]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鱼台知县冯振鸿开南阳岔河以宣泄西北坡水，因牛头河水自此由岔河注入南阳湖，使得济宁西南一带村落“皆潴而为湖”[53]，湖面扩大，周围9里有余，[54]遂成一处“长桥卧波”的新景观。因此，在乾隆二十九年所修的《鱼台县志》中，也相应出现了“南阳湖”的名称：“南阳湖，在县东北五十里，牛头河、新开二河水之所汇也。东距运堤，西畔广运闸柳沟诸村，北界济宁横坝，南则马公桥也。过桥而南即昭阳湖，约长四里许，周九里有余。每秋涝水积，河湖一片，广运闸诸村俱淹没焉。按，南阳湖旧志所无，今已汇为巨浸，故续入焉。”[55]而此前康熙年间张鹏翮《治河全书》所附《运河全图》中仅绘出独山、昭阳、微山三湖，不见南阳湖。[56]康熙三十二年所修《鱼台县志》中，南阳湖也仅为独山湖的别名[57]。
（4）清嘉道后的南四湖与沉粮地
嘉庆元年（1796年）六月十九日，黄河决于丰县六堡高家庄，河堤浸塌，掣溜北走，由丰县遥堤北赵河分注昭阳、微山各湖，于是开蔺家坝放入荆山桥河。嘉庆二年（1797年），在乾隆二十八年疏浚荆山桥河道的基础上，进一步疏浚，以开通微山湖湖水流路。涨水被泄出后，湖水下降，“沉地旋涸”[58]。但时隔不长，蔺家坝筑堤，使微山湖再塞，湖水无法泄出。
据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湖潴》记载，道光五年之后，“湖水泛益北，两坝俱毁，与运河、牛头河之溢水合，北抵石佛，西逾牛头河，面积扩大十余倍”，于是重修了南阳湖横坝，遂造就了“桀阁跨河”的壮丽景观，被列为“鱼台十景”之一[59]。道光八年（1828年），又重新修筑南阳横坝。咸丰元年（1851年），丰县河决，复灌微山湖，泛滥北上，“涸地再沉”[60]。咸丰五年，黄河决铜瓦厢，运河被拦腰截断，沿途“诸湖悉淤”，但河工人员仍采取江南淮安地区“蓄黄刷清”的策略，以便接济河道淤积严重的泇河，使得微山湖常年蓄水丈余，湖面扩大，沉粮地无法涸出，故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评价称：“盖自嘉庆二年自今一百二十六年，荆山湖永不再浚，蔺家坝永不再开，而济宁鱼台之沉粮地亦永不再复。即从咸丰元年计之，亦已七十二年矣！近闻水中洲渚尚有孑遗，植苇捕鱼，自谋生活，间遇亢旱连年，地亦时出，农民不肯弃地，犹思及时种麦，以冀幸获。然必次年再旱，始得丰收一季。稍遇微雨，上游水来，则并籽种、资力而悉丧之。其后谋开稻田，卒无成效。”[61]
（5）民国初年的南四湖与沉粮地
民国初年，淹没大片粮地而形成的浅平湖泊南阳湖，往往不能容纳丰富的来水，遂下泄至南面诸湖。李大镛《河务所闻集》总结道：昭阳湖上承南阳湖水并济宁、鱼台、金乡、单县、曹州、定陶等州县坡水，下达微山湖；微山湖承昭阳、南阳诸湖及金乡、单县、曹州、定陶等州县坡水，汇成水柜，由韩庄湖口双闸宣泄，以济韩庄南八闸和江南邳州、宿迁一带运河。[62]水灾往往扩展至南阳、昭阳、独山三大湖区。据民国初年潘复《报告》中所列《调查南运湖河范围积浸田亩数目表》，三大湖区共有沉粮地33000余亩，例缓地30000余亩，其中济宁、鱼台地势毗连，沉粮、例缓互相错杂，且济宁面积多于鱼台。[63]济宁、鱼台沉粮地范围广大，涉及两个地区的近200个村庄，其中济宁告沉南牛头河、北牛头河、张家堰、谭村寺、师庄、杨郭庄、石佛、新店、新闸、仲家浅、鲁桥、枣林十七个地方的84个村庄，合计土地1365顷27亩；鱼台告沉103个村庄，合计土地1303顷 87亩。[64]
表1 调查南运湖河范围积浸田亩数目表
| 县别 | 坐落地址 | 面积方里 | 积浸田亩 | 免征 | 银以洋元计 | 水量 | 受灾原因 | |
| 沉粮 | 例缓 | 豁免 | 缓纳 | |||||
| 济宁 | 县东南境运河东西两岸 | 700 | 200000 | 178000 | 13928.00 | 2413.72 | 三尺 | 运河失治泗水宣泄不及每致泛滥 |
| 鱼台 | 县东境南阳昭阳独山湖畔 | 500 | 130469 | 125429 | 89.55 | 7231.12 | 二尺五 | 湖多淤垫众水无泄路历年受灾 |
三、沉粮地形成以及难以涸出的原因
南四湖所在的黄运地区，水系地貌深受黄河决徙泛滥的影响，自然环境常遭人为治河保运活动的干扰。上文叙述表明，“沉粮地”的形成与南四湖的塑造过程同时进行，因此影响南四湖形成的因素即“黄河泛滥、运河的改道及人工对运河的运作关系”[65]，同时也是影响沉粮地形成的因素。此外，还有影响沉粮地身份确认的政府“免税”的特殊因素。
1、黄河等自然河流决徙泛滥的影响。南四湖地区的黄河河患“始汉瓠子，横溃于宋，糜烂于元明”[66]。明嘉靖后期，河患自河南境内移至山东和江苏，集中在南四湖地区的曹县、单县、沛县和徐州等地，造成了大片沙地、沙丘和岗地、洼地。清康熙中期，牛头河下游在鱼台西北塌场口入运，南旺以南宋家洼及济宁以南洼地之水经牛头河泄入昭阳湖。至乾隆初期，微山湖已汇成一湖，[67]成为众多河流汇聚之区，湖东注入的主要有洸河、泗河、沙河、城河、薛河等，湖西注入的主要有赵王河、洙水河、万福河、大沙河等。乾隆中期，黄河于苏鲁交界的孙家集决口，河水漫入微山湖，济宁、鱼台等处，“洼地秋禾被淹”。[68]历任山东巡抚的奏报表明，乾隆十年至二十三年前后，济宁、鱼台等地连遭水灾，出现了大量的“沉地”、“水沉地亩”或“水深难涸地亩”。
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造成了黄河的第六次大迁徙，运河被拦腰截断，南北漕运不通。黄河初入大清河时，大清河足堪容纳，后来河底垫高，入海之路不畅，堤防不断加高，“汶河上流不得多入大清河，势必尽向汶河下流而入运”，[69]“汶不能逾黄而北，运河水系因之而紊。南病水多，北来水少，加以漕运罢，运工废，南旺、蜀山诸湖，或淤成平陆，或容量渐缩，豬水无所，泄水无路”，使得汶河多余的水经赵王河、牛头河排入南阳、昭阳、微山诸湖，进而旁溢两岸，漫入地势低洼之农田，“黄河以南则既失其利，复蒙其害，如东平灾区，如济鱼两境缓征沉粮地，其尤著者焉！”[70]《山东运河工程计划·引言》也明确提到：“自漕运停后，年久失修，航运之利遂失，而运河之在鲁省者，以黄河改道之故，运漕中梗，水系紊乱，蓄泄失宜，致沿运良田，悉被淹没，鲁西各县，水灾范围日益扩大，历年损失，难以数计。”
2、开河、筑堤等河工建设活动的影响。河工建设是治国安邦的一项重要举措，冀朝鼎指出，“兴建以及发展这类土木工程的目的，最初都不是出自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决定于自然和历史的条件以及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公共水利工程发展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统治集团用以加强对国家进行控制的政治目的”。[71]但是统治者的治河政策经常变化，有的时期筑堤工程多，有的时期开河工程多，有的时期重视中游河南山东地区，有的时期重视下游海口地区。明前期治运工程多，明中叶提出了“坚筑堤防，纳水于一槽”的治河方针，把筑堤视为治河的一项重要措施。[72]自郑州至海口形成了千里黄河大堤，黄河被固定下来，河床因泥沙淤积逐年抬高，使得鲁西南牛头、赵王、洙水、南清、大沙等河无法入黄，各河只能泄入南四湖，再经韩庄运河、伊家河排出。
明后期多开挖新河避黄行运，一些避黄工程如太行堤、南阳新河、李家口河、泇河、徐吕二洪等，都集中在这一时期。例如万历后期泇河的开凿，自沛县夏镇南李家口引水，合彭河，经韩庄湖口，又合氶、泇、沂诸水，东南至邳州直河口入黄河，避开了330里的黄河二洪之险。泇河的开通，改变了沂河、武河等河流的自然流向，将彭河、丞河、沂河、沭河等纳入到运河水系，改变了水系格局。光绪《峄县志》称：“泇河既开，运道东徙，于是并东西二支，横截入漕，堤闸繁多，而启闭之事殷。”[73]济宁地方志作者也评价说：“明人为权宜之计，以济南北之漕，当时才谞之士，堰导汶之故道，使改而西南流，称不世之奇功，庙祀馨香，号为有功德于民，而孰知吾州之水患，实肇于此！至于今日数百里之地沦为泽国，且为扁仓莫拯之痼疾也！”[74]
3、国家治河保运政策的影响。明清治河是以保漕为目的，凡与漕运无关的决口，则非所关心。[75]政府评价河工成功与否，不但要看是否堵决，还要看漕运是否顺畅。为保证运河漕运畅通，最初借黄行运，但难免带来“非假黄河之支流，则运道浅涩而难行，但冲决过甚，则运道反被淤塞”[76]的弊端。后来避黄改运，修筑堤防，开挖新河道，利用沿线湖泊充当“水柜”或“水壑”,调节运河水量。但人为疏导河流、整治河道、筑坝束水的保运做法，改变了流域的地形地貌、河流的自然形态和水文泥沙的形成过程，使水系发生紊乱。例如嘉靖间南阳新河的开凿，使各山泉之水无所从宣泄，遂潴留成河，形成了独山、吕孟等湖泊。[77]使昭阳湖成为黄河的“散漫之区”，南阳湖则成为山水的“潴蓄之地”[78]。到乾隆年间，南旺、南阳、昭阳失去了水柜的作用，仅堪泄水。[79]
4、水淹地亩“免税”身份的认定。水淹地亩“免除赋税”的身份认定，是沉粮地最终形成的关键因素。清康乾时期“沉地”、“沉田”、“水沉地亩”、“水深难涸地亩”等概念最初仅是直观描述一个事实和结果，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和二十七年（1762年）两次批准豁免济、鱼“水深难涸地亩”赋税，才明确免除了相应的纳税责任，赋予了它法定免税的财政属性。但这一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夹杂着激烈的矛盾与冲突，“秀才刘英儒控诉沉粮”案便是一例。据乾隆二十五年所立“名传后世”碑记载，济宁南乡谭村寺等地，地势低下，接连水淹，自乾隆十年后未涸，洼地变成沧海，良田俨若泽国。经过刘英儒十多年的控诉沉粮，乾隆二十四年终获批准免税[80]。甚至民国初年济宁州县志所述“沉粮地”面积，仍据乾隆二十四年和二十七年的豁免地亩数据。可见“沉粮地”作为免税地的代名词，其法定的财政属性已深入人心。
据以上叙述可知，“沉粮地”的形成既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制约，也受人为政策的影响。面对上百年来形成的大片沉粮地，民国时期潘复等人筹办南运湖河疏浚事宜，主持制订了治理湖河的全面工程方案，试图“排水还田，增赋利国”，[81]但成效并不显著，所提出的疏浚湖河、排水垦荒、增赋利民的计划无果而终，沉粮地最终难以涸出。究其原因，除时局动荡外，主要在于苏鲁间省际水利纠纷的影响。
南四湖地跨苏鲁两省，其中南阳、独山两湖位于山东境内，昭阳和微山两湖介于苏、鲁两省之间且大部分属于江苏的沛县和铜山。盈缩不定的湖泊分属不同的政区，难免会带来水利纠纷。同治三年(1864年)，丰县于城北徐堤口破太行堤创挑河道顺水入湖，而微湖南端蔺家坝因筑坝拦水济漕，致南阳、昭阳二湖之水不能畅泄。丰县欲导水入湖，鱼台则筑坝封闭，引起多次械斗，后经鲁苏两省督抚协调，规定“丰不挑河，鱼不筑堤，任水自流”。[82]民国时期，微山湖宣泄之路“惟特恃韩庄之湖口闸、张谷山之蔺家坝。湖口闸为蓄水计，不轻启放；蔺坝附近，河底高亢，虽大水时启放流亦不畅，平时除蒸发外，并无泄量可言，一遇洪水，漫溢滨湖低地，地势使然也”。[83]故苏鲁间多次发生争执，《韩国钧为苏鲁运河会议敬告淮北同人书》记载：山东治理南运河，可使汶泗畅流南下，使南阳、独山、昭阳等湖干涸成田，对山东明显有利，但对下游的江苏，“实为大害”。双方在京举行五次会议，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绝端相反”。[84]
四、小结与讨论
总之，“沉粮地”前身是清康熙、乾隆时期的“沉地”、“沉田”、“水沉地亩”或“水深难涸地亩”，民国初年始见“沉粮地”的称谓。沉粮地概念兼具直观意义上的“水淹田”和本质特征的“免税田”两种属性。与“沉粮地”相对的是“缓征地”，前者是官方认定的免税之地，后者虽未经认定且仍保有纳税之名，但实际上也不纳税。乾隆中期两次豁免赋税，赋予了“沉粮地”法定免税的财政属性。
“沉粮地”的形成深受黄运地区水环境变迁以及国家漕运政策、河工建设等因素的影响，其形成过程与南四湖的塑造过程同时进行。该区域经历了从耕地景观到湖泊景观的演替，粮田变成了水面，栽植了苇、草、莲藕，萌生了多种水产植物。在传统农业社会，耕地是百姓生活之源，尽管免去了沉粮地的赋税征收，但农民“有地不尽耕种，悬磬兴嗟，哀鸿堪悯”[85]。早在乾隆年间，朝廷与山东地方政府在排水救灾和宣告沉地豁粮的过程中，已有意推动农民改旱田种粮为水地植苇，试图在解决失地百姓生计的同时，维系国家的赋税收入。[86]种庄稼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后，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或者亢旱之年利用涸出的土地“及时种麦，以冀幸获”，或者“谋开稻田”，但这两种方式并不固定，种麦“稍遇微雨，上游水来，则并籽种资力而悉丧之”，开稻田也“卒无成效”，于是大多数人选择了“植苇捕鱼，自谋生活”，[87]变成了以水产植物为生的湖民，祖辈生活在湖内，无村宅房舍，以船为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中村落的土地利用方式继续发生变化。1964年上级湖蓄水前，整个南四湖内共有自然村231个，其中南阳湖80个，独山湖28个，昭阳湖105个，微山湖18个。[88]南四湖蓄水后，政府有计划地进行了湖民安置工作，将一些村落从湖中迁出，在陆上建居民点。同一时期，三面滨湖的鱼台县成功稻改，栽种水稻35万亩，使十年九灾的滨湖涝洼，变成了稳产高产田。[89]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济宁市对南阳湖北半部分即北湖进行了开发，北湖是历史上“小口门至孙杨田村以北三四千亩低洼地成为湖泊”[90]，1996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旅游度假区，2012年北湖旅游度假区创建成为国家4A级景区，2013年更名为“太白湖景区”，成为重要的人文生态旅游基地。上述土地利用方式变化，是适应这一地区生态系统变化趋势的结果，也是流域治理规划不断加强的结果。
文字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4年第4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