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漕运中的官民冲突
—以光绪河南洛阳闹漕案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郑民德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清道光后，外敌入侵、吏治腐败，加上黄河北徙，运河淤塞，运作近二百年的国家漕运陷入绝境。光绪十三年，河南洛阳李延华、李延涌兄弟为反抗地方官府的漕粮浮收，纠集民众闹漕，并上控京城，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造成了河南官场的地震，对地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闹漕；洛阳；漕粮；社会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漕运是清代专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为了保障每年四百万石漕粮顺利抵达京通仓，中央政府不但设漕运总督、河道总督、仓场总督负责漕粮的征纳、河道的疏浚、粮食的存储，而且在河南、山东、江苏、浙江、两湖、江西、安徽等省置督粮道，负责本省漕粮的监督收纳、漕船押运等事务。延续至清中后期，随着黄河北徙、运河淤塞、漕粮改折的影响，加上国内政局动荡，国家正常漕运秩序受到了巨大冲击，当时不但征漕官员与胥吏任意压榨纳漕百姓，上欺国家，下害民生，导致官民冲突不断，而且基层社会民众的反抗情绪也日益高涨，其中光绪十三年洛阳闹漕案即是典型的代表。清代河南漕粮数额虽不及江南地区，但因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加上地方官员的浮收与压榨，百姓处境苦不堪言，本次闹漕由李延华、李延涌兄弟带领，他们通过抗粮、上控、京控等方式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地方恶势力斗争，最终却因官官相护，先后毙命。他们凄惨的代价，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中央政府先后惩治了河南官场的一大批中高级官员，并减轻民众负担，安抚百姓不满情绪，使地方社会暂时归于平静。本文以光绪十三年洛阳闹漕案为视角，分析了专制社会末期漕运困境中百姓与地方官府的利益纠葛与冲突，揭示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与现实，文章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闹漕案的背景与过程
清代河南虽属有漕省份，但并非属于运河直接流经地区，卫辉、彰德、怀庆、开封等府漕粮或陆运，或河运到卫河沿岸的楚旺、小滩水次仓，然后由漕军输往北京与通州。道光、咸丰后，因运河淤塞、黄河北徙、漕粮海运，河南漕赋也多改折银两，由官府或商人从广东、台湾、东北、四川等地采购商品粮以满足国家的各项需求，运河与传统漕运的作用已大为削弱。尽管如此，河南有漕百姓的负担依然很大，当时不但地方政府任意苛索、压榨漕户，而且胥吏、生监、地棍也视征漕为获利途径，“涉漕务一切皆丁胥主之，领银唯命，截串唯命，捉某户，褫某衿唯命，忽拥之坐堂皇，忽驱之诉长吏，皆唯命，非所谓我为政者乎。丛怨于绅衿，肆虐于平民，小而讦讼，大而闹漕”[1]卷31，地方官员形如木偶与傀儡，任由胥吏摆布，从而加重了百姓的纳漕负担，扰乱了基层社会的民间秩序。
洛阳虽有“天下之中，十省通衢”之称，但在清代仅为县建置，经济与商业并不发达，同时因自然灾害频繁，所以百姓生活艰辛，常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咸丰四年（1854）清廷增加苛捐杂税，洛阳百姓组建“联庄会”，进行抗粮运动，被清政府镇压。咸丰五年（1855）黄河铜瓦厢决口后，河南、山东临黄州县的农业发展环境进一步恶化，洪涝、干旱、蝗害的发生频率大为提高，对基层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咸丰八年（1858）夏，洛阳发生水灾，导致农业歉收；光绪二年（1876）至四年（1878）连续十八个月无雨，不但五谷不收，物贱如粪，米贵如珠，甚至人饥相食，死者十之八九，史称“光绪三年大旱灾” [2]（p13）。频繁的自然灾害，使洛阳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在此危急局势下，地方政府不但不抚恤百姓，反而妄加征收漕粮，浮收、滥征、加耗不断，从而加剧了与基层民众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秩序陷入混乱之中。
光绪十三年（1887）洛阳知县王道隆勾结胥吏与地方土棍增加漕米税银，从中分肥，引起洛阳民众的不满，他们推举洛南李延华、李延涌为代表，与王道隆进行谈判，希望减轻百姓的负担。但王道隆不辨黑白、昏庸残暴，“因民人李延涌等传帖聚众，阻挠收漕，将李延涌拿获，辄非法殴打，立时拷毙”[3]（卷248），草菅人命后，又添改日期，谎称病故，妄图瞒天过海，逃避惩罚。李延华知悉其弟惨死后，先后向河南府、河南省进行控诉，但因官官相护，一直没有结果。后李延华京控于“三法司”之一的都察院，结果却被收监关押，在狱中死亡，据《东华续录》载“河南民人李延华以洛阳县漕米违例浮收，兼将伊兄（实为其弟）李延荣（即李延涌）滥刑毙命等词，赴该衙门呈诉，该民人旋即在押病故，并于尸身检出告示、粮单各件一，并抄录呈览等语” [4]（光绪八十二）。李延华、李延涌兄弟双双因闹漕而毙命的悲惨结果，引起了洛阳民众的极大愤慨，他们围攻县衙，声讨地方官员的罪行，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抗粮运动。光绪帝接到奏报后，对此案极为重视，谕令：“案关苛征病民，酷刑毙命，虚实均应彻底根究，著边宝泉督同臬司亲提人证卷宗，秉公研讯，务得确情，定拟具奏，毋稍瞻徇” [4]（光绪八十二），希望河南巡抚边宝泉能够查明案件真相还百姓公道，但边宝泉袒护下属，隐瞒实情，迟迟无法得出结论。后御史张廷燎奏称：“洛阳知县王道隆滥加粮额，酷刑毙命，抚臣规避失察处分，恐难彻究，请饬查办” [3]（卷248），于是中央又派大学士恩承、刑部尚书薛允升彻查此案，后经仔细调查、取证，方发现了河南官员滥征漕粮、官官相护的罪行。光绪帝闻悉案件实情后，极为震怒，对河南一大批中高级官员进行了惩罚，并为李氏兄弟平反昭雪。
案件结束后，为减轻洛阳百姓负担，缓和地方民众与官府的对立情绪，清廷降低了漕粮银浮收的数额，从而暂时稳定了地方社会秩序。据《漕规碑记》载“从来法之无越旧章者，自率由而莫易，事之有关大义者，虽捐躯亦不辞，吾洛漕米合勺成升，四碗起头，其弊多端，今经李延华、李延涌京控，兄弟同死案下。蒙皇上钦差恩、薛（恩承、薛允升）二公讯明，洛阳大粮共六万二千五百七十五两，漕米共一千二百八十五石，每正银一两扣漕二升零四勺七撮，每升扣钱二十五文，当堂面谕，永不准合勺成升，四碗起头亦不准出口照钱，仍照二十五文旧章完纳，嗣后藩台复谕每米一石上解费银三两，折收钱六千八百文，每粮银一两扣漕二升二合三勺，每升折收钱六十八文，合洛暂遵此完纳，但恐世远年湮，其弊复生，因会通合县各捐囊资，劝诸贞珉，以著李氏之义行，并见吾洛之人口口，册书工食向无此例，姑念伊等贫穷在官，合县公议，每粮银一两为出钱八十文，如出粮食者，秋夏各八升以示体恤。光绪十六年十二月谷旦合洛绅民合立” [5] 。该碑刻于李氏兄弟死后三年，其内容为减免漕粮浮收的过程及遵循的数额，目的有二，其一是纪念李氏兄弟为洛阳百姓所做的贡献；其二为将漕粮数额勒石永记，以防以后政府的压榨与勒索，从而作为标准与依据。
光绪十三年洛阳闹漕案，虽然在规模上无法与湖北钟人杰、山东朝城县闹漕案发展成武装起义相比，但仍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李延华、李延涌兄弟二人在洛阳百姓的支持下，先后上控于河南府与都察院，但均惨死于刑狱，最后只是在最高统治者的直接干预下，在大学士、刑部尚书这样高级别官员的复审下，才最终得以平反，这说明在专制社会中，百姓的正当利益很难得到维护，在与官府的博弈与斗争中也处于劣势，所以他们寻求公平与正义的道路如此艰难。
二、京控的艰难之路与河南官场的地震
河南洛阳闹漕案，初期只是一起百姓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如果地方政府处置得法，根本不会发展为上控京城、酿闹人命、官员受惩的地步，最后之所以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甚至惊动了最高统治者，就是因为当时官场整体腐化，地方官吏压榨民生，利用征漕的权力从中谋取私利，“大户仅完缴正额，小户更任意诛求，迟至满廒停收，即须改征折色，每石价至五六千文不等，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不足，官吏征收不善，小民咨怨有词，故闹漕之案往往因之而起” [6]（卷66《赋税》），这种完全不顾及民众诉求，甚至以权压法、以权卖法、以权弄法的行为，必然会激化与百姓的矛盾，从而引起纠纷与冲突。
在得知弟弟李延涌惨死于洛阳知县王道隆的毒手后，李延华异常悲愤，决定采取上控的方式讨回公道，他先后向附近州县及河南府、河南省按察司进行控诉，但或被拖延，或被发回洛阳县重审，始终没有解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贪官、庸官遍布，他们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彼此袒护，高级别官员收受下属的贿赂后，对于他们的腐败行为置若罔闻，而地方官有了上级的笼罩，各种违规行为也明目张胆，视若无人。李延华在一系列努力无果后，决定上控于京城，向最高级别的司法机构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进行控告，希望能够为弟弟平反昭雪。但在清代，越级上诉有着繁琐的程序，甚至要经受巨大的磨难，据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讲：“州县专以钱漕为意，于听断大都怠慢，而佐理之友更多不谙条例，玩视民瘼，虽雀脚细故常拖延岁月，迫成上控，上控则发回本县，又迫成京控，京控又发回本省，委员与发审之友商同，置之高阁，每有原告瘐毙，押店具文销息，积习至牢，交恶弥甚，及征收钱漕时，绅民连名控讦，轻则发府，重则提省，原被数百人，拖累经年，官民两困” [7]（第27《别集八》），并且“近年风刁健，上控、京控之件日多，是立严章程，凡未经本管官审断而辄上控者，即所控得实，亦治以赴诉之罪” [7] （第27《别集八》），所以蒙冤百姓京控并非那么简单，要经历层层阻隔与磨难，稍有不慎，不但不能平反冤情，甚至连上讼者都会锒铛入狱，无法昭明公理。
李延华京控于都察院后，“定例京控案件由步军统领、都察院、通政司上达者，率奉旨交督抚提案研讯” [8]（卷2），案件交河南省复审后，巡抚边宝泉昏庸无能，无法辨清案件事实，导致迁延不决，甚至连李延华也毙命于监狱。光绪帝闻知后，非常重视，又令大学士恩承、刑部尚书薛允升彻查，才最终使该案真相大白。因案件关系基层社会秩序稳定，并且出现人命大案，中央政府对办案不利的各级官员进行了惩罚，其中“王道隆著即行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孟津县知县陈理裕虽讯无扶同捏报情事，惟未将李延涌刑毙缘由查询明确，率以受杖后越日身死详报，河南知府承恩事前既未将此案查明禀揭，事后复照详率行拟结，候补知府冯光元亦未查明，辄于承恩照详会禀，署洛阳知县康乃猷，明知该县漕粮向有浮收，不肯举发，含糊断结，均著交部分别议处，前河南巡抚边宝泉于王道隆滥刑毙命各节不行即时参奏，著交部查议” [3]（卷248），最后署洛阳知县康乃猷、孟津知县陈理裕、河南知府恩承、候补知府冯光元全部被革职，河南巡抚边宝泉也被降二级留任。该案引起了河南官场的大地震，上至巡抚，下至知府、知县，全部受到处分，可见清廷对于该次闹漕案是非常重视的，希望通过官场的整顿，重新恢复漕粮收纳秩序的稳定。但在清末社会，传统漕运已陷入穷途末路，不但“不肖官绅侵渔中饱，民情困苦，怨嗟盈路，京控上控之案层见叠出” [9]（卷20），而且“上控批回则以为健讼，京控交审则半属消弥” [10]（卷2《奏疏》），百姓难以找到伸张正义的途径，仅仅惩罚一部分官吏，根本无法改变整个官场的恶习，只能属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从表面上看，光绪十三年洛阳闹漕案是百姓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因为漕粮浮收不但得以削减，而且部分昏庸无能的官员也得到了惩治，但这只是表象，事实并非如此。其原因有三：首先，李延华的上讼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中途历经艰难，最后身死狱中，其代价十分之大。其次，闹漕案发生后，光绪三十年（1904）官府又增加税赋，引起了洛阳民众的斗争，三十一年（1905）百姓又群起抗花布捐与粮食交易税，聚众与官府对抗。宣统二年（1911）又反对清政府加税，爆发抗官毁署事件。可见洛阳频繁的民众反抗运动，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当通过正常的途径无法保障自身的权益时，就只能通过暴力的方式获取，这也是普通民众的无奈之举。最后，清末社会外敌入侵、内乱纷扰，赔款、练兵费、苛捐杂税层出不穷，而所有的负担都落到基层百姓身上，当他们被迫害到走投无路时，必然会激化与官府之间的矛盾，从而引发冲突与斗争，导致社会秩序陷入混乱。
三、结语
清代漕运发展到中后期已是弊窦百出，各地民众抗粮、闹漕运动不断，上控、京控事件也不绝如缕。当时“漕运之制，日久弊生，州县则任意征求，旗丁则借端勒索，民间受累日甚，因而挟制州县，州县既有浮收之弊，遂不能不受勒于旗丁，旗丁既有需索州县之事，则沿途各衙门奸胥蠹役亦不免勒索旗丁” [11]（p290），这样漕运不同衙门、不同人员纷纷从中取利，而繁重漕赋的最终承受者却只能是普通百姓。当基层民众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往往会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反抗。一种是和平方式，一般通过诉讼、京控等手段，希望上级部们能够确查民情，体恤民苦，做出有利于百姓的举措，类似的案例有道光二年（1822）湖南匡广文、光绪十三年（1887）河南李延华闹漕，但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只是在发生人命巨案的情况下才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其二为武装反抗，是在通过和平方式达不到目的的时候，采取武装暴动、起义的形式谋求公平与自身的权益，案例有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湖北钟人杰起义，道光二十四年（1844）到咸丰四年（1854）的山东朝城县武装闹漕。不管何种方式，均为百姓的无奈之举，其行为具有正义性，也体现了百姓在与官府的博弈过程中处于弱势，“民间苦于苛敛，因而聚众闹漕，其围城罢市者始得上闻，余则立毙杖下或长系囹圄耳” [12]（卷1《奏议》），必须使用非常规的手段才能达到目的。
光绪河南洛阳闹漕案在清代绝非个案，当时在山东、江苏、浙江、江西、两湖、安徽等有漕省份百姓的抗粮、闹漕运动非常频繁，呈现出一种常规化、普遍化、组织化的特征，是当时社会秩序动荡的一种具体体现。那么为什么河南漕粮数额在远不如江南地区的情况下却发生漕案呢？大体由以下三个原因造成。首先，虽然清初对于各省州县漕粮征收定有数额，一般不会危及民众的生存，也不会引起百姓较大的对立情绪，甚至在灾荒年景，漕粮可以豁免、豁减、豁缓，以减轻百姓的生存压力。但到了清中后期，随着漕运腐败现象的加剧，州县、旗丁、生监全部参与到漕运利益的博弈中，浮收、加耗数量甚至超过漕粮正额数倍，河南有漕州县也不例外，所以即便正额不高，但压迫沉重。其次，清末除吏治腐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外，河南省连续遭遇水旱蝗等自然灾害，特别是黄河连年决口，百姓生活困苦，在此情况下，地方官府不但不抚恤民生，反而妄加漕赋，所以发生闹漕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清末河南省的闹漕、抗税运动具有连续性，特别是光绪、宣统两朝几乎年年爆发，呈现一种高频率的特征，洛阳作为人口密集，漕赋较多的县，官与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特别剧烈， 因此李延华、李延涌闹漕只是其中百姓宣泄愤怒、追求公平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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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来源：《农业考古》2015年第1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